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父亲郑福顺）与陈辉烈士的抗战友谊

范阳草民

　　——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一）七律

《抗战友谊》

抗战机缘友谊珍，平西浴血为人民。

文人一对知音厚，诗剑双枪怒火呻。

卖国汉奸成纣孽，陈辉烈士献青春。

英雄先辈豪情壮，浩气长存励后人。

（二）破阵子

《平西烽火》

抗战旌旗猎猎，平西烽火峥峥。

千里太行齐亮剑，百万兵民斩敌崩，

空前绝世惊。

国耻家仇谨记，英雄浴血须铭。

尽享小康言盛世，不忘初心颂太平，

扬鞭新长征。

（三）临江仙

《传承先哲志》

烈火烽烟远去，除妖驱鬼难平。

昂然回首也心惊。

杰英抛碧血，换得普天晴。

抗战悲歌豪壮，流芳万世峥嵘。

和平不忘警钟鸣。

传承先哲志，华夏永飞腾。

—— 范阳草民

2020.8.2

写在抗战胜利75周年的诗!

“陈辉是英雄的诗人，诗人中的英雄”——魏巍

“我的生命是诗，诗是我的生命”——陈辉

1940年10月至1945年2月，五年的抗战艰苦岁月，父亲郑福顺（郑君）与陈辉烈士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战友加诗友，天长地也久。

陈辉烈士是著名的抗战诗人，陈辉于194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牺牲。陈辉1940年10月到平西涞涿时，是父亲郑福顺作为“涞涿县”政府的秘书，第一个接待的陈辉。父亲郑福顺曾是“房涞涿县”四区第一任区委书记，贾凤林是第二任，陈辉是四区第三任区委书记，后任城南武工队政委。陈辉1942年11月来到房涞涿县平原的四区任职，主要是住在郑君家，郑君的老母亲认他为干儿子，视如己出，两年多时间为他做衣服做鞋袜照顾吃穿，与敌特周旋，保护了他的安全。陈辉遇害后，日伪残忍的铡下了烈士的头颅，挂在房树到夏辛店路旁（今松林店镇）的炮楼外的大树上示众，三天后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也是父亲郑福顺和武工队长董一欧、区长王文哲等，带领队员摸到据点附近，冒死取回了陈辉烈士高贵的头颅，暂时秘密埋葬在了涿县北马村村北当地人叫“香堂”破庙的西墙根，并举行了简单的悼念仪式。涿县解放后由八区即原四、五区的人民，以房树、松林店、夏辛店等村民的名义，移葬到他的牺牲地松林店到夏辛店的大道旁，立碑纪念，再先后移葬楼桑庙和今日烈士陵园之地供后人祭拜瞻仰（见《涿州抗日战争史略》212页）。

解放后的1953年，作家戈枫及战友郑君、德明等，为其取出收藏在郑君家多年遗存的陈辉诗稿，与收集的其他诗稿一起，后由诗人田间进行整理，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辉诗集《十月的歌》。

　　一、陈辉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是父亲第一个接待的他

陈辉烈士的事迹在涞涿家喻户晓，他1920年9月生于湖南常德，1937年在常德高中上学并参加反日活动，1938年2月加入共产党，5月被党组织派到延安学习，1939年9月由在延安组成后移到太行山的华北联大 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1940年10月，时20岁的陈辉，主动要求到平西“涞涿县”抗日最前线开展斗争。陈辉真名叫吴盛辉，因敌后隐蔽斗争需要，化名“晨辉”，并取谐音名“陈辉”。1945年2月，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父亲郑福顺（名 郑君，字 福顺）是老八路，涿州岐沟村人，生于1923年11月。1937年在东古丘上学期间，成为王巍（朴一禹 朝鲜人 中共党员）老师的学生，追随王巍老师开展反日活动，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9月，王巍团结周边学校的小学教师和同学，发起建立抗日组织并举办“抗日军政训练班”，家父是骨干。1938年2月，与老师王巍一起，从“涞涿”出发过涞源到五台山晋察冀军区参加八路军，在平西开辟涞涿抗日根据地并入党。

王巍：朝鲜人，真名朴一禹，“七七事变”前，以小学老师为掩护，就在北平南口、涞涿边境以教师为职业掩护，秘密搞抗战动员活动。党的七大代表，回国后任副相、次帅，中朝联军副总司令兼副政治委员，是他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求出兵援朝的，就是《跨过鸭绿江》电视剧中的“朴特使”，被中央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当时父亲在“涞涿”边界的东古丘村上高小，时15岁，是王巍老师的学生，那时也算个“文化人”。1938年2月，郑君等随王巍老师一起，从“涞涿”出发过涞源到五台山（晋察冀）参加了杨成武、邓华的八路军部队，王巍任民运科长，父亲郑福顺（郑君）任科员。后引领根据中央指示挺进冀东开辟雾灵山抗日根据地的邓华支队，来到平西，等待岳北的宋时轮支队期间，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王巍任“宣涿怀”县长，父亲郑君是政府秘书。5月，他们随八路军四纵挺进冀东，王巍任蓟县县长，父亲郑福顺（郑君）任县长秘书兼第十六暴动总队政委。冀东暴动失利，郑君同王巍县长随四纵又返回平西。为了解决大部队的粮食等供给问题，王巍任四纵政治工作团团长，郑君任政治工作团秘书，带部深入涞涿平原地区，打入敌占区，筹集粮食布匹等，瓦解伪军，惩治汉奸，争取民间抗日武装，自此跟随王巍老师，隐名埋姓，秘密开展活动，搞政治工作团的抗日宣传，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创建“涞涿县”，创建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入八路军挺进军支队序列，父亲郑福顺（郑君）任第一任政委，接任的第二任是长征老红军、时任八路军四纵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政委的李致远，他后任过以“涞涿支队”为基础，与三十三大队一部组建的“涞涿子弟兵团”——平西老七团的政委，开国少将，解放后曾任河北军区副政委。父亲曾用名郑君、郑惠民、郑志光、姜平，江林等多个名子，由于“涿州人民革命史”和“烽火平西”等历史书籍，人们熟悉的是“郑君”这个名字，那是因为1939年5月，报肖克司令员批准，父亲被王巍县长指派，任由他参与策反整编的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第一任政委（郑君），这是涞涿第一支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人民抗战武装，家父郑福顺（郑君）是涞涿人民政府和抗日武装的创建者，参加参与了涿县（路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所有重大斗争和活动事件。1940年2月，王巍老师创建“涞涿县”，任县长，5月通过民主选举，任“涞涿县”第一任民主政府县长，父亲郑福顺做他的秘书。参与了路西涿县早期党的组织和人民抗日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涿”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武装的创建者。是目前知道的在涞涿本土坚持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唯一本地人士。我很自豪父辈们是国家的脊梁，读父亲郑福顺（郑君），就是一部涞涿抗战、解放战争革命史的缩影

陈辉来到“涞涿县”，被指定到政府工作，父亲作为县长的秘书，在涞涿边界的龙安村，负责接待了陈辉同志，由于他是外地人，不远千里来我们这儿参加抗日斗争，不容易，又见他瘦小的个子，所以格外观照。父亲说给他烧了开水，让他洗了个脚，吃的是贴饼子馏红薯，蒸茄泥，还有一碗汤。父亲说反扫荡最惨烈的时期，能吃这样一顿饭已经很好了。晚上王巍县长回来，陈辉急着找县长指派工作，父亲把他介绍给王巍县长，见他很健谈，年青又有文化，说你到“青年抗日救国会”吧，王巍县长让父亲叫来了当时的“青救会”主任李光武，交代了几句就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地去了。

由于年龄差不多，又都是学生投笔从戎，算是“秀才”，都在“涞涿县”抗日政府工作，很说得来，从此一起战斗，友谊自此开始。

　　二、都任过“房涞涿县”四区区委书记

1940年5月，民选的“涞涿抗日县政府”成立，全县分7个区，我的家乡岐沟一带为七区，父亲除任王巍县长的秘书，又被指任七区区长、区委书记（40.6—41.6），41年3月由董一欧接任区长（41.3—41.6）。

那时松林店、韩村和南北马村一带属四区，区委书记是芮敏，区长郭汉勋、杜恩荣。

1941年6月后，由于日伪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封锁围剿，范围大大缩小，不得已，将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组建“房涞涿县”。因这时涞涿县一部分成了敌占区和大部分成为游击区，房良县大部分是山区，县政府在其地盘深山老林的偏僻山村，隐蔽且是仅存的根据地，所以合并后县的主要领导以房良县的人员为主，父亲就任负责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全县分九个区，岐沟一带为“四区”。父亲继续兼任四区区委书记，是第一任。

区委书记任职顺序:

郑福顺:1941.6——1942.11

贾凤林:1942.11——1943.7

陈 辉:1943.7——1944.3

陈世昌:1944.3——1945.8.

