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古代的藏书 陈建文

长城文献

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古代的藏书

陈建文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保存图书资料和文献信息资源以供人查询、借阅、参考、开展社会教育的文化设施。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职能。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共图书馆，有的只是封建时代的“藏书楼”。早在周代，我国图书馆就出现了，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也”，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图书馆馆长。西汉，皇室设置了专门用来藏书的天禄阁、石渠阁，开始大量收藏图书。东汉桓帝时设置了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的秘书监，为专门管理图书秘籍的官员。唐时魏征曾经担任过秘书监，为唐代的书籍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了明代，秘书监一职被废止，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并入了翰林院。清代除了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等国家图书馆外，还在翰林院、国子监、内府等机构收藏图书，属于国家图书馆以外的图书馆。

古代的藏书大多为皇家藏书，也有些私家藏书和寺院、学府书院藏书，但都是以“藏”为主，都只服务于极个别人，不向社会公开。

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古代的藏书也和全国一样，主要为北魏皇家藏书和私家藏书，以及其他朝代的寺院、学府书院藏书。

• 一、官府藏书
  

公元386年，北方强大的鲜卑族拓跋氏建魏国于盛乐，史称“北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为完成统一中原的宏愿，决然于公元 398年迁都平城。之后，北魏始营宫室，立社稷，建宗庙，收图录，发展经济和文化。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六帝近百年的经营，到494年迁都洛阳前，平城已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口，比今天的大同不知大了多少倍，世界闻名的帝都，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其时，拓跋鲜卑主政，胡、汉民族融合空前加剧，鲜卑游牧文化相对落后，亟需提升全民文化水准，民智亦急需开启，统治者经邦治国更需要图书典籍，正是“岂不以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务，意在兹乎？”（魏书· 儒林传》）可由于汉末三国以来长期的战乱，加之当时平城偏居一隅，图书文献十分匮乏，供求矛盾相当突出。为此朝廷曾多次向全国征收图书，以期丰富国家藏书。《隋书· 经籍志》就记载了这件事：“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迁都洛邑，始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从都于平城，始收图书，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还在向南朝齐借书，以充实秘府。可见当时北魏一直在收集图书，收藏于平城、洛阳秘阁。

北魏辟秘阁、东观为官府藏书之所。并仿南朝之制，设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及校书郎等职，掌管国家典籍。其规格很高，人员也较多，最高长官秘书监为正二品。最初担任秘书监的是当时因年少好学、博闻强记而负盛名的李先。道武帝急于尽收天下图书，曾召见李先，问李先说：“天下什么书最好，可以长人神智?”李先回答说:“只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给王者神智。”道武帝又问:“天下书籍，共有多少?朕想收齐，怎样才能办到?”李先说:“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如真想收集，可严令天下郡县搜索备送，陛下既然喜好，收集起来也并不难。”道武帝于是依言颁令天下，收集图书秘籍。当时王谧为秘书丞，表请向多书之家采借图书。尚书殷元、中书郎张敝、太子后率郄俭之、故太常桓石秀等家皆在其列。下诏不久，各州县即送来经史子集图书若干，经籍渐渐收集起来。以后遂相沿成习。

公元417年，由于图书源源不断送到平城，明元帝又下令在皇城南部皇信堂南建起高20丈、魏峨壮观的白台，用以存放图书秘籍，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图书馆。

在收书的同时，朝廷对书籍的整理、校订也在进行。

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为字典，供人们阅读。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近，以为楷式。献文帝时，秘书郎高谧仍觉文献残缺不全，遍访群书，大加缮写，国都平城的藏书由此全部审定补正。孝文帝时，秘书监崔光诏奉命校订藏书，对图书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

经过上述的征书、整理、校订等工作，到孝文帝迁都之前，平城的藏书已粗具规模，虽不算十分丰富，但已与国都的地位略略相称。

雄才大略的孝文帝经过改革，国力强盛，认为平城只是用武之地，不利于文治，贵族势力太大，移风易俗又太难，而崤山、函谷一带是帝王之宅，河洛相汇，颇有王者之气，于是于公元493年借口南征到达洛阳，翌年正式迁都于洛。495年八月，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九月，六宫百官迁于洛阳。随着政府机构的南迁，朝廷藏书也随之迁来，而孝文帝本人“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对随迁而来的藏书尤有不满，又编制《魏缺书目录》向南齐借书以丰富秘府。随着北魏国都的南迁，大同官藏图书从此衰落。

