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岁长写年轮（9）之 《人生不能重来》（6）

一草一木

4.漫漫求学路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为了能够参加一次高考，我和我的父母费尽周折，终未如愿。

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尽管前后换了好几任，但他们却一直坚持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不放人，不允许我参加高考。但是他们却并不限制我外出学习和深造。一句话，就是：只要学习结束后还回到原单位效力，就可以出去学习。当然，所谓学习结束后还回到原单位效力，仅靠个人的承诺是不算数的，要有政策保障。

这就有了后来十数年间我所接受的漫长的在职学历教育……

4.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讯学校

1981年春，山西省林业厅领导研究决定：从全省林业系统四十多名报务员中，选派2—3名文化基础好、业务素质高的报务员，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讯学校参加培训（代培），任务是学习无线电台设备维修技术，为林业系统培养无线电机务维修技师。

接到省林业厅通知，各林局的报务员回省城太原，在厅机关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参加了统一的文化课考试。在这次考试结束后，我以优秀的成绩被选中与省林业厅总台的杨凤英和五台林局电台的胡俊香一起参加军校培训。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讯学校在当时是空军全军唯一的一所地面学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校分别设有四年制、两年制、一年制学员班，还有短期的技师班、通讯班等。当时正值部队正规化建设初期，学校的学员来自全空军各个地面部队，都是经过层层推荐，选拔出来的优秀干部，或是即将提干的优秀战士。他们文化基础好，综合素质高，而且很多班次的学员毕业后将直接提干或晋升，学校教学、管理非常严格，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也非常高，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厚。

我们参加的是一年制的“无线电发信台长班”，其实是集中了“无线电对空台长班”、“无线电定向台长班”和“无线电导航台长班”三个班的一个学员中队。这种一年制的班级，全年没有假期，实实在在的上课时间有整整11个月。据说这些学员学习结束后就要担任军用机场的塔台台长，所以大家学习都特别刻苦认真。

我们是属于地方委托部队代为培养的地方学员，当时整个学校代培的学员只有六个，除了我们山西省林业厅的三名女生外，还有三名男生来自云南省林业厅。虽然我们和云南的学员没有被编在一个班，但由于整个校园里不穿军装的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所以很扎眼。特别是我们山西的三个女生，更甚。为了低调一些，我们购置了草绿色的仿军绿上衣、蓝裤子（当时的空军军装是军绿上衣，蓝裤子），这样，除了缺少红色的领章、帽徽，远远看去，从衣服的颜色上就不那么明显了。

为期11个月的紧张学习，使我受益终身。《电工学》、《电子管基础知识》、《无线电发射机原理》、《无线电接收机原理》、《短波发射与接收原理》、《电波与天线》、《7512型收信机》、《116发射机》、《单边带电台常见故障与维修》……，高深繁杂的无线电理论，被军校自编的教材进行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深入浅出的编辑整理，再加上学校对教学的严密管理，教师对课程的严谨教学，学员对学习的严格要求，使我们很快从零基础迅速入门，进而掌握了必要的基础理论，最终达到实践应用的目的。在学校全年组织的各门功课考试中，我的成绩屡次名列榜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培训，培养了我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和高效的实践技能。

军校学习期间经历的那种系统完整的、高强度的、严谨的训练，让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特别是在面临那些从未涉足过的陌生领域时，总是能很快找到切入点，化繁为简，快速而高效地完成任务并取得成效。

　　高强度的训练班即将结束时，我接到妈妈来信，说爸爸病了，让我训练结束后尽早回家，我心急如焚。

军校训练部的首长得知情况，居然帮我弄到了一张从西安飞太原的飞机票。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乘坐飞机有级别限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要花钱，人人都可以乘坐飞机满天飞。

　　在我乘飞机从西安返回太原的那个清晨，在军人候机区，除了和我一起学习的两个姐妹（她们于一周后乘火车返回），到机场为我送行的还有五、六个穿四兜军装的空军军校教员来送我，他们有的是山西老乡，有的则是学校的授课教员，他们都是因为特别欣赏我优秀的学习成绩，考试常常得第一名，所以专程前来为我送行。记得有一个讲《无线电接收机原理》的吴老师，上海人，那天他居然带了一包自己煮熟的还热乎乎的带壳花生给我，让我在路上吃。

　　机场的地勤姑娘们格外殷勤，因为当时没有实行军衔制，从衣着上看，只能从四兜或是两兜分辨出军人的干部或战士身份。当她们看到这么多穿四兜的军干为一个20岁的女孩送行，都误以为我有什么大的来头……

　　而我，却被突如其来的爸爸生病的坏消息整蔫了，居然没有很好地感谢那些去机场送我的教员和老乡。特别是那个吴教员，我最终是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毕业离校后也没有去看望过人家，也没写过信。

直至很多年后再回到梦魂萦绕的那个“沣镐路1号73分号”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讯学校”的校名已经被更改，我已经进不了校园，在学校大门口就被哨兵拦下来，打听了半天，也没有打听到我原先认识的任何一个人。

