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岁长写年轮（8）之 《人生不能重来》（5）

一草一木

3.我的劳模我的痛

有一种痛让人无法释怀。那就是当你拼尽全力向既定目标努力，却发现所有艰辛的努力致使你距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而你却无法回头，也停不下来。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最终沉淀在你的内心深处结成痂，成为你的至爱也成为你心中永远的痛。

写下“我的劳模我的痛”这个题目，不是要说当劳模的艰苦，也不是要说劳模精神让我的职业生涯充满劳苦，所有的苦都不足以成为痛。真正的“痛”，是因为当劳模而让我痛失了参加高考机会，使我的人生与出发时的初衷完全相悖。

在这里，我将用一段比较长的文字记录下那些年、那些人和那些事，用以纪念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年轮，尽管这些青春年轮被有的人看作是黯淡无光的。

3.1新起点

办好一切手续，到插场的单位报到后，才知道我们插场的单位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林场，而是一个和林场相同建制并同属于关帝林局管理的、专门维修林区道路的单位，准确的名称是“林区公路站”，承担的道路维修总长度有100公里，主要生产任务是疏通排水沟、清理塌方、铺垫平整路面等。

林局之所以没有把我们像其他知青一样安排到林场去造林、伐木，是因为我们年龄太小。我们公路站这次一共接收了40名知青，其中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刚满十二岁。当时刚满十六岁的我在这群人中算是大姐姐了，因为比我年长的知青只有六、七个，比我小的却有三十多个，全部知青中以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居多。与林场相比，公路站劳动强度相对比较小，我们被安置在公路站是属于被林局照顾的性质。

记得第一次全体知青会议是在一个大约有两个开间大小的房间里召开的，这里没有常见的会议室桌椅，也没有主席台，大家都坐在沿会议室墙根一溜摆着的二十来个油松原木做成的大木箱子上。

我们公路站的最高首长——公路站站长，是一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那时还没有实行六十岁退休制度），只见他慈眉善目地和我们一起并排坐在木箱子上，就像我们这群孩子的爷爷。会议开始，他说了欢迎革命小青年建设林区之类的开场白后，就让我们每个人作自我介绍：姓名、家庭成员、个人特长等等。有几个年龄大一点的知青表演了唱歌、木偶戏，也有的小孩子扭扭捏捏不敢说话。轮到我时，我看到会议室墙上挂着一把二胡，我就用这把二胡把小时候跟着爸爸学会的一曲《赛马》半生不熟地演奏了一遍。大家正在高兴之时，老站长忽然示意我们安静。这时，只听得一阵“砰砰砰砰”的声音，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片刻之后，老站长大叫一声：“大宝，你起来！”只见一个胖胖的男孩一脸迷茫地从刚才坐着的箱子上站起来，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老站长连忙跑到那个名叫大宝的男孩子坐着的木箱子前，一把揭开木箱盖子，就见一个头发蓬乱、满头大汗的男孩从木箱子里爬了出来……

原来，在会议开始前，几个男孩子打闹玩耍，几个人合伙把一个名叫国庆的男孩子捉住摁到木箱中，又让胖胖的大宝坐上去，压住箱盖。本来是一番玩耍打闹，谁知在会议开始后，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每个人的自我介绍和表演上，竟然忘了大宝屁股下面的木箱子里还圈着一个人。好险的一场玩闹，老站长被惊出一身冷汗。

由于我们管理维护的林区道路都是盘山公路，坡陡弯急，而且路面是用砂土垫成的，经常被雨水冲刷损坏，所以我们要经常地辗转奔波，抢修道路。

自从木箱圈人事件以后，我们每次出门，老站长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地强调安全，有时会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走出很远，有时则会和我们一同爬上卡车，站在最靠边的位置，护卫我们的安全。老站长总在担心这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家伙在不管不顾的嬉戏打闹中一不留神掉下去一个酿成大祸。

与我们这一群机灵猴一样的孩子相比，老站长毕竟年纪大了，人又比较胖，每次在卡车上笨拙地爬上爬下，很费力气。看到站在卡车露天车厢中的老站长被风吹起的白发和青紫的脸，我们很是不忍，就劝说老站长，让他到驾驶舱就座。那几个平时爱打闹的小孩子也赌咒发誓地表示以后不再打闹了，请老站长放心到驾驶舱去坐。每当这时，老站长就眯缝着他那双慈祥的小眼睛说：“党组织任命我当站长，我就只能站着，不能去坐”。老站长坚持和我们一起站在露天的卡车车厢里，护卫我们的安全。

