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难离

齐文

故土难离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古诗句平实无华，印证了我的生平。

打小在北京长大，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读完六年小学，又上了四年的初中，初二的课程没读完就被当成知识青年分配到大西北，参加三线建设。老来又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落叶归了根，寄居北京。

　　那天在天坛公园不期然遇到一位初中同学，话题一下就回到五十多年前。

196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积累了整整三届在校毕业生。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中国大地。

我们学校第一批分配目标是去黑龙江建设兵团。主要针对六六届毕业班的。很多人报了名，我们班也有个别报名去的。我们六七届是第二批分配，目标是山西，插队。没有人报名。

为了推动学校的下乡动员工作，老师要我作为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一个山西农村考察团，我推托最近生病了，搪塞了过去。

　　那些日子到学校，就是听老师和工宣队领导轮番作动员。最后，学校张榜公布插队分配名单，我们班几乎连锅端了，大部分同学都上了榜。居然没有我！

　　到山西插队的同学走的那天，我去送行。北京站领导体恤民情，对这趟下乡插队的专列特别照顾，第一站台例外开放，不用买站台票。上车的和送站的人乌泱乌泱的。没看见宣传片里敲锣打鼓欢送的场面。人们聚集在车窗前，互相诉说着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嘱托和寄语。

　　列车开动前，站台工作人员努力地劝慰大家退到站台线外。即将远行的知青们和送站的亲人故旧们相互凝视着，那一刻死一样的安静。待到列车启动的那一瞬间，突然哇——的一声，车上车下哭声一片，我一下子被震惊了，没料到会是这样。

　　

　　列车载着浓重的亲情哭着走了，却留下沉重的相思越拉越长。

学校第三批据说是到陕西插队。这一次估计是躲不过了。那时节天气渐冷 ，恰逢天凉好个秋。我找了几块木板，在院子里为自己打了一个箱子，到农村插队会有用场的；母亲在屋里为我縫制一件厚厚的中式棉袄。正所谓：“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看见母亲一边縫，一边偷偷地擦眼泪。

萧瑟秋风吹卷着刨花，倍感怅惘凄凉。

这一天，刚进校门，学校教导处主任金鸣老师大老远的跑过来，高兴又神秘地告诉我：“西北厂来招人啦，有你！”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时，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很高，能跨进工人阶级行列做一名工人无比光荣。

“快去通知另外几个同学，马上到崇文区第四医院检查身体。”老师推了推我。

我赶紧忙不跌的找齐那几个同学，一块儿去检查完身体，最终确认没问题啦。

我飞似的跑回家。母亲紧锁的眉头久违地舒展了。

“那行了，比插队强多多了”。母亲好知足。

虽然“幸运”的躲过了下乡，可也是实实在在的上了山的。宁夏、贺兰山、三线工厂，遥远又陌生。

随着离开家的日期越来越近，心情也越来越焦虑和迷茫。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要离开父母远行了，独自跨上漫漫人生路，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临行那天，母亲包了我爱吃的饺子，端到我跟前，我吃不下。哭的好伤心。

参加工作一年后，特别想家。正赶上春节，就请了假回家探亲。

下了火车转乘3路 公交车到广渠门总站，再沿着铁路线向南走不到一站地就到家了。

那条路、那片树、那排房、那老屋、那气息、那味道。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看到身体还硬朗的父母，无比宽慰。兄妹间谈天说地有聊不完的话题。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光。

久别的人盼重逢，重逢就怕日匆匆。假期过得飞快，忙忙叨叨的转眼就到了返厂时间。

要走的头天夜里，北京下了一宿的大雪。大哥请了假送我。师傅们托付捎带的东西太多，我一个人实在走不了。

母亲是旧时裹了脚的女人，不方便到车站送我，却执意说要在铁路边等着火车经过时再看我一眼。我拗不过只能依了她。并嘱咐她一定晚些出去，大清早的天气太冷。

我家离北京站很近。列车一出站三两分钟就能经过我家门口。

火车一启动，我就开始准备打开车窗，等经过我家时我好能探出头去，让母亲看到我。可万万没想到，车窗被冰冻的死死的，无论如何也打不开！时间不等人，我赶紧跑到车厢门口，考虑车厢门玻璃窗大些，可能会更醒目点，母亲会更容易看到我。

列车出站拐了个弯，不一会儿，大老远的就看到：白茫茫雪地里，母亲带着上小学的妹妹揣着手并排站在一个土岗上。我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 ，两手拼命地挥动着，拍打着，呼喊着，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列车在他们面前倏然而过，她们没看到我，依旧瑟瑟地站在那里，企盼着一定会在下一趟列车经过时看到我。

凝望着离我越来越远的母亲的身影，那一刻，我心如刀绞；那一幕，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终身不忘。

　　

