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不过的思念——追忆父亲 刘志刚撰（副本）

留金

父亲去世已经近四十年了，一直想为他写点什么，但年年总是忙这忙那的，始终未能动笔。今天翻书，找到父亲编写的一本《服装裁剪法》，使我脑海里突然涌现出许多父亲生前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当然是温馨的：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享用母亲烧好的美味佳肴，父亲边吃边讲故事。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但故事和笑話挺多。那天讲完故事，大家都开心的笑了，父亲也得意的笑了。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朱元璋的故事：相传，明朝皇帝朱元璋少时家贫，被迫当了和尚。一次外出化缘，饿得昏倒在街上。有一位路过的老婆婆把他救起来带回家，将家里仅有的一块豆腐和一小撮红根绿叶的菠菜，加上一碗馊了的粥煮在一起，喂给他吃。朱元璋食后，精神大振，问老婆婆刚才吃的是什么，味道这么好。那老婆婆开玩笑说，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后来，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尝尽了天下美味佳肴，总还怀念那"珍珠翡翠白玉汤"。有一天他生了病，什么也吃不下，于是便想起了当年在家乡乞讨时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当即下令御厨做给他吃。御厨怎么做他都觉得味不对。就让人找来他家乡的那位老婆婆去做。老婆婆来了以后照原用以前的那些食料煮了一大锅，朱元璋让朝廷大臣都来尝。朱元璋一吃感觉味道极难吃，但的确是那时所吃的味道，就问满朝大臣，味道如何？满朝大臣都说，"味道极美！"

听完故事我们都开心的笑了，父亲边笑边说："还是你妈烧的菜味道更美！胜过珍珠翡翠白玉汤！"我们也都附和着说"味道更美！胜过珍珠翡翠白玉汤！"一家人都开心的笑了。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和我母亲吵过架，母亲说他时，他总是笑笑，不与母亲争辩。这一点对我们兄妹影响很大，我们兄妹五人这一辈子也从未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我翻看户口簿时，发现父亲的信仰这一栏填写了"基督教"三字，我那时还不懂什么是基督教，也没见过他去作过礼拜或谈论过它，但总觉得它是我们家一个污点，所以一直不敢问，也不敢告诉任何人。直到我上了大学，在图书馆读到《圣经》，才知道基督教是信仰上帝，要求爱人如己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仅仅发过一次火，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時候，我二哥偷偷带我去河里游泳，被父母知道，母亲大聲呵斥我们哥倆，要父亲惩戒，于是父亲拿出一根棍子狠狠打了我二哥，我则跪在一旁吓得哭泣，棍子当然始终没有落在我身上。我知道，父亲的怒火下面其实是藏着一个大大的“爱”字，他警告我们不要再去河里游泳，因为他们的同事的儿子就是前不久在河里游泳淹死的。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发火了，当然我们也长大了。

第二个画面却是恐惧的！WG时父亲被揪斗，我母亲伤心的哭着回来告诉我，说："不得了，不得了！你爸爸被揪斗了！"我立即叫上几个从小一起玩大的邻居骑自行车赶去胜利路，就在服裝研究所大门口，看见我父亲跪在地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反-动-资-本-家刘国栋！"名字上还有三个红色的叉叉！只见我父亲一个徒弟正揪着父亲的头发往下按，不许他抬头。父亲闭着双眼，紧皱眉头，额头发黑，一脸痛苦模样。我心里极端难受，眼泪顿时夺眶而出，热血瞬间沸腾翻滚，愤怒至极，真想冲上去揍他一顿。但是几个邻居把我拽住了，都说"冷静！冷静！"我终于强忍着愤怒，等待完那漫长的近一小时的批斗，才赶紧扶起我父亲，把我那一声不吭的父亲扶上我的自行车后座上，推着车子走回了家。到家后，好心的邻居都来安慰他，说，你一辈子都是一个裁缝，靠手艺吃饭，怕什么？过了这阵风头就会没事的。父亲还是不吭声，母亲则在一旁哭诉说，我们一辈子没有做过作孽的事啊，老天怎么这样对我们不公？你带的什么徒弟啊？良心都被狗吃了！竟贴大字报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特-务、走-狗！父亲还是不吱一声，只是偶尔把憋在心里的气，长长地从鼻孔里哼出来。他虽知道自己一生没做过任何坏事，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毕竟这一辈子没有受到过这种屈辱和恐吓啊。而且他始终没有想明白，像他这种全凭技术吃饭的人，在WG中也要受到冲击，属于被打倒之列，究竟是为什么。