陈辉是第三任“房涞涿”县四区区委书记，任职八个月。

区长:

董一欧:1941.6——1942.5

刘德明:1942.5——1943.6

陈 琳:1943.6——1944.5

王文哲:1944.5——1945.8

房涞涿县时期，松林店、苍牛屯、房树、韩村一带是五区。区委书记是江林、段诚，区长是高文元、李志民。

1944年10月后，随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涿县划为路西涿县，路东涿县（有涿良宛县和新涿县既新城县和涿县连接处）。岐沟一带为“路西涿县”四区。五区为北拒马河北岸的孙庄到城坊一带，則松林店一带划为“新涿县”的第三区。那时的县、区政府的地盘划分，也就是大致指定的一个活动范围，是战时措施。（我在《林彤县长服从党小组长》一文中，详细介绍过涿县曾分为“路西涿县”与“路东涿县”的历史）

说说房涞涿“四区”的战略位置。

从地理位置看，房涞涿四区大体是以岐沟为中心的三县交界地带，包括涿县西南的岐沟、榆林、碑资、史家庄、孙家疃、东西古丘和胡宁，涞水东南的八个皇甫周围村庄，和新城县西北的七个中旺中的三个中旺等村。东西松涞公路和高易公路贯通，东靠京汉铁路和京石公路。那时要从“平津”进入平西，西有西山高山阻隔，又有永定河和南北拒马河涛涛河水难渡，不像现在高速国道四通八达，只有绕道“高张路”，就是从高碑店——岐沟——孙庄——张坊一线进入，岐沟是这条路的雄关要塞，五代大将周德威“飞狐夺关灭大燕”，就是这条路。当时这条路，是有志于抗战救国参加八路，进入平西根据地的秘密通道，称为“红色通道”。

　　从抗战的战略位置看，四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最前线，因北面靠近山区的根据地，大体是游击区，五区的松林店被日军占领，有穿越境内的京汉线，属日伪占优势的游击区。虽然四区的北面进了山，就是平西根据地，但西、南、东面面对的都是凶残的敌人。

之所以说敌人凶残，待我说明。自“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卢沟桥失守后，国军一溜烟的逃到黄河北岸的茅津渡，我们这里再没见过国民党军，抗日的只有八路军和民间抗日武装。但是，40年10月日伪大举进攻平西根据地后，曾经被八路军统战收编的地方民团，大部分投靠日军成了伪军。四区西面是涞水，盘踞着曾经是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四路司令的张海（涿县西秧房村人），投日反共；更西面的易县，是当时的十路司令赵玉昆（易县东邵村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狼牙山五壮士”电影中的大汉奸。东南面是新城县，有曾经的七路司令王凤岗，著名的心狠手辣的大汉奸、“八路变”，东北面是涿县县城和松林店日伪据点，曾是一路司令的周文龙和“小清河四十二边保甲团”司令的裴宏远，就是这些人，都背叛了八路投靠日本，成了伪县长或伪宪兵司令，他们是最了解八路战法和当地民情的危险狡诈的敌人。

所以四区的地盘，白天是日伪的，夜晚属于“八路”的，村干部是“两方面”，白天应付“鬼子”伪军，晚上帮助八路搞抗日活动。百姓叫“拉锯区”，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你说四区是不是最危险最困难最重要的抗日地区。四区是根据地的防火墙，护城河，斗争形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安危。派到四区开展斗争的干部，必须立场坚定，机智勇敢，有勇有谋。多是本地人员，都隐名埋姓使用化名，就是大家熟悉的董一欧，当时叫何亮、何光明，肖秉林叫韩忠勇、韩得胜等名，本名对敌人只是个影子，那后来写史的真名，都是掌握政权后的事了。对于这个，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如当年撤出延安时，毛泽东就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叫史林。这是游击区严酷斗争形势的需要。

再说说那时所谓的干部“任命”，说白了是指派，主要是根据需要，参考各自的能力经历对工作开展的有利的一个大致分工。“八路”的抗战政府又不是当时的“国家”政府，有些人不认可也没人发“薪金”，是吃着家里饭干着抗日的工作。那时参加革命的干部都很年青，一般在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到二十多岁就已经是老资格了，也就担任了相当的职务。干部的任命，也不像现在有考察，还得公示征求群众意见，组织把关上级发文任命。敌占区或游击区，在日伪强大军事压力下，参加八路的人凤毛麟角，所以县及辖区政府调整分合频繁，你是四区人，或你熟悉这个区，就指派你是这个区的区长或区委书记，至于开展斗争，发挥自己的才智，人员自己组织，区政府就更不会挂牌办公，基本是干部在那里，那里就是区政府。

　　三、都是一起勇敢挺进“敌后武装工作队”的骨干

1942年初，面对日伪实施“囚笼政策”的围剿和经济封锁，退到山里的平西军民，生活极度困难。因此，地委由书记李德仲主持，在房山平峪村召开各县领导干部会议，提出必须打到外线去，扰乱和摧毁敌伪政权，征集粮食布匹，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穿食盐等生活问题。

1942年3月，房涞涿县委，也在前移后的驻地平峪村召开会议，贯彻平西地委指示，确定开展“房涞涿”平原地区的敌后武装斗争，打回老家去，解决根据地的粮食问题，议定了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确立了三步走的方针策略。首先派出少数四、五区的本地干部，率先出动，先摸进去趟趟路，摸摸底；二步组建敌后武工队机构，再派出精干小分队，秘密联络，站住脚；最后是广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陈辉任“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本着上述方案，为便于地方政府对武装人员的领导，平西“房涞涿游击支队”改建成“县大队”，由行伍出身，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的原“挺进军涞涿支队”二中队长，后任副支队长的肖炳林任县大队长，因时任政委的王伍，在这困难的时期逃跑了，就由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兼任政委。后组成了由本地人为骨干的“武工队”，即“敌后武装工作队”，先后由肖秉林（42.11—44.8）、董一欧（44.8—45.3）任队长，政委是郑君（兼42.11—43.9）、方治（兼43.9—44.6）、陈辉（44.6—45.2），由原支队二中队指导员徐树平任副政委，深入敌后，动员群众，扩大抗日的影响力和壮大武装力量，协助各区也建立了区小队，区委书记兼政委。绝大多数涞涿干部，决心很大，都说与其这样被困死，饿死，不如打出去战死，也落得“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时，县政府机关人员也进行了调整，陈辉被指定为“房涞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

1942年6月，已是初夏，地里的庄稼已长高，趁着青纱帐的掩护，县政府决定首批派出当地干部为先遣队，先深入四、五区当时的敌占区打探情况。父亲回忆说记得有泽畔村的肖秉林，台中旺的董一欧、何才，松林村的刘福田，前铺的张汉卿和岐沟村的郑福顺（郑君）等六个人。从平峪出发，顺着拒马河，走下庄（今三坡镇），过都衙、十渡、张坊到孙庄，达涿州境内。这几个都是离着几里地的本地人，借着人熟地熟，躲过炮楼，越过封锁沟，一步一村的挪到亲戚朋友家，再躲到自己的家里，秘密开展活动。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在乡亲们的掩护下，了解人心民情，敌人的部署和实力。

这次出动，经过一个月的活动，了解到:（一）民众，这里原是红色游击区，日伪扫荡八路撤进山里后，参加过抗日的骨干惨遭蹂躏和杀害，百姓敢怒不敢言，盼八路早日打回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日军，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42年初日军南侵，战场扩大兵力分散，涿州境内已无多少日本兵，父亲说看护京汉运输线的松林店车站炮楼，只有九个日本兵，加之太行八路实力的不断增大，相持阶段已呈现转折趋势，其他炮楼里都是伪军。（三）伪军，这些伪军大都是本地人，由于第二种情况日军实力的逆转，他们也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是那些死硬的地主还乡团和曾经的叛徒头目，偷偷搞暗杀，狠毒的杀害贫协农会干部、抗日亲属，搞精神恐吓，另一方面，又不敢明目张胆的对待抗战亲属，怕八路回来“还治其人之身”，同样使他们的亲属也遭如此下场。所以遭杀害的多是无人无手的孤寡或外地人。伪军士兵大都是被逼拉丁拉去的本地村民，墙头草。

