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四)

云里雾里

一九六七年秋的一天下午，天下着毛毛细雨，公社信用社的连会计来到我家，他说:“公社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去大寨参观，党委决定你去一个，今晚在公社动身，你在家准备，我要到你们大队去一趟，要他们为你安排费用，等下我和你一起去公社。”我在家洗了头，换了衣，准备好了要带的东西。一会儿，连会计来了，他半响都不作声，我妈问他:“怎么啦？”他说:“你女儿去不成了，大队不肯让她去，说什么女人家学什么大寨，还说了一些不中听的，对不起，我没能说服他们。”说完他就走了。我一下掉进冰窟窿里了，悲伤，气愤，但束手无策。妈妈含着泪水，很久才说: “妹子，你表现得越好，大队那班老爷心里越难受，这里不是你的久留之地，离开这里吧。”“到哪里去？” “嫁人。”于是她老人家就到处托人给我找对象，做媒的纷纷找上门来，最后她选中一个，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家庭出身贫农，转业军人，中共党员，吉林工作，家住清泉山(另外一个公社)，如果我和他结婚，清泉山答应安排当民办教师。通过一年的书信往来，我觉得他不是我的意中人，提出不谈了，父母却不同意。父亲说:“自家的社会关系已害得你这样了，这个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好，这叫“政审合格"。妈说: 清泉山答应你当老师，那好歹是个职业，不能十全十美啊。”我不想让父母过多为我操心，看在能当老师的份上，我屈从了。不是嫁人，是嫁给那份工作。 一九六九年过了元霄节，我背着一个包，独自一个去清泉山结婚、上班，没有人送行，没有嫁妆，丈夫家没有请客，在清冷中度过了人生只有一次的新婚。第二天就去学校报到上班了。 清泉山小学原来的房子是危房，一开学就是搬家，搬到大队部的房子里。大队部三间房子，中间正屋较大，间出一小间做集体办公室。有二位男性公办教师，一个姓雄，一个姓周，他们的家都住清泉山。共有80个学生，五个年级，我教二、三年级复式班，21个学生。雄老师四十多岁，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擅画漫画，待人亲切和善，敬业，是个无事找事做的人，是我们的校长。我是教书的新手，对我特别耐心，教我如何备课，把他的教案给我参考，经常听我的课，指导如何组织课堂教学。他的教室与我的教室只隔一个门坎，自习课的时候我就站在他教室后面听课。每天上五节课，下午一点钟就放学了。放学后，天晴只要有空我们就去写标院语。我和周老师扛把锄头，提个水桶，在显眼的山坡上、渠道边、堤坡上、田矿上把草锄掉，蘸点水，用脚掌把要写字的地方抺光，等稍干点，雄老师就用石灰浆在上面写字，当然墙上是首选。标语的内容是毛主席的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通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把清泉山写得白花花的，后来只要上面布置写标语，就在原来的基础再誊一遍就行了。写标语休息时，顺便做做家访，熟悉那里的群众。雨天基本上就在学校的墙上画宣传画，雄老师打好架子，我和周老师填颜色，把个学校打扮得五彩缤纷。学校房子不大，但操坪却大得很，植树的季节，我们在周围种上树，捡些断砖头砌上花坛种上当地能釆集到的花草。 清泉山那时没有妇女主任，公社如果要召开大队妇女主任会，我要代妇女主任去开会，误了的课星期天补。每年工分2500分，国家津贴每月5元。 一九七二年，雄周二老师调到别的学校去了，换来另外二位公办教师。大队和联校一致要我当校长。 一九七四年刮来一阵风，初中都要下放到大队办。就这年益阳修了一条撇洪渠，把原来的行政大队打乱了，清泉山划进来好几个生产队，学生人数猛增。大队无奈，只好把劳动力抽上来，烧了一窑红砖和一窑瓦，在原来的教舍旁边又建一栋教舍。学校要土建可向大队申请，大队抽人上来干，工分摊派到生产队去参与分配。要钱一分没有。房子建了，没有粉刷，墙的内侧古眼暴筋；窗户没装玻璃，春夏秋就让南北通透，冬天就只能在当北风的那边钉上纸壳或牛毛毡；地面连水泥都无钱打，学校地势高，泥巴地干燥开裂起来，尘土飞扬。