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

康乐谷

一个老五届同学的赤子之心

——我的三线岁月

吴新明

　　1970年7月蜗居在哈军工大院中的六四、六五级学员们在千等万盼、千呼万唤、望穿秋眼、唉声叹气中，终于盼来了可以按时毕业的消息，在此之前六四级同学已经被整整压下一年没有走出校门，这次和我们一起毕业了。在工宣队的安排下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呆了5年的母校了，母校此时也是风雨飘摇，被拆得七零八落、分散办学。同学们也是各奔东西，我被分配到江西省九江市六机部214工程指挥部第435厂（对外叫江西省远征机械厂）好吓人的名字！在学校里就打听到这是个三线建设工程，是造军舰的工厂。说不上是喜还是忧，但是心里还是很振奋的，因为文革4年来早就腻透了，总算摆脱了这种“三餐两倒”的“造反”生活，从此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报国的雄心又可以一展宏图了！
离开哈尔滨一路南下，乘火车到南京改坐轮船沿长江到九江。人逢喜事精神爽，直体会到“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滋味。在九江码头下船换成小火轮转去彭泽码头，小火轮又搞了两个多小时，嘭嘭嘭慢吞吞地走着，终于到了历史闻名的彭泽。彭泽县虽小但因为晋朝的陶渊明在此当过县令，因此名声大噪。抬眼看去，彭泽县是一座群山环抱、一面临江的小镇，坐落在长江南岸，江对岸还突兀着一座小山，打听一下，名副其实叫“小孤山”，一江之隔，那边是安徽地界了。

芦席棚里4个学生连队

厂里派来的敞篷车接我们，初到彭泽，县城迎接我们的大幅标语是:“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看到后，哈哈一笑，扬长而去。一路上围着县城的山转着走，转了一圈又走到了江边，实际上离码头不远。汽车在一片荒郊野外停了下来。这哪里是工厂啊？山头上有十几座芦蓆棚，山下有几个水龙头，龙头前有许多穿两个口袋黄衣服的转业军人在洗涮，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水黄黄的，听说这是长江里直接抽出来的水，没有过滤。这就是435厂了。领我们的人看清了我们的所在的派遣单位，把我们送到了一座芦蓆棚里，棚里用木头从东到西排下南北两排大炕，来人让我们自己找个地方放下行李，就算安下家了。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陡然产生了一种凄凉的感觉。中午吃饭被领到了饭堂，除了厨房是几间简易房子外，餐厅也是牛毛毡顶芦席做墙的芦蓆棚。看来435厂就是芦蓆棚厂了！
下午宣布了编制：原来我们哈军工同学分来了90人，被分在一个连队，连长是位海军干部，锦州海军通信学校的教员陈大熊，原来锦州海校下马了，但建制内人马还保留着，连锅端到了彭泽435厂，由他们的副校长王强带队，海校一帮人马有多少，我们小老百姓也不清楚，反正满眼都是穿灰色衣服戴红领章的海军，号称：军代表。回过头来继续说建制。我们学生中有两位上级任命的干部：副连长是65562班的张剑秋同学，还好，我们两在读书时关系很好，他是江苏扬州人，瘦瘦的中等个子，白净脸。副指导员左新生是三系六四级的同学，中等身材，黑红的脸庞，给人以忠厚的感觉。我们这90人中各个系除了6系没有人到这里，其余多少不等都有人在。不过，四系只有二、三个女同学来，后来才知道是照顾夫妻关系来的。
学生连除了我们哈军工学生单独分为一个连队外，哈工大、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也编成了3个建制连。另外还有8个学校有少量学生：北京体育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财经学院、江西财经学院、青岛医学院以及江西中医学院等共40人，他们被打散分到后3个连队里。四个连队中，哈军工、上海交大各90名，哈工大、浙大、各70名，合计360名大学生。厂里还有500个上海去农场锻炼二次分配的中专生、200个江西学徒工、200（数字不准）名赣籍退伍兵。
厂里还有一批骨干力量即江南造船厂来援建我们建厂的老师傅和他们带来的子女，由于这些子女的到来，给厂里带来了一股上海气息，穿着艳丽的上海小姑娘们到处“啊啦、啊啦”的叫，在一片黄衣服中增加了一些生活气息。

