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钢往事一——初入凌钢

老yuan

今天，2020年8月16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难忘的日子。50年前的今天，我从农村走进工厂，由知青变成工人，实现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10年前的今天，我年过花甲，退休离岗，结束了在凌钢整整40年的工作生涯，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二阶段。可以说，816是我人生的起跑线，转折点。围绕这个难忘的日子，最近，我对一些往事粗略地做了点回忆和思考......

1958年大跃进时代留下的两座100立米小高炉。

1970年8月16日，正是三伏天，艳阳高照，酷暑难耐。可是我的心比这酷暑更热，可以说是热血沸腾。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和我的战友们（当时我们都是朝阳民兵独立团战士故称“战友”）从朝阳孙家湾修路工地拉往朝阳县革委会招待所。我们将在这里集合出发前往凌钢。在那天之前，我还是一个下乡知青，虽然一时当民兵，但知青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我是一个老三届知青。1968年10月从本溪下乡到朝阳县边杖子公社辛杖子大队。下乡之初接受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教育，伟人要求我们在农村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扎根农村60年”。虽然我们都不甘心一辈子如此，但也无耐。“拔根”出去进城当工人，是做梦都没有梦到的事。

知青岁月，上山下乡。 1970年春天，国家为了战备需要要修锦朝三线公路（锦州-朝阳）。大队把我抽出来参加民兵独立团（实际上就是民工），前往孙家湾施工。并让我在一营七连当文书。当时参加独立团的知青不少。人们都觉得，死守在青年点，脸朝黄土背朝天，不会有什么作为，不如出来换个环境，也许会有点什么变化，“人挪活树挪死”嘛。在独立团这段时间，日子过得很潇洒。当文书工作轻松，不用跑工地干力气活。每天也不用像青年点那样自己做饭，而且吃得还不错。在独立团干活，生产队每天给记十分，每个月还有6元钱津贴。当时我想就这样混下去也挺好，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了。
但突然有一天，乾坤倒转，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连指导员在早操会上，当众宣布命令：“苑成德、孙成俊等五位战士，今天不用出工了，你们马上到营部集合，统一到朝阳检查身体。国家抽调你们前往凌源钢铁厂参加三线建设。”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掐了一把大腿，才知道这是真的不是梦。这真是好事从天而降。经过身体检查，政治审查等一些列“程序”，我们都合格了，可以成为一名钢铁工人。今天我们就要出发，前往凌钢报到。因此，今天——1970年8月16日，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一天。 那天，在朝阳县革委会招待所会议室里，满屋坐的都是知青。这些知青，不仅有我们本溪的，还有大连、沈阳和朝阳当地的，也有少数农村青年。凌钢劳资科来接我们的一个姓郭的干部，面对我们一张张满怀期望的笑脸，似乎有点紧张。他简要的介绍了凌钢情况，我也没有太听清楚，好像是说“凌钢方圆十华里，下边有十个连”。不过最后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直到现在我还不忘。这句话简单质朴，他说：“两年前你们脱下学生装穿上了农民装，现在你们脱下农民装就要穿上工人装，你们这次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他吭哧了老半天，才说出了一句：“就是——就是——要吃商品粮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话说得忒实在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自己扛着行李，在朝阳火车站坐上了西去的火车。按照方向，我们其实是离家越来越远了，但这和两年前下乡时坐火车的心情大不一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大约后半夜一点左右，火车停在凌源东站。