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中的“桂阳昆曲”情怀》

闪闪的红星

　《程一中的“桂阳昆曲”情怀》

朱卫东 朱含之/文

　　在“湘昆”诞生的演进历程中，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桂阳人，他为“桂阳昆曲”的推广宣传和“湘昆”的推重现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饱含对民族艺术瑰宝的挚诚之爱，凭借着与梅兰芳先生和田汉先生的多年交谊，着力发挥自己身为省人大代表和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的作用，为推介推广“桂阳昆曲”，台前幕后、牵线搭桥，不遗余力，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湘昆”的“横空出世”起到了“渡手”的关键作用。他就是出生于桂阳县桥市乡天堂村的程一中先生。

程一中（1896年---1960年）又名良易、川富，字和钧，湖南省桂阳县桥市乡天堂村（天塘村）人。清光绪二十二年农历六月十八日出生在桥市乡天塘横榨岭的一个贫农家庭，1917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先后任醴陵和湘潭县长。1946年，加入民联（民革）。解放前夕，他顺应时局大势，投身于湖南和平解放事业。解放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省人大代表、政协湖南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等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曾经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知名爱国人士，其身世却不可谓不坎坷多舛。

　　1899年的一天，程一中的父亲程攷贤到桥头墟（现桥市墟）赶墟，散墟返家时，因天降暴雨，让蓑衣与他人而致自己染上风寒，不久病重而逝，时年三岁的小一中从此失去父亲。家中横遭厄运，主母朱慈安（朱黑女）下田劳作的同时还兼纺纱织布、缝补浆洗以维持生计，但身单体薄，又拉扯着幼子，终究是举步维艰，欲另适他人。外祖父朱文苏公却见一中秉性聪颖，有成大器的潜质，如随母嫁，恐会遭受冷待，饱尝辛酸，白白折毁一个人才。遂力排其议，每有农活要事，即召其子前去帮工。祖父广明公也非常倚重长孙，见其天资过人，前途可期，特地聘请了私塾老师教他读书识文。早慧的一中深谙其理，感念其情，便帮衬家务，勤学奋进，母子二人就这样在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中相依为命，母亲朱慈安（朱黑女）此后终生未再嫁。

坐落在深山一隅的桂阳县桥市乡位于县域最北端，清康熙时属深智都，民国时期为协和团、第八区、福泉乡，1983年更名“桥市乡”沿用至今。旧时的乡治在桥头墟（现乡政府所在地），距离县城七十多华里。西、北两面有高耸巍峨的泗洲山为屏，作与衡阳常宁白沙镇之界，山那边地势低平，桂阳这一边则山高坡陡、竹深林密，东临蜿蜒北流的舂陵江，旧时就有一支自湘江而来的水路，进入桂阳。“襟带湖湘，控引交广”，是为主要官道。它从衡阳沿舂陵江溯源而上，或以“滩丁”拉纤逆水而上到达县境其它渡口，或在常宁白沙登岸，往南至桂阳桥市野鹿村、关口、黄泥坳、大富口，再到桥头墟，继续南下通往桂阳的和平、敖泉、欧阳海等地，以至辐射全县北乡，或达永州及两广一带。据白沙镇乡民介绍，旧时就有一条青石铺就的沿岸纤道，溯江而上，穿越礁石嶙峋，浪急滩险的“九泷十八滩”。清康熙年间，桂阳知州田元恺写下的《滩丁歌》便是有力的佐证。鼎盛时期，这条官道商贾云集，四方辐辏，十分热闹。船运的通达带来了繁盛的商贸往来，这也就不难理解戏曲文化缘何会在此植根、勃发了。