尽管此后大同还一度做过辽金时的西京陪都，但藏书却风光不再。只有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藏书或可称为国家佛教图书馆。

到明清时，大同及属县的官府藏书大概只有左云的文昌阁可以一提。据方志记载，当时文昌阁有书35部1613册，可供人阅读。

• 二、私家藏书

时为平城的大同作为北魏的国都，文人荟萃，爱书、读书、藏书人居于此的很多，私家藏书也算繁盛。

就个人藏书而言，校书郎李业兴家藏万卷，秘书著作郎阳尼有书数千；宰相高闾博洽多闻，家富典籍。

藏书家李谧发愤鸠集诸经，广校异同。绝交下帷，杜门却扫，弃产营书。对重复讹误之书，手自削删校仇。所藏书无重数者四千余。

书法家穆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

最为著名的是平恒，先拜著作佐郎，后迁秘书丞。常年在国家馆阁中担任管理校书之职，对图书藏庋、抄录不遗余力。私人藏书日益增多，专门构"精庐"，置经籍于其中。公事之余，坐拥书城，研读经籍，“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与同”。他的藏书楼开一代风气之先河，是中国藏书史料记载的第一个私人藏书楼。因其广藏博览，学问深得世人崇仰，时任秘书监高允称其"博通经籍无过恒也"。他勤读精研历代经典，根据自己的藏书，将评点古代帝王的百余篇文章汇编成集，作《略注》百卷，上自周朝、下至北魏数百年的帝王传代之由，官宦升降之秘，均有陈述，在当时颇受推崇。

由此，北魏时期大同的私人藏书家们集藏、用、整、著为一体，在古代大同的藏书史上写下了较为浓重的一笔。

• 三、学府书院、寺院藏书

古代大同收藏图书的另一形式是学府书院和寺院藏书。

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在官方为各级政府所管理的学校，如县学、府学、州学、太学等，在民间则为私塾，而书院又介乎官府和私塾之间。

北魏建都平城之初，道武帝即设立中书学，置五经博士为教授，有生员千余人。太武帝时，另设太学于东郊，令各州县才学之士进入学习。到献文帝时，又敕令各地开设乡学。各级学校的开办既为北魏政权培养了人才，也加速了北魏鲜卑族汉化的进程。当时县、府、州学及太学为方便诸生阅读，大都设有藏经阁或尊经阁以贮书，这些图书数量虽然不大，但也成为北魏藏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图书收藏的一个优秀传统，学府藏书历来为统治者重视。北齐、北周时，平城的学校数量仍然很多。隋唐间突厥出入云中，教育凋敝。到辽代，朝廷于大同置西京国子监，又设西京学、州学、县学。金代在大同设立太学。明清时大同一直为府学、县学所在地。长期的办学理应有图书的积累，但大同向为边关重镇，历来战乱不断，每一次战争都对当地造成极大破坏，图书文献的散佚更在所难免。

到清乾隆年间，大同府学藏有：《十三经注疏》一部、《周易折中》一部、《周易汇篡》三部、《书经传说汇篡》二部、《诗经传说汇篡》二部、《春秋传说汇篡》二部、《钦定三礼注疏》一百八十二册、《性理精义》一部、《二十一史》一部、《明史》一部、《朱子全书》一部、《日讲四书》一部、《驳正吕留良四书讲义》一部、《上谕》一部二十四册、《圣谕廉训》一部一册、《上谕汉字编次》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册、《钦定四书文》一部二十册、《御制文初集》一部、《康熙字典》一部、《学政全书》一部。

清道光年间，大同县学中的藏书有《十三经注疏》一部、《周易折中》三部、《书经传说汇篡》三部、《诗经传说汇篡》二部、《存秋传说汇篡》二部、《钦定三礼注疏》一百八十二册、《性理精义》二部、《廿一史》一部、《明史一部》、《朱子全书》一部、《驳正吕留良四书讲义》一部、《日讲四书》一部、《上谕汉字编次》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册、《圣谕广训》一部一册、《康熙字典》一部、《礼部则例》一部、《钦定四书文》一部二十册、《学政全书》一部等。

