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华文集】童年回忆之高小篇

刘利华

童年回忆之高小篇

由于是五岁发蒙的，尽管读了两个一年级，从大屋塆小学毕业到上巴河街上读高小时我还只有九岁。我们黄土塆基本与我同年的有6个男孩：刘孟东、刘孟初、刘子尤、刘子国、刘汉全、陶长富（女孩一个也没有）。可由于比他们高一届（唯一与我同届的同龄人刘孟东要再读一个四年级），到街上读书的第一年，他们全不能跟我一起上学。与我一同升到高小的倒是有陶淑兰（因长我一辈，我叫她细苕爷）和刘汉祥二位，可记忆中他们很少跟我一道上学的——不记得是我上学时没邀他们，还是他们上学时没邀我。我想一个原因是因为差不多比他们小两岁，人小腿短的我跟不上趟的原故；再一个原因可能是喜欢跟女同学一道上学的汉祥老兄每天天早早地把细苕爷邀走了，叫我当不了电灯泡吧。呵呵！由此故，在上学伙伴这个问题上，我得另辟蹊径。
我们黄土塆离上巴河街是四里路，这四里路的每一里是有比较明确界限或者是记号的：从我们五小队（黄土塆）塆头起，经过六小队的刘家茅屋、道士塆、到鼓皮寺，是一里路；到红曲塆塆外的一块稻田正中的一个田缺，是一里路；到凡家塆塆头，是一里路；再到上巴河东街“拐棍头”，是一里路。在2014年以前的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这四里路是四华里，直到这年我从广州回乡办事时，特地用跑步软件测了两遍，我们塆离上巴河小学的实际距离是4公里。
读高小五年级这一年，我的主要上学伙伴，就在第一个一公里里程内的刘家茅屋和道士塆结识的。
第一个伙伴是刘纯全。从1966年9月1号起，我们上学经过刘家茅屋时，必从他家门前过，由于年龄差不多，又是本家，他父亲我叫刘伯，母亲我叫王姨，而且我们同班，所以很快就成了结伴上学的好朋友。于是每天经过他家门前时，只要他还没走（正在吃饭），我就会等他一起上学。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虽然当时我还不到十岁，也被点燃了革命激情，到上巴河高小读五年级的第一学期，就改名叫刘爱国，当时全校师生纷纷建立革命组织，我也不甘后人，与同学加战友刘纯全两人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这在现看来是天大的笑话，可在当时是被认可的，而且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以此署名落款的。我们的革命战斗友谊一直延续到高小毕业。记得毕业那天，各自回家后，他特地赶到我家，彼此互诉情谊后，我送要回家的他行到村头，各自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到对方胸前，然后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40多年后的现在，我每次回乡时，都会提前打他的手机，让在上巴河街上开麻木的他到车站接我回黄土塆呢（当然，车费是要给的）。
转过刘家茅屋纯全家屋角往西走约五十米，便是一渠道，走过渠道上的石桥再下一陡坡便是道士塆，上高小后我第二个结识的应该是王三毛了，王三毛的学名叫王华山，他有一个哥哥，叫王金山（叔伯房有个哥哥叫王银山），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记忆中与他一起上学放学的时候不多，更不记得其间的具体情形，但却对他的父母，特别对他父亲印象最深。三毛的父亲是个篾匠，手艺不错，在我自小到人大的二十多年岁月里，他曾几次被我父母接到家里做垫子、箩筐等篾货。我管他叫王叔，从高小（乃至到初中）每次到他家邀三毛上学，或上学放学经过他家时，他总是对我一脸笑，也喜欢逗我，是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三毛的母亲对我也比较客气，在我印象里算得是勤劳能干贤慧善良的农妇。
现在要讲讲王锦国了，虽然与他一起上学是在刘纯全、王华山之后，但很快就与他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友情。当然，读小学时就与他有过接触的，记得不止一次临时与他同桌上课时，他或在他的书上，或在我的书上画头戴大盖帽身挎盒子炮的国民党军官。有时还画些国共两军或中日两军打仗的场面。我最喜欢看他画盒子炮，特像！而且好象记得他还自制过打火炮的木头手枪，涂上黑颜色后很有些像真家伙。我特羡慕！我与他一起上学后，他在路上时不时讲故事给我听，我也没问比我大岁半的他是在书上看还是听人讲的，反正不知道他哪儿来那么多故事，而且讲得绘声绘色，特吸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讲的一个比较长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艾里 • 库尔班》，尤其是他讲艾里 • 库尔班独自骑马向魔王国走去，路上经过艰苦的鏖战，征服了塞上巴图尔、冰上巴图尔等八个拦路的武士时，那惊险情节、生动场面，非常让我着迷——每每听他讲述时，那种精神享受不亚于读初小听张柏恒老师讲惊险战斗故事。时过几十年，我还记得放学时走到哪段路时他开始讲故事中最精彩的那段情节。也由于小时候和他有这段交集，我们成了几十年情深意笃的好朋友。在与王锦国同学的三年时间里，除了崇拜他会画画会讲故事特别外，还敬佩他的学习成绩好，尤其是数学，可以说在全班是数一数二的（并因此一直任班长或学习委员）。