当时出动时，陈辉同志积极要求第一批深入前线，领导不批准，他又找到我父亲，让帮在县长哪儿求求情，说自己曾在涞涿边界的沈家庵搞过青年干部培训班，也在附近村搞过宣传，还发展了不少骨干。41年6月日伪“铁壁合围”时，也曾带领60多名“青抗先”战士，在石楼村一带断后，掩护机关、兵工厂和群众向山后的转移，说自己熟悉涞涿边境情况，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父亲还是劝阻了他，说这次去的不是边界，而是敌占区，你一个“老侉子”（就是外地口音人），一说话就会暴露，我们都出来多半年了，情况不明，你当地又没有亲戚朋友，谁掩护你呀？你去危险性太大了。陈辉无奈的自言自语，朋友也不肯帮忙。

第二次行动是1942年7月，几人陆续回到山里后，县委书记贾吉平，县长马志毅召集扩大会，听取汇报，认为开展平原敌后武装斗争时机成熟，决定成立沟外（封锁沟）武装工作委员会，当时还不叫“武工队”。为什么叫“沟外”呢，是日伪强迫民夫，在涞涿边界，挖了宽5米，深6米的封锁沟，北起房山周口店，经张坊、洛平、岐沟，到涿县与新城交界的泽畔村，全长35公里，每隔3里修一座岗楼，5里建一个据点，将平西根据地铁桶一般围得水泄不通。“沟外武装工作委员会”，由县大队长肖秉林、政府实业科长董一欧、县武委会副主任刘民、青救会主任陈辉、县公安局股长段承五人组成。又抽调了十几名富有武装斗争经验，并熟悉涞涿平原情况的干部，从涿县境内的横岐分两路进入敌占区的四、五区。董一欧带一路顺北拒马河南岸，从横岐——孙庄——胡宁——前铺——东西古丘——岐沟——台中旺，在碑资、榆林、松林和七个中旺八个皇甫村的四区开展活动（台中旺是董一欧的家乡，岐沟是他任“联庄会”司令何灿的秘书，参加抗战起家的地方，也是1940年10月，何灿部被日伪击溃后，被我父亲带领到山里参加八路的起步之地）。肖秉林带一路人马，从北拒马河北岸，从横岐——马踏营——三城——东城坊——二站，过拒马河，经韩村到他的家乡泽畔村的五区开展活动。随行的还有各区的区长和区委书记。

　　这次行动的任务主要是:恢复关系，建立联系人；铲除部分顽固的敌伪保甲长和叛徒，震慑敌人，振奋人心；利用关系，打入敌伪，安插内线；协助抗日村政权征集粮食，护送到根据地。武装工作队灵活机动的打击敌人，但队员们的家属都遭受到敌人的各种迫害，也为平西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如县大队长肖秉林一家，就被曾经是八路涞涿游击支队三大队队长，后叛变成了伪宪兵队长的刘新民，借扫荡之机抓走了父母妻子等九位亲人，严刑拷打逼他们供出肖秉林和游击队，亲友们坚贞不屈，父亲肖廷泽说儿子当“国军”（因早年肖秉林曾参加29军，参加过卢沟桥抗战），早就不知音信，敌伪无奈将他们关押在南关特务队监狱（原师范学校大院）。为了营救抗战家属，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游击队巧妙的处决了城南横行乡里的两名特务，随后又神不知鬼不觉的收拾了城北大石桥特务队的两名特务，董一欧的西路，首先处决了前铺村残害乡里，为非作歹的汉奸伪保长王焕明，肖秉林的东路，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泽畔村伪保长肖玉恒和官立庄的维持会长罗三瞎子，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搞得伪军晕头转向。接着又把叛徒、日伪特务队长刘新民的老婆孩子“请到”隐蔽处。这下特务队长王兰亭、叛徒刘新民慌了，父亲郑君也通过内线用金钱买通了一些伪军，让他们胡说装傻说不清楚，最后只好与游击队以换人的形式，以不知肖秉林目前是干什么搞不清是国军还是八路为由，放了惨遭迫害的家人，但肖秉林岳父的父亲刘老伯还是被狼狗咬死。我父亲郑君的第一位妻子刘秋菊，就是怀孕期间被日伪拉到大雪地里摧残拷打，逼问父亲是不是八路和下落，流产大出血死去了，爷爷郑蘭庭在北京的店铺是八路秘密接头的地点，也是秘密帮助父亲为八路输送笔墨纸张枪支弹药和药品的转运站，后被特务杀害了。父亲的第二位妻子，同武工队骨干地下党成员、父亲第一任妻子家的大舅哥刘福田（新城县松林村人）的妻子，一同被地主地痞“还乡团”，绑架到新城县乔刘凡的伪大乡队，残酷拷打摧残后，被乱枪扎死杀害。

我的家乡岐沟村，远离涿县县城，但是粮食主产区，端午过后麦收时节，城里日伪由伪县长王锡宠，伪警备队长裴宏远亲自带领700多人，绕道东城坊，孙庄来这里抢小麦，在孙庄一带被游击队袭击，游击队抢回小麦送往根据地。逃跑中伪县长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脚，丢了一只鞋，他们狼狈的逃到岐沟据点过夜，强行住在我家北屋，让我母亲国木兰在东屋给他们烧水做饭，但伪保长告密说她家男人是八路。伪县长叫人把我母亲叫去审问，说你家有八路不要紧，只要投靠他们，再交代还有谁，既往不咎。母亲是秘密的妇联干部，多年的历练，时刻在警惕之中。想了一会儿说，我家男人多年不着家，听说在丰台铁甲车上，是“自己人”，在村里不敢暴露，怕八路杀了全家。伪县长又问，叫什么名子，母亲回答叫郑志光，一旁喝茶的伪警备队长裴宏远说，是有这个人，还和我交过朋友。一是因裴宏远是涿县田城村本地人，又是警备队长，王锡宠没再怀疑，只说再沏壶好茶，饭弄好点。母亲机警地躲过了一劫。这就是由于当了“八路”，必须隐名埋姓，就是本村人也不知底细，又因为平时母亲听父亲说过，有个叫郑志光的自己人，以伪军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常护送进京执行任务的父亲，所以父亲也张冠李戴的使用过这个化名。这样危险精彩的故事，听老人讲过不少，也深感抗战的艰难。

这是几个月的活动开展效果明显，武装工作队打开了局面。当时我的父亲是四区区委书记也随行。后日伪猖狂围剿平西根据地，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为“房涞涿县”，由于涞涿县一部分地区成为敌占区和大部分地区成为游击区，房良县大部是山区，县政府在其地盘的深山老林的偏僻山村，基本是根据地，所以主要领导以房良县的为主，父亲就任“房涞涿”负责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还是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 ，领导房涞涿平原地区的敌后武装斗争，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秘密开展工作，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但困难时期政府和县委工作，主要是突破围剿，到平原弄粮食武器等供给问题，所以他主要是隐名埋姓的利用本地关系，与据点内的人建立联系，如泽畔据点的警备中队长付国，是我家亲戚苍牛屯人；横岐据点的伪军班长田济永，是邻村榆林村远房亲戚，孙庄据点班长郑富，是岐沟本家，都发展成为内线，为八路通行提供方便，为日后端除据点做出了贡献。

因当时敌伪对这一地区还是很残酷的，又因陈辉当时得为根据地内部人员上课，搞抗战宣传，也是十分重要的任务，更是上级为了保护他，因此他虽是武委委员，并多次请求，但这次还是没被批准同行。

　　四、陈辉出山——“双枪”杀敌寇 血染江山红

陈辉出山，任“武委会”民运委员。1942年11月初，深入敌后的两路人马，先后回到县政府在涞水山区的驻地平峪村，汇报敌占区之行的收获，根据经前一段斗争，使形势向有利于抗日军民发展的趋势，县委决定成立一支在敌后抗日武装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县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武委会”由肖秉林任武装委员，董一欧任政权建设委员，陈辉任民运委员，段承任联络委员，刘民任群众工作委员。又由政府和游击大队中挑选了十几名有武装斗争经验的人员，组成了“武工队”，配备枪支弹药，由于肖秉林武装斗争经验最丰富，其他人大部分是老师学生出身，对地方工作经验丰富，肖队长也是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肖秉林1907年出生，大我父亲郑君17岁，大董一欧7岁。董一欧1914年，大父亲郑君9岁，陈辉1920年，郑君1923年等），组织武装经验丰富，被指定为武工队长。区干部随武工队一起出动，各区也随之建立“区小队”，由区干部任队长。这次还是由董一欧负责岐沟一带的西部四区，肖秉林负责靠近松林店铁路线一带的五区。陈辉同志这次一起出山，直接参与敌占区武工队的领导指挥活动。

