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记—李来福

李来福

　　2020年最吓人的事大概就是发烧，偏偏我中招了，这还得从年初说起。

一月下旬我去了北京，除了按惯例回乡过春节，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事，即给老妈过百岁生日。下飞机后就去餐厅订酒席，在京的姨和舅舅们都来祝寿，二十多人的聚餐不能太轻易。谁知当天出了差错，尽管我提前一天确定了菜单缴了定金，当天一早又去叮嘱，但餐厅还是搞差了，竟然误以为我的订单是已走完单的，结果我家的二十多道菜全部现备料。餐桌上转着半空的盘子，整顿饭我都在前台火急火燎地催。

当晚我的嗓子就冒烟似地疼，知道是上火引起的没当回事，想着有万能的白开水就解决了。但坏事不以人意识为转移，除夕夜，我发起了烧，这极不合时宜，因为此时武汉已经封城，北京也严阵以待，新冠病毒把全国百姓最喜庆的节日变成了至暗时刻，这种时候作为个体最不应该出现的状况就是发烧，但是，我发烧了！一个发烧病人如果耳边充满了新冠肺炎可怕后果的宣传，就会情不自禁回忆自己过往的接触史，几天前乘机场大巴时的一幕立即在脑海里重现。那是夜晚，从首都机场开出的大巴上只八九个人，我找了一个双人空位倚窗坐下，不料一会儿上来一个小伙子，径直坐到我旁边，同时大声讲着电话，间或着咳嗽。我连忙戴上口罩，那时还没有防新冠病毒的概念，随身带口罩只是为御寒。再回想细节，那小伙子南方口音，仿佛就是湖北的，他那么无遮拦地讲电话、咳嗽，难免吐沫星子飞溅出来。越琢磨越觉得我这烧发得可疑。

当务之急先退烧。翻遍了老妈的药箱，除了治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药，几乎没有用以消炎退烧的，老妈骄傲地说，我从来不感冒。她按正常逻辑吩咐我：上医院。我姐姐马上威胁道：现在发烧到医院就给你隔离！我被吓住，又挺了半日，体温却不争气，一柱升到38.5度。难道湖北小伙子真是病毒携带者？如是，我逃避检测害己不说还贻害一方乡邻，再说家里还有刚过了百岁生日的老妈呢。我决定去医院。

社区医院离家很近，但走到医院门口我再次犹豫了，很可能我就是嗓子发炎，根本与新冠病毒不同源，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听说，只要是发烧病人就不由分说统统做核酸检测（那时对核酸检测还一知半解），而检测结果最快也要两天之后才能出来，我已买了后天飞大连的机票，一旦踏进医院的门我还能逃出来吗。进退两难啊，当时的情景是：寒风中一个发烧病人在医院门口徘徊，思考着要不要寻医问药的问题。最终，我凛然迈进了医院的门，即使是普通炎症也不能任由高烧不退，也该由医生断结果。

非常时期医院里没一个患者，门口一张长条桌设为临时门岗，一个被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守在那里。一把额温枪迎面抵住我的额头，随后体温被高声报出来：35度4。啊？居然比我平时正常体温还低。对方护目镜后面也射出诧异的目光，这体温容易让人误会是没事找事，我解释说我确实发烧，为了核实，对方递给我一个常规体温计。五分钟后我从腋下取出体温计递给“防护服”，她看了半天说隔着护目镜看不清，她把体温计递给药房的人看，药房的人说她没带眼镜也看不清，我从背包里掏出眼镜戴上终于看清了，是37.5度，可能刚才我在室外犹豫不决时被寒风吹降了温。“37度4”，我瞒报了0.1度，因为进门时听他们说超过37.4度就要上报隔离，我得把自己放在一刀切的安全数值之内。

“防护服”在登记本上记录了我报的数字。成功避免了被隔离，我为自己的机智暗喜，此时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就医了。我对医生说打一针吧好得快。医生打量我一下，严肃地说，我不能给你打针，发烧病人我们无权处理，体温超过37.4度我们得上报。我想说我的体温没超，但心虚没敢说，只好退一步，我说那就开点消炎药和退烧药吧。谁知竟让医生很为难，他说，我不能随便给你开药，因为你发烧，上面有规定，请你理解。最后，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我指了一条求生之路，去药房买药。他还负责任地告诉了我附近几个药房的地址。

我欣然出了医院，甚至有点兴高采烈，太出乎意料了，想象中的严厉手段于我根本不适格，进去时还满怀将被扣押隔离的悲壮，出来时浑身是被释放的轻松。我到药房买了盒芬必得（药房也不卖消炎药），虽然回家后体温又升到38度，但吃了药很快退烧。

之后我再没发过烧，只是至今还没想明白，社区医院拒绝治疗的理由为什么是因为发烧呢？不发烧的不用治，发高烧的上级治，发低烧的买药治……有点绕，猜想一下，可能上级有规定不能随便给发烧病人降温，以防新冠病人漏网，那么因其他疾病导致发烧的去哪儿医治呢？估计文件里没说。

2020年8月7日写于做过核酸检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