 母亲一生相夫教子，作为一名家庭妇女曾经几次放弃参加工作的机会，说是怕孩子们没人照顾受了委屈。

　　早年她能冲破农村的封建礼教毅然决然地放弃土地、房产而头也不回地寻找在北京做事的父亲，那份坚韧决绝至今都令子女们钦佩不已。都说母亲若是有些文化，一定是能干成大事的人。

 我小的时候，常伴在母亲身边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手工之类的。母亲不论走到哪儿也愿意捎上我，串亲戚、访邻友、买东西。我也愿意跟上走。印象最深的是跟母亲逛街购物。经常去的地方就是“花市”、“王府井”。

　　从我家里出来，走不多远，穿过南小市口，就到了花市大街，很近。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凌长生，他家就住在南小市口上堂刀胡同。上学的时候，他每天经过我家门口，总要喊我一声，我们俩一块搭伴到学校。毕业后他去了东北建设兵团，我去了西北三线工厂。我每次探亲回来，偶有机会就到他家坐会儿。后来城市改造，这一片的平房全都推平了，也不知道他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常想念他。

　　

这一带大多是一些低矮破旧平房。过去，这里的居民也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绝少达官贵族。

唯一知名的是曹雪芹家。还是其家道中落后被“发配”到这里来的。他家住在蒜市口的一座小院里，既传说中的十七间半房。可惜这座曹雪芹唯一有档案可证的故居，在两广路扩建时还给拆除了。

我不是泛神论者，但冥冥之中却总是有种感觉，凡是在古人居住生活过的地方，一定会有他们的一些气息或气场存留下来。而后人破坏了它，那气息或场便永远散失了。所以有些古迹重新复建后，也是只见其形不见其魂。就像永定门城楼重新复建后，横观竖看总觉着它是个假的。

曹家离花市大街咫尺之遥。花市的市井人文曹雪芹想必是太熟悉不过了。从雍正六年到乾隆十五年，他在那里住了二十来年，度过了他整个青年时期。

他从一个“锦衣纨绔，飫甘餍肥”的富贵公子，断崖式落入凡尘。其落差之大，触动之深，可想而知。

都说人在最低谷时，也是他对人生感悟最深刻的时候。因此，跌宕的人生经历恰便催生了他创作《红楼梦》的冲动。

　　因为历史上这个地区贫困百姓居多，也就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深陷苦难的人，最容易皈依宗教。这地界儿高楼广厦没有，佛堂寺庙却特别多。像安化寺、安慧寺、夕照寺、法华寺、天龙寺、卧佛寺、隆安寺、火神庙、八神高庙等等。

　　这些寺庙大多修建于明朝。而明朝正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中比较黑暗的一个朝代。受尽压迫和屈辱的贫苦百姓没地儿说理去，只能找佛说去。

　　

如今这些寺庙有些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形，永远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洪尘，空留遗憾在民间。

　　好在老北京城经过几轮大规模城市改造的阵痛后，终于催生出一个新的价值观：历史古迹要保护。所以在这片危房改造中，有很多寺庙尤其是那些敕建大寺都重新复建并列入区或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那天，从蒜市口路过，望见一座大厦的建筑工地边，隐隐的几间新建的平房。狐疑片刻，突然联想，这不会是复建的曹雪芹故居吧。

　　

　　

我找到工地的保安，想进去近距离的考察一下。保安说，就是曹雪芹故居。现在疫情严重，工地停工了，不能进去。

　　善莫大焉。感谢北京市政府，在大规模的城市开发改造中，没忘记为给曹家劈出一块地来重建故宅。也盼望曹雪芹在天之灵能够重归故里新居。

花市大街分东花市和西花市，是老北京著名的繁华商业街。成型于清乾隆年间，在北京南城跟大栅栏、珠市口、菜市口、鲜鱼口齐名。这里的店铺、作坊一家挨一家，经营的商品门类齐全，许多老铺驰名中外。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众多学校、影院、庙会等，是民间文化集中地。

 花市大街东边，过了铁辘轳把，有条斜街。老北京3路公交车从广渠门总站出来第一站就叫斜街，文革前叫卧佛寺站。是因为路北挨着59中学有座大寺叫卧佛寺。

　　据传，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在其霜母去逝后，景况越来越差。贫困潦倒之时，就曾寄居在这座寺庙里，一边卖文作字聊补生计，一边挑灯撰写《红楼梦》初稿。

　　画家齐白石曾经到此寺寻访遗迹，并作画题诗：“风枝露叶向蔬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尽显大师间惺惺相惜之情。

《红楼梦》第一回中描写穷困儒生贾雨村寄居葫芦庙，说他“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此处的取材依据应该就是曹雪芹寄居卧佛寺的那段“寺门萧瑟短檠寒”的落魄经历。