陈辉初到四区开展斗争。但县政府和一起出动的战友，为了他的安全，还是让他先到基础比较好的，离县城敌伪比较远的四区活动，并交代董一欧和我的父亲郑福顺（郑君）等四区干部，多注意陈辉同志的安全，父亲很关心他，行前一再叮嘱说，侉子，到了敌占区一定要和我们一起行动，上级有交代。他们从三区的赤土村出发，爬过封锁沟，涉过冰冷的拒马河，来到涞水高村的堡垒户郭凯家，第二天进到涿县境内的横岐村，后经孙庄、新房子、东古丘到达我们岐沟村，越过千年古城墙，翻过我家北边的后院墙，白天聚在地窖里研究活动程序写标语，晚上散发传单联系关系人，由“两面”村长领着，到地主或大户人家动员摊派粮食。虽然我们岐沟村扫荡时一度成了敌占区，但武工队前期活动后，还是比较安全的。因这里抗战初期就是抗日民团“联庄会”司令部所在地，大部分村民参加了抗战活动，群众基础较好。再就是有古城墙的掩护，便于进攻防守或撤退，更主要的是在日伪扫荡时挖的封锁沟的北面，是靠近山里根据地的红色游击区，封锁沟的南面三里地就是董一欧的家乡台中旺村，那里有王凤岗的“乔刘凡”伪大乡队，岐沟村又是董一欧抗战起家的地方，非常熟悉地理人情。村里有几个日伪扫荡时为虎作伥的还乡团骨干，这时也都躲到沟南的乔刘凡大乡队，所以选择以岐沟村为中心开展敌后活动。陈辉同志，就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敌后武工队生涯。

陈辉这次出山到四区，主要是住在郑福顺（郑君）家，保护他的安全，掩护他的行动。陈辉是涞涿四区沃土抚育出的英雄，他的抗战诗歌大部分是在“涞涿”创作的。陈辉是公开领导四区开展敌后斗争的头面人物。 因为封锁沟南的王凤岗的各大乡队，武器精良，还是十分猖獗，随时晚上越过封锁沟到各村搞暗杀，百姓叫他们“黑杀团”，晚上出动每人脖子上系一条白毛巾，又称他们“白脖儿狗”。

武工队经过前一段活动，基本控制了四、五区的局面，特别是四区基本被我们控制，比较稳定。 为了保存实力，保护大浪淘沙后贵如金的本地干部，涞涿政府对区委干部进行了调整，由外区干部调来四、五区任职，四区由区助理刘德明任区长，贾凤林任区委书记 ，五区由高文元任区长，芮敏任区委书记。公开活动就由外地干部出头路面。主要任务是征集根据地急缺的粮食问题。董一欧和郑君虽是本地人，但不许公开活动，仍需隐名埋姓，只是利用关系为武工队员打通关系，他们没有公开露面，就是家里住了“八路”，也同大多数堡垒户一样，是通过“两方面”村长号的房子，对外称是被八路征用的。所以董一欧调县政府实业科任科长，郑惠民（郑君）还是负责秘书室的外勤工作、平西的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但那时根据地紧缺笔墨纸张和枪支，还有军民的急用的药品和食盐，所以他们俩人大部分时间，是上京下府，利用关系去弄这些物品，还有就是通过乡亲关系，打通各外围据点的联系人，为攻克炮楼据点做准备。这里要说一下“实业科”，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一个做买卖赚钱的机构，因到敌占区购买纸张药品等物资，也是需要钱的，看过“五十一号兵站”电影的就会清楚了。我的父亲多次从北平携带药品枪支情报到解放区，后曾经乘火车回涞涿，由护送的内线（乘警），告诉有人跟上了赶紧逃走，从涿州南跳火车摔得粉身碎骨负的重伤。每次听父亲讲到“跳火车”，我就会想起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场景，多么精彩、惊险和艰难啊！他们做的是隐蔽战线的工作，常出入的是白区。再就是1942年2月，由于形势紧张，精兵简政，撤销了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的番号，肖克成立的培养干部的随营学校也随之取消，成立了平西地委，书记是李德仲，平西为11军分区，司令员是任一分区参谋长被调来的黄寿发，后来是陈正湘、肖文玖，直接属晋察冀军区领导。后日伪围剿平西根据地，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为“房涞涿县”，由于涞涿县一部分地区成为敌占区和大部分地区成为游击区，房良县大部是山区，且县政府在其地盘的深山老林中，基本是根据地，所以重组后的主要领导以房良县的为主，父亲就任“房涞涿”负责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还是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 ，秘密开展工作，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为了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各地选送有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学习，1942年底，郑君到唐县、顺平一带游击办学的抗大二分校去学习，那时19岁，43年3月回到涞涿，这期间扒火车到邢台涉县去见过王巍老师。抗大说是学习，其实是边学习边打仗。正是因为党的情报工作的性质要求，所以在本地党让秘密工作，不能出名，党也不允许你抛头露面的出名，正可谓誓言无声，英雄无语，做奉献，不宣扬，受委屈，不解释，遭误会，不能说，咬碎牙咽肚子里，这是党的纪律，也是敌工和情报工作的性质使然。就是董小个子（董一欧）在家乡的出名，也是抗战胜利前后的1945年5月到1946年5月，他当了涿县（路西）县长，领导这里的人民欢呼抗战胜利和反内战的卓越贡献。但陈辉委员公开活动很忙，主要是必须为根据地征集粮食物品的任务很重。

　　陈辉任区委书记。陈辉在“房涞涿”县四区，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谱写了人生辉煌的一页。和他一起的武工队的梁春华、区干部刘德明、贾凤林等，团结了我村的焦凤岐、茹广恩、王显民、茹瑞田、王振环，范桂武和李桐等一大批骨干，发展到周围村庄，打击敌伪势力，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处决顽固分子，震慑了敌伪势力，大长八路雄风，建立了抗战村政权，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人民又找回了抗战初期“百团大战”后的感觉。一方面陈辉发挥自己的优势，以笔做枪，传单有时撒到敌人的炮楼里。另一方面，围绕主要工作——向根据地征集粮食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一次前铺伏击战，就配合武装力量袭击来四区抢粮的伪县长王锡宠带领的300多伪军，打死打伤60多伪军，缴获长短枪60多支，截获粮食20多大车运往根据地。找地主大户谈话，给各村布置公粮，秋天一次，四区就征集粮食十多万斤，送往根据地。43年到44年8月，武工队又连续拔除了北义安、横岐、孙庄、常村等据点，四区基本成为解放区。由于陈辉和战友们出色的工作，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他接任贾凤林任四区区委书记。因陈辉文武双全，充分发挥了“笔杆子”的杀敌威力，践行了毛主席“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的伟大战略思想，因此有“双手使枪百发百中”的传奇传说。

陈辉任武工队政委。1943年10月以后，抗战形式不断好转，向大反攻阶段发展，为了加强对敌后武装工作队的领导，为武工队派出了政委（原来没有专职政委），先期43年10月到44年6月，由原副书记方治兼任政委，44年6月，由陈辉任武工队政委，不再担任四区区委书记职务。8月，房涞涿在十渡召开沟外工委会议，决定成立两支武工队，向铁路以东地区出击。城北武工队由陈光为队长，刘民为政委，城南武工队由董一欧为队长，陈辉为政委。但到10月，由于涞涿山区与平原连成一片，形成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为反攻做全面准备，房涞涿三县地界分建。城北武工队地盘就归属了新建的“平南县”，1945年3月撤消平南县，设立“涿良宛县”。城南的松林店一带的五区村庄，划归“新涿县”的三区。房涞涿县大队，更名为涞涿游击支队，孙庆丰任支队长，肖秉林任副支队长，不再担任武工队长，专门负责加强全县的武装力量，准备更大的反攻武装力量。董一欧任队长，陈辉任政委的武工队，成为涿县（路西）城南的专职武工队。

陈辉殉国。根据县委设立城南武工队的任务，陈辉任城南武工队政委，奋力工作，勇敢地从四区深入到五区，到松林店一带的铁路东开辟新区。1944年10月房涞涿三县分建后，涿县（路西）两路武工队奉命撤回到自己的防地，即已是根据地的路西涿县境内的山里，涿县城北永乐一带属“涿良宛县”，松林店一带属冀中十分区的“新涿县”。原涞涿县的其他底盘，称涿县（涿州史学界称路西涿县），属察哈尔省的平西地区，即十一分区。就在抗战民主政府县置调整，涞涿武工队暂时撤离铁路沿线的时侯，狗急跳墙，垂死挣扎的日伪特务队，又在这一带猖獗活动。1945年初，陈辉又带着几个队员，到松林店一带路东的大兴庄、苗官屯、南史辛庄和黄楼桑等村，处理善后工作。2月8日，在和王厚祥（涿县国家务村人）等队员回到路西韩村时，被叛徒原区助理员周永旺（涿州城南半壁店人）出卖，由200多日伪包围在堡垒户王德成家，因寡不敌众，在冲出屋子准备突围时，被特务魏庆常和高庆抱住，陈辉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炸飞了特务，陈辉也倒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惨无人道的伪军，把他抬到松林店伪警察署，严刑拷打一无所获，用铡刀残忍地铡下了他的头颅，挂在村头的枯树上示众。他的肢体，被惨无人道的日寇的狼狗撕碎吞咽。