这是一个小站，火车只停两分钟。我们用最快的速度下了火车，车站黑乎乎的，分不清东南西北。凌钢劳资科一个姓赵的工作人员前来接我们。我们自己扛着行李，跟着他走在一条土路上，眼前漆黑一片。大家都很纳闷，既然是座钢铁厂，怎么连一点亮光都没有？不过初来乍到，谁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走了20多分钟，我们来到莫胡店（也叫零点，后来才知道）一幢大房子。里面搭的板浦，并排三排。大家放下行李，灯光下互相看了看。有的是一个学校同学认识，我们本溪五中的人最多，还有是本溪高中的和其它学校的，都不认识。这幢房子一共住了70多人，好像个大车店。我们自己找地方，把行李放了下来。 这就是凌源东站。1970年8月16日，我们在这里下的火车。 就在我们放下行李，准备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位军人。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凌钢实行军管，这是一位军代表，大家不感奇怪。他一进屋就高喊：“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经过几个月大会战，今天上午凌钢2号焦炉竣工投产了，顺利的推出了第一炉焦炭。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万万岁！”我们这些知青也不知焦炉投产是怎么回事，但都是在文革过来的人，都熟悉这套仪式，所以也就都站起来跟着高呼“*****！”这呼喊与其说是庆祝焦炉投产，不如说是庆祝自己身份的转变。这呼喊声在这后半夜空中显得格外震天动地，使大家都很兴奋，以致军代表走了后都睡不着了，互相游戏起来。本溪高中有个周学斌给大家讲起“武二郎”，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军代表宣布的“焦炉投产”，原来和我们大家关系密切。三天以后，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就被分配到焦化车间工作。
这就是我们头一天晚上住的大房子，这些年几经变化，它一直“岿然不动”。
莫胡店街道。 莫胡店大街。 焦化出炉工在作业。刚入长我被分配这种工作。 第二天天刚放亮，我们早早出门看看周围环境。原来我们是住在一条铁路边（锦承铁路），铁路西侧是一片高粱地；东侧是一片平房，看样子是凌钢职工的家属区。再往东是凌钢的学校和医院；北面远处影影绰绰有两座高炉，看来那就是厂区了。与我们住的这幢平房毗邻的是一家商店，大门女儿墙上赫然书写四个大字“凌河商店”，看来我们以后买东西很方便啊。大门对过有一间厕所，气味熏人。不过这对于我们这些广阔天地来的“农村人”倒也无所谓。门前马路都是土路，刚下过雨不久，没有多少粉尘。这里要多说一句，50年过去了，尽管周围所有的建筑物包括那家“凌河商店”都早已变成高楼大厦了，但我们进厂最初住的那幢平房依然“健在”。它也曾几经变迁，做过邮局、肉铺、饭店，现在成为一家个体户仓库，但就是没有动迁。还有那个“凌源东站”，也没有动迁，“巍然屹立”在那里，给我们留下一个“永久牌”的纪念。
凌钢轧钢车间。 早饭时，昨天晚上那位接站的赵某带我们去食堂。后来得知，他叫赵清泉，河北人，本溪钢校毕业的，也来凌钢不久，临时借调劳资科帮忙。因为他和本溪有点缘源，我们都称他为“老乡”。他带我们走了近一公里才到食堂。食堂在高炉旁，人称“一食堂”。里面很破旧，好像临时搭建的工棚。桌子和条凳都是板皮做的。工人们吃饭没有坐的，或者站着，或者在条凳上蹲着。 早饭是一块大饼子，一碗小米粥，一小碟咸菜。饭菜虽然简单，价格也不贵，可问题却来了，原来这里吃饭是“要钱”的。拿钱吃饭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从青年点到独立团，我们知青吃饭从来“不掏钱“。现在突然要掏个人腰包吃饭，还真有点不习惯。问题还在于来凌钢之前几天，把原来兜里仅有的几个钱都用来招待前来送别的同学，也没有来得及回家一趟向父母索取。当时我兜里只剩两元钱，在这里每天吃饭需要五毛钱，四天以后怎么办？好在第三天每人发了15元生活费，解决了我的“囊中羞涩”问题。其实，那时何止是缺钱，其他方面也很狼狈。当时我身上穿了一件双肩带补丁的衣服（母亲补的），脚上穿了一双漏了一个大口子的农田鞋，兜里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两块钱。其打扮是地道的农民模样，甚至不及农民。不过大家都差不多，没有谁笑话谁。 饭后赵清泉和迟国彩带我们去厂部见领导听报告（迟国彩是我的五中同学，文革时期红卫兵战友，当时是知青的头，现在已经不在了）。厂部在哪里？赵迟二人带领大家穿过铁路，钻进高粱地，在“青纱帐”里行走了20多分钟才到。