后来，为了方便管理，老站长让我们民主选举产生了团支部，由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劳动兼生活委员等五人组成，我被选为宣传委员。

再后来，老站长又把我们这些知青分成三个组，分别派驻到三个道班，每个道班有一个常驻道班的工人师傅和十几个知青组成。平日里，由常驻道班的工人师傅带队，每个道班各自分管30多公里的路段。如遇塌方等重大抢修任务，几个道班的全体人员集中前往抢修。说是道班，其实在我们最初入驻时并没有固定的工作设施和生活设施，只是在附近村庄里租用了三间民房，其中一间用作伙房兼餐厅，由知青轮流值日给大家做饭；另外两间分别作为男、女宿舍。

老站长还把我们几个年龄稍大点的团支委分别放到三个道班，协助工人师傅管理和照顾道班上的知青。

这样，在走上工作岗位的新起点上，我又一次担当起大姐姐的角色，承担起照顾其他小知青弟弟妹妹们的责任。

3.2记忆中的生产劳动

记忆1 ：拉车

刚进公路站时，我们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具主要有四种：手推平板车、镢头、铁锹、镐头。主要生产任务除了抢修工程外，日常的生产任务主要有两种：一是将路面两侧的排水沟进行清理、疏通，避免杂草丛生、泥砂淤塞造成路面雨水排水不畅，形成路面积水而损坏路面；二是从路基下面的河滩里取来砂土碎石，对路面上已经被水冲刷或汽车碾压形成的坑洼沟壕进行填补，把路面铺垫平整。

两种劳动中，劳动强度相对轻的是疏通排水沟，比较重的是取砂石土铺垫路面。因为我们当时铺垫路面并没有现成的砂土石子，而是要从路基下十数米的河滩中，用镢头和镐头将河滩里的砂石刨松，然后用铁锹把砂石土装到手推车上，再由一个人前面拉，两个人在后面或侧面推，把装满砂石土的手推车弄到十几米高的路面上，再将砂石土从手推车上卸下来，把路面上的坑洼填补平整。在这项任务中，最重的苦力并不是从河滩里把砂石土刨出来装到车上，也不是把砂石土从车上卸下来填补路面，最重的是拉车和推车。十几米高的陡坡，坡面上还有不断从平板车上滑落的砂粒，很滑，拉车和推车的三个人必须用很大的力气使劲拉和推，才能让车子爬上陡坡。而这其中拉车人更是苦力最重的人，如遇到推车人用力不足，拉车人更是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让车子前行而不至于下滑或侧翻。

在日常劳动中，我们通常是年龄大一点的知青负责拉车，年龄小一点的知青负责推车，年龄更小一点的知青负责刨砂土、装卸车、铺路面。

我当然是那个拉车的人。

几十年过去了，在我记忆深处有一件事至今无法抹掉：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天，瘦瘦小小的我已经中暑发烧好几天了，仍然坚持在工地上劳动。由于这一天劳动的地点拉车上坡的坡面特别窄，挤不下两个人同时推车，只好是一个人在前面拉车，另外两个人轮流推车，每次由一个人推车，另一个推车人暂时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轮换。在连续十几次把装满砂石土的平板车拉到路面上后，当我再次拉车上坡时，我并没有发现帮我推车的两个小知青都没有跟上来推车，而是我一个人在吃力地往上拉，就在我把车快要拉到坡顶，也是最陡、最难走的一小段路的时候，终于力不能支，车子无法控制地后退、后退……，最后终于连人带车翻到坡底……。在小伙伴们一片惊呼声中，我的脑海中居然闪出一个近乎罪恶的念头：如果翻车把我的腿砸断或胳膊砸断了，就可以休息几天了……。然而，说来也怪，那个时候的孩子不金贵，生命力也就特别强，连人带车从那么高的地方翻覆下去，居然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在小伙伴们心疼的泪眼中继续拉车的劳动……

记忆2：手扶拖拉机——永生难忘的惊恐

后来，站领导给我们购置了三台手扶拖拉机，我又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我们用手扶拖拉机载人、拉砂石土。人力拉车的劳苦得以大幅减轻，大家别提多高兴了。

首先，大家可以乘车到工地，省去了步行的劳苦，中午还可以吃到热饭。这是因为，林区公路站维修道路的地点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路况决定的，今天维修这一段，明天就可能是另一段。没有购买拖拉机前，只有工地在十公里以外时，站里才会派站上唯一的一辆卡车运送我们去工地，如果在十公里以内，就需要步行去工地。为了节省路途往返的时间，我们会带一个白面馒头或玉米面窝头去工地，午饭就用这个充饥。有了拖拉机后，我们就不用走路去工地了，节省了时间，一日三餐都可以乘坐手扶拖拉机回道班吃上热饭，再不用拿冷馒头和冷窝头充饥了。