行文至此，我不得不多说几句，把这么多大学生分配到一个刚刚兴建的八字没有一撇的新工厂里，在当时的技术环境下确实是太多了！当然，如果放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肯定不多，技术人员数量多，可以开发新产品。这反映了当时的国民经济确实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家无力安排大学生的工作，那是计划经济时代，非硬性分配不可，老厂们都自顾不暇，连开工资都是问题，进人的大门是封死的，教育部已经压下一届（64级）学生，让他们趴窝一年，两届一起压下来，只有“三线”是要人的地方，于是就下饺子般地把我们两届学生一起倒向了“三线”建设这口锅。至于如何使用，摸着石头混吧，当“新工人”是在所难免。记得当年同一个指挥部里的6214厂哈军工同学也分去了70多人，两个厂合起来共160余人，赶上了哈军工一个小系的全部毕业生了（五系是大系，一届毕业生才215名）。毕业分配时，说起来也简单，几个方向一扒拉，就完成分配任务了。空军、海军各送去几十人，贵州一批、新乡一批、沈阳、锦州各一批、宝鸡一批，齐齐哈尔一批，哈军工的学生就分配完毕啦。

我们刚到435厂时给我们栖身的芦席棚，芦席棚倒塌大家在废墟上合影留念。

编制与建制

当年435厂的产品定位是导弹驱逐舰（一说是巡洋舰），为什么叫435厂，还有一番来历。当时六机部已有了431、432、433、434、436、437、438、439、427等几个船厂，中间就缺一个435，于是部里就命名新建的这个厂填补了435的空缺。附带说一句，当年兵工系统的单位同部队一样有个序列编号，保密。之前已建了452，454，455，457，之后在九江就有了458、459。还有瑞昌县郊的491、湖口县郊的6502（是由六机部的一个五七干校基础上组建）和9318厂。
同一个指挥部下设在武穴对岸码头镇有一个6214厂，他的产品定位是核潜艇，我们军工学院的院办王序卿主任就在那里当副总指挥。为什么叫6214，这里也有来历。当时为建设第二套核潜艇厂，毛主席有个批示，叫“2 -14”批示，“6”表示六机部，所以有了“6214”厂。
435厂里的主要领导全是军人；第一把手，张政委，海军榆林基地副政委，老革命，副军级干部。他这个人长期做政治工作，讲话时语病很重，每句话后面总是带个“啊”，每次讲话啊声不断，搞得我们心烦！听他报告经常数他讲话时“啊”的个数。有尖刻者给他起了个外号“张啊”，至于真实的姓名谁也不知道，因为官者尊，基本上没有人敢直呼其名。几十年过去了，我觉得不把他真实姓名找出来，实在对不起我们党和组织。那么级别的高官叫什么，不可不察也！为此我硬着头皮查阅解放军1965编制、建制，终于查到榆林基地的政治部主任叫张述谦，到1970年政治部主任升为副政委是正常的升迁，若是升为政委，不大可能来这里搞三线建设，政委是主官，离不开。我大胆猜测他可能就是我们的张政委。为了找到人证，我在哈军工435厂群聊里发布消息，经邵和敦同学努力，找到当时厂办办事员陈招娣同志核实，张政委的大名确实是叫张述谦。其实，当年张政委还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他不远千里，舍弃了舒适的海南城市，跨江渡海带着夫人来搞三线建设，夫人宫沛光无处安排，厂里安排她办了个邮局，这位宫阿姨对谁都很热情，没有一点高级军官家属的架子。并且她记忆力特好，和她打过一次交道，第二次就可以叫出你的名字来，真是当领导的好材料。
厂里还有两位军人副指挥，一位上面讲过的叫王强，锦州海军通信学校的副校长，平时不爱说话，夫人方文是12级高干，安排在指挥部任办公室主任。另一位是九江（一说是宜春）军分区的副政委（据说是中校），姓刘。这个名字查不出来了。刘副政委个子很高且很魁梧，没事的时候很喜欢到我们连走走，大概是惺惺相惜吧，大家都是军人出身。他在厂里是单身，爱喝酒，每每谈起酒来，眉飞色舞。嘴里爱说：“弄点什么吃一吃呢？”一口胶东乡音，像个大孩子一样纯真！因为一直在部队，接触到工厂完全是新鲜事，所以对厂的一切都很感到稀奇，有一次到我们工地，看到我们戴着墨镜在烧气焊，对我们戴的墨镜很感兴趣，就随口说要一副。
另外还有一位是江南造船厂来的领队叫李志超，好象还是个烈士子弟，据说是造反派头目，在厂里很少讲话。虽然在指挥部里是军代表说了算，但是在435江南厂来的工人师傅心中，还是他们的主心骨，当时江南厂来的老师傅们多数在船体连，他是这些师傅们心目中的核心。
　　从厂里的领导可以看出，当时军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来响应毛主席的建设三线的伟大号召的，一个造船厂来了这么多干部：军级一名、师级两名。实际上设在九江的214指挥部规格更高。214指挥部统管九江地区六机部所有工程，总指挥是福州军区副司令龙飞虎少将，厂里都知道他是老红军、周总理的警卫员。我在彭泽只见过他一面，他来厂视察时架子端得很足！前呼后拥一大帮人，有人打伞、遮阳，有人提着水壶，有人给他端着茶杯，俨然是封建社会的县官驾到，衙役们在前面打着牌子：“肃静、回避”，但县官出行也没有人提茶、端杯子。时代发展了摆谱也随之提高档次！比起哈军工的干部作风简直是天壤之别！

