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匆匆

李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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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十九岁，在西安市第十六中学读高三。这一年的高考定在七月一日。五月份，高考体检，我一切合格。志愿也填报了，第一志愿是西北工业大学，梦想学习研发航天器翱翔蓝天。我的学业成绩还好，数学、物理等主要课程在毕业考试中名列全年级前列。农村学子十二年寒窗苦读奋力一跃跳出农门的时机终于来到了。正当我踌躇满志冲刺高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来了，这所农村中学的所有秩序一下子被砸碎了。紧随着广播里、报纸上的社论、通知，全校师生们争先恐后的造起反来。没几天，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以及给学校领导、老师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校园。学习成绩好不再是件光彩的事情，反到成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和跟屁虫。那种暴风骤雨般发展的形势，不允许我惊愕茫然太久。我意识到这是党在考验每一位青年，不能落伍，便很快写出了第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文章，慷慨激昂地在班会上宣读。像被卷进激流一样，身不由己也自然而然地参加了自己认同的革命组织，声嘶力竭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不遗余力地表露自己的红心，唯恐跟不上革命形势、从而在上大学的竞争上丢掉机会。

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视察接见，到工厂学工，紧随形势，在拼尽全力、折腾了一年多之后，没有看到任何重启大学之门的希望。1968年的春天，我回到自己的家乡西安市郊区七一公社红光大队（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李下壕村）。年底，毛主席发出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号召。我知道，大学梦破灭了，我要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了。

2

回到农村当农民，我最不愿面对的是我的父母，看着他们日益苍老的身影，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用尽心血供我上学，连一把白面也是留给我吃，我如今却回到了农村，和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我变得有点内向和沉默。尽管又瘦又高的身材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农业劳动者，我还是拼尽全力从事各种农活，播种，收割，尤其是碾麦扬场，顶着浓密的灰尘，麦糠钻进衣服领子，和汗水搅在一样，热辣辣的疼，眼睛不敢睁开，我飞快地一锨一锨把碾出的麦子和麦糠洒向风口，用手腕的力量掌握好木锨的角度，尽量让麦粒飞出一道弧线，靠风的力量把麦子和麦糠分开。我跟着马车，去瀍河滩拉沙子，去火车西站拉钢材和水泥。有一次拉的是盐巴，200斤重的麻袋压在我瘠瘦的背上，我一步一挪，战战兢兢，硬是把它扛到车上。

我的卖力和谦逊终于得到乡亲们的认可。1969年春天，选派人学习赤脚医生的时候，生产大队让我去了。我在读初中的母校西安市第四十九中学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大队拨款买了最常用的药品和器具，我把队部的老房子用竹帘隔成三个小房间，用旧报纸糊了顶棚和墙壁，分别做诊断、注射、药房，合作医疗站就这样办起来了。对这份来之不易的脑力劳动，我是十分珍惜的。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学医，但接触了这门建立在生物、化学、物理基础上的学科，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我白天看病，晚上看书，做笔记，不断地用乡亲们的病例积累和丰富医学知识。没过多久，乡亲们就接受了我这位赤脚医生，我的诊室里都挤满了看病的人，邻村的老乡有时也会来看病。父母很满意我能有这份工作。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他们开始给我张罗婚事。1970年春节，我和邻村的姑娘邓月桂结婚，第二年就有了大女儿。

正当我觉得这一辈子就这样半农半医的度过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它成为改变我的命运的契机。1971年九月，共和国二号人物林彪出逃苏联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随即在全国推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批判林彪的天才论。上级要求人人都要学习，结合实际应用，最好有心得体会。我读高中时比较认真地读过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熟读过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自己在村子里的医学实践，我写了一篇题为《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为人民当好赤脚医生》的文章，交给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感觉不错，又上交给郊区卫生局（当时西安市郊区是一个行政区划）。在这篇文章中，我阐述了人头和针头、药物和精神等辩证关系，强调了作为一名医生，技术固然重要，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最为重要。一个赤脚医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让郊区卫生局的领导大喜过望。他们层层推荐，最后竟然在陕西日报头版发表。陕西广播电台还给我录了音，重复播出。一下子，我成了西安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卫生界的名人，学校、乡卫生院纷纷让我去做报告。

