毛主席书法选

葛民

毛泽东书法艺术，是20世纪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近年来，随着毛泽东书法手迹的陆续出版面世，人们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在逐步深入，关于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流变问题，也出现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文章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中年以后处于风格成熟期的作品上，对其书法艺术风格的演进也偏重于大时段的宏观勾勒。笔者以为，一个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进，与其早期在书法技能上的基础性训练密不可分。因此，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首先应当对其青少年时代的取法对象与摩习路径进行考察，从中分析归纳出可能影响其日后书法趣向的基本原因与内在理路，作为对其一生书法历程展开整体研究的基础。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对毛泽东若干早期书迹进行简要的爬梳，以期寻绎他在书法艺术实践上的方向选择与审美追求。

毛泽东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历史伟人，我们更多了解的是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一面。正由于政名太高，却掩盖了他在诗词、书法等领域的不凡成就。其实毛泽东在书法领域的成就依然非常之高，与历史上任何一位书家相比，毛泽东雄浑豪放、气势如虹、风格独特的书法艺术本身，以及他对中国书法艺术振兴、复兴的巨大贡献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书法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评价既不过分，也不夸张，因为毛泽东做到了“是真书家自风流”的大境界。

世人对毛泽东书法“毛体”的认同是毋庸置疑的。但长期以来，一些人把毛泽东的书法定位为“狂草”的误读也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这个误读，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对中国书法书体的界限。书体的区分主要是以基本形制来划分的，而非以笔墨和气势来区分。以楷书为体，草书为用，谓之“行楷”；以草书为体，楷书为用，谓之“行草”。综合来看，毛泽东书法的准确定位应该是“行草”，而非“狂草”。代表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的作品有两幅：一是取大草气势的行草代表作品为《忆秦娥·娄山关》，可竞秀张旭、怀素；二是取小草气势的行草代表作品为《沁园春·长沙》，可比肩王羲之、颜真卿。这两幅诗书合璧、书诗双绝的作品，是书家书写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扛鼎之作，可雄视古今，为书法艺术上的神品之作、巅峰之作，实则代表了中国书法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手书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公开发表，这幅题词震惊了中国书坛，令无数人赞叹。由此，他“非行非草”的书法又一次被世人广泛认知，进而被加冕为“毛体”。这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毛泽东的书法坚持中国文化和书法的本源，在保持中国汉字字形完美姿态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发展，用独特的用笔、笔法、章法开拓创新书法艺术，纠正消除了草书过度浪漫（包括随意改变字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中国书法开拓创新奠定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功不可没。毛泽东书法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和魅力，还在于他坚持民众的审美倾向和应用需求的“人民性”特征。他的字虽然是书法艺术，但民众喜闻乐见，是无论什么人都认可的中国字，不生僻怪异、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更不是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认得的字，完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这是值得思考和发扬的。因此，毛泽东对中国书法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继王羲之、怀素等书家之后，对草书遗风传承开拓、发扬光大的书法巨人，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高峰。

毛泽东的书法不可学，是因为毛泽东是天纵之才，其书法洋溢着无与伦比的才气、豪气、灵气、霸气、神气，令人叹为观止，敬之仰之，绝非常人可以驾驭。

欣赏毛泽东书法，我们既能感受到他的龙蛇飞舞、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书法艺术之美，又能感受到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睥睨天地、独领风骚的伟人风范。

毛泽东的书法不物成规，有着极其鲜明的创新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师古人而不拘成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推陈出新，独领风骚，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毛字”、“毛体”。

霸气是毛泽东书法中的一股雄放之气，气势咄咄逼人，汪洋恣肆，纵横捭阖，节奏铿锵，一泻千里。

如果站在“视觉冲击力”角度观赏，其“形式艺术”的动感魅力，可以横扫千军，无人匹敌。

就书法艺术而言，最能代表一个人艺术成就，并能最好表达艺术家个性的，莫如草书。毛泽东就选择了最能体现其浪漫豪放情怀的草书，即使其行书也带有草意。

毛泽东的草书，下笔顿挫分明且颇有力度，行气十足，虽师法怀素、张旭和黄庭坚，却更加大气和酣畅：不论从结体章法上，还是运笔上都极其狂放和洒脱。

另外，毛泽东的书法，既有棱角分明的狂放书风，也有舒缓写意的抒情书风，前者如《七律·长征》，后者如《采桑子·重阳》，其中可以看出他能屈能伸的政治家本色。可以说，毛泽东的书法与其诗词一样，都成为他伟人风范的绝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