其次，就是减轻了拉车的劳苦。有了拖拉机后，我们把拖拉机直接开到路基下的河滩里那些能够直接取到砂石土的地方，大家共同装满一车后，一起乘车“突突突突”开上路面，一同卸车、一同铺平路面，说说笑笑，既减轻了劳苦，又提高了工效，大家可高兴了。

　　然而，在初期的兴奋过后，随即而来的就是一次次惊恐。由于我们这些拖拉机手并没有经过正规的技术培训，只是几个人仿照附近农民的方法，自己鼓捣着加油、启动、挂档、前行、后退、转弯、刹车……，这样的驾驶本身就是危险的行为，再加上年龄小，力气不足，在驾驶中危险情况一出再出。

有一次，一个男知青使用拖拉机的摇把，手摇启动拖拉机，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握紧摇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见他用力摇了几下，发动机开始运转的那一瞬间，摇把反弹，一下子直接打回来，瞬间在他的前额拉开一道一寸多长的口子，先是白花花的肉翻开来，紧接着血流如注……，旁边几个十三、四岁的小知青被吓得哇哇大哭，几个年龄稍大点的知青也吓得脸色惨白，好一阵忙乱之后，才七手八脚把这个知青送到乡卫生院，缝合、包扎了伤口。

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用拖拉机摇把手摇启动拖拉机时，大家都是战战兢兢地。

记忆中除手摇启动拖拉机费力又危险外，最恐怖的还是行驶中的惊恐。

有一次，也是一个男知青，他开着手扶拖拉机正走在一段下坡路上，车速飞快。出工的知青有的坐在车厢侧沿上，有的站在车厢里，车厢内还放着铁锹、镐头等工具。突然，车子向路边冲去，路基下面是六、七米的沟，眼看车子就要冲到沟下去了，驾车的知青猛一下子又把车子拐了回来，车子是没有掉下去，可是，坐在拖拉机靠壕沟一边侧沿上的五、六个知青全部被甩到路面以下的沟里，好一场惊恐！车子停下，车上没被摔下去的人赶紧跑到沟底把摔下去的人搀扶起来，大家相拥着哭成一团……，哭过后，拍拍身上的土，又爬上拖拉机，继续赶往工地劳动。

还有一次，另一个男知青驾驶的拖拉机刹车系统出现了故障，记得也是在一个下坡路上，车子越来越快，怎么也停不下来，一车人尖叫着、哭喊着，眼看一场车祸就要发生，驾车的知青急中生智，把车头向靠山的一边打过去，让车头撞到山崖上，车子这才停下来。一车人流着眼泪又哭又笑、吵吵嚷嚷地从拖拉机上下来，又步行着去工地劳动，留下两、三个知青张罗着把拖拉机推回去。

我是女孩子，与男孩子相比，我驾车的速度比较慢，也比较小心，所以没有出现过那种车速过快控制不了的情况。但是，女孩子在驾驭机械方面的笨拙还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记得有一次，我正驾车行驶在路上，路中间站着一头小牛，只见小牛直直地瞪着眼睛看着我，并不躲闪。我非常紧张，就想紧急刹车。却因为紧张，我竟然下意识地把转向把手当作车闸（那个转向把手长得样子和自行车车闸很像，所处的位置也一样），我使劲捏着转向把手不松手，结果车头收到转向的指令后，整个车头连带着把手“啪”地一下急速扭打过来，擦着我的腮帮子重重地打过去，我的下巴登时肿起老高……。如果不是因为个子小，坐的位置又比较靠后一些，那个把手突然打过来的力量能把我的下颌打掉。

还有一次，是在一个比较窄的路面处调头，因为上次捏多了转向把手打肿腮帮子留下的恐惧心理作怪，害怕捏多了转向把手打到自己，所以这一次就只是轻轻地捏了一下转向把手，结果又因为没有弄出足够的角度，转角不够大，把车头直接开到路边的排水沟里了，在车头掉下去的一瞬间，我没有能像那些机灵的男孩子一样快速跳下车来，而是死死的地坐在车上，结果被突然翘起来的拖拉机扶手挑了一下，我的下巴当时就渗出一大片紫红的血痕，后来又散出好大的淤青，疼了很久……。