　　第三个是我父亲周末驼着个背帮亲朋好友裁剪衣服的画面。一手拿着尺子，一手拿着画粉，颈脖子还挂着量身高长皮尺。父亲的右手小指弯曲，已经不能伸直，大概是由于几十年拿着那把大剪刀用力剪布，或者拿着画粉用力划线而小指不允许伸直的缘故所致。每个周末，父亲都要忙半天裁剪衣服，平时则晚上也经常有人登门来求父亲给他们裁剪衣服。那时的人不像现在，用钱去买合身的漂亮衣服就可以，而是要自己去选料买来请裁缝做。做衣服最为关键的是要请个好裁缝量身裁剪，才能穿得合身，显出身材美。尤其是女性，由于身体的曲线较多，更难裁剪，而我父亲最擅长的就是裁剪女装，所以女同胞来求我父亲裁剪的为多。还有的求上门来的是因为他们买的布料不太够，找到别的裁缝都说做不了，所以才来找我父亲的。父亲的高明之处是能动脑筋想办法把任何边角碎料都用上，拼接的部位安排在衣服的里面看不见的地方。

我常常也在身边看着，并不是想学裁缝，而是想帮父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减轻他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比如在父亲帮来者量身的时候，我帮他记录尺寸；有时会还会帮他泡杯茶，不时的叫他喝上一口，解解乏；有时帮他削画粉，把画粉削尖，这样画出的线条更清晰美观；有时绸缎之类的料子，我会帮他把布料拉直，好让他把布料轻松顺利的剪开。

父亲常说我聪明乖巧，想让我也学裁缝，我看着他整天这么忙这么累，当然不愿意。我读书成绩一直很好，所以我想，我将来是要读大学的，裁缝有什么出息？父亲不这么看，他常说，一把剪刀一把尺，走遍天下都有吃。母亲常常嗤笑他，你就知道吃，多读书不是更好吗？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哩。父亲又反驳说，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哩！

　　的确，父亲就是裁缝这一行的状元。解放初期南昌就流传有"三把半剪刀"之说，说是南昌有三个半最有名的裁缝，而其中父亲是第一把剪刀。父亲和另外的两把半剪刀原来同出一师门，都是在南昌荣昌西服店学的徒。店主名叫熊元荣，南昌人，曾在九江从西籍名师学习西装裁剪技艺。1918年便从九江回到南昌摆设案板自裁自缝，并引进外来西服款式，融合罗宋派（东欧款式）和绅士派（英美款式）之长，结合中国民族的特点，独创"荣昌"少壮新潮派西服、"荣昌"大衣、西装礼服等。因款式新颖，挺括合体，深受中外顾客的喜爱，不久便声名鹊起，乃择今南昌胜利路李家巷口开设"荣昌西服店"，并开门授徒。父親是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的，在只读了三年私塾后的九岁那年，就來到"荣昌西服店"学徒。由于熊元荣善于经营，讲究信誉，工艺精湛，全省各地的外籍教授、医生、传教士、外交官员，都慕名来此定做西服。更值得熊师傅骄傲的是他所带的徒弟，后來个个都成了南昌市的裁縫名师。尤其是刘国栋、徐茂卿、李鸿春、周隆海四人，很受熊元荣的器重。父亲比较全面，尤其擅长女装；徐茂卿擅长男装和畸形身材裁剪；李鸿春开了一家"描身服装店"，据说不用量尺，只用眼描身便可裁剪，擅长各式毛料西服的加工；周隆海则是缝纫技术精湛，是南昌西服缝纫制作的佼佼者。于是这四人后来便有南昌"三把半剪刀"之称。另外还有王岚卿、万文香、沈四元、熊光耀四位高徒也是南昌很有名气的裁缝。