初春的二月，天也鸣不平，降下一场大雪。政府和武工队员知道这一消息后，无限悲痛，感到莫大的耻辱，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敌人吃了。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陈辉的战友，武工队长董一欧、任副书记的父亲郑福顺（郑君）、四区区长王文哲、区委书记陈世昌，按照县长的指示，怀着对日伪的满腔仇恨，带领着十几个勇敢的战友，从涿县（路西）四区急奔“新涿县”三区的松林店，冒死取下了烈士的头颅，秘密的埋在当地叫“香堂”的荒草破庙的西墙根下，待胜利后好好安葬。年仅25岁的英勇战士，涞涿人民的抗日好政委，带着杀敌的满腔仇恨，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解放后，政府和当地人民为陈辉烈士立了碑，第二次陈辉墓，是立在他抗战时的牺牲地原五区后是新涿县的三区，松林店到夏辛店方向的路西一大坑边的高地上，楼桑庙是第三个埋葬地。都知道在碑下的土冢里，长眠着抗日勇士的英灵，每到清明节，我们都要去为烈士扫墓，为土冢敷一抹新土，献上一束鲜花，追忆那段悲壮的故事。如果不是父辈们的讲述，年青人不会知道，这里只安葬着烈士高贵的头颅。陈辉烈士永垂不朽!

　　五、派出“涞涿平原武工队”主要是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粮食棉布食盐药品等急需的物资，打通“平津”通往平西根据地的红色通道。

（1）平西根据地当时相当困难，急需粮食，这是第一点要说明的。

百团大战后，平西根据地得到大发展。特别是39年初挺进军的成立，只下辖的第十一、十二两个支队，正规军兵力就达5千人。特别是1940年3月，挺进军又粉碎了敌人的十路“扫荡”，到1940年秋，平西根据地面积又扩大了一倍，拥有1100个大小村庄、30多万人口、1.2万多兵力。这么多的人口，一天就需要消耗数万斤粮食，地方政府必须征集粮食，供给作战部队。

但到了1941年8月13日，日军集中六个精锐师团，五个混成旅团，加上大批伪军共10万人，由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挥，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兵分13路，对北岳区，平西区根据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大规模扫荡。为了保存实力，平西地委指示主力部队和政府军民，紧急转移到涞水山后板城的深山老林隐蔽起来，但几个月过去后，冬天来临，根据地军民的吃穿成了大问题，生活极度困难。

1940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给萧克发电：“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望从艰难中支持下去。”

看看当年担任平西根据地领导的老前辈们怎么说的。

当时担任平西地委常委、宣传部长，解放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在《九死一生反扫荡 开辟新区破封锁》的回忆录中说，日伪军“扫荡”平西时，肆意屠杀抗日根据地军民，还趁机劫掠老百姓的粮食。由于那里山地多，群众少，队伍多，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反“扫荡”时，常常几天都见不到一粒粮食。根据地的老百姓还经常主动给部队送粮食。紫石口村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把仅存的一罐黑豆送给了陆平所在部队，说：“收下吧，我都是60多岁快入土的人了，活着也不能打鬼子，你们还年轻，不吃粮食怎么打仗啊！”

当时任平西挺进报社社长，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回忆说: 那一次见到在杨成武身边一起来到平西的周自为（时任杨成武作战副科长，解放后任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说，他当时在挺进军司令部看到了杨浩（当时报社编辑），因为每天两顿粥汤，没有干粮，杨浩被饿得一把骨头，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九月份涞源战斗期间，挺进军曾派出几十人的干部小队，到正在激战的涞源战场去慰问一分区部队，那时周自为见过杨浩，说杨浩很瘦，说一直都吃不饱饭，但精神很好。现在两三个月过去，精神大不如前。周自为把这一景象向杨成武汇报后，杨成武发愁地说：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呢？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平西地委书记，解放后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后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的李德仲，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前夕，2005年8月，接受了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96岁高龄的李德仲老人，侃侃说起那段烽火岁月。他说地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支援前线。1942年敌人封锁根据地时是最困难的。粮食不够吃，只能以野菜、黑豆充饥。萧克将军还用秤称粮食下锅，为的就是节省粮食。平西地委宣传部长陆平的儿子都活活饿死了。李老激动地说，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平西根据地从未间断向军区输送粮食物资，支援前线。

听当时担任房涞涿县政府秘书，但主要是到实业科帮助从白区弄食盐药品纸张枪支等紧缺物资、掩护护送“平津”地区各类进步人士进入平西根据地工作的父亲郑福顺（郑君）说，粮食得紧着送给作战部队，他们政府人员当时住在时任挺进报记者四区助理员，涿鹿县大河南的泥海子村刘德明家，有天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起来几个人先喝了两瓢水，半夜还是顶不过去，就把明天白天的口粮，老地瓜秧碾碎和着榆皮面贴的饼子，一人吃了半块，顶到天亮，天明后想到外面山上再找找看有什么可吃的，刚到院门口，眼一黑头就撞到稍门桩子上，坐下很长时间才缓过劲儿来。还有就是大雪封山的寒冷，解决冬衣也是一大难题。

　　（2） 平西根据地的山区适合军民隐蔽，但是山区很贫穷，无法供给足够的粮食。

《平西烽火》: 巩固平西根据地，最困难的是粮食问题。平西地区除东南面有一块产粮较丰的平原外,大部为山区,粮食产量很低,老百姓生活本来就贫困，加上日伪军不断扫荡，群中生活更加艰难。

现在的人们到野三坡、十渡、房山、霞云岭、灵山风景区是旅游，是享受。可知道那时这些山区，老百姓都说是“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山秃人稀。现在的房山、门头沟、十渡、延庆等已属于北京市的地盘咱不说，就是河北的涞水县、涿鹿县等旅游胜地的原平西地区，2019年才通过验收摘帽为“脱贫县”，那时啥样就可想而知了。

历史考究和古代名人眼中的的著名景区“野三坡”。溯其历史渊源 ，野三坡东南界房山，东北临宛平，西北以长城为界与涿鹿接壤。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增高，差异很大，故此分为上、中、下三坡。据《涿洲志》载：“上坡与下坡因山脉之障蔽，气候亦有不同，寒暖相差半月许。每逢春令，下坡核桃已结实，上坡始花。雨降稍迟，耕种亦随之转移。”可见，三坡之名是由地形变化，气候不同而产生的三种特色地域，故称三坡。《涿州志》第八篇“三坡支序”中载：“三坡隶属涿由来久矣，无可稽查。”但载有元、明、清代诗人对“盘坡积雪”（古涿洲八景之一）吟赋的诗词多首。其一：此地即桃源，不知汉魏，遑论金元。逃名岩谷，遁迹林泉。大好河山，忍终袖手无人管。满坡积雪，山色有无间。透过这首古诗词，对野三坡的历史渊源，虽可以捕捉的一些踪影，但觉得很多年代，人们都不知有这么个地方。考察野三坡的历史沿革，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野三坡，野三坡，燕王扫北没扫着。头上束着野雀窝，穿的鞋子向上撅。清朝不让进考场，祖祖辈辈血泪多。”看来到元明朝才与外界有联系，但依然贫困落后，生活的很苦，所以在“三坡”前面还加上了一个“野”字，“野三坡”，可见当时的偏僻荒凉。

再看河北涿鹿当地人是怎么说的，这里有现在著名的灵山风景区，北靠官厅湖，南与北京市门头沟灵山风景区毗邻，是屏护首都的最高峰，被誉为京西的“珠穆朗玛”。但离哪儿不远的卧佛寺乡大斜阳村的老人们讲，在解放前我们老家到涿鹿城没有公路，是崎岖的小道。当时来县城经过王家窑至小斜阳这一段，是陡峭的山坡。南侧便是马鞍山，在马鞍山脚下有一山沟，名叫大水泉(据说古时这儿有泉水而得名)。这儿地势荒凉，人员稀少，是土匪(本地人称打劫杠)经常出没的地方。路过此地必须是身强力壮，三、五结群的年轻人，否则就要遭抢劫。罗平将军生平简介中描述：涿鹿县大堡镇谷坨村人，（1917年——2003年）生前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空军副政委、空军政治部顾问等职 ，55年授大校，64年晋升少将军衔，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全国军阀混战，诸侯割据，张家口地区小五台山脚下的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17年的夏天，罗平将军就出生在小五台山脚下穷山恶水的穷山沟里。