　　天堂村（天塘村）距离乡治桥头墟不过五华里，村落林木葱茏，溪流环绕，景致宜人，因村前有方塘一亩而得名。程氏宗祠就坐落在村落一侧，它始建于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重修于清代嘉庆十二年（1807年），民国时期也曾有过修缮。祠堂内部由戏台、天井、后厅组成，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同县内其他宗祠戏台大致相似。不同的是戏台后门与另一堂屋有廊桥相连，或是为艺人伶工们候场休息、化妆穿戴之便。戏台上下遍布精美的石雕和木雕，台身八角花鸟纹饰缠柱十分精美，充分彰显了湘南木雕的精湛工艺；台后的木板上有“桂阳昆曲”戏班及其他剧种（如祁剧、花鼓戏、各类调班）戏班的演出题壁，其中昆文秀班留下了“文秀班到此亦乐也”的字样；公庭两厢的山墙上，绘有“程门立雪”、“程婴救孤”等典故内容的壁画……遗憾的是，它们皆因年代久远，保护不力，而致墨迹斑驳，许多内容无从辨识了。在桂阳县桥市乡，至今保存尚好规格的古戏台有天堂村程氏宗祠古戏台、桐林村廖氏宗祠古戏台、陈家边村黄氏宗祠古戏台，而肖家边村肖氏宗祠古戏台和桥头墟墟场路边戏台因保护不力而已损毁。令人欣慰的是，程氏宗祠古戏台于二零一九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称号。一乡之内，如此多的古戏台存世伫立，沉默而又坚定地证实着传统戏曲文化曾经在此地的兴盛和辉煌。

程一中的母亲朱慈安（朱黑女），即使到了暮年，仍念念不忘地对儿孙们念叨旧时光景：“光绪年间我们程氏族谱修成后唱谱戏，是九成班唱的。九成班的行头花里胡哨，全是新的。五成班的旦角张宏开、丑角张祝祝都是极好的……”。1920年，天堂村族人程昇智和程昇安一同进入在桂阳莲塘“文名书院”开办的“桂阳昆曲”首个专业科班——“昇”字班学习昆剧和祁剧，程昇安工小生，程昇智工老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戏曲文化由来已久的亲近，想必也给生长于此的程一中烙下了影响深远的印记。

　　1917年，程一中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勤奋，考入了武汉中华大学，毕业后到长沙《湖南新报》当记者，不久和同学贺衷寒一道，到广东投靠孙中山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1919年，他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深受震动。随后他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政治罢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六三”运动；1921年，他在长沙加入北伐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在长沙创办《南岳报》，宣传北伐，之后先后任醴陵、湘潭县长；1929年，在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任军法处长（少将军衔），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新思潮带动了新的文化气象，早在1925年，程一中家中就购置了百代公司雄鸡牌留声机，唱片有百代公司出品的谭鑫培的《卖马》、《洪羊洞》、《战太平》，余叔岩的《捉放曹》、《卖马当锏》、《法场救子》，梅兰芳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木兰从军》，马连良的《借东风》等等。1929年7月，唐生智为其父唐承绪六十寿诞举行京剧堂会，由程主事，该堂会在北平“第一舞台”演了两天的京剧，盛况空前。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杨小楼、马连良等名角悉数登场。自此，程一中与余叔岩、梅兰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年秋天程家迁到椿树上头条18号，与余叔岩对门而居。1930年初，唐生智部因反蒋被击溃，程一中在北平蛰居，几乎每夜均在余叔岩家学戏，余叔岩先生的班底胡琴老潘每隔一天下午就来程家，为之操琴。那时候，张伯驹，李适可几位余派戏迷也常来程家吊嗓，相互切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程家南迁，留儿程元宇在北平继续完成学业，于是托请余叔岩帮助照看程元宇，其时，北平局势动荡，余叔岩每天都派人接送程元宇上学放学，并规定每周六晚间，一定要到余家留宿，足见交情之深。1932年2月，程一中回到北平，恰值梨园公会演出救济贫困京剧艺人过春节的义务戏（每年一次），余叔岩和梅兰芳演出了《游龙戏凤》和《审头刺汤》，程一中和儿子程元宇应邀参加，大饱眼福。1937年春，程家迁到上海辣斐德路488号（今复兴中路496号）居住。1943年，余叔岩因病去世。之后的1946年，余叔岩的二女儿余慧清、李永年夫妇从北平来到上海投靠程一中，程一中安排他们搬进自己小洋楼的二楼居住。著名的余派女老生，号称“冬皇”的孟小冬，当时已住在杜月笙的公馆，她和著名琴师王瑞芝经常来到辣斐德路，跟余慧清夫妇及程一中等人一起操琴吊嗓，交流唱功……

　　自北伐之后，程一中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和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对此深恶痛绝，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6年，程一中加入民联（民革），任上海组织委员兼民革联络工作。期间，其子程元宇、儿媳张国华夫妇，女儿程哲宣、女婿黄建平都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先后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参加地下党活动。1948年9月，民革中央郭春涛、秦德君夫妇来到上海，与程一中及其儿女们一道，组织策反国民党军队的起义。1949年2月，程一中奉命与许松圃一同到长沙建立民革组织，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湖南和平起义的策反工作。解放后，程一中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湖南省委常委等职。

