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回“黑脸包公”

牛亚平

作者：翟东朝（47军后代广东群）

美篇制作：牛亚平（47军后代广东群）

图片：部分作者提供，部分选自全网

　1958年秋天，我正在47军军部幼儿园上中班，没有按常规升幼儿园大班，直接上了长沙市育英小学。

这一年47军送到长沙上育英小学的孩子不少，有与我同一个班的赵子伦、刘荣生、林可、吕小田和其他班的贺小昶、吴临宁、杜小南。好多同学的哥哥姐姐也在育英小学读书。像赵子伦的哥哥赵小铭、姐姐赵小平，林可的姐姐林戈，吕小田的姐姐吕小石，刘荣生的姐姐。

因为那时47军和驻湘各部队都没有自办子弟小学，适龄儿童大都送到长沙市育英小学，育英小学的内部称湖南军区子弟小学。

　育英小学的前身是延安保育院。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在前方作战，不可能携带家属。将孩子集中在后方由专门的幼儿园、学校负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安全，于是，历史上的马背摇篮、窑洞学校就此诞生。

　全国解放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还在叫嚣反攻大陆；帝国主义和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解放军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而上前线。所以，仍然沿用了军队子弟集中在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住校学习生活的模式，育英小学就成为延安保育院的延续，马背摇篮、窑洞学校的延续。

　育英小学的第二任校长，是时任湖南军区司令员杨梅生的夫人刘坚阿姨，她是老红军，解放军上校女军官。

　我们也像战争年代的孩子一样，离开父母，从各地来到长沙市育英小学学习生活。

🔻育英小学建校时的第一支教师队伍

🔻育英小学的历任校长（部分）

🔻这是校庆50周年，我们同学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时，和部分老师同刘坚老校长（前排右四坐椅子者）的合影。

　一直到1964年，我们这届学生毕业离校以后，育英小学才完全移交地方，结束了军队与地方双重管理的模式，完成了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使命，只有校名“育英”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

　上幼儿园时，孩子们是以玩为主、学习为辅；读小学就以学为主了，自然比上幼儿园受约束。所以，读书的孩子特别盼望寒暑假，回家与爸爸妈妈在一起，与大院孩子痛快地玩耍。

　我上小学第一个暑假中发生的故事，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就是，我当了回“黑脸包公”。

　那年一放暑假，我便从长沙回到了衡阳。到家才知道，妈妈不在家，到哪儿去了，不清楚。爸爸也不在家，听说是到广州开会去了。

　那时，我家住在军政治部的家属院。当年，军政治部办公院子和家属院，与军部不在一个大院子里，是在一个与军部相隔有二三里路的地方。军政治部办公院子就是后来建立六一小学时，做为了六一小学的校园。军政治部的办公院子和家属院，中间隔着一条从衡阳市通往军部所在地黄茶岭的公路。

　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由一位通讯员叔叔负责照顾我的生活起居。通讯员叔叔有自己的工作，他每天早上叫我起床，晚上招呼我睡觉，开饭时带我去饭堂打饭吃。

没有家长管着，我在暑假里跟大院里几个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成天玩耍，一起到野外捉蚂蚱、天牛，爬树抓螳螂、知了，玩游戏…特别痛快。

　那时，所有驻湘部队的办公楼周围、道路两边，都种着修剪整齐的冬青树，蝴蝶、蜻蜓、蜜蜂飞舞，还不时飞出小鸟。树丛里，经常发现吊丝鬼、大豆虫、花大姐。冬青树丛里的神奇和秘密，总是吸引着我们扒开浓密的枝叶，一探究竟。

　一天，我们在冬青树里发现了一个马蜂窝。小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争相用棍子去捅，一下子就把马蜂窝捅下来了。蜂窝落地后，我好奇地凑前观看，蜂群“嗡”地围了上来，小伙伴们登时奔跑四散，我也拼命地逃，可惜已经太迟。我们都遭受马蜂攻击而挂彩，小伙伴们是轻伤，我则成了重伤号，脸被蜇得像个大馒头，眼睛肿成一条缝。

　通讯员叔叔急坏了，立刻把我送到卫生所。可卫生所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药，只能做一些常规处理。火辣辣的疼痛，让我嗷嗷哭叫，真正体验到了“捅马蜂窝”的痛苦滋味。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军政治部副主任李钦哲伯伯那里。他叫通讯员叔叔把我带到他家，找出一包黑乎乎的药粉，用水调制好，涂到我脸上。镜子里，我成了一个大黑脸。

李伯伯告诉我不要怕，这种药是他从广州带回来，专门治疗毒蛇咬伤的蛇药，治疗马蜂蜇也有效果。

　果然，涂到脸上后，很快就没有那么疼了。但满脸黑乎乎的，真有些吓人。那些日子，院儿里的叔叔、伯伯和阿姨见到我的模样，都少不了惊讶地说：这小子怎么变成黑包公了？就这样，在这个暑假里，我当了回“黑包公”。