为防尘，每期开学组织学生将土翻转、碾细、整平，洒上水，学生带来锤衣棒，拍子将土压紧拍光。课桌怎么办呢？开始用土砖砌两个墩，搁上一块木板当桌面，凳子自带。这种课桌麻烦多，学生又不斯文，随便闹腾撞一下就倒了，老师要随时当砌匠，自带凳子高矮不一，教室里总是一片狼藉，家长们看了都寒心。第二年开始改成窑砖，抺上水泥。这种课桌结实，整齐划一，但粗糙，小孩的衣服很容易磨烂，冬天穿着单薄的学生坐在水泥凳上，手搁在水泥板上写字，个个都冻得瑟瑟发抖。每年暑假都要改造修补课桌，无论是土砖的还是窑砖的，大队派师傅来，我当下手挑砌泥，搬砖。国家除派两名教师和民办教师的个人津贴外，没有一分钱拨款。学校经费就靠收学费，那时小学每人每学期5一7元，初中生10一12元，买了课本练习本和教师办公用品(粉笔，墨水，备课本)后，所剩无几，何况极度贫困家庭的学生还要欠费。到了七五年想出了一个办法，学生交木头来抵学费，贫困户优先。当时一张课桌的市价是八元，我们就细化到每一根方子，每一块板子值多少钱，根据学生送来的木头能做什么方子，板子作价。人穷树命短，哪有什么成形的木料送来？大多数是些小的，弯的材料。开始是选一个精干的木匠量尺寸作价，我登记。木匠师傅不能时时守在学校里，于是我收我量我登记。照着师傳的做法，哪根木头能做哪根方，哪块板，我基本上也能估准了。每年收一堂课桌的料，连续五年基本上都是我收。谢天谢地，家长和学生都认同，没有人跟我讨价还价。到一九七九年，七个教室才都换上木课桌。 清泉山附近有个国营渔场，每年都有子弟要到我校上学。一九七八年，为了答谢学校，捐了半立方米白木头指标，学校想用这木头做对篮球架。指标有效期一个星期，木头在益阳市西流湾的河边上。怎么搞回去呢？多方设法没有联系到汽车，这时正好是暑假，我只好和三个男民办教师向渔场借了两辆板车，先天到西流湾买好木料，装好车，第二天一早往回拖。西流湾到清泉山足有八十里，走走停停，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才到学校。回去后骨头都散架了，蒙头睡了两天才返阳。 一九七六年，学生人数达二百九十七人，小学五个班，初中二个班(文革时小学五年制，初中二年制)，工友一人，民办教师八人，五女三男。随着形势的发展，上面对民办教师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住校，要参加培训班学习，经常要考试。大队划了五亩地给学校做学农基地，我们除了种出老师自己吃的菜外，还带领学生创点收补贴学校费用。在基地上种过花生、姜、油菜、纻麻。民办教师还有一个称呼“赤脚老师”，这名符其实。一年到头，只要是脚踩到地上不冷得难受就都是赤脚。一是因为没好鞋穿，常見的是胶底布鞋，买双皮鞋要到益阳市才有，一般的要十几，二十几元钱一双，要几个月津贴才能买一双，一般也没有机会上益阳市，托人买了还怕不合脚；二来环境不宜穿，晴天到处是灰尘，雨天到处是烂泥巴；再者工作不方便穿，上完课，菜地里基地里要去打理。 民办教师除了国家那几元津贴外，就是工分。我自从当了校长后，每年工分3600分，每月津贴10元，其它不任男女每年都是2500分，农忙假，星期日，寒暑假都要回本生产队出工。工效呢？我所在的生产队最好的那年每十分工六角钱，最差的那年只有三角钱。有一次大队支书和会计到学校商谈工作，公办教师余对他俩说: “校长的工分少了，她一年到头守在学校，几乎天天要工作，而且事还做得不错。”支书说: “我们知道她辛苦了，每天10分工，天天给了啊！”余老师说: 应与大队干部挂勾(5000分)。”支书玩笑着说:“哪个要她是个堂客们。”大家笑了。大队会计还解释说:“队长们都说她工作不错，辛苦，但不愿多给工分，3600分支书还费了很多口舌。”我心里明白，在他们的算盘上，我还有每月10元津贴，一年下来要抵他们二千分。 民办教师们一般都听指挥，教学工作不苟且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不是我领导有方威信高，而是命握在大队生产队手里，不听调摆，做得不好，随时都可以要你下课，一个个都如履薄冰。先后有七个女老师，其中四个都是清泉山的媳妇，有不成文的規定，与清泉山村外的人结婚，你的教师资格就终结。月老师对象是外村的，无论我怎样说她对学校教学工作怎么重要，大队通了，生产队不通，如果大队留她教书，她所在的生产队不让她的工分参与分配。