由于工作的需要和自身的影响力，在省城长沙期间，他与湖南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康德、蒋寿世、陈浴新、董每戡、严怪愚、文忆萱、魏猛克、黄曾甫、田洪等人相契，大家志趣相投、志同道合，组建了“文艺沙龙”，共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大计，为文艺战线“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建言献策，筹谋出力。

1954年7月20日，以“桂阳昆曲”传承人萧剑昆、萧云峰、匡昇平、彭昇兰、李昇豪为主干力量组建的民营“嘉禾革新剧团”在嘉禾县东门口义公祠成立了。1955年上半年的一天，文学艺术功底深厚的嘉禾县文教科长李沥青来到剧团调研，在观看演员何民翠表演的祁剧高腔《思凡》时，发现何民翠选用的是祁剧高腔演唱的，李沥青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在他之前的认知中，常德李福祥的获奖剧目《思凡》是用武陵戏高腔演唱的。李沥青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得知这些来自桂阳的几位老艺人就是“桂阳昆曲”硕果仅存的昆曲专业戏班（“昇”字科班）出身的演员。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一提到昆曲，老艺人们就精神振奋，纷纷谈起了“桂阳昆曲”如何如何底子厚，有“三钗十八记”，大戏、整本戏、折子戏也不少，还有200多支曲牌……萧剑昆激动的说：“我们应该把桂阳昆腔唱起来”，萧云峰则不无忧虑地说：“我们几个唱桂阳昆腔的人，现在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再不恢复传承，桂阳昆腔恐怕就要灭种啦！”带着重新发现隐匿多年的“桂阳昆曲”的欣喜和对优秀艺术传承或将无继的担忧，李沥青迅速向县委书记和县长作了汇报。他们表示同意文教科的意见，立即组织抢救挖掘“桂阳昆曲”，让“桂阳昆曲”重现芳华！抢救、挖掘、整理传统戏剧艺术的关键，首先在于传承人才的发现、组织和整合。县文教科迅速调派刚从南海舰队海军文工团转业回来的李楚池充实到嘉禾革新剧团，负责挖掘整理剧目和曲牌。李楚池一方面与萧剑昆、彭昇兰、匡昇平等“桂阳昆曲”老艺人们天天拍曲记谱；另一方面从桂阳请来“南国社”（后期叫玩友会，桂阳城区民间业余戏曲清唱组织）的何宋苏、谢宏基一同参与抢救、挖掘和整理曲目剧目。不久，整理出第一个“桂阳昆曲”剧本《三闯负荆》，并搬上了舞台。

　　1956年初，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以“国风昆苏剧团”昆曲传承人周传瑛、王传淞重编主演的昆曲《十五贯》搬上了舞台，观众反映强烈。时任中国剧协主席和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在浙江审看之后，敏锐地发现该剧的改编很成功，主题思想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创作和表演也有创新。田汉立即建议文化部安排“国风昆苏剧团”晋京演出。1956年4月10日在北京前门外“广和”剧场开始公演，一共演出46天，先后共有七万多人观看，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1956年春天的北京城被昆曲《十五贯》搅动了！有人将此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主席，并建议他观演，毛主席欣然应允。1956年4月17日，《十五贯》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献演，演出完毕，毛主席站立起来，双手举过头顶鼓掌，以示最高褒奖。4月25日，在国务院直属礼堂，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一次前往观看。随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国政法系统人手一册，学习《十五贯》中的况钟， 号召大家学习他为民请命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秉公断案的工作作风。周总理评价道：“昆曲受过长期压抑，但是经过艺人们的努力奋斗，使得这株兰花更加芬芳了”。5月2日，昆曲《十五贯》尚在首都公演期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传达阐述“双百”方针的时候，还把《十五贯》作为文艺推陈出新的成功例子作了讲话。5月18日，由田汉亲自执笔撰写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说起》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