1972年春天，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郊区卫生局推荐我。学校不要，说我结婚有孩子了，不适合大学学习。郊区卫生局领导说，连李鸿光这样又红又专的赤脚医生你们都不要，那就别在郊区招生了。学校完不成招生任务，只得录取了我。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呆呆坐着，幸福来的太突然了，我好久反应不过来。

3

1972年五月，25岁的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带着铺盖走进西安医学院的大门，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学生，学校极为重视，按照五年学制压缩为三年的要求，制订了三一制教学计划，一年基础理论，一年临床见习，一年临床实习，基础理论讲要点，讲干货，面对病人的临床教学一个学时也不能少。实践证明，学校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分配到县及县以下医院，他们的实用性对缓解基层人才断层和缺医少药的状况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我在学校上完第一学年基础理论'课之后，主动报名调整到在扶风县医院实施临床教学的试点班。学校给试点班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任课老师全部是内外妇儿几个大科的骨干教师。教室就设在县医院旁边的一个庙堂里，宿舍是铺着麦草的大通铺。老师讲什么病，课后就带着我们看什么病人，有时就把课堂放在病房里。晚上，学生要和医院的医生一起值班处理病情。一年下来，我们这个班诊断处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明显较强。总结在扶风县的开门办学，我在校刊上发表了近距离贴近农民群众、理论教学要密切联系实际的文章，受到学校的肯定，让我回到第一附属医院给在那里的同学分享试点班的做法和经验。1974年十二月，学校党组织接受我入党。这为我毕业后走上卫生管理岗位铺平了道路。在我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抽调我做教学辅导员，带领下一个年级的学生去凤翔县农村见习。

历时三年半学习，我1975年十一月毕业。当时分配政策是哪里来回那里去，我已经做好了回西安市郊区的思想准备。这时候，陕西省卫生厅派人来学校要毕业生，他们的条件是学习踏实、有写作能力。学校推荐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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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分配到省卫生厅计划生育办公室。刚到省卫生厅那几年，是我生活最困难的一段时间。1977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全家六口人，母亲、我的爱人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农村。1978年之后分到三亩多土地，夏收小麦，秋种玉米，很是劳累。厅里安排了宿舍，但我得住在农村家里，每天早饭后骑四十多分钟自行车八点前赶到厅里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后，在路旁菜市场捡两大蛇皮袋菜叶带回家喂猪养鸡，有时晚上要去地里劳作。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思考第二天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会谈提纲，村子里通知说轮到我们家给责任田浇水。我挽起裤子，拿上铁掀，光脚在玉米地里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洗脚穿上皮鞋，打上领带，骑着自行车赶到厅里接待外宾。村子附近的小学教学质量很差，我不得不把三个孩子转学到城市里来。爱人也来了，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一大家子人，靠我一个月三十九元的工资，吃顿水饺都是不容易的事。我想让爱人做点小生意。周日我从西仓市场买100多斤豌豆，用自行车带到北郊农村去皮，晚上在家里支一口大锅，水开后放入去了皮的豌豆慢慢熬成糊状，然后一层豆糊一层柿饼条盛在面盆中，第二天凝固成豆黄色凉粉状，倒在木板上，让爱人用自行车推着沿街叫卖。没想到，一毛钱一小块的豌豆糕挺好卖，一天下来，最多时可以收入五块多钱，比我的工资要高两三倍。可是好景不长，一次她刚走到北大街就遇到城管，连车带货被收没了，说是不法摊贩，吓的我爱人再也不敢上街叫卖了。此后，她在医院洗过被单，在幼儿园做过饭，我始终没能给她安排上正式工作。还有比经济拮据更揪心的，那就是爱人和三个孩子户口农转非问题，我们一家五口挤在约10平米的单身宿舍里，厅机关说，我是单身职工，不符合分配家属楼房的资格。没有城市户口，孩子的上学、就业都是很大的问题。当时，我已经是处级干部，但政策上没有家属农转非的口子。1985年春天，我要求援藏，多亏卫生厅副厅长雷志申的争取，获得了爱人和三个孩子农转非的机会。当我拉着架子车把他们娘四个的口粮卖给粮站，然后把他们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转为城市居民时，我激动了好久，一家人终于跳出农门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竟然做错了，十几年后，由于土地的增值，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户口比城镇居民户口更加金贵，再想把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不可能了。