文革前我父亲有个徒弟名叫傅国华，曾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南昌晚报》，也说到了三把半剪刀名称的来历，而且还详细介绍了我父亲的技术特长，讲述了我父亲如何成为裁缝里面全国唯一的省政协委员的故事。父亲解放前为躲避日本鬼子，逃难到赣州，开了个"香港服装店"，因为技术好，传到当时在赣州的国民党大官员耳里，许多达官贵人都来找我父亲量体裁衣。其中蔣经国的夫人蔣方良，就常来找我父亲做衣服。后来逃难转辗来到重庆，又给冯玉祥大将军做过军装。因为冯将军特别胖，肚子又大，所有军装都不贴身，就找到我父亲给他量身定做，当然都是满意而归。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有人邀父亲去香港或上海去开个服装店，但父亲家乡观念重，还是回到了南昌。在南昌的闹市区胜利路杨家巷路口开了一家服装店，依然取名为"香港服装店"，带了六七个徒弟，据说生意红火，门庭若市。解放初期有许多苏联专家来南昌，帮助南昌搞建设，他们常来"香港服装店"定做衣服。那些苏联女子个个都喜欢我父亲做的衣服，因为衣服不仅穿得合身舒适，尤其还能突显他们身材的曲线美。父亲说，我那时只有一两岁，还不会说话，那些个洋妞一来店里就喜欢把你抱在手里逗你玩。

父亲的手艺于是又在南昌的一些名流中传了开来。首先是第一任省长邵式平的夫人闻知我父亲的手艺好而来登门。据说他在北京、上海请名师给她做皮大衣，做完以后都不满意，或穿得不舒服，或显不出其身材。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找我父亲做。哪里知道，做好的皮大衣一穿上身，就非常满意，连夸父亲手艺好。由此引来了省市领导的夫人们都来找我父亲做衣服。当然不久就因为公私合营，父亲的店关了。

1954年父亲进了南昌被服厂，当了被服厂技术室的高级技师，专搞服装设计，尤其是女装的研究与设计。后来又成立了江西服装鞋帽研究所，父亲又去研究所当技术员。也就是在服装研究所工作时，得到领导的同意，他开始编写《服装裁剪法》一书。这本书在文革以前就完成并出版，成了中国第一本服装裁剪专用书，可以说空前，当然不是绝后，因为后来北京、上海也有人编写了服装裁剪书，只是裁剪方法各有不同。而父亲发明的服装裁剪专用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书中备有三把裁剪专用尺纸面，宽窄与普通尺子一样。用胶水贴在普通尺子背面便可使用，书中当然也详细地介绍了专用尺的用法，裁剪专用尺也是一尺标刻十寸，每寸标刻十分。不同的就是在尺子上又标刻了四个用红色箭头指向的分数，分别是1/7、1/6、1/5、1/4。比如人的身高是以后颈第一脊椎骨至脚後根来测量的，通常把它划分为七等分，确定人的衣服的长度和中腰的部位就要用到1/7的数字，以衣片的上平线为起点，2/7是腰围的位置，3/7是臀围的位置，这样的算法不管衣服长短，裁剪时运用人体身高的七等分，就能准确地求出各种不同长短衣服的中腰、臀围、上裆等部位的尺寸，比较科学且简便易行。如身高42.6寸。就顺着1/7箭头指的方向去查42，再对准旁边的市寸，便知1/7是6.1寸，2/7就是12.2寸，依次类推。胸围、腰围、下摆就常用到1/6、1/5、1/4等数字。有了这把专用尺，再对照这本服装裁剪书的裁剪图各个部位标明的几分之几，不用计算，在尺上就可以找到答案，这在当时算是一种科学而简便的方法，使得画出裁剪图非常容易。所以这是一本便于通过自学学会衣服裁剪的书。

　　我过去从来没有阅读过这本书，今天拿出来随便翻翻，还学到了不少关于服装的知识。比如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测量方法"，看到男女测量衣袖的长度竟然还有区别，男的从肩部量到大拇指第一关节，女的量到腕口位置即可。想到我以前买衣服，还真不知道袖长穿到哪里才是最合适的呢。浏览一下全书，发现全书拥有男、女、童装的各种款式裁剪图达到172种。我手头的这本书，已经是2001年印刷的本子，封面上有"十多次重印，印数达百万"十個字，可见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因为这本书父亲是在工作期间编写的，所以，书上始终写着"江西省服装鞋帽研究所编"，没有留下父亲的大名，甚至里面也没有提到父亲的名字。今版倒是有父亲的徒弟傅国华和他儿子傅飞（留日服裝研修生）的大名。