　　“昆曲的春天来了！”郴县专区各级文化部门在全国掀起的昆剧《十五贯》的热潮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嘉禾县文教科的同志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拿着《人民日报》到革新剧团宣读，全团上下欣喜若狂。为了“桂阳昆曲”这株兰花更加的娇艳，大家信心百倍，忘我苦干。在极短的时间内，《钗钏记》、《武松杀嫂》、《歌舞采莲》、《痴梦覆水》、《梳妆掷戟》、《藏舟》和《琴挑》等“桂阳昆曲”剧目被相继挖掘、整理出来并对外演出。公演后，社会反响很好。“桂阳昆曲”的发现，引起了郴县专区（现郴州市）的高度重视，结合全社会热议昆曲《十五贯》，觉得这是推出“桂阳昆曲”的绝佳时机。为此，专署文化科非常关注着“桂阳昆曲”的发展和动向，并且多次派员到桂阳、嘉禾进行实地调研。同时，也将发现“桂阳昆曲”的情况向湖南省文化局作了汇报。

此时的程一中正在长沙，在得知嘉禾县发掘整理出“桂阳昆曲”的消息后，心潮澎湃。一方面是自年少时期以来，根植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对中华民族优秀戏曲艺术那份痴爱，对或将失传的文化遗产亟需加以保护和传承的急迫；另一方面，桂阳是自己魂牵梦萦的故土，对于一个热爱家乡每一处山山水水和家乡父老乡亲的人来说，推介自己本土特色的戏曲文化―“桂阳昆曲”，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桂阳、关注桂阳，扩大家乡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份内事！况且，自己作为省人民政府的参事和省人大代表，肩上本来就担负着为国为民代言、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共商国事的责任和担当！

于是，在1956年初，程一中给已提任为嘉禾县主管文教副县长的李沥青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你做这件事情（指发现桂阳昆曲）做得很好，‘桂阳昆腔’是很好的一个剧种，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它继承好、发扬好！” 时隔不久的1956年底，程一中又给李沥青写来了第二封信：“我在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为‘桂阳昆腔’作了发言，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昆曲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戏剧艺术，‘桂阳昆腔’应该发扬光大！我们要树立信心，你是主管文教的副县长，应该有这个责任把它继续挖掘发扬出来。”如今已年近百岁的李沥青老人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都会不胜感慨地说：“可惜了哟，两封信都没有保存下来，都让我给遗失了哟……程一中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956年底，在时任湖南大剧院经理田洪（田汉的弟弟，与程一中同为“文艺沙龙”的主要成员）的三次盛情邀请之下，梅兰芳大师结束了武汉的演出来到了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公演。程一中与梅兰芳大师久别重逢，相见甚欢。由于正值“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程一中要准备发言提案，而梅兰芳大师则要投入到紧张的演出之中。在湖南省文化局陈曦局长和刘斐章副局长的布置安排下，梅程二人为程一中在即将召开的省人大会议上准备为“桂阳昆曲”作专题发言的情况交换了意见，湖南省文化局的领导也不失时宜地邀请梅程二人共同参加择时召开的“湖南省戏曲艺术座谈会”，梅兰芳大师欣然应邀。这边厢，立即通知嘉禾县革新剧团的昆曲演员做好准备，以便在座谈会上向梅兰芳大师表演“桂阳昆曲”，以期求得梅兰芳大师的支持和认可。梅兰芳大师在公演将要结束之前，在湖南省文化局领导及程一中的陪同下，按约来到了“湖南省戏曲艺术座谈会”的现场。在畅所欲言的交流与热烈的讨论之中，经会务组安排介绍，嘉禾县革新剧团特意安排的代表萧云峰和刘国卿（男旦演员）向与会代表们汇报了在嘉禾县发现“桂阳昆曲”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兴趣和关注。会上，梅兰芳大师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嘉禾县革新剧团男旦演员刘国卿表演的“桂阳昆曲”《钗钏记•题诗》中的【红衫儿】和【锁南枝】两个曲目，梅兰芳大师感到非常的惊喜和振奋，肯定了刘国卿表演的“就是昆曲”，结合稍早因《十五贯》而发现的“浙昆”，梅兰芳当即对刘国卿的表演形式给予肯定并赋名为“湘昆”，其后在刘国卿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的签下了“梅兰芳”三个字。从此，“湘昆”一名载入了中国戏剧史册。

湖南省戏曲艺术座谈会结束后，梅兰芳大师欣喜的心情难以平息，为此，他在百忙中写下了《互相学习、不断学习——在湖南戏曲艺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在该篇署名“梅兰芳”的文章结尾的段落中写道：“最近我还听说在桂阳县发现了‘湘昆’，拥有许多失传的老戏，是很可宝贵的。希望领导上也要把它加以重视。可惜我演完了戏，就要离开长沙，否则，我很想看到他们的演出。”该文随后发表在1956年12月20日的《新湖南报》上。一代戏剧大师的高度肯定和亲自赋予名号，实乃“桂阳昆曲”和“湘昆”之幸！从而开启了“桂阳昆曲”的新生，铺就了“湘昆”艺术崭新的发展历程和辉煌之路。