说来也真的很奇怪，那个时期那么险象环生地出着各种状况，居然没有一次重大事故，不只是我，我们公路站的所有知青在那个时期不但没有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事故，就连一次骨折类的大损伤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些磕碰划伤之类的皮肉之苦。倒是在大家离开这里回城以后，有两个知青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一个叫李建刚，在驾驶大货车时发生车祸，当场身亡；另一个叫田江湖，就是那个曾经被拖拉机把手打伤前额的知青，病逝。前一个离开时才二十多岁，未婚；后一个离开时三十多岁，留下两个儿子。

手扶拖拉机给我留下的阴影伴随了我几十年，以至于后来身边的朋友、同事、家人等，周围的很多人都学会开车，考了驾照，只有我一个人始终不为所动。直到五十岁时，因为工作和迫不得以的原因，我才开始报名上驾校。直到拿到驾照以后，我驾驶着小轿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高速路上，这才明白：与手扶拖拉机相比，驾驶小汽车简直是太容易了。

3.3当选为劳模

一九七七年五一节前，接到上级通知，关帝林局将于“五一”劳动节召开全局劳模表彰大会，对各单位推荐的劳动模范，经林局审核后予以表彰。

当年，知青当选为劳模，对个人来说，其重大意义丝毫不亚于后来的干部提拔、住房分配等重大事件。原因是，如果能当上劳模，意味着参军、招工回城、被推荐上大学都将成为可能。

尽管当时知青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大家对当劳模有着同样的渴望，但在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们中间，丝毫没有后来的某些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中描写的那些知青间勾心斗角、设局陷害、密谋告发等卑鄙无耻的行为，也没有打招呼拉选票的丑恶现象。

就在五一节前的一天，各道班的所有知青回到公路站本部，和全站干部职工一起，参加全站职工大会。会上，我、团支书张群星(后任山西晋中某县检察长）和一名姓苏的老工人被大家推选为劳模。

经过林局审核，我们仨出席了一九七七年“五一”劳动节召开的“关帝林局劳模大会”。

这时，我还不满17岁。

　　当上劳模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时时处处觉得不能愧对大家对我的认可，不能有损“劳模”的光荣称号。用过去的话讲，叫做“不用扬鞭自奋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进入了自转轨道，从此，不用外力推动地自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几乎到了严苛的程度。

　　1977年国庆节过后 ，我被调回公路站本部工作，具体承担的工作大概就类似于现在的林场办公室干事一类的角色，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承担公路站本部的总务工作；二是负责单位的车辆管理（如：加油、派车等）；三是完成全站的各类文书起草，并独立完成蜡版刻制、文件油印工作；四是独立完成单位墙报、黑板报、油印小报的组稿、编辑、书写张贴或刻字印刷等工作。

　　自此，我离开了知青小伙伴们劳苦而又充满激情的集体生活，与曾经火热的青春渐行渐远。

3.4百里挑一

我被调回公路站本部工作时，正是林区即将进入寒冷冬季的时节，按照站领导的指示，我具体安排了本单位的卡车司机从煤矿拉（买）煤并运送到各道班知青点，又和司机一起购买了大量土豆、白菜、大葱等作为冬储菜分置到公路站本部和道班。

另外，我自己主动安排自己每周出一期粉笔写的黑板报；每半个月用刻蜡版的方法印制一期油印小报，用来宣传报纸上摘录的关于形势、政策和反映各个道班知青们生活、劳动方面情况等内容，并给这个小报命名为《前进》。小报经自己一个人独立组稿、写稿、刻蜡板、油印后，分送给站领导、各道班知青点，并且上报我们公路站的上级单位——关帝林局；此外，每个月还要写一期纸墙报，用毛笔字把内容抄写到整幅大白纸上，每次要抄写4——6张大白纸，还要用彩色的广告颜色作一些简单的花边、插图，使墙报看起来更漂亮一些，然后张贴到公路站本部紧邻公路的外墙上……。忙碌中时间过的飞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年底。

这年的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当我得到消息后就去找到老站长请假想回家参加考试，老站长却说：“再等等吧，原来的国家政策是要求你们这些知青劳动锻炼二年以后才可以上大学、参军，可是你们这批知青来到咱们公路站插场才一年的时间，也不知道国家对你们这种情况的政策规定是什么样的？上级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开过会，我们也没有接到一个正式的通知，我吃不准，把握不好。再说，刚把你调回公路站本部准备培养，你就要走，这样影响也不好。”

