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窝拴在窗台上

杜志刚

　　我总是在不经意间回想起那段日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生活朴素得像一幅素描，人心单纯得像一湾清水。三四家或者五六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大人们说笑的声音、孩子哭闹的声音、鸡飞狗跳的声音、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构成那个时代特有的交响。我就是在这样一曲交响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童年。

门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把村庄分成两部分，春水涨起来的时候，差不多要没过膝盖，没有桥，大人们就从河边搬来一些大石头，从河的这头很均匀的摆到河的那头，一步远一块石头，来来往往的人们便踩着这些石头过河。一过立夏，小河便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那时，村子里的孩子多，河南岸的，河北岸的，有几十个，把衣服丢在岸上，光着屁股整天在河里玩耍。摸鱼、游泳、打水仗，比谁在水里潜伏的时间长，几个特别调皮的孩子，还在岸边草窠下抓两把黑泥，涂得满脸满身都是，向河里的伙伴们做着鬼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就用手用脚往他的身上喷水，瞬间，那个孩子就像一个泥人土崩瓦解了一般，脸上的泥，身上的泥哗哗往下淌。什么讲卫生，什么安全，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就是一个玩儿，玩得淋漓尽致，玩得一塌糊涂。有时候水凉，弄得满身鸡皮疙瘩，便跑到岸上，拣两块被太阳晒热的薄石头，放在肚脐眼上，用另一块石头在上面敲打，口中还念念有词：“一盆火，两盆火，太阳出来晒晒我！”那时村子里住着一户姓马的人家，因为是外姓，孩子们便欺生，合伙编一段顺口溜骂马家的孩子：“耗子花，吹喇叭，吹到南山老马家。老马家，蒸包子，蒸出一窝兔羔子。”老马家的孩子听到孩子们在骂自己，便给予反击，于是战争便开始了，起初是对骂，后来是大打出手，结果每一次都是马家的孩子吃亏，被我们拽到河里，呛一顿水，或者打得鼻青脸肿。那时候不光是对外姓，我们本族孩子之间打架也是常有的事。但大人们从没有因为孩子之间打架而红过脸，更不会出现谁讹上谁的事。通常是各自领走自己家的孩子，数落几句：“不好好玩，打什么架！”有时候大孩子欺负小孩子，小孩子受了委屈，家长一面哄着，一面吓唬那个占了便宜的大孩子：“你等着，待一会儿带我儿子到你家吃鸡蛋黄儿去！”说归说，但从来没有看见哪家的大人领着自己家的孩子到别人家吃过鸡蛋黄儿。孩子们呢，过了今天忘了明天，到第二天照样在一起玩。

在我的记忆里，吃鸡蛋黄儿，对于那个时代是一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养鸡。走进农村的大杂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鸡窝，用荆条编的，不管是纸糊的窗户，还是玻璃窗户，每一个窗框的窗台上都拴着一两个鸡窝。大杂院里住的人家多，养的鸡也多，白天满院子飞满院子跑，除了鸡的主人根本分辨不出哪只鸡是谁家的。晚上喂鸡的时候，大妈叫鸡的口令是“咕咕咕”，二婶叫鸡的口令是“啰啰啰”，老奶家叫鸡的口令是敲着铜盆一阵“当当当”，好像每一只鸡都能听懂主人的口令，瞬间集合到自己家的门口，绝不会出现站错队的情况。养的鸡多，收的鸡蛋就多。每年一开春，院里的大妈大婶们就开始比谁家的鸡开张的多，“我们家的大芦花开张了！”“我们家的九斤黄也跳窝了！”有几家鸡不争气，主人便暗暗在心里叫上了劲，大人挖野菜，孩子逮蚂蚱，为自家的老母鸡改善伙食。到了产蛋的盛季，大妈大婶们更是比赛似的，你端着瓢，她拿着个笸箩，比谁捡的鸡蛋多，比谁家的鸡蛋大。尽管每家养的鸡都很多，但女主人对自己家的鸡蛋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熟悉得一清二楚。偶尔谁家的鸡上错了窝，把鸡蛋生在了自己家的鸡窝里，拣鸡蛋的时候便挑出来放在一边，满院子地喊：“看看这是谁家的鸡蛋？”这个细节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感动。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社会的最底层是人间最温暖的地方，普通百姓的身上最能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

雨天的大杂院是宁静的，庄稼人难得有一天“雨休”，不必担心村头的大钟催促上班。外面是刷刷的雨声，这时候，一家七八口人或者十来口人，便不管东西南北，横倒竖卧，从炕头到炕梢，响起声调不同、节奏不一的鼾声。这场面，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词语——“幸福”。那些个头不等、毛色不一的老母鸡仿佛也懂得主人的心情，趴在自己家的窗台上，缩着个脖子在那里打盹。屋檐下的雨水打湿了它们的羽毛，脖子上的绒毛被雨水聚成一绺一绺的，偶尔它们会使劲的抖一抖雨水，然后继续安静地睡觉。也有个别淘气的鸡，不好好睡觉，不时地用嘴啄一啄窗户上的玻璃，发出有节奏的当当声。但这并不影响主人睡觉，屋子里的鼾声依旧是那么均匀。