两年后单身公寓，但彭泽规定：厕所不准上楼！

三线建设要抓紧

435厂正值工程大干快上的日子，到处都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张政委在食堂餐厅芦席棚里给我们作报告，传达毛主席对三线建设的指示：“三线建设要抓紧，即使提前一个小时都是好的。三线建设好了，没有路，我骑毛驴也要去看看。” 等等。会场上有人高呼口号：“三线建设要抓紧！”“即使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被激动得热血贲张，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工厂建设起来！改变我军海军装备落后的面貌。
当时厂里的第一任务就是基建，大家每天挑着一对箩筐到工地上去挑土，还有的同学去工地搬石头，总之在435厂我们挖过土，运过沙，拉过砖，砌过墙，扛过毛竹，钉过屋顶上的面板，每天累得浑身疼痛，回来用长江里打上来的浑水擦个澡，糊里糊涂的就倒在炕上睡着了。半夜里突然听到女生芦席棚里传来叫喊声，原来炕底下有一条大蛇爬了进来，男生们赶紧去帮忙把蛇用铁锹、䦆头打死。回来睡不着了，在炕上东扯葫芦西扯瓢，天亮时困了，可起床的时间到了，第二天一天都没精打采的。艰苦的劳动折磨着大家的心情，厂里对我们的态度也伤着我们的自尊！大个子刘副指挥在会场上就公开教训我们，给我们定位为“新工人”，让老工人监督我们。这不啻是一颗炸弹，炸得我们头昏眼花！由哈军工天之骄子学员变成受人监督的“新工人”，大家谁也受不了。上面的领导我们接触不到，直接的领导就是张剑秋和左新生，每到中午午休，大家该起床上工时好多人压铺板，不起床，消极对抗。搞得张剑秋十分为难。但是，谁能治好我们这些人的“心病”？