稍早几天前的1956年12月15日，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如期在湖南长沙召开，程一中代表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让戏曲艺术进一步百花齐放》的发言。程一中的发言稿在1956年的12月24日的《新湖南报》上刊登。程一中在发言中提到：“我省的戏剧遗产十分丰富。解放以来，我省贯彻执行中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方针也是有成绩的……例如‘桂阳湘昆’这一剧种，据传是明朝的昆曲传统，60年前有昆文秀班，一直流传在桂、郴、永兴之间，培养了许多名老艺人，为群众所记忆不忘。又桂阳湘剧团，还有苏昆先传的剧目。梅兰芳院长认为，这样的剧种剧目的发现是极可珍贵的可喜的事。”

　　梅兰芳大师结束“赣鄂湘”巡回公演返回北京后，将本次巡回演出的相关情况特意告诉了田汉，并说：“……我参加了您家乡的戏曲座谈会，非常有收获，还在您的家乡发现了古老的昆曲，我定名为‘湘昆’。”并把“湘昆”艺术面临的一些窘境告诉了田汉，兴奋之余，田汉开始了对“湘昆”更深切的关注。

　　两位大师的肯定和支持使程一中深受鼓舞，于是，在1957年5月初他主动请缨到郴县专区视察了戏剧工作，与在郴演出的嘉禾革新剧团和桂阳湘剧团共同生活了两个星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做了大量的调研和笔录。结合1956年田汉在《戏剧报》发表的《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春天请命》的文章之后。紧接着，程一中在1957年5月底召开的省人大会议上作了《重视桂阳湘昆 关心老艺人生活》的书面发言。随后，1957年6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刊登了该文：“年来在郴县专署支持下，重点挖掘‘桂阳湘昆’，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惊异的是，桂阳的社会力量，在发掘和整理‘桂阳湘昆’的工作上，竟然有许多手工业劳动者、老年人热情参加。他们长期喜爱湘昆，博闻强记，业余之暇，自己排演，保存了不少古典节目。昆曲艺术，在其他地方多半是属于文人学士所欣赏的戏剧，而流传到湘南山区，却与广大劳动人民密切结合，成为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手工业者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粗犷而又不失细腻，豪放而又不失优美的风格。

由于桂阳是处于五岭的高山地区，这朵花儿长期未被人所注意和发掘整理，以致许多老艺人生活困难，桂阳昆曲的继续和发展，困难重重。在这‘百花齐放’的时节，我必须把我所见所得向社会呼吁，要求文化部门重视。‘桂阳湘昆’是无数代劳动人民和天才的艺术家，共同创造、积累起来的艺术财富，传说是明代传统艺术。经过许多前辈艺人的加工创造，发展成为湘南人民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据老艺人传说：‘桂阳湘昆’，远在百年前就有老昆文班、吉昆文班、福昆文班，并且从脸谱上红、白、黑三色可以证明是明代的传统。在60年前，继起的昆文秀班，曾聘请经商来桂阳的苏昆名老艺人为师，更丰富了‘桂阳湘昆’的节目和艺术。在清末民初相继起班的，有昆美园、昆文明、盖昆文等班，产生了许多名演员，如前有翠红（小生）、翠美（名旦），后有谢金玉（名小生）、张宏开（名旦），雷石富、蒋火成、肖文雄（名净），周刘才（名小生）、李之金，侯文保（名丑）等名老艺人。他们的表演艺术，深为群众爱好。一些年纪较大的人，至今还念念不忘。以上各班都是在农村中生长起来的，在郴县专区各县的老年农民对‘桂阳昆曲’的故事、表演、音乐都很熟悉，在口头的谚语中，以‘凑成的十五贯’，‘不要口口咬紧皇甫仁’，‘崔氏带凤冠’等等，都是引用昆曲中的典故。‘桂阳湘昆’由于是从农村中生长起来的，创造了它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在表演手法上线条比苏昆粗旷，身段动作舞蹈性很强，细腻的地方，内心表演也特别强，它的腔调一方面保持了苏昆旋律之美，但另方面却没有苏昆所谓‘困腔’，桂阳念字口音，阴阳上去入五音颇正，唱腔结合地方语言，注意剧中人物身份，对声韵方面也特别考究。尤其是长的唱词中适当的加了念白和垫字，就使难懂的长词变为易懂的短句……