文革前研究所领导比较重视我父亲，凡北京、上海等地有服装展览会，广州有广交会，都会率我父亲一同前往。而每次回来，我父亲会将看到过的新式服装画出一张一张的图带回来，然后自行重新设计，做出新款式的衣服来。所以父亲的技术特长还在于能够自行设计新式样新款式的衣服，见到外国人穿着的不同款式的衣服，回来一琢磨，就能画出图纸，做出样衣来。我读中学读大学的时候，常成了他新款式衣服的试穿者。文革期间那时同学们都是穿中山装、军装，而我却开始穿上与众不同的大领子贴着三个口袋的春秋衫，让同学羡慕不已。所以，一个只读了几年私塾，却能够编写出中国服装裁剪方面的第一本书来，能设计出一把便于计算的裁剪专用尺来，且能自己创新设计新的衣服款式来，称之为裁缝状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裁缝状元的命运到了WG发生时就彻底改变了。被革-命-思想-洗-过-脑的工人就开始认为原来他们的师傅是剥削者，他们当徒弟就是被剥削者了。于是他们要打倒剥削者，因为剥削者就是反动资本家。给国民党大官做过衣服，那就是特务走狗。于是开始揪斗，于是开始抄家，于是停发我父亲工资，于是停止研究接受改造！幸好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是要穿衣服的，不但要穿，而且一定要最好的裁缝来给他们量身裁剪，就像去医院看病，每个人都想找到最好的医生给看。所以不到三年，父亲就被解放了，平了反。照样经常有专车来把他从研究所接走，到省市首长家去量身裁衣。原先的徒弟来向他认错，说当初他们也不想这样，是领导要他们这样做的，说别的单位都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只有我们单位冷冷清清，一潭死水。你们是苦大仇深出身，剥削你们的人就在身边，要揭发他的罪恶才对。父亲听了当然也就原谅了他们。然后他们又师傅长师傅短的，到处说自己是刘国栋的徒弟，以此证明自己是名师之高徒。父亲也由文革前的省政协委员升格为省人大代表。可是由于文革受到冲击，父亲开始有了血压高的病。以前治疗血压高的药物可能副作用大，所以吃了几年药又造成胃出血。

父亲小时候身体就不好，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体质一直比较弱。所以他的小名叫长生，这个名字只有我的大伯会这样叫他。因为身体不好，又想长生，父亲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也从未沾染赌毒，连扑克、麻将也不会打。一辈子也就专研他的服装裁剪，退休以后他还继续被研究所返聘。返聘期间他一直在设计裁剪衣服的活动的裁剪板，想使服装裁剪更为简便易操作，这种活动裁剪板可以伸缩自如，一条裤子只用一块伸缩自如的活动板就可以，不管你裤长是多少。衣服则因款式多而多一些，但活动裁剪板皆可根据不同尺寸进行伸缩调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型的服装厂，大批生产服装出口，而裁剪都是用一块块事先设计好的模板伏在厚厚的一叠布上，不用画图，直接用机器刀进行切割，而我父亲设计模板的思路，可谓导了现代化生产模式的先路！我想那时若有电脑，而他又学会了电脑，那么他也会通过电脑来设计裁剪程序、设计服装款式的，因为它一辈子就干这样一件事，心无旁骛。而且又喜欢动脑筋，勇于创新，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今天的条件，他一定会把服装裁剪设计工作做更好更完美。现在提倡大国工匠精神，父亲如果能活到现在，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服装设计大师！当然已经没有如果了。

　　在研究所返聘到第六年，研究所也从胜利路搬到了福州路。江西省政府在福州路建了很多房子，都是分给省属的一些机关和科研单位。服装研究所分到一栋大楼和几栋宿舍楼，研究所的领导和一部分职工都搬到新宿舍楼住了，可是研究所的领导以我父亲已经退休为由，没有给他分配住房。父亲每天要跑好远的路去上班，当时返聘工资又底，除了退休工资以外，每月只有30元，所以母亲就要他不要再去上班了。