　　基建劳动锻炼结束后，将我们这些同学又分配到船体、船电、机加工车间进行专业培训。那些分在独立部门的同学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像分在动力连的夏六培、吴长发、瞿国平等，负责安装、管理柴油发电机组，他们每天上班就是看着空压机，一台高速震耳欲聋，一台低速的声音像发生了地震，不管白天黑夜，工作、睡觉都在发电房里，但他们排除一切干扰，抱着一本高等数学或者专业书籍在那里凝神的苦读圣贤书。时间长了觉得这样下去太危害身体，于是发扬我军光荣传统，自己动手盖了一排石棉瓦房子住下，才算有了安身之处。
一个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山上的芦蓆棚被台风吹了，我们冒雨搬到山下的民房里住。一间房子里住几十个人，但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大家用芦席围起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火车“软卧式的包间”。一间房子里有十个无窗的“豪华包间”里住着六个大老爷们，在这小屋里跟着一系的潘以非同学学会了日文五十音图，更多的同学每天下班之后，在芦蓆棚搭的小包间里一字一句的扣自己的业务知识……
说到潘以非同学，他可是为435流过血，差一步就把命丢在彭泽！1972年7月，一天中午他在去食堂的路上山上炸石头的炮响了，在没有任何预报的情况下响的，飞来的石头击中了他的头部，顿时鲜血直流，我们翻山抄近路把他送进县医院，他昏死了3天3夜，终于抢救过来。潘以非同学命大，据说现在北京。
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
影响大家情绪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我们新工人的政治待遇成了上级认可的事实。1971年彭泽县放映内部电影“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三部日本影片，厂里通知干部们大小头目都去彭泽剧院看电影，而天之骄子的哈军工广大“新工人”却望尘莫及！这一下压抑在心底的怒火燃烧起来了！大家在和自己的领导说了无用的情况下，和军代表干起来了，事情一直反应到张啊那里，还是军级老政工干部，在他的干预下，厂政工组和彭泽县协商成功，让所有“新工人”看了一场三部片子的日本 “保密”电影。走向社会后第二个回合的政治打击敲击着我们的心，大家的心情沉重，都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出路。