在上巴河读高小五年级时，我们是五（2）班，左隔壁是五（1）班，右隔壁是五（3）班。对于五（1）班最深刻的记忆是，此班有个同学叫何红峰，他的头发是全班最少的，而学习，却是全班最好的。不过在整个高小阶段，因为成绩不在一个档次，我与他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及至三年后我和他俩重读初一被分在一个班，不久同任班干部后，才成为比较要好的学友。对于五（3）班最深刻的记忆是，此班有一群喜欢打架，称王称霸的同学，最厉害的当数袁佑元、袁佑喜，手下有几个姓袁的同族兄弟。不记得上巴河街上和十四大队的学生跟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班，印象中上巴河街上的一群学生的气场好象比他们更大，姓袁的队伍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实力，于是我们这个班成了他们经常挑衅的对象。其实我们五（2）班人高马大的同学也不少，只是象一盘散沙样，没个灵魂人物将其凝聚起来形成可以对抗入侵者的强大势力。
记得有一次，“袁家军”又来我班寻衅挑祸，我们班象我这样年龄小、个子矮的同学都大气儿也不敢出，只有像范志祥、朱小初等年龄和身材与对方不相上下的同学时不时与来犯者打打嘴巴官司，但一时间没有人真正敢接受对方的挑战。我那时对范志祥和朱小初是寄于厚望的——巴不得他们与另几个大个子同学联手与对方干上一仗，打下袁家军的嚣张气焰。记得当时朱小初站在教室外面时不时顶对方几句，但在尺度和分寸上有所保留，没有哪句足以激怒对方，从而拿他开刀。我想，如果一旦他与对方干起来了，范志祥等人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们一起上的话，就有好戏看了。然而，战争迟迟没有爆发，尽管我非常喜欢“黄鹤楼上看翻船”，但这船迟迟不翻，想看，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了。当时的我暗自着急地从教室里转到教室外，又从教室外转回教室里，和一个赶场看戏的人等待开锣启幕的心情很有些相似。记得我转悠到靠教室西墙的四组中间的位置时，不知一直坐在三组后面与对方骂战的范志祥哪句话点着了导火索，只见原本在外叫阵的袁佑元怒气冲冲大踏步走进我们教室的同时，将手里的一把石块瓦片什么的，往进门第二排的课桌上一丢，险些溅到几个同学的头上，然后径直朝范志祥所在的位置步步逼进，当然，他身后跟着袁家军的全部人马。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袁佑元在抵达范志祥面前之瞬间，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把抓住范同学的下身，并逐渐加大力度，把个可怜的范志祥捏得叫爹叫娘地喊痛……就这么一下，就让我们班上最狠的“人物头儿”彻底卑服了，而且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解围劝架……几分钟后，全班同学眼睁睁看着袁氏兄弟不可一世地扬长而去。虽然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由于场面过于震撼和刺激，此时的班集体卫护心退居到次要位置，倒是因平时没少受其欺负的范大炮（我们私下这么称呼他）这次经受别班同学的操蛋之辱，竟不无幸灾乐祸之感。
如今的少儿玩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甚至连高科技的都有。而我们那时玩的东东绝大部分是靠自力更生亲手制作的。记得读五年级时，全校风靡一种泥制迫击炮的玩意儿。当然，这是男孩子的专利——那时几乎没有一个男同学没为此物着迷。这炮的制作材料、步骤及原理如下：到塘岸或田边寻取（或生产队的做瓦的窑棚盗取）一团重达几斤、特具粘性的黄泥或窑泥，将泥团反复揉搓摔打成半干并有足够的韧度，做成大小和厚度不等的若干四方形框架——这框架要做得非常平整使其具有极强的密封性，其中最小的框架须在其一方的正中钻个大约1厘米的小孔，再做一个顶部封闭的炮盖，晾干备用，然后找一个用完了的润肤油盒，在盒盖中间钻一小孔，用八股绦带或粗索线做成灯芯插入孔内，再将空盒装满柴油或煤油备用，另外，还需一个铜毛笔套和若干截高梁穗杆。最后开始组装和试验：将晾干了的框架依下大上小的顺序成宝塔形叠起；将尖部钻眼的铜毛笔套插进小方形框架的孔内当炮口（呈一定角度直指前方）；将一截高梁穗杆塞进毛笔套内当炮弹；将润肤油盒做成的微型油灯放进炮内；用点燃的纸条伸进炮内将油灯点着；再盖上炮盖。当炮内的油灯将内部空气燃烧膨胀到极点时，会发生“砰”的一声钝响，与此同时，炮弹会瞬间脱膛飞射出去，近则数米，远则数十米，凭制作者的技术实力而定。技术差的，油烧完了还是哑炮也未可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用这自制的玩意儿，于课余时间里，在自家班前走廊里或窗台上，架炮点火，向对面班级瞄准发射。倘若有哪个炮手的火炮威力够大，射中目标，则会引起一阵欢呼。而对方也会还以颜色，一时间，炮火连天，弹痕遍地，不亦快哉！

从五年级升到六年级后，与我一起上学的队伍陡然壮大起来，除了本塆同龄的男孩刘孟东、刘孟初、刘子尤、刘子国、刘汉全、陶长富之外，比我大一岁多的女孩“末儿爷”刘秀花（到初一改名为刘桂萍）也入此行列。这样，加上刘汉祥、陶淑兰二位，整整有十人之多，走在上学路上，颇有一字长龙之势，若中途有别塆的同学加入，就更其“浩浩荡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