　　

几乎同卧佛寺挨着，是袁崇焕的祠和墓。

袁崇焕是“明末爱国领袖”。他率军多次阻击金军，宁远之战用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广渠门外战役击退皇太极，缓解京都之围。为保卫明朝屡立战功。

　　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战将却被崇祯皇帝施了磔刑！

　　幸有义僕佘义士“夜窃督师尸”葬于此处，并终身守墓不去。

　　如此枉冤忠臣，大明朝焉能不覆矣。



　　斜街走到这里就与白桥大街交汇了。

原先白桥大街春节期间曾经办过庙会，可是热闹。用“白云大妈”的话说：“那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撂地儿的、摆摊儿的，杂技、魔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

杂技演出是在一个偌大的帐篷里，只听见锣鼓响，看不见里面的景儿。我想进去看，门票3毛！忒贵，不值。

　　在街南头有个演木偶剧的，门票3分钱。我买了一张。

　　剧场设在路东靠近隆安寺的一个大破院子里，也没有个桌椅板凳什么的，只是搬两块砖坐下，凑够了十个、八个人就能开场。就这样那时候看得也是津津有味，饶有兴趣。

　　到后来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庙会好不样儿被取消了。 这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别扭。



　　 跟母亲到花市大街来是从来不往东边去的。所以打小市口出来就往左拐奔西花市大街。

从东花市往西花市走越走越繁华。那一铺一景的，到现在依然难忘。

花市邮电局。门前永远端坐着一位代笔老者。面目淸癯，花白长髯，面前一张小方桌，桌上一瓶墨水，一枝沾水笔，一打信戋，竖格的那种。有求代笔者，只要说明托付的事情，老先生须臾间便成就一篇信稿，随后读给你听，满意后转身投进信桶，甚是方便。

　　容真照相馆。是个老字号，1957年我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就是在这照的，保存至今。我上学后的第一张大头照也是在这儿照的。

崇光电影院。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都去那。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场电影叫《七天七夜》。那叫一个过瘾。电影一开场就是战斗场面，一直打了“7天7夜”，最后解放军胜利。那时候年龄小，也不大清楚什么主题，只要是打仗片，最后好人赢了，就是好电影。

　　西花市有个特别大的油坊，一年四季机声隆隆就没见停过。看不见里面机器有多大，就闻着芝麻油的香。那香气香过一条街。

街对面有个水果店，营业时总是把时令水果堆到店铺门口，案子上几个熟透的大柿子实实惠惠地瘫在那。一个壮汉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吆呵：

“哎——，喝了蜜啦”。那一嗓子，那穿透力，街上的人都瞧他。

 花市新华书店。一直到今天还在。1958年春节，我同两个哥哥一块到花市逛街，走到这家书店，每人均摊，3毛钱买了一本小人书《智取威虎山》。那时还认不了几个字，却把那本小人书翻看了不知多少遍。

　　西花市走到头就是崇文门外大街。崇外大街历来也是条商业街，跟母亲有时也在这里逛逛。

忘不了的是那条老旧的有轨电车，由打永定门经过天桥、天坛北门到达崇文门门脸儿。

　　这是老北京城最后的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运行了长达42年，于1966年6月停驶，永远告别了京城百姓。

　　

要去王府井得穿过崇文门。

崇文门城楼我爬上去玩过。也曾试着想爬上二层，但那木质楼梯太陡，且年久失修，楼梯中间有几处踏板都断掉了，我害怕摔着，爬到半截又下来了。

　　等到长大些了，胆儿足了，再想爬时，门楼子给拆了！

　　1966年修地铁，那是北京城乃至全国第一条地铁，城墙碍事儿，说拆就给拆了。也由此造就了我一个终身遗憾——永远看不见城楼二层的景儿了。

　　常想，人生也不过如此，有太多的人生经历都是因为胆怯而止步。徒留遗憾而抱恨。

　　穿过崇文门，走东交民巷，到台基厂，再一直往北就到王府井大街了。

　　东交民巷号称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里开始设立外国大使馆。旧社会这里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

　　这里沿街建筑都是西洋风格的。两条便道是由青砖铺就，走的人多了，时间一长，有些砖就被磨出一个坑来，整个路面显得坑洼不平。母亲不愿意走这条路，于是我就跟母亲顺城墙根往西走。

　　

城墙根儿那条路走的人少，有时太阳高照，也没有个阴凉，我一边走一边玩。仰望着偶尔在城墙的砖縫里长出的一只喇叭花琢磨——那儿怎么能长出花来呢？我曾经和小伙伴搭着人梯够着过一枝，把喇叭花揪下来，嘬它的花蕊，极甜。