书院是中国古代官府或私人藏书校书和读书治学的地方，是古代学校的一种。明清时期大同的书院曾得到过长足发展，这和当时全国书院大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明嘉靖四十年（1561）云中书院创建，这是大同历史上创办最早、年代最久的书院。到明末清初，书院“书籍散失，院宇倾圮”。清乾隆四年（1739），书院被改为左营游击署驻地。乾隆二十年，知政嘉祥重建云中书院，内有讲堂、书室、厨房、浴室，号舍齐全。清道光九年（1829）云中书院迁址到今大同一中处，增设斋室。

《云中书院贮籍碑记》记述其藏书事：“於是捐赎锾 ，檄郡吏走晋阳藩署，择其善本者，自羲轩坟典，至昭代诏诰：自孔孟经籍，至子史法律：自诗赋风骚，至稗官小说，凡其抒写性灵，导扬元气，珉摹木寿，苟有裨於性命、经济、治身、治家、治国、天下，为士君子所当读者，悉置之，共摹若干册，计类若干种，种不尽书，从隗始意也。牙签缣套，秩然具备。乃置其一於院署中，为后来高明诸君子之助，置其一上谷书院，置其一於云中书院，俾联会生徒，昕夕翻阅，试思昔日得书之难，与今所以购书之意。”“是书也，领於学博，交代有稽，置之木柜，扃钥有法；束之缣套，数目有纪，总之郡长，稽核有程。诸生许读而不许匿，官司许借而不许留，有不如约者，公论斥之，且追偿焉。夫珠玉锦绣，悦耳目而适於用；布帛菽粟，适於用而取之有禁，用之易穷，书之精蕴，各随其分量而得之，不穷不禁，奈何绳之以私乎？噫！无择者，书之精：易敝者，书之什；观书而私已者，书之蠹，约其私所以成其公也。”

由此可见，云中书院的书室收藏有孔孟经籍、子史法律、诗赋风骚、稗官小说等图书，牙签缣秩然皆备，在此学习的生员可随时翻阅，但规定只许读不许匿，只许借不许留等。
大同有寺院的历史可追溯到汉朝，但寺院的兴盛也是在北魏时期。凡有寺院，必藏经典，而云冈石窟的藏经洞可说是大同寺院藏书之始。

公元453年，文成帝下令于武州山开凿云冈石窟，高僧昙曜在可容纳三千人的第三窟前部建译（藏）经楼，组织吉迦夜、常那邪舍、刘孝标、昙靖等及印度沙门、诸大法师翻译佛经并加以贮藏。

昙曜所译者为：《大吉义神咒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传》四卷。吉迦夜、刘孝标译经，除《付法藏因缘传》外，还有《杂宝藏经》十卷（与昙曜共译）、《佛说大方广广菩萨十地经》一卷、《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三卷、《方便心论》一卷。与昙曜同时同地译经者，尚有沙门昙靖译有《提谓波利经》二卷，以不为世所推重，故早已不存。《提谓波利经》外又有《提谓经》一卷，亦经昙靖点篡，隋时民间盛行。

这些经典保存至今的有《大吉义神咒》二卷、《争度三味经》一卷、《付法藏传》四卷、《杂宝藏经》十卷等。

辽金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和庋藏有约1300余册的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而具有了皇家祖庙和国家图书馆的性质。薄伽教藏殿于1038年建成，殿内四周环壁排列着贮藏佛经的重檐木构壁藏38间，分上下两层，为楼阁式藏经木柜，除内藏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倾全国之力编修创刻的《契丹藏》，还藏有大唐咸通年间集成的《经源录》以及至辽时典藏的《太保太师入藏录》,共 579 帙，目录详备。其薄伽教藏殿的金代石碑,信息存储丰富而珍贵，真实记载了这一贮藏信息。

公元1056年，辽代又于应县城内西北角建成五层六檐呈八角形的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曾贮藏佛经。1974年整修塔内塑像时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刻经、写经，尤以辽圣宗统和年间编修的《契丹藏》为海内外孤本，填补了我国出版史上的空白，对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意义重大。

以上就是中国第九大古都大同古代的藏书概况，也是古代大同图书馆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