我没有让陕西卫生厅失望，我带队的援藏医疗队在海拔4500多米的藏北羌塘高原工作一年，开展手术，培训医生，巡回医疗，给藏北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离别时，西藏日报用《为陕西人民争光，为西藏人民造福》的头版头条文章肯定了我们那一批援藏医疗队的工作。

细想起来，我一路走过，总是有贵人帮助。开始是我的乡亲，他们让我做了赤脚医生；下来是西安市郊区卫生局的领导，他们推举我上了大学；在我走上卫生行政管理这条路后，遇到了最让我怀念的贵人俞荣真和丁聪。我本来是非常不喜欢行政工作的，唯上是从，迎来送往，和我喜欢逻辑思维的秉性很不搭边。但我却是一起分配到卫生厅同学中最早被提拔为处级干部的，那是1982年，我35岁。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里，这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这一定是俞荣真和丁聪推荐的。

俞荣真是我的处长，她始终像大姐一样在生活上照顾我，在仕途上挺举我。丁聪是省委书记霍士廉的爱人，是卫生厅副厅长。他对我的了解和关照始于一次出差。商洛山区的柞水县曾经是李先念带领红二十五军打游击的地方。解放快三十年了，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妇女生孩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有不少产妇是由老娘婆或婆婆、丈夫接生的，既不消毒，也不科学，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这个问题首先是由一位北京知青反映的。当时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爱人林佳媚在卫生部任妇幼卫生司司长。她希望陕西卫生厅能在商洛山区抓出个典型，然后全国推广。1976年初春，我和处长陪同丁聪来到柞水县召开全省山区县新法接生现场会。明天丁聪要做主题讲话，先一天晚上给她准备的讲稿总是不能让她满意。夜已经很深了，无奈之下丁聪让我看看稿子。我是赤脚医生出身，我的母亲是村子里的接生员。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改了稿子，重点强调了接生员的培训、报酬、村干部的支持带头等。丁聪非常满意，第二天就按着这个稿子做了报告。从此，丁聪出差总喜欢带着我，厅里重要的文件的起草都会通知我去参与。多次民意调查，我都是厅级干部第三梯队候选人中票数较多的。后来，丁聪随丈夫进京在轻工部任职。1984年8月，我从自家的责任田里掰了一书包嫩玉米去北京看望她。她身体不好，听说不久就去世了。

在我从事妇幼保健管理那段时间里，我力主纠正各级妇幼保健专业机构半行政半业务政事不分的状态，提出了“以保健为中心，以临床为基地”的办院方针，被卫生部采纳，写入卫生部妇幼卫生工作条例。由于厘清了办院思路，陕西陆续建成了省妇幼保健院等一批有影响受群众欢迎的妇幼保健机构，走在全国前列。