杨成武将军和根据地史研究专家，对平西地区缺粮的评说。最初开辟平西的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杨成武，1937年11月，派其部二团副团长邱蔚，带一个营就进驻平西的斋堂，与当时的赵侗领导的“抗日国民军”会合，1938年5月，由于五支队、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赵侗叛变投靠国民党，杨成武奉命从涞源紧急赶赴平西的斋堂村，收整部队。当时杨成武对平西分析说: 平西地贫人稀，当地产粮仅可养兵一营，人再多就要挨饿，要自己运粮来才行。事实证明这个分析十分准确。晋察冀一分区史研究专家，杨言信的《一九四一 :晋察冀大扫荡（四）》记述，平西挺进军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平西地区、冀东根据地和十分区的人马。按照战略规划，退回平西的八路军应当重整旗鼓，杀回冀东根据地。由于平西是地瘠民贫，养不活太多的军队。

由于扩军和粮食问题，平西根据地的野三坡，曾发生过“汤各庄民变” 。这个资料因有些负面，多年未有人明确的提及，但历史必须还原，我从《北京党史》，2004年刊登的当时的平西地委书记李德仲，“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忆老战友陆平同志”的回忆文章中，找到了较为详实的叙述。1940年12月6日，平西发生了个“汤各庄事件”，是由扩军问题引起的，当时战争环境越来越残酷，面对日寇频繁扫荡，我军兵源严重不足，有些地方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出现了强令征兵现象，遭致民众的强烈不满，加之筹粮筹款任务沉重和锄奸工作不力，使一些奸细和阶级异己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以无赖地主李金钟为首的叛乱分子，利用、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制造了围困抗日民主政府，绑架县政府干部，打死政府人员十多人的反革命暴乱，后由挺进军平息暴乱。其中牺牲的就有共产党员应唯鲁（沈鞠如烈士），22岁的女县委宣传部干事、挺进报记者，浙江宁波人，还有三区区委书记杨柳川，新兵连长项前。中央非常重视，派姚依林和许建国到平西调查“汤各庄事件”，陆平作为冀热察区党委秘书长，也参加了这次调查。部分民众的情绪，也从另一面说明了当时环境的艰难，粮食的短缺。

　　（3）涞涿平原是平西根据地的“米粮仓”，“小乌克兰”，那时被敌伪占领，必须虎口夺粮。

涞涿平原古代就是督亢沃野，大家知道的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献的地图就是这一带。宋辽时期，因这里生产粮食，为了运到上京，大辽萧太后修了“铜帮铁底运粮河”，俗称“萧太后运粮河”。运粮河今已干枯，故道依然可见，它起于岐沟(古之重镇今属涿州)经乔刘樊南下，又流经高碑店村西，过东西马、顺河庄，再东南入定兴县境的南拒马河（又称易水河），再入大清河、运河入京。早年河道曾出土过船锚，船板和木桩等。据辽史载：“统和四年五月庚午，辽师与宋曹彬米信战于岐沟大败之……挽漕数万人匿岐沟空城中，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纵还”。 按：数万人挽漕(拉船装卸)可知当时水运胜况之规模。都可以佐证这里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得到这里就可以得到足够的粮食。

时任平西地委书记的李德仲回忆说: 1942年是平西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伪对平西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和实行经济封锁的。10月，我们决定在涞水的计鹿村，召开全体县委书记和政府干部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干部分成三路到敌后去，一路是北平的咽喉要道昌宛，二路是米粮川蔚涿怀，三路是到涞涿平原。陆平（解放后任北大校长）去了群众基础较差的昌宛，叫我去了基础较好的房涞涿。“计鹿会议”之后，三路就像三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到涞涿的那路）就用裤子扎住裤脚当口袋，肩扛背驮，陆续运进根据地的粮食30万斤，从根本上扭转了平西根据地的被动局面，使我们在平西的土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时任负责宣传工作的房涞涿县委副书记、著名作家柯夫（郭良田 邯郸人）回忆：1944年，我在北平之西抗日根据地的房涞涿县(由房山，涞水和涿县的部分地区临时组建的县)里工作。这个县，山区是我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平原区则被日寇占去，那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素有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小乌克兰"之称。上级领导一向重视这个地区的工作。可见，要解决粮食问题，巩固平西根据地，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就必须打到敌后去，打到涞涿平原去，也就是要向涞涿的四、五区（松林店和岐沟一带），派出“武工队”。

　　（4）涞涿平原是连接平津和各根据地的红色通道。

人民政协报2016年《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一文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创后，迅速成为八路军向热河、察哈尔前进的阵地，更成为北平、天津中共地下党组织与边区联系的“红色走廊”——前往解放区的华北革命青年、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都要通过这个“红色走廊”奔赴延安；当时全国各地支持延安的物资中有近三分之一是从这条走廊中安全运去的。

《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八期刊发的“平西地下交通线”，整个抗战时期，平西地下交通线成为平津与根据地之间的重要通道，平津地下党组织获得的许多情报、各种药品和电讯器材等物资，通过平西进入晋察冀、延安的大批党员骨干、进步青年和各方面的人才，通过平西进入各个根据地，为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名的“革命军中马前卒”、原平西地委书记李德仲老前辈，回忆文章《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当时平西根据地就在北平的大门口，一出西直门，就是我们的平西根据地，平西根据地是华北的最前线。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侵华日军在华北的指挥中心——北平、天津和以及伪蒙疆自治政府首府张家口。巩固平西根据地，是后来坚持冀东，开辟平北这两块根据地的前进阵地和后方。它是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可靠的后方基地。是晋察冀与东北联系的重要通道。它又是平津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及国际友人，进入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路。无数后方紧缺的物资通过这里进入根据地。它是整个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屏障。

中共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涿州人民革命史》，“敌工工作和李春芳反正”一节记述: 日伪头目们是万万料想不到的，伪中队长李春芳的岐沟据点，很快就变成了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点。身着伪警军装，以警备队联络员的合法身份为掩护的我敌工人员，进北平、下天津，送文件、护送抗日进步人士、购买军用物资，畅通无阻。1940年冬到41年夏的半年时间里，岐沟据点一直是平西与冀中，平西与北平、天津秘密联络的交通站，大批物资进入根据地的中转站。41年6月李春芳率300多伪军反正参加八路军。伪警备队在岐沟反正，壮大了平西军民的抗日力量，在涿县及邻县的日伪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我的父亲郑福顺（郑君），做为涞涿县政府的本村人，与董一欧一起（董一欧、郑君就是有的文章写的赵雨时、孙毅的原型），在1940年初冬，李春芳带伪军驻扎岐沟后，王巍县长就做出了策反的部署，地委领导马辉之和肖克司令都很重视。根据上级指示，通过李春芳的警卫副官马庆恩（1920.4.4——1977.2.21，辽宁丹东凤城县白家河沿村人，夫人范树琴，岐沟村人），是和辽宁海城人（这有误：应是辽宁丹东凤城县李家堡子村，1909.1.15——1987.12.25）李春芳一起从关外逃亡到关内的，后在岐沟成家落户，岐沟退休教师马春海的父亲，以交朋友为名，逐渐接近李春芳，并让马副官将李春芳的夫人吴树春（1919.5.1——1990.9.15）和女儿吴正坤（1936年生），年前以过年团聚为名从涿县城里接到岐沟过年，秘密参与了策反李春芳反正。伪军队伍其中部分人参加了“八路”，也有一部分人没有到根据地去，如小队长姜文龙等，是和李春芳一起从东北逃过来的“铁哥们”，嫌根据地生活艰苦，不愿和八路走，李春芳说只要把枪留下，你们可以回家或自谋出路，两人挥泪告别。

父亲郑君说，反正时岐沟伪军还只有百十来人，真正到山里去的就十几个人，其实这里只是涞涿伪军的一小部分。40年底到41年上半年，这里没有八路正规部队，老七团正在平北抗敌开辟新区，围困袭击岐沟城的是被伪军扫荡打垮后整顿后组建的县大队，东面是王伍、肖炳林率领的一、三中队，西面北面是郭宗善率领的二中队，他们是被李春芳等伪军打垮的“涞涿独立营”和“联庄会”人员，被打惨了赶出“老窝”，因此报仇心切，士气很高，把岐沟围困的水泄不通。所以董一欧、肖炳林称“因此迫使伪军不得不和我们拉关系，就是伪军李春芳也只好向我们妥协投降”（见董一欧回忆录），因此涿州革命史称“岐沟伪军反正”。父亲经常给我讲述这段传奇的故事。在日伪猖狂扫荡时期，伪军反正参加抗日队伍，在全国尚属首例，李春芳后任涞涿抗日民主政府敌工部副部长，42年初去了平北及张家口地区。岐沟这个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又回到人民手中，成了“八路”活动的地盘，其实谁也没有真正占据这里。加之这里抗战初期就是民间抗日组织“联庄会”的司令部所在地，群众基础较好，岐沟一带的四区，成为向敌占区进攻的基地，被称为“平西的小根据地”。