这是一座U字形平房建筑。据说过去是劳改分局施工队伍锦沈公司的办公场所，后来凌钢买下，作为自己的办公机关。后来我也曾在这里工作近一年。80年代以后这里变成凌钢西区幼儿园，2011年扒掉，建成了生产区。我们在厂部大会议室，见到了厂领导。原以为，一个钢铁厂的领导，总是不同于农村公社大队的领导，一定会着装整齐，有点派头，没想到出来的这位领导，完全是个农民打扮，不修边幅，说他是个大队书记，没人不信。这就是当时的厂革委会副主任何群。他是个老革命，文革前是建昌县委书记，十四级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后来“解放”的较早，1969年末调来凌钢工作。在厂领导班子中，除了军代表，他是地方干部中职务最高的，实际上的“一把手”。他讲话还是有点水平的，层次清晰，逻辑性也较强，没有照稿念。他介绍了凌钢的基本状况，比劳资科那位姓郭的讲话要深刻得多，内容也较丰富。他还讲了厂里一些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大家积极参加“一打三反”运动。还针对我们新入厂青年工人，讲了如何向老工人学习问题。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要尊重老工人，比你们早入厂一天，就是你们的师傅。”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这个话说得有点极端。这个何群，在凌钢一直干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为人比较耿直，工作比较敬业，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得罪人也比较多。1975年班子整顿时离开凌钢到朝阳工作，2008年去世。我曾经代表凌钢给他送别。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天下午赵清泉还带我们到厂内参观。厂内参观使我们心凉半截。当时的凌钢还是初创阶段，厂区内基本上是“半工半农”。高炉下，厂房边，一块块高粱地，长得很茂盛。厂区内没有一片油漆马路，土路上走的是马车，车老板的红缨鞭甩得啪啪直响。厂区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厂区和外界的分界线只是铁丝网。很多地方杂草丛生。除了炼钢车间和新投产的焦化车间在生产外，其它车间好像都没有生产，给人的感觉死气沉沉。本溪有个本钢，我们本溪知青大多是本钢子弟。虽然没有亲自在本钢干过，但耳闻目染对钢铁厂也有点了解。这里和本钢的反差也太大了。我们大家都很纳闷，一个钢铁厂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今后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吗？当时很多人都疑虑重重，有心计的人产生了抓紧调离的念头。 粗轧机 不过，听了何群报告和后来一些领导的介绍，大家逐渐对凌钢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凌钢的前身是凌源新生钢铁厂。始建于1958大跃进时期。在大办钢铁的高潮中，上万名犯人在这里建起两座100立米小高炉和三座小焦炉。那时据说搞得也很红火。1961年在国民经济调整中，高炉熄火，工厂下马，只剩下几十个人组成的留守处看家。 1964年以后，毛主席提出“建设三线”“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从1965年开始，在建设大三线的同时，各省还开展了“小三线”建设。辽宁建设“小三线”，选中了凌钢。凌钢建设主要是利用原“新生钢铁厂”基础。第一期工程设计能力为“十、七、五”，即年产十万吨铁、七万吨钢、五万吨钢材。产品服务方向“战时为军工，平时为农业”。1966年5月16日，凌钢筹建处成立。这一天正是“文革”的开始，所以后来人们形容凌钢“生不逢时”，“诞生于动乱之际”。当时凌钢有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锻钢和辅助车间等十个车间。由于正是军管时期，工厂也实行部队建制，车间称为“连“，十个车间就是十个“连”，车间下属工段称“排“。国家对凌钢很重视，把它从劳改企业划转朝阳地委和省冶金厅双重管理，是一家地方国营企业。现有职工近3000人。
凌钢现在属于创业时期，一切都是刚刚起步，未来还是大有希望的。了解了这些，使我们对凌钢增强了信心。尤其是我们知青，是第一批从农村走进工厂的青年工人。由农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由挣工分变成了挣工资，由“泥饭碗”变成了“铁饭碗”，实现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俗话说“知足者常乐”，我们都感到很知足。

（待续）

2008年10月，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在凌源的本溪知青合影。其中有三人不在凌钢工作。有四人已去世。 照片提供：柳祖林 周凤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