1994年，我被提拔为副厅级，被任命为陕西卫生干部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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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卫生干部学院说是一所成人高校，实际上是陕西省卫生学校，挂了正厅级高校牌子，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中专生。由于它不隶属于教育系统而是隶属于卫生系统，省财政一直按过去形成的基数拨给卫生事业费，不管学校招多少学生，经费就是上年那么多。所以，这个学校多年经费紧缺、停滞不前，班子也拢不到一起，是卫生厅下属的烂摊子。不是烂摊子，这个副厅也不会给我。我走马上任，砍了三板斧：一，班子团结，以党委为中心；二、积极争取升为专科，尽量多设置一些专业；三、多办成人班、自考班，扩大自费生生源，增加经费。我一个暑假跑了三十多个县宣传招生。1996年学校升专科成功。学校的经费状况随着计划外生源的增加一年比一年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起实验大楼。2005年，学校升本成功，取名西安医学院。从1994到2005年，学校从中专升大专再升本科，十二年时间实现三级跳，现在已经是考生炙手可热的本科医学院校，创造了陕西办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省卫生厅党组没有亏待我。2000年七月，经刘爱梅厅长推荐，省委任命我为陕西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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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受苦受累的命。担任卫生厅长之后，一件事接着一件事，都是难啃的骨头：机构改革，厅机关编制压缩一半；安康大水，洪水把各种尸体和杂物冲击在赢湖上，严重威胁着南水北调水源，要防疫消杀；抗击非典；禽流感防治；办医体制和管理机制改革；提高基层卫生人员待遇，补齐农村卫生短板；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和推行等等，件件都是不可怠慢的急事大事！还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些事都过去了。

任厅长七年，唯一不能让我忘记的是一次会议。2007年元月，国务院决定在西安召开全国新型合作医疗工作会议，吴仪副总理在开幕式上做主题报告。她说，这次会议争办的省区较多，最后国务院和卫生部决定放到陕西。为什么？因为陕西的工作有亮点，有特色。在合疗费用控制上，陕西实行了单病种包干。在农民患者的医药费用报销结算上，陕西实行了直通车，病人直接在就诊医院报销。这些都是困扰全国的问题，陕西解决的很好，很有新意。吴仪说，陕西工作有亮点，当然和陕西省委及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有关，但是也和陕西有一位好的卫生厅长有关。他出身农民，做过赤脚医生，对农村情况很熟，很有感情。听说他今年六十岁了，请建国书记、纯清省长把鸿光同志安排好！会场鸦雀无声，国务院领导在一次国家级工作会议上这么指名道姓的表扬一个人，这是非常罕见的。我和全国各省的省长、卫生厅长、二十几个部的部长，坐在台下。听着吴仪的夸奖，我的脸颊一下子涨得通红，心跳得能够听到。

我并不认识吴仪副总理，以前也从未接触过她。事情源于昨天下午的接机。会议的前一天下午，我陪同罗振江副省长、李堂堂秘书长去机场接吴仪副总理。在返回宾馆的面包车上，谁也不愿意坐在吴仪的身旁。李堂堂说鸿光情况熟，坐在吴总理的身旁好介绍情况。果不其然，车子一起动，吴仪就问我陕西工作的特点。我说，实行合作医疗之后，医疗费用肯定会上涨。为了控制，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坐在老百姓一边而不能坐在医院一边。我们把常见病多发病近三年的平均住院费用作为结算标准，多不补，少不减，和医院签订合同，有效地控制了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让他们垫着钱看病，然后拿医疗票据到合疗办报销，会对他们造成困难，也可能滋生熟人报生人不报的不正之风，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吴仪连连点头。她问了我的出身，学历。我说，吴仪总理，我是赤脚医生出身，是当年合作医疗的亲历者。现在的新型合作医疗不同于过去的合作医疗，过去是合作办医疗，大队培养医生，集资办医疗站，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现在是合作买医疗，农民人人集资放在一起，谁有病给谁报销，是一个医疗保险制度。卫生部门屁股要坐在农民这边，既要办好医院，又要制约医院。吴仪很是认可。那天晚上，陕西省委省政府举行宴会为吴仪副总理和各部部长、各省省长接风。酒过数巡之后，省委书记李建国来到我的身后，他问：鸿光同志，你要退了，有什么要求尽管说。这是省委书记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关心我的个人问题。我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连连说：省委安排的很好，很好！组织部杨士秋部长给我说了，我愿意退下来到政协去。

2007年五月，我从省卫生厅长岗位上退了下来，去省政协任常委、医药卫生体育委员会主任。2012年退休之后，我应邀去西安外事学院任医学院院长，至2016年，时年六十九岁。



五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一路匆匆，无暇思量；蓦然回首，无悔今生。

2020年8月于柞水山水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