对于我始终没有跟他学手艺，父亲也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虽然68年我跟随下放大军去了兴国农村插队，他也没有再提过要我跟他学手艺，只是责怪过一次母亲，说这就是你要他读书的好处。但我和母亲都相信，我不久就会离开农村的。然而我没想到，去到农村插队，一去就是几年，毫无回城希望。在兴国呆了两年半，一次回家探亲，正好遇上父亲一个外甥，我的表兄在我家，父亲就问他能不能把我调到他乡下去，表兄一口答应，就带我去了他们家，通过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一级一级开具证明，同意我到我表兄家落户，继续当农民。我就凭着这张证明，户口就由兴国县埠头公社西霞大队西霞生产队迁到了南昌县三江镇竹山大队寺山生产队。

在农田干了半年农活，一次大队部的一所民办学校长来寺山生产队，看见我在生产队祠堂写的毛笔字，就询问是谁写的。当得知是一个知青写的字以后，就立即要队长找到我去见他。与校长交谈之后，他就立即提出要调我去他的学校去当赤脚老师。说学校还有初中部，最缺的是语文和英语教师，你可以去教五年级的語文和初一的英语，英语从ABCD开始。我当然求之不得，但心里没有底，因为我自己也就学了几年英语，然而我还是立马答应，虽说去学校是继续赚生产队的工分，但毕竟不须再整日和泥巴打交道了。父亲得知以后，特别高兴，为我做了几套衣服，说当老师了要穿得像样一点了。当然也给有功的表兄也做了一套。

　　离家里近了，我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回家了，当然也很开心。每个周末回家主要任务还是去请教我原来的英语老师，以免我半桶水误人子弟。但久而久之，又不开心了。看见很多同学都进了城当了工人，有的还进了税务局、银行工作，我却仍然在农村赚点可怜的工分，一年的收入除了分到的口粮，没剩几块钱。而那时父亲也已经解放了，摘了资本家的帽子，又经常出没于省里的首长家了。我就提出要父亲求求那些当官的，能不能把我调回城里来。父亲不吭声，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

我母亲却把我的事一直放在心上，当得知他又去了省长方志纯家里以后，就会问他，有没有提儿子的事？可他总是说，我一个裁缝，怎么好意思为自己的家事去麻烦人家一个大官？母亲不高兴，我听了也不高兴，甚至怨恨父亲胆子太小，竟然不敢为我的事在首长面前开一句口。他也看出我们母子俩怨他，就说我到他家方省长没有出面，只是帮他夫人和他的家人量身。当然那时没有人知道，方省长夫人原是主席的弟媳妇，只要他开口，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呢。就这样又过去了两年，我的这位被人尊之为能工巧匠的父亲，始终没有在大官们面前提过要他们帮忙解决我回城工作的事。他大概是在等待首长们先开口问他，有何需要帮助吧。

好在我在农村学校里表现突出，终于在73年被生产大队、公社，一级一级推荐到县里参加高考，也终于实现了我的大学梦。三年以后，我留在大学当老师了，这是我和我的父母亲都没有想到过的。父亲第一次高兴的对我说，还是你选这条路是对的。留校当老师以后，我一边当老师，教外语系学生的文选与写作、现代汉语语法课，一边又去当学生，随堂旁听英语课，旁听了两年多，后来就准备考研了。父亲看到我每天手里端着的都是一本英语书，也是乐滋滋的，从不打扰我，而且也不允许其他人打扰我。

可是就在我要考研前的两个月，1979年2月2日，父亲在外面被一阵狂风吹到了，头部撞在了一棵树上，受伤非常严重，右半边脸发黑，肿的很大，连右眼也看不太见了，血压骤然升到220，全家人都慌了，连忙把他送到医院。