　　多彩绚丽的业余生活

现在信息发达了435厂老同学建立了微信群，这个群勾起我们许多有趣的回忆；
那段时光，我们艰苦而快乐着，现在想起也满有情趣。那一年，我们一起买的大西瓜个个又沙又甜；我们做的韭菜炒田螺口味很鮮；席棚中酣睡的男同学耳朵被老鼠当肉咬。时间一长，各个大学的厂友发现：哈军工同学是红烧肉加破军装，上海交大同学咸菜加 的确凉这都反映了435厂的特色，更深层次的是反映了母校给学生打上的烙印。哈军工人讲究实惠、热爱军队，舍不得丢掉自己的旧军装。实际上哈军工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热爱军队、依恋军队的情结。大家经历了哈军工由兴旺到分建，最后到脱离军队建制的过程，心里老是不能理解，事实上我国的军校是与政治需要紧密连在一起的，战争或者政治需要军校就兴旺发达、就红红火火，反之，就撤销或者集体转业。哈军工的集体转业和两次分建，是文革前夜和文革过程中国内政治斗争、国际上与苏联斗争的结果。不站在这个高度来看待哈军工大起大伏的历史，将永远是一团乱丝！
由于地处山沟没有文化生活，一群军工同学夜晚去农民地里偷地瓜，军人作风，设立了岗哨，哨兵伏在垅里，说是有人就咳嗽一声。记得在黑暗的夜里，当放哨人发现有情况发出咳嗽信号时，大家立刻卧倒，好半天没有动静，最后发现来了一头牛，虚惊一场。偷地瓜成功，胆大包天，还在民工的大锅里烧，天下哪有这样的小偷？
有一天一条狗窜进了我们的营区，大家一声吆喝：打狗！铁锹、钉耙、木棍一起上阵，把狗打得晕头转向，昏过去还是不死，李欣同学一棍打到狗头上终于断了气，为此李欣得到一个外号：“李亡命”。于是放血、剥皮，点火放进大锅，煮了半夜，像鲁智深一样大快朵颐，啃狗肉呢！还有一次老乡的猫跑到我们宿舍，我们把猫打死吃了猫肉，真是无法无天！
 女同学心善搞来一只野猫，一身虱子。在我们的芦席棚里呆了一段时间，把它身上的虱子弄干净，是让它来捉老鼠的，结果他到处大便，所以其他的女同学说我们宁可听老鼠打架都不愿意闻猫屎臭。没办法，只好让那只猫离开了。
记得有一次那只猫找不到了，我们到处找，突然他从男同学的芦席棚里跑出来。那只猫的这个脸上还带着一只带着一个铁丝做的小眼镜儿。
还有人记得在县城剧场看演出，领导让我们在前方右侧大门负责验票放行。来一伙人没有票非要进去，我们不给进，他们讲其中的一位是县领导的家人，强行闯入，结果发生冲突。把我们的人抓了，大家上街去游行，后来事情闹的很大，影响了厂里和地方的关系。军代表跑去县革委会道歉。
前面说到刚来不久就给政委起了个雅称：“张啊”。还有一件趣事不得不说，厂里有一位中年干部，是江南造船厂来的同志，他的面貌酷似《列宁在1918》电影里的布哈林，于是大家就背地里称他“老布”，背地里叫叫也就罢了，哪知道后来胆子大了，当面也喊他老布。开始此人以为搞错了，没有什么反应，后来大家都叫他老布，他终于明白了，原来大家说他是布哈林，有一天勃然大怒说：我不姓布，我姓张！从此大家感到没趣，也就不叫了。
这些事都反应了大家生活的无聊或者说苦中寻乐。
朱淑娥同学的回忆比较全面，她说：
从435到县城去必须穿行一条山路，山头将435与县城相隔，那真是一条很艰辛的路，对于在山区长大的我还真没走过这样难行之路，路不宽，路面满是坎坷不平的石头，由于是通往县城的一条近道，常年被来往的老乡踩行，石头已磨的十分光滑，加之道路还十分陡峭，以至于走时要十分小心，哈腰，侧身。手脚并用…才能到达山脚。
回想当年哈工大某位女同学发生危急病情，大家七手八脚抬着担架是如何通过这条艰辛的山路到达山脚，又穿过小街巷，奔向县医院，做手术挽救了她的生命。
尽管行路艰难。每到周日，最向往的还是去县城走一遭，奔向不大的百货商店，买点日用品，或去简陋的饭店改善一下，到处清静得很，决没有现如今处处热闹非凡。没有更多的想法，周末的日子大体如此。
新闻报道中彭泽县城已发生天翻地复地改变，记忆中的县城可能己荡然无存。那条崎岖不平的山路可还在?
　　变化是永恒的，只有青看的记忆是永远不变的。 1971秋天，经过千辛万苦，我们哈军工同学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老师傅的指导下，终于造成了435厂的第一条趸船。从此，435厂有了通往长江各个港口的码头。吴新明在趸船上留念。

后话

435厂的命运是短暂的，1971年春节厂里传来了工厂缓建的消息，从此大家被遣散了，一部分人到了长沙工学院，随着学院的变迁第二次穿上了久违的军装，二次入伍，圆了朝思暮想的军人梦。葛昆龄和封钧康两位同学被公派出国，成为美国和英国某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华祖跃同学成为国防科大的一位名师；一部分人到了马鞍山钢铁设计院，出现了陆仁义和周宏基等领导干部；一部分人到了六机部机关，左新生等发展为中层管理干部；还有的到了上海、铜陵，南昌成为著名的专家；许多人如刘仁、范守君等回了老家，成为地方上各级政府或部门的领导；还有一批人留在了九江分别在441.、458、459、491、6214厂，以及迁入435厂原址的6301厂。马文彬同学几经转战出任6301厂厂长。总之，大家天各一方、各奔东西，是435的缓建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大家抓住了机遇，顺势而上，为弘扬哈军工精神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岁月悠悠，一转眼就快半个世纪了，是435厂奠定了我们人生的起点，“新工人”的帽子的压抑，使我们多少丢下了哈军工天之骄子的狂狷，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的磨练使我们认识了生活的艰辛，彻底地脱离了学生气，为我们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35厂，你是我们人生工作的起点和第一步，有你这碗酒垫底我们什么酒都敢喝！

201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