一些老母鸡产蛋到了一定的数量，就会“抱窝”，这时候，除了在鸡窝周围上蹿下跳，还会不停地“更更更”直叫，抱窝的母鸡脾气暴躁，自己不下蛋，还霸占着鸡窝不让别的鸡下蛋。主人便想出一个比较残忍的办法，用冷水浇，浇完后用一根绳子绑上一根短木棒，拴在鸡腿上，这样它就再也上不去鸡窝，只好在地上打转。还别说，这个办法还真管用，接连浇上几天冷水，用不了几天，抱窝鸡又重新开张了。

虽然每一家每一天都收获十几个鸡蛋，除了坐月子的女人，家人是很少吃鸡蛋的。那时候在农村，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一个装鸡蛋的葫芦，葫芦里的鸡蛋除了少部分为了招待客人，绝大部分是为了换钱的。一个鸡蛋一角钱，十五个鸡蛋就是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那时候一般的人家七八口人，每家的日子都紧紧巴巴的，穿衣吃饭，随来应往，都指望着鸡屁股出钱。没有几家过得宽松，孩子大人都很苦。东邻西舍听到谁家搅鸡蛋的声音就知道是来客人了。那时候有个词叫“守嘴”，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守嘴”就是看见别人吃好东西眼巴巴的在一旁守着。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孩子们几乎都有“守嘴”的经历。大杂院里，哪一家吃点儿荤腥，其他人家的孩子就会趁大人不注意溜过去，站在锅台边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这有时让做饭的人家很为难，给吧，就那么一点东西，有时客人吃完自己家的孩子都没的吃，不给吧，一个院里住着，孩子守半天了，怪不好意思的。所以，那时几乎大人之间自觉地恪守一个原则：在别人家来客人的时候管好自己的孩子。有的大人甚至在别人家来客人的时候干脆把门关上，不许孩子出去。偶尔因为没有管好孩子发生孩子到别人家“守嘴”的事，家里人能哄走的哄走，不能哄走的孩子就免不了受皮肉之苦了。结果是孩子被打的哇哇哭，对方的大人也很难堪。

那时候公社常常有工作队的干部到农村，村里没有招待费，就把干部轮换着分派到各家各户吃中午饭。两角钱，二两粮票，是工作队干部必须付的饭费。大人们最怕来干部，然而孩子们有最盼来干部，因为只有干部来了，他们才可以借机会解一解嘴馋。通常的情况，家里来了工作队的干部，煮一盆高粱米饭，蒸一碗鸡蛋糕，好一点儿的人家，也许会再加一个炒菜。工作队干部吃饭的时候，家里的男主人陪着，孩子是不能上桌吃饭的。一些小孩子就站在窗户前守着，等待客人吃完打扫战场。经常下乡的干部都会遵守这样一个规则：不能把“鸡蛋墙”吃倒了。(鸡蛋墙就是客人与主人吃鸡蛋糕时剩下的部分)那些年在我老家那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工作队的干部被派到一户人家吃中午饭，主人只做了一碗鸡蛋糕，工作队干部坐在炕头，主人陪坐在对面，孩子在一旁守着，吃着吃着，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工作队干部莫名其妙，主人告诉他：“你把鸡蛋墙吃倒了。”结果弄得那位干部非常尴尬。我曾在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当时一位朋友的结论是：“你真会讲笑话！”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这不是笑话，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真实的经历。

我曾经几次回故乡时，站在留有我童年印记的河岸上，面对干枯的河床，面对铺满河道的垃圾和随风起舞的塑料袋，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几个孩子在河岸边玩耍，他们手里拿着的是我小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玩具，五颜六色，能飞的，会跑的，还会发出各种悦耳的声响，但是，他们的童年和我的童年相比，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幸福。

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今天的孩子们，很难想象那个像素描一样朴素的年代。物资极度缺乏，而人心却像水一样清纯，就像那个时代没有污染的河流一样。我决不是在歌颂贫穷，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决不是专为受罪而来的。今天，面对随处可见的垃圾、时刻让人提心吊胆的有毒食品、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倾轧、诚信缺失、道德沦丧……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用现有的财富去温暖那个年代，但是我们可以用那个时代的清流灌溉我们的干渴的心灵，让今天的天更蓝、水更清、人心更淳朴。

鸡窝拴在窗台上，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大杂院里的嘈杂声，不时地还在我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