　　六、“他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年仅二十四岁，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倒下了”——陈辉烈士的抗日联大同学何辛

陈辉烈士的悼念诗文，无不为他的牺牲赞歌、惋惜。陈辉平西抗战的战友郑君，藏匿保存了陈辉的诗稿，解放后的1953年，由戈枫，德明从郑君家取走后来交给了田间。田间写到:“陈辉呀！我们的一位年青兄弟，你是倒下了，你是唱着胜利的进行曲，抛掷了你的手榴弹，在一声巨响之中，倒在无产阶级的身边，倒在华北的原野。”，原河北作协主席、诗人尧山璧在《陈辉墓留影》写到，“诗人把他的头颅，悬在黎明的国门。”陈辉（本名吴盛辉）的姐姐吴盛芳，在《忆胞弟陈辉烈士》一文中也写到:“一九五四年，接到常德县人民政府的通知，并承蒙给予深情慰问和优抚，才知道陈辉已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一次同敌人的拼杀中，壮烈牺牲”。

陈辉烈士，“是英雄的诗人，是诗人中的英雄”——魏巍。

父亲郑福顺（郑君）也说，陈辉是英雄，非常勇敢，每次行动都要求到前线去，是涿州大地哺育的英勇战士，是我的好战友，涞涿人民永远铭记的好区委书记、好政委。他才华横溢，文武双全。他的衣服外面别着枪，里面自己缝了一个半尺多长的大口袋，鼓鼓囊囊的，装的是纸和笔。一有空儿，就坐下来划拉个没完，有时顾不上吃饭，他的诗歌最精彩最豪壮的内容，都是在“涞涿”写成的。他经常给挺进报等当时的八路军刊物上投稿，气壮山河，献身事业的诗句，鼓舞着抗战军民的气势。

陈辉要求到抗日最艰苦的地区，还有就是当时挺进军肖克将军来平西后，创建了抗战刊物《挺进报》，也需要一批笔杆子，吸引了不少大知识分子。平西根据地出了许多文化名人，好的作品。如《白毛女》的原本，就是时任平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罗立缤（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根据平西涿鹿县蟒石口一带民间传说故事，在野三坡驻地创作了“白毛仙姑”改编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是曹火星在平西根据地堂上村创作的。写《青春之歌》的著名女作家杨沫，1941年12月就任平西根据地《挺进报》的编辑，但论写诗，陈辉是佼佼者。

　　老父亲说，当时涞涿地区武装力量不足，是客观实际，也有上级决策的失误，是造成敌人有空可钻，敢在京汉路附近猖狂活动，残忍迫害杀害我方人员。因到1944年下半年，抗战形势朝着有利于抗日军民的趋势发展，敌伪也感到是秋后的蚂蚱。但涿县城里伪县长王锡宠和伪联队长裴宏远的一千多名日伪军，再加上南面新城的狡诈的汉奸王凤岗，有四个大队800多人的伪警备队，他们都是本地人，裴宏远，涿州田城村人，王凤岗，新城县东双铺头村人，当年都参加过八路外围组织后投日变伪军，熟悉八路情况，更熟悉本地情况，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还有这些地方由逃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地主汉奸组成的伪大乡队，人数和武器，大大强于我地方武装。

陈辉是学生投笔从戎，做宣传鼓动，民主政权建设和秘密敌工工作有一套，但还要独当一面带兵深入敌占区。44年10月，地委又把房涞涿县实行了县置分建，涞水东部和涿县西部，又组成了涿县（路西），县委书记陈洪新，县长张获。董一欧那时还是实业科长，又是武工队长。

父亲说他那时依然在秘书室工作，任县委副书记秘密主管情报工作。但由于县长的频繁调换，秘书室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我虽然资历比他们深，算来也已有7个年头的抗战历史了，但那时我只有21岁，他们都比我大十来岁，就是董一欧也比我大9岁，他生于1914年，肖炳林比我大17岁，只是陈辉只比我大3岁，我们年一年二的能说到一起，他有事也爱常和我说说交换意见。但那时我主要是做政府外勤，发布公告，与地委，军区及各县的联络，利用本地人的便利，瓦解炮楼据点伪军，安插内线，为端除据点搞侦查，做准备。护送来平西或经过平西到各解放区去的爱国人士和与中央社会部各平津情报站联络，获取转移情报。我就护送过国际友人林迈可博士和夫人李效黎女士到平西根据地。再就是同董一欧一起搞实业，为政府赚点钱好到城里买紧缺物资，进北京通过一个亲戚开的“平津诊疗所”弄药品。那时武工队人数也不多，就二十来人，行动也都由自己根据上级精神开展活动。武工队还有一个特点，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武器的工作队，不像正规军，由政府筹集粮款供给，就是武工队领导也只能算办脱产，自己筹集吃穿，一般武工队员，平时是老百姓，有行动就是兵，白天是农民，晚上是“八路”，就是吃穿还得自家解决，农忙了还得帮家里干活。因此在组织形式上也是别具一格的，完全凭着一颗不做亡国奴，打败侵略者的爱国之心，坚持斗争。

　　 陈辉做为城南武工队政委，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勇敢的深入敌后，为开辟新区忘我的工作，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是我们每个抗日军民的榜样。父亲是这样评价的。虽然陈辉对上级分兵打到路东去起初有不同意见，但执行起来陈辉认为对敌人应该坚决斗争，必须勇敢地深入到敌后去。

就在陈辉牺牲不久前的1944年11月14日，当时的五区区长陈琳等13名烈士，就是被从新城奔袭的王凤岗和涿州城里出来的2000多名伪军，围困在涿州城西的马踏营河套，激战多时壮烈牺牲的，陈琳区长就是涿县城西毛屯人。路东中共新涿县委书记尹景芬烈士，1945年1月5日，也是被王凤岗的伪大队长王秀山，带领300多名伪军，围困在涿州交渠村，他和县大队参谋段景湖及警卫员张晓德，为了掩护区委和区小队转移，与敌激战多时，身负七处重伤，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尹景芬同志是安新县关城村人。虽然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越是接近胜利，敌人会垂死挣扎，越要提高警惕，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中，涿州地方政府和人民，战胜了艰难困苦，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陈辉、陈琳、郭宗善、尹景芬等1300多位先烈，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数先烈用鲜血浇灌的胜利之花，永开不败， 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着涿州人民奋勇前进。

　　七、《挺进报》和《陈辉传记》

一提《挺进报》,许多人就会想到小说《红岩》中介绍的那一张秘密报纸。其实，早在抗战初期，北京西面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就有一张流传广泛，颇具影响力的《挺进报》。

平西根据地《挺进报》的诞生。肖克将军回忆录叙述: 1939 年1 月初，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的决定。他还就冀热察挺进军及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彭真、贺龙、关向应、马辉之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会后，我和程世才同志便向平西进发。当时一想到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前景，心情就十分激动。记得我还作过一首诗，内容是这样的：“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人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这的确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论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对于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1 月下旬，我们到平西，就和宋时轮、邓华、马辉之、姚依林等同志商量着手组织挺进军的工作。根据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和120 师、晋察冀军区的部署，于1939 年2 月7 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的三坡(现称野三坡)正式成立。编制序列直属八路军总部，由晋察冀军区代管。同时，还成立了以我、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后为程世才)、邓华等5 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成立了由马辉之为书记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挺进军由我任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随营学校、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也陆续建立起来了。这年秋天，在区党委领导下，又创办了《挺进报》 。

　　《挺进报》的延革。在《难忘的岁月》——察合尔报史一书，第一章“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报纸”，第一节《挺进报》写到: 《挺进报》于1939年9月1日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水县的山区（注:福山口）创刊，为八开石印三日刊，是冀热察区党委的机关报。它的前身是挺进军的油印报，刊登记录新闻，供平西党政军领导看。1942年2月，《挺进报》由平西迁到当时平北地区的赤城县大海坨深山区（现属张家口地区）……张致祥（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金肇野（解放后曾任中联部东欧研究所副所长）等同志参加了《挺进报》的筹建工作。赵明（1939年底前）、张致祥（1941年春至1942年底）、王炜（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先后任社长，后期负责人是傅伯英等。主要编采人员有沈育、何光、谷平、伊敏、张君、杨沫等同志……《挺进报》一直坚持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其工作人员与平西《冀察群众报》合并，胜利的进入到新解放的张家口而终刊。