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黑包公是咋回事，只知道之所以叫黑包公，就是因为脸黑。

　第二天，我满脸涂药、像个黑脸包公，急着与大院孩子一块玩了。小伙伴看到我的这副模样，围着我又笑又叫又跳，兴奋得不得了，然后一起向草地和树林进军。

　在草地和树林子里抓“蝗虫”，本来就是我们的最爱。蝗虫有两条强有力的大腿，抓住它的时候，大腿一蹬，弹的手生疼。我们便把蝗虫的大腿揪掉，把翅膀扯断，让它不能飞、不能跳，只能爬，胜利者的感觉充盈在我们心头。

　第二天，虽然我还是黑脸包公，但已经不怎么疼了。于是，与小伙伴们一起去抓知了。这是个技术活，一开始爬树用手抓，后来用长杆子上绑个网罩去扑，效果都不好。

　后来经大人指点，我们用铁丝窝成一个小圈绑在杆头，再缠上蜘蛛网去粘知了，抓知了的成功率高了许多。

　到开饭时，通讯员叔叔干脆喊着“小包公”、“小黑包公”到处找我，把我拉进饭堂。那时贪玩，对吃饭不太上心，对吃菜更不感兴趣，但对酱油情有独钟，每顿饭都喜欢吃酱油拌饭。

　通讯员叔叔对我说，你光吃酱油，不吃菜，你的黑脸就再也白不了啦！我一听，吓出一身汗：爸爸回来，我这包公黑脸如何向他交代啊。于是，只吃酱油不吃菜的毛病很快就被克服掉了。

　那时，每天早上，很多小伙伴家把大木盆接满水，让太阳暴晒。晚饭后，就可以给小孩子洗热水澡。之后，再给孩子涂抹清凉的痱子水，干了后，我们的额头、脖子上就会留下一圈白色的粉末痕迹。而大人们则从院子后门出去，下山坡到湘江里游泳洗澡。我们这样的半大孩子，家长是绝不容许去湘江玩水和洗澡的。

　没人看见时，我们更喜欢光着屁股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下冲。只是在我成了“黑脸包公”的这些天，只能眼巴巴看着小伙伴玩水嬉戏。

　政治部电影队，是我们平日最喜欢的去处。因为，电影队有一辆中卡车，每天都拉上电影机给各部队放电影，第二天保养电影机、倒电影胶片。我和小伙伴总是趴在窗边，目不转睛地看电影队叔叔保养电影机，用毛刷子刷灰尘，擦镜头，倒片子，真是百看不厌。

　卡车更是我们喜欢的大玩具。我和小伙伴像猴子爬猴山一样，永不知疲倦，爬上爬下，抢着坐驾驶室司机位置，手握方向盘，嘴里发出像汽车发动机的“呜呜”声和汽车喇叭的“滴滴”声，仿佛开着汽车飞跑，那威风八面的感觉太棒啦。叔叔总是非常好奇地看着我的包公黑脸笑，也特别容忍着我和小伙伴们在卡车上恣意玩耍。

　涂了李伯伯给的药，没过几天，我的脸消疼消肿、恢复原样，终于不再是黑脸包公了。

　暑假很快就要结束，爸爸也从广州开会回家。我把曾闯下祸、当了“黑脸包公”的事隐藏了起来。爸爸见到我的作业离完成还差的远，不准我到处乱窜，我也只能老老实实关在家中赶写作业。好在是爸爸，如果妈妈先回来，我一定会挨打的。

　这是50年代初妈妈和我的照片。

　妈妈是重庆参军的四川兵，四川女人的火辣性格使得妈妈把对孩子的爱收藏在心里，把对孩子的严厉写在脸上、表现在行动上，这也是妈妈常说的“严是爱，宽是害”吧。如果她知道我淘气变成“黑脸包公”，一定会拿着鸡毛掸追打我的屁股、守着我赶写假期作业。

　几十年后，我重游桂林，看望了李钦哲伯伯。那时，李伯伯已从桂林陆军学院副政委职位离休，进了陆院干休所。我住在李伯伯的大儿子李建新家里。李建新是我发小，中学时又是同班同学。

在桂林那些日子，我有空就到李伯伯家里去，陪李伯伯和卢萍阿姨。当我跟李伯伯说起当年被马蜂蜇、伯伯为我涂抹蛇药、我成了“黑脸包公”的事，李伯伯哈哈大笑，说他已记不得了。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李钦哲伯伯（左一）和夫人卢萍阿姨（左二）与我父亲母亲的合影。

　这是我和李建新小时候在东北合影的相片。李建新背着枪威武雄壮是个小帅哥，我就一个傻乎乎的小老土。有意思吧。

　过春节我给李钦哲伯伯寄一个贺卡恭贺新春。李伯伯非常认真的给我回寄一张贺卡。令我万分感动，一直好好的保存着李伯伯亲笔字寄给我的贺卡。

　这就是我的“黑脸包公”的故事。每每忆起，便让我又回到那无忧无虑、五彩斑斓的儿时生活图景中，也更珍惜国富民强、子孙幸福的今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