‘桂阳昆曲’的鼓板特点，是以单皮鼓（如京戏的小鼓）为首，在文场表演时用，在打唱腔时则专用怀鼓，其状如单皮鼓的二面合成，亦叫荸荠鼓。在行腔时放在怀中打，因而叫‘怀鼓’。鼓箭一根是用竹削成很细的箭杆，箭头如小橄榄形，打击用右手，如打小锣的手式，因鼓箭细小而有弹性，所以在打唱腔时的花点子，右手打怀鼓，左手打板，腔中的抑扬顿挫很突出，是一种异常优美的点子音乐。在打武场时又兼用堂鼓（比京戏的堂鼓小而矮，放在鼓架上打）和大鼓，采用祁剧的过场牌子。这都是‘桂阳昆曲’独特形式的发展和特有传统。现在精通‘桂昆’鼓板的老师仅有萧剑昆先生一人，今年已73岁，他对今天的‘百花齐放’政策非常感激，不愿在家闲坐，要把鼓板的传统艺术和表演身段的特点传给继承人。

‘桂阳湘昆’的表演特点：舞蹈性很强，过场的曲牌很丰富，表演身段是粗中有细，生活气息特别浓厚，动作重舞蹈表演。如演《浣纱记》中的‘采莲’时，男女对舞和合唱，非常优美新颖。又如《渔家乐》中渔家女是使用长篙撑船，身段粗中有细，深刻地描画了渔家生活情景。《刺梁》一场是用药针行刺，不是用小刀去刺，当在有机会行刺时，邬飞霞因紧张而忘记药针所在的内心紧张动作表情，使观众为之捏一把汗。如《连环计》中《梳妆掷戟》一折和《三闯负荆》的表演，鲜明易懂，以及《马前覆水》、《武松杀嫂》、《琴挑偷诗》、《十五贯》等，都有其表演的特点。这些虽然才上演，就已为观众所欢迎。现正在发掘《打赌寄楼》、《连环计》、《钗钏记》、《牛头寨》、《风筝误》等等全本戏目。桂阳湘剧团最近演出的《打碑杀庙》中的刘铁嘴，《刺梁》中的万家春，《坠马》的曹操，《十五贯》中的娄阿鼠等，都是由团长谭贵昌演出，可称‘湘昆’杰出名丑。他们还保留有《温元盒》、《麒麟阁》、《卸甲封王上寿》、《封神》中的《九龙柱》、《天意图》……等全本昆曲，还正待整理演出。

梅兰芳先生来长演出时，和我说起‘桂阳湘昆’能被农民群众所爱好，这是极其可珍贵的事。他在《新湖南报》发表的意见，及今年（4月间）又在新华社发表他关怀和重视‘桂阳湘昆’的消息，这对湘昆艺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推动。欧阳予倩先生在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中曾说：‘昆曲戏产生于生活比较安定时期，喜剧多于悲剧’，‘昆腔的表演细腻周到，它的身段动作舞蹈性很强，我国古典舞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片断保存着的在昆腔戏却还不少，这也是昆腔戏的一个特点。’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活空前安定，而且日趋繁荣，昆戏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如果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特别是省文化局的重视和支持，和通过全体艺人同志的不断努力，加工精炼，我们可以预料，这朵鲜花不久就能够放出异彩来…… ”。

程一中先生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湖南省委省政府及文化战线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即使有了梅兰芳大师“湘昆”的赋予名号，但大家还是一直沿用“桂阳昆腔”或“桂阳昆曲”的名头挂牌演出。直到1960年，随着郴州专区湘昆剧团成立，才真正开启了“湘昆”一名的官宣之号和“湘昆”迈向未来的光芒大道！