三十岁时，她只好放弃这个工作。 大队部做了教室，学校也就是大队部。学校成了清泉山村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开群众大会，学校必须停课放假；放电影的来了，学校要负责找杆子树银幕；收购牲猪，收购粮食的来了学校要腾教室关猪堆粮(一般是在星期日和假期里)。要配合中心搞宣传，还有那不可思议的任务要完成。 清泉山有位叫芳嫂的母亲，她有十个崽女，六男四女，大的收了媳妇成了家，小的还在我校上学，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她的第二个儿子达子要建一间屋，缺一根檩子，他看见大队综合场的阶基上搁有一根本头，正好做屋檩子。鬼蒙了脑，不经允许他就把它搬回家安在屋上。此时公社治安部廷部长在清泉山蹲点。这个廷部长，解放前做长工出身，没上过学，认识几个字是在工作中瞟学的，他的笔记本别人不认识，文字加符号。他喊口号毛主席，共产党万岁时，使尽暗劲，头上青筋直暴，别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是党和毛主席救了他，他从心底里感激，一喊就激动。有一次他作形势报告:我国发明了一种新武器，叫激光，一面小小的镜子只要一照，在几万公尺高的飞机立马变成灰，有了这样厉害的武器，不愁美帝苏修不完蛋，到那个时候，毛主席是全球的球长，我们这些人都会要到外国去当土改工作队员。说完全场哄堂大笑，他没听出是哄笑，以为他讲得精彩。出了这事还了得，对风耍尿，挑战了他的权威。于是他带几个人找到芳嫂家，要用绳子捆达子。芳嫂护犊子，她上前阻拦，求饶不成就口出粗言，歇斯底里的大哭大闹。廷部长恼羞成怒，说她教子不严，祸害社会，于是指挥带去的人把屋檩子拆下来，把芳嫂二娘崽带到学校。当天下午召开了批斗会，批斗后还不准回家，要留在学校里反省。达子是生产队长，队上出工都要他安排，第二天一早就被他们队上的人拉回去了。芳嫂就留在学校里，难煞我们了。学校又没有多余的房子关人，我只好白天让她蹲在厨房里，晚上用一块竹凉板当床睡在教室里，家里送饭来。廷部长每次一来，都是大声呵斥，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他一走，芳嫂就嚎啕大哭好一阵，我怕她寻短见，晚上要她读四年级的女儿作伴。一个星期过去了，不見廷部长有意思放她回去。到了第八天，党委书记、廷部长和大队副支书来了，我就提出:“这个芳嫂老关在这里不是个事，影响我们的工作，学校不是……，没等我说完，廷部长生气了:“抓阶级斗争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学校也……，没等他说完，书记把话接过去说:“不要争了，这个事等下我们研究一下。”傍晚时分，大队副支书来了说:“书记指示，芳嫂让他回去反省。"芳嫂一边流泪一边感谢着学校。望着芳嫂的回去背影，西老师感慨地说:“没有文化的干部可怕。" 一九八O年刚放暑假，老师们都在学农基地里劳动。这时邻大队的校长来了，他老远就喊:“停下来，别干了，到联校开会去，说是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他也搞不清。我们没有进屋，在池塘边洗了手脚，带着满身泥土，赤着脚去开会。会上联校长说:国家面向民办教师招生，年龄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有无小孩不限，家庭成份不限，择优录取，希望大家报名参考。当场发一张摸底表，当我去交表时，李老师对我说:“你应该报考。”李老师是民办老师的辅导老师。我答曰:“您看我行吗？这么多比我年纪小的教初中的高中生，我拖着两个小孩能考过他们吗？”李老师拍了下我肩膀说:“水平不比他们低，其他困难就看你的意志了。”听了他的话，我当即报了名。一经决定，我就象打了鸡血似的，不知疲倦地投入复习中。苍天有眼，我以超录取线18分的成绩，录取于宁乡师范，二年后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在清泉山十二年，我长大了。感谢清泉山的干部、群众对我的信任；感谢雄老师的帮助，感谢李老师的鼓励。 2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