为什么我要说《挺进报》，因为陈辉是著名的抗战诗人，他与《挺进报》有不解之缘，《挺进报》曾是他和众多有志于抗战的文人志士，施展才华的阵地之一。来平西根据地之前，他就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著名作家魏巍在《陈辉传记》序中写到:“我们又都是诗神繆斯的狂热的爱恋者，和田间、邵子南一起，我们都是晋察冀诗会的委员”。著名的抗战诗人，原河北省文联主席，陈辉的战友田间，在《十月的歌》引言中写到:“他的手上，拿着枪，手榴弹和诗歌，他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诗。”可见，陈辉倾生于战斗，也钟情于诗歌，枪和笔，是他与敌人拼杀的武器。到平西根据地来，一是这里是对日斗争的最前线，其实晋察冀每一寸土地，都是抗日的战场，父亲说，陈辉也是冲着《挺进报》来的，新创刊的报纸，也急需人才。《挺进报》，为抗战文人开辟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更为鼓舞军民的抗战士气，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更让敌人闻风丧胆。他的诗文时常刊登在抗战报纸上。

为陈辉树碑立传。为了纪念陈辉烈士，让他的不朽精神永远激励后人，解放后，涿县人民政府为陈辉烈士树碑立传。父亲说，陈辉的头颅，45年2月他们冒死取回后，本来要埋葬立坟竖碑，但那时他的牺牲地松林店一带，属于“新涿县”三区，是靠近涿州县城又邻近新城县的王凤岗的地盘，敌人还是十分猖狂的。就是路西涿县的四区，因和这里近邻，形势也不稳定，不久国内战争爆发，就秘密埋在当地叫“香堂”的破庙的西墙根，以便记住日后再完成夙愿。48年，河北大部分地区回到人民手中，48年8月路西涿县基本解放，年底涿州全境解放。1948年秋，朱德总司令就提议，为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修建陵园。这也正是涿州政府和人民愿望，因陈辉是牺牲在松林店，解放后松林店又是区政府所在地，因此在那里为陈辉等烈士立碑缅怀。

1989年，由涿州党史专家宋俊然，经过二十多年的材料收集整理，出版了《陈辉传记》。宋俊然说从1969年当教师的时候，就开始收集有关资料。《陈辉传记》一书，分“陈辉传记”，“陈辉诗选”和“悼念陈辉诗文”三部分，开涿州革命史人物传记之先河，为涿州的文学史，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宝贵财富。

　　八、《十月的歌》和陈辉等革命前辈的抗战诗歌

（1）我的生命是诗，诗是我的生命——陈辉。

《十月的歌》诗集选出版。著名作家，当年平西根据地“房涞涿”县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县委副书记的柯夫说: 陈辉烈士用自己的生命来写诗，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诗，全部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他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是个为祖国而战的革命战士，又是个为人民而歌的革命诗人，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万多行诗”。解放后，戈枫、田间、德明和郑君，取出藏匿在郑君家中多年的陈辉诗稿，一九五八年，交给了作家出版社。由田间整理，选出四十多首诗，共十七万三千字，并书写书名《十月的歌》，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诗里有格调轻快，感情明朗的《平原小唱》，也有慷慨激昂的《枪，要出击了》，更有感情丰富的《姑娘》:“三月的风，吹着杏花。杏花，一瓣瓣地，一瓣瓣地，在飘，在飘呀! 姑娘，坐在井边，转动着辘轳。用眼睛，向哥哥说话。 哥哥，哪儿去呀？哥哥，笑一笑，背着土枪，跑向响炮的地方。 杏花，飘在姑娘的脸上，姑娘，鼓起小嘴巴，在想，这一声，该是哥哥放的吧。”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人格言》，也把陈辉的诗作为名言，成为鼓舞人民斗志的一种精神产品。烈士的诗集，耐人寻味，他的多数诗歌，是描写“涞涿”抗战的故事，最精彩的诗作，也是创作于“涞涿”，读来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拒马河畔。

（2）陈辉等老革命前辈的抗战诗歌赏读

Ⅰ、陈辉的诗:

（一）

《跟着共产党》

嘿! 日本鬼子像一只狼，

狼要吃老百姓的羊

八路军就是一根打狼的棒。

老百姓啊！

咱们要跟着中国共产党。

日本鬼子像一条狗，

狗要啃老百姓的肉，

八路军就是打狗的大石头。

老百姓啊！

咱们要跟着共产党走。

（二）

《枪，要出击了》

六月的夜，我们就要出发了。

把绑带打紧，把军帽戴正，

从黑黑的烟熏的泥墙上，

我取下了我的枪。

要出击了，呵，我的枪。

…… ……

在这月黑风吼的晚间，

我的枪啊，我把你，

背在我的肩上。

兄弟呀，今夜晚，

我要勇敢地歌唱，

为了我们美丽的国土，

为了敌人给我们的血海深仇。

你啊，要好好地，

好好地向敌人发射。

你啊，要好好地，

好好地把晋察冀的红头子弹，

射进敌人的营房!

你要去，

开起一朵朵红红的血花儿，

在敌人的身上。

一朵血花呀!

是一笔血帐……

（三）

《双塔歌》

双塔昂首迎我来，浮云漫漫映日开。

千年古色凝如铁，一身诗意铸琼台。

涿郡胜状留人叹，张侯豪志潜胸怀。

今朝仰拜晴烟面，明日红旗荡尘埃。

（四）

《正气词》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驱，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

　　Ⅱ、肖克将军的诗文:

（一）

《百花山在望》

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

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

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

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

注：1939年2月，肖克司令员出发到平西，将至百花山，想到将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前景，心情无比激动，赋诗一首。

（二）

《挺进军》

朱彭总副司令，下了一个命令。

成立一路精兵，军名叫做挺进。

旗号青天白日，宗旨救国救民。

可恨日本鬼子，对我久有野心。

逞强打我中华，烧杀掠抢奸淫。

还有汉奸卖国，枉为黄帝子孙。

穿戴中国衣服，屈膝侍奉日本。

忘了中国龙脉，卖国卖祖卖宗。

满腹狗肺狼心，不义不孝不忠。

本军出师华北，转战冀热察晋。

忠惯耿耿在心，杀敌决不后人。

坚定胜利信心，中国决不会亡。

大家起来救国，个个拚命来干

…… ……

  注: 挺进军成立，如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为壮大声势，发展群众革命斗争，萧克一到平西，就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写了一首共有150句的六字韵文布告，这是其中的诗句这首韵文布告用挺进军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名义发表，张贴在野三坡的村镇、街头。

（三）

《登百花山》

百花山上百花开，

六合英雄冒雨来。

夜看故都云烟暗，

反攻一会到“燕台。

注: 1941年夏，萧克与冀热察区党委领导和挺进军100多名同志经野三坡登上百花山顶，夜宿古庙。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心中更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于是，提笔写下了 这首诗。

（四）

《浴血罗霄》

这部著作，大部分是在平西百花山创作完成的。作为挺进军的高级将领写著作，萧克只能在繁重公务之余进行写作。平西的夜晚，经常有萧克在昏暗煤油灯光下奋笔疾书的身影。由于种种原因，《浴血罗霄》直到1988年才出版，并于1991 年 3 月荣获 《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Ⅲ、郑福顺（郑君）的抗战诗

（一）

《游击队》

游击队，哩嗝儿啷，

棒子秸，当大枪，

吓得鬼子拉裤裆，

逃回据点终日慌。

（二）

《民兵》

土民兵，草上飞，

地瓜糊泥当地雷，

吓得伪军当场跪，

追得鬼子狼狈回。

（三）

《地道战》

抗日军民挖地道，

妇女儿童都放哨，

到处都有入道口，

村里村外任我跑，

只要鬼子一进村，

房上枪响地下炮，

打得鬼子嗷嗷叫，

屁滚尿流回老巢。

（四）

《军民情》

农家户、是堡垒，

吃有窝头喝有水，

白天躲进棒子地，

夜晚回村动员会，

军民团结齐抗战，

日寇不久被击溃。

（五）

《跟着共产党》

乡亲们，走向前！

参加八路军，

抗击日寇，

消灭汉奸，

历史的责任，

已落在我们的肩。

日本强盗，

要灭亡我们的国家，

毁灭我们的家园，

奴役我们的民族，

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

我们坚决不做亡国奴，

只有拿起枪，

跟着共产党，

勇敢斗争，

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尾声：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回顾英勇卓绝的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故事，阅读他们战斗的豪言壮语，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让我们在新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中华复兴的中国梦，继续新的长征。

——范阳草民

202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