　　看到跟母亲拉下老远了，就追过去，又会跑到母亲前头很远，蹲靠在城墙根儿等一会儿母亲。

　　从这里走，也是到台基厂，再到王府井，路程是一样。殊途同归。

　　儿时的那些生活场景已显得那么遥远，但回忆起来却好像历历在目，格外清晰。

　　多想再回到那个童真的年代啊。



　　

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祖国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北京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

那年，家里来信说，年迈的母亲患了眼疾。我请了探亲假，回来看望母亲。

到家的第二天，看天气不错，为了让母亲开心，我跟母亲商量到王府井逛逛。母亲欣然答应。

我家有个小三轮车，是退了休的父亲拉着母亲到菜市场买菜时常用的。那时候北京很流行这种小三轮车，即能带人，也能拉货，方便。

我把母亲扶上三轮车，有意识地拉着她沿着小时候去王府井常走的路线，边走边给母亲讲北京城的变化，讲从小和母亲出门时的趣闻轶事。母亲很高兴。

路过花市大街的那家水果店，我回头问母亲：“娘啊，您还记得那年您在这给我买过一个大柿子吃吗？”

“那谁能记着喽”。母亲眯着眼说。

骑行到崇外大街，又想起那条有轨电车。在学校时，有一次周六到天坛上劳动课，听带我们劳动的师傅讲：有可能要把停运的有轨电车移到天坛公园里面来。可听完就完了，再没下文了。其实那个方案要是真能实施也挺好。

骑车就是比走着快，不一会就到了长安街。看母亲兴致挺高，便提议索性到天安门瞧瞧，然后绕道东华门再到王府井。母亲同意。

长安街是北京最长、最宽阔、最阳光的一条大道，是全国人民心目中具有特殊意义和神圣的地方。记得“文革”时期曾经传说要将其改名为“通向共产主义大道”。

带着母亲骑行在长安街上，心情无比畅快和欣慰，能以这样的方式敬孝着她老人家并使她高兴，那感觉真好。

到达天安门，过金水桥，从天安门穿过去，一直骑行到故宫午门。

感觉母亲可能有些累了，几次回头望她，都看见她闭着眼睛，给她介绍沿途景物时，又见他赶忙睁开眼，笑着、应合着。

从午门前往东拐顺着故宫城墙外边走，那条路幽静。刚骑了一会儿，忽然发现故宫有一段城墙外墙面塌陷了！这么坚固的城墙怎么会塌了呢？得有人赶紧修哇。惊愕之余 ，我刹住车回头指给母亲看。

“娘啊，您看，这故宫的城墙也能塌喽！您往那边看！”

母亲茫然地望着我。“啊，我瞅不见呐，小子。”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怎么竟然忘了母亲是患了眼疾的。她看不见稍远一点的东西。一路上，给她介绍的风景，原来她都是看不见的。而她却一直迎和着我，陪着我说，陪着我笑。她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哄着我开心而已。

我好糊涂。

　 本意报春晖，却累了老娘亲。

有道是：

　　年少不懂父母恩，懂时已是中年人；

　　有心反哺敬双亲，难抵慈母疼儿心。

　　

相见时难别亦难。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望穿秋水。告别亲人时又总是刻骨铭心。

又快到了该返厂的时间。这是最令人沮丧焦躁的时候。

我要提前五天到前门售票处排队买火车票；

而后通知几个相好的朋友家，准备好要捎带的东西，过几天我好分别来取；

还有些同事托付采购的时令物品要集中采买。尤其是大肉，为保证新鲜则要等到临行当天购买；

那年头物资匮乏，北京市副食供应有个潜规则。为了控制物资大量外流，大肉每人次售卖最多5块钱的。有时为了买几份要跑遍附近所有副食店。而且每次排队时，看见别人都是二两、半斤几毛钱地买。我们则一下子就是5块钱，还得是越肥越好。一看就是外地人往外带的。买块肉像作賊似的，臊眉耷眼的。

所有东西都置办齐了，最后分别装包，归置好了。心里才算是踏实点了。

　　赶火车，我一般要提前两小时动身。在院儿里张罗着将要带走的十多个提包装上三轮车，按照大小轻重、怕压和不怕压的分开装，有贵重些的需叮嘱来送行的兄妹精心看护。

准备停当，出发！

我有意殿后，按惯例，我要最后向父母辞行。

我返身进得堂屋，屋里静极了。

我的心也一下子沉静下来。想起前天我提起要返厂的话题，母亲攥着我的手，那万般不舍又无可奈何的表情，叫人看了特别难受。

　　我撩开门帘，母亲盘腿坐在床沿上，早已哭成了泪人；父亲面墙而立，肩膀颤抖着。

　　我想说：“爹、娘，我走啦……”。

　　可话未出口，自己却已经泣不成声了。

　

　 伴随着漫漫西行的列车，假期结束了。

家，渐行渐远。

心情，糟透了。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