我在学校大门外伫立良久，除了难过、失落，还有惭愧。

　　1982年，省林业厅抽调了关帝林局的我，五台林局的胡俊香、边秀虎，太岳林局姚志德和省总台的杨凤英等五个人，将我们组成一个电台机务维修小组，对全省林业系统的所有电台设备进行了一次巡回检修维护，这项工作历时半年之久。当时，省林业厅保护处为我们派出了一辆专车，由保护处的高义成师傅驾车载着我们走遍了全省所有的省直林局，为各林区的电台进行了一次全面检修、维护。

这一年的冬天，刚过知命之年的爸爸病危。因为我和爸爸同在关帝林局所属单位工作，所以在爸爸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受关帝林局指派，陪侍病危的爸爸。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忘记那个寒冷的冬天。

爸爸原来工作的单位是关帝林校，准确地说，爸爸所在单位的全称是：山西省林业学校关帝分校。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文革前设在省城太原的山西省林业学校。文革中，按照“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山西林校分拆成了四个分校，即：山西林校关帝分校、山西林校管涔分校、山西林校太岳分校和山西林校中条分校，这些学校分别设在离石县吴城镇、宁武县东寨镇、灵石县石膏山林场和沁水县张马村，这些分校的管理分别属于关帝林局、管涔林局、太岳林局和中条林局，所以，人们通常称这几所学校为：关帝林校、管涔林校、太岳林校和中条林校。文革结束后，山西省在省城太原重新组建了山西省林业学校，原先的关帝林校等四个分校全部重新合并迁回新组建的山西林校，各分校原来的教职员工一部分随迁回太原，另一部分留在所在林局。

爸爸病重时，关帝林校已经被撤并回省城了，爸爸和其余几十名留在关帝林局的教职员工还留在关帝林校原址上班，这个单位后来更名为“关帝林局职工学校”，主要任务是开展关帝林局职工培训等。当时我们家还和许多留守的教职员工家庭一样，住在关帝林校的校园里。

吴城镇是离石县最东边的一个乡镇，距离县城约有50公里的路程。当时条件下，镇上与县城之间每天只有一趟客运大巴车往返，镇上的人进城主要工具就是靠这一趟班车。爸爸生病后的几年间，曾多次去首都北京、省城太原以及吕梁市的医院就医、手术、住院治疗，并在位于省城太原的省人民医院做了两次大手术：一次是切除部分胃组织，另一次是切除部分肺组织。之后是癌细胞全身转移。因为我的叔叔和婶婶都是镇医院的医生，他们觉得再住院没有意义，反而会增加痛苦，再加上爸爸也没有体力支撑继续外出治疗，到病危时，爸爸就躺在小镇上林校校园的家里，每天靠输氧、静脉注射营养液和肌肉注射止疼药（杜冷丁）熬着。

当时，家里的情况是，我的姐姐志平刚刚从山西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优秀，所以被留校担任助教，工作繁忙脱不了身；我的大弟弟永平正在省城的山西医科大学读大三；15岁的妹妹丽平在离石县城读中学，只有13岁的小弟弟炜平还在镇上读书，食宿在家。爸爸的病床前一直是妈妈一个人在陪侍、守候着。

我的任务主要有：一是隔天坐班车去县城买止疼药（止疼药是限制购买药品，一次不能多买，只能按照规定剂量限量购买）、氧气袋；二是给爸爸做病号饭；三是给前来探望爸爸的亲朋好友做饭，应酬；四是为妈妈、小弟弟等家人做饭和料理家务；五是每天早晨去镇上的医院请医生或护士来家里给爸爸静脉推注葡萄糖和肌肉注射止疼药。

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爸爸心中最牵挂的仍然是家人,他遗憾自己连累高堂老母白发人送黑发人；遗憾自己没有亲眼看到儿女们成家立业……

得此消息，我的同事张和平的爸爸上门提亲。

就在那一年的农历腊月十六，张和平只身一人乘坐公交大巴班车从离石县城来到我家，接我到他家，又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城关镇领取了结婚证成了亲。

也就是在我离开我家的那天深夜，我的爸爸与世长辞……

近四十年来，我从不庆祝我的结婚纪念日，只因为那个日子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的忌日。

得知爸爸离去的消息，我乘大巴车匆匆返家。当我推开家门时，只见爸爸还躺在我离开家时的那张床上，位置没有任何的挪动，脸却被一张白纸遮了。任我哭的死去活来，爸爸再也不能伸出那双温暖的大手摸摸我的头，安慰我……

爸爸入棺后，妈妈病倒了，长久以来陪伴重病中的爸爸，累积了太多的疲惫、压抑、恐慌，加上失望、哀伤、无助，妈妈被击倒了。当时年仅43岁、正值人生事业巅峰的妈妈看起来像极了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妇人，她瘫软地躺在爸爸入棺前躺着的床上，水米不沾，奄奄一息……

张皇失措的大姐、悲伤哀恸的我、强作镇静的大弟、嚎啕大哭的小妹和蜷缩在妈妈床前角落里的小弟，硬撑着和家族叔伯舅姑姨一众人等，在爸爸生前所在单位主持召开的追悼会后安葬了爸爸。

　　那时，我刚满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