采访百岁老人李沥青老先生。

采访原湖南昆剧团团长唐湘音老师。

采访原临武县祁剧团团长萧其力老师。

　　自“桂阳昆曲”现世后，在走向“湘昆”的历程中，程一中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从一而终地关注和扶持着她的发展和演进。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据原湘昆剧团团长唐湘音回忆到：1960年的初春，湖南省文化局组织“湖南省第一届戏曲青年演员会演”，省市各地先期进行了选拨赛。选拔赛中选出了获奖的优秀节目和青年演员。郴州市中兴祁剧团黄公莉主演的《杏元和番》、桂阳湘剧团欧甫玉、谢忠义、吴文香主演的《六郎斩子》，郴州专区湘昆剧团参演的是谢序干、江永梅主演的《挡马》、彭云发主演的《三闯负荆》以及我（唐湘音）主演的《秦琼三挡》、获了奖。然后由我们这些优秀青年演员组成了“郴州专区青年演员赴省汇演代表团”，团长刘殿选。因汇演时间推迟，直到60年10月才进省城汇演，我们代表团入住在省四招待所，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房间分组讨论，评议前晚看过的剧目。忽然有一老人来登门拜访，说找湘昆的同志们，因李楚池老师与来人熟悉，所以李楚池老师当即离开会场去接待了他。散会之后，李楚池老师特意安排人叫我去了他的房间，李楚池老师当即向我介绍了这位看上去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都欠佳的老者，说他就是鼎力支持我们湘昆事业发展的革命前辈---程一中先生。随后，李楚池老师向他介绍了我，程一中老先生关心的问我学了哪些戏，最近以来的演出情况，以及我参加青年演员汇演的剧目是什么？平常的生活条件如何和练功情况等等，我都一一如实作了回答。程一中先生点头表示赞许，并要我当场表演一段给他欣赏，我就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演唱了《秦琼三挡》中的【醉花阴】和【喜迁莺】二曲。程一中先生对我的表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并连连说到：“不错不错……”，然后他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好好地继承湘昆传统。直至午饭开餐前，老人才步履蹒跚地告辞离去——直到今天，唐湘音老师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一些往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力提倡“样板戏”的时候，受“破四旧”的影响，湘昆剧团许多的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老旧唱片和大量的剧本曲谱被人搜出焚烧，有一些唱片被制成了道具，这些道具直到八十年代恢复古装戏时还在使用，我曾听李楚池老师说起过，这其中的很多唱片都是程一中先生捐献给湘昆剧团的。

2020年7月，我们两次来到临武县，拜访湖南省省级非遗传承人，原临武县祁剧团团长萧其力老师，这位年逾八十高龄的老人，1951年加入桂阳湘剧团做学徒，1953年1月转入原郴州市祁剧团改学祁剧，1954年5月调入嘉禾县祁剧团当小生演员。1961年12月调入临武县祁剧团任演员，后任编剧、导演、团长。老人一生经历坎坷，入行早，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在发掘“桂阳昆曲”的那个时间段，他曾先后到过上述几个剧团工作，是目前为止，“桂阳昆曲”向“湘昆”演进历程中，至今在世且屈指可数的见证人和亲历者之一。在我们的拜访中，萧其力老人回忆道：“在1956年至57年间，程一中先生不止一次的来到郴县专区，有时候是他和省市文化部门的同志们一起来，有一次是单独一个人来，时间较长。他先后到了桂阳湘剧团和嘉禾祁剧团作调研。那时候的我，因为年青机灵，经常被安排到程一中身边做他的勤务，不仅端茶递水，还给他做一些调研的协助工作，为了照顾好省城下来的领导，县里还专门给他安排了小灶，以改善伙食。程先生白天召集新老艺人进行调研，观看演员们练功排戏，晚上随团观看演出，深夜了还见他在起草修改文稿。”萧其力充分的肯定了程一中先生对推介“桂阳昆曲”所作的工作和做出的贡献。“没有程一中以及省地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就没有湘昆的今天。”萧其力还说到“程一中还到省财政给湘剧团和祁剧团争取到了三千块钱的资金”……

1960年12月，程一中在长沙逝世，终年64岁。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参加了葬礼。

　　纵观程一中先生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是胸怀天下、情系百姓、爱国为民的一生。幼年时期的血泪苦难，使他能知冷暖、恤民情，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因为懂得，所以心存悲悯。少年时期的饱读经书，使他能明辨是非，识大体、顾大局，讲人格、崇气节。青年时期的他，深受爱国思潮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追求真理，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三民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自他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后，深受震动和启发。“五四”运动高高举起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的大旗，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救国的热情，到武汉参加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六三”运动。1926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彰显了他反帝反封建反军阀，“舍小我、为中华”的决心。北伐期间，他在任湘潭县长时，对工农运动的支持和保护，充分表达了他对苦难大众的极大同情，以及他坚守“国共合作”的基础，秉持只有国共合作才能推翻旧中国的信念。抗战期间，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报效国家，投身于抗击日寇反侵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抗战胜利后，他看清了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本质，看清了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嘴脸。1946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三民主义同志会”（民联，民革的前身），任上海组织委员，致力于反内战和策反工作。1949年，深明大义的程一中先生坚信“唯有与中共精诚合作，为和平统一、幸福之中国而协力，这才是中国应走之道路，也是湖南应走之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他和其他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真理及祖国和平统一的“民革”人士一道，不顾生命危险来到长沙，建立“民革”组织，积极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为湖南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解放后，程一中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各项建设之中，和衷共济、风雨同舟。他恪尽职守，深入基层，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添砖加瓦。深具家国情怀的他，怀着对优秀传统戏剧文化和对乡土的热爱，为挖掘展示和推广推介“桂阳昆曲”以及“湘昆”的现世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手和摆渡人的作用，他的事迹和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铭记。