父亲在医院总共住院一个多月。家里只有我比较有闲，因为在大学工作不需坐班，只要上完课，时间都可以自己自由安排，所以我除了上课，所有时间都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一个多月，父亲什么药都用过了，非但没有半点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进医院是会说话，能吃喝拉撒，能扶着走路的，但治疗了不到几天就开始不会说话，不能自己吃喝拉撒，更不会走路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懂医学，连一般的医学常识都没有，医生说什么我们就按医生的说法做。只是在专家会诊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专家指着病历对主持医生说，你这降压药用过量了。我才想起来，进来时血压220/150，没两天就降到正常血压。我当时还蛮高兴呢。那时也不知道血压降得过快或过低会使病人感到头晕、乏力，还可诱发脑血栓形成等严重后果，反正医生开的药我们都按时给他吃。

后来一天天严重了，检查也就多了起来，又是抽血检查，又是抽骨髓检查。抽血那是一次又一次的，抽到最后都抽不出什么血了，管子里尽是血泡泡。吊水那是一瓶接一瓶，几乎吊了一个月的各种药水。最后人已经昏迷不醒，身上插满了管子，要我们家属在病危通知单上签字，我们才拿出父亲的省人大代表证，要求医院把全省最好的专家请来会诊。等省里最好的医生来会诊，确定父亲是脑水肿，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一个鲜活的人，没有想到医院这样快就让他"寿终正寝"。3月5日，死神终于来临，把父亲接走了。

　　我伤心难过，泪如泉涌。我还没有成家立业，还没有来得及孝敬一次父亲，父亲也没有留下一句遗言，竟然就这样悄然地走了！那时我没有想过这是医疗事故，更不要说要向医院去讨个说法。我只是后悔，怎么当初不送他去中医院，也许看中医不至于这么快让他离开人间啊。

好在父亲的追悼会开得还是比较隆重，而且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的夫人贾光、省长方志純的夫人朱丹华都送了大花圈，这才让我们一家觉得他还算是走得风光，略感慰安。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善良的老百姓，无党无派，忠厚本分，老实巴交。一生从不求人，但是别人求他，却从来没有拒绝过，这还不仅仅是别人求他裁衣，或是乡下的亲戚求他让他们的孩子跟他学徒的事。

我大哥小时候身体不好，就过继给我父亲的堂兄刘国勋做儿子。大哥管他叫爸爸，叫自己的父亲叫叔子，我们几兄妹也就跟着大哥叫父亲为叔子，但我们只管大伯叫大伯。大伯有三个女儿，可是都与她们合不来，就搬来我家住。大伯是个小商贩，贩卖一些小画片，还有书签、明信片等。卖这种东西哪里能赚到饭吃？连他自己的香烟钱都赚不到，但又不愿问他女儿要钱用，所以十多年，一直在我家吃住。他没有学过任何手艺，只会抽烟打麻将。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因为父亲是省政协委员，每个月有几张特供商品的票，好像有猪肉、白糖、肥皂和香烟票。香烟是一条大前门、一条凤凰牌香烟。每个月的票发下来了，父亲就会先把香烟买回来，自己留一包凤凰牌香烟待客用，其他的就都给了大伯，年年月月如此。母亲觉得不爽，说我们家自己日子都过得也紧巴巴的，还是让他去自己女儿家吧。父亲说，算了，不就加双筷子吗？让他吃到我死他死。一语成谶，后来父亲去世不到一个月，大伯也去世了。父亲在文革前工资是技术工人里面最高的，但因接济亲朋好友，他去世时，家中全部积蓄只有90多块钱，还不足他一个月的工资。然而在我心目中，感觉他留给我们的是如何做人的一笔精神财富：与人为善、淳朴踏实、刻苦耐劳、精益求精、永远进取。正所谓父之美德，儿之遗产也。

清明临近，思念无尽。《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韩诗外传》一句"子欲养而亲不待"，时时撞击我的隐痛之心。有诗为证：

寒食清明又临近，念亲秉笔傍轩扉。

含毫怎奈泪泉涌，发语何禁逸思飞。

慈父德音犹在耳，凡躯云貌忽如归。

精研細作唯求美，乐善好施浑忘机。

甜酸苦辣皆淡定，穷通逆顺不闲非。

冰心一片无瑕玉，尘梦中途有阙违。

寸草春晖难遂愿，高堂雨露永瞻依。

椎牛祭墓空遗恨，酹酒献花时享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