程一中先生生平年谱

1904年，八岁的程一中入读桂阳北乡私塾。

1912年，考入桂阳高等小学堂。

1914年，小学毕业后到武昌就读湖南同乡会旅鄂小学。

1917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毕业后到长沙在《湖南新报》当记者，不久和同学贺衷寒一道，到广东投靠孙中山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广州，孙中山先生在“护法运动”的百忙之中，接见了程一中和贺衷寒等远道而来的热血青年，为鼓励他们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特地给每人赠送了自己亲笔签名的四寸照片一张，并嘱咐他们回湖南找国民党负责人李吟秋（汉丞）先生，参加“护法运动”的工作。

1919年，程一中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深受震动，“五四”运动高高举起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的大旗，激发了他的爱国救国的热情，随后到武汉参加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政治罢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六三”运动。

1920年，在长沙先后担任《霹雳报》的主编和《民本日报》的总经理，不久到湖南省高等审判厅担任推事，厅长李吟秋（李汉丞）。

1921年，在长沙加入北伐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

1924年，到李吟秋之子李伯芹（哈佛博士）任厂长的湖南铁工厂（兵工厂）任文牍工作。

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到长沙创办《南岳报》，宣传北伐；先后任醴陵、湘潭县长。

1927年1月，程一中从醴陵县长调任湘潭县县长，期间恰值毛泽东考察湘潭等五县农民运动的时候，任职期间，协助开展农民运动，惩治土豪劣绅等。5月长沙“马日事变”爆发后，程一中又召集县内的工、农、学生、妇女等团体负责人秘密开会，掩护各团体进行疏散，并发给了旅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在农民运动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县长总是唯命是听”。这些唯命是听的县长中，当然就包括时任湘潭县县长的程一中了。“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此时长沙附廓各地的共产党分子都已匿迹销声，凡共党组织的赤卫队、纠察队等都已土崩瓦解，唯有湘潭的程一中与共党杨昭植狼狈为奸……自马日铲共后，程、杨两人仍盘踞该县，倒行逆施……”。面对反动派的屠杀，程一中幸得友人相助，化妆潜离湘潭，并于6月初北上武汉。杨昭植被捕后，惨遭反动派杀害，英勇牺牲。

1928年2月，任北伐军第十二路军第八军（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李品仙）政治部主任。

1929年3月，在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任军法处长（少将军衔），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宣传部秘书主任，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等职。抗战期间，任职于国民党中宣部秘书主任，重庆军事运输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6年，加入民联（民革），任上海组织委员兼民革联络工作。

1948年9月，民革中央郭春涛、秦徳君夫妇到上海找到程一中及其儿子程元宇、儿媳张国华夫妇，开始策反国民党海军上海吴淞第一巡防大队起义。

1949年2月，程一中奉命与许松圃一同到长沙建立民革组织，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湖南和平起义的策反工作。解放初期任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湖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

1957年，毛主席到长沙视察时，问起1927年他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能听农民协会的话的那位湘潭县长还在吗？当毛主席得知程一中还在世的时候，特地叫唐生智副省长带着程一中去见了面，并合影留念。

1958年元月，毛主席在长沙接见湖南省市机关干部合影时，程一中在前排就坐。

1960年12月，程一中在长沙逝世，终年64岁。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参加了葬礼。

　　雷海波/供图 （未经同意，请勿转载）

　　衷心的感谢新疆的程正渝先生提供的资料和素材！衷心的感谢程氏族人程方义先生、程方桂先生和程方伦先生和朱富军先生提供的线索和帮助！衷心的感谢百岁老人李沥青老先生和萧其力老师、唐湘音老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