“影响”二字，真是悬在我们那一代追求上进的青年人头上的一把利剑：谈恋爱不敢找比自己强的，怕被别人说“嫌贫爱富”、“攀高结贵”，影响不好；小姑娘穿衣打扮不敢漂亮，怕被别人说是“赶时髦”、“小资产阶级思想”、“追求享乐”，影响不好；男生女生即使互有好感也不敢正常交往，怕被别人说“不稳重”，影响不好；工作、劳动累了也不敢休息，怕被别人说“懒惰”、“偷奸耍滑”，影响不好……。和现代青年人“张扬个性”、“突出自我”的个人追求截然相反。

说实在的，当时我还小，确实也不明白恢复高考的政策和原来上山下乡锻炼两年后推荐上大学的政策这两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衔接关系？也不知道参加高考到底要走怎样的程序？当然，公路站领导也不同意我参加高考，我也拿不到那个能够参加高考报名的“单位介绍信”……。

就这样，我在懵懵懂懂中与1977年的高考擦肩而过。

这之后不久的一天，记得那是非常寒冷的一天，我一个人正站在高高的木凳上，吃力地用粉笔书写黑板报，鼻子、脸、手被冻的通红，特别是右手手指被冻得僵硬，不听使唤。刚写几个字就得用两只手互相搓一搓，或者是把手放在嘴边呵呵热气，或者是把右手钻到左边的袖筒里用体温暖一暖，这样才能继续写下去。

这时，前两天去林局开会的老站长回来了，刚一下车就径直朝我这边走来。我赶紧从高高的木凳子上跳下来，一边对着自己的右手指呵气，一边问：“站长回来了？”老站长没接我的话，只是笑眯眯地说，“你准备准备吧，准备去做无线电工作”。

见我一头雾水，老站长又抛下一句：“全局二十几个林场总共有700多名知青呐，只选了5个，百里挑一，可得好好学呐！”

3.5参加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

1978年春，我和关帝林局其他四个林场选出的四名知青一起，到省城太原，参加省林业厅委托省军体学校举办的“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

这是省林业厅为满足护林防火需要，在省直关帝、太岳、太行、中条、吕梁、五台、管涔等七个林局（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在黑茶林局和杨树丰产林实验局两个林局增设了电台）选拔的一批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较高、个人劳动表现和家庭背景都比较好的知青进行培训。记得当时我们关帝林局选拔报务人员参训的条件是：（1）本人政治面貌是党团员；（2）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3）经林场推荐、林局审核选送；（4）父母亲至少有一人是党员。记得当时全省七大林局推选出来参加培训的学员总共有42人，男生只有十来个，女生有三十多。但是我们关帝林局推荐的人员性别比例却和其他局相反：男生三名，女生两名。

我们无线电训练班主教练是省军体校的孙普教练，孙教练在省军体校享有盛名，他带领的无线电测向运动队员，在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奖。我们的另一名教练是从解放军某部请来的电台台长黄庆宁教官。整个训练班学时长度总共八个月之久，训练全过程既有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又有竞技体育比赛的严酷。

报务训练的主要任务是学会收报（主要是抄报训练）、发报、译报，并达到一定的水平。

3.5.1 抄报训练

抄报，就是把对方发过来的摩尔斯电码，还原成十个阿拉伯数字，或还原成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十个阿拉伯数字叫做数码，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叫做字码。其中，数码又分为长码和短码，数码长码“1”为一短四长，电信号声音为“滴嗒嗒嗒嗒”，符号表示为• – – – –；数码短码“1”为一短一长，电信号声音“嘀嗒”，符号表示为•–。“1—10”十个数码长码、短码符号表示如下：

数码长码：

1 • – – – – ； 2 •• – – – ； 3 ••• – – ； 4 •••• – ； 5 •••••；6 – •••• ； 7 – – ••• ； 8 – – – •• ； 9 – – – – • ； 0 – – – – –

数码短码：

1 • – ； 2 •• – ； 3••• – ； 4•••• – ； 5••• ； 6 – •••• ； 7 – ••• ； 8 – •• ； 9 – • ； 0 –

字码主要是用来进行报务员之间沟通用的，每个字母或字母组合代表特定的意思。

例如：“SOS”电信号声音为“嘀嘀嘀，嗒嗒嗒，嘀嘀嘀”，用电码符号表示为“••• ， - - - ， •••”，意思是“紧急呼救”，是国际紧急呼救通用信号。

又如：“SK”电信号声音为“嘀嘀嘀，嗒嘀嗒”用电码表示为“••• ， - • -”，是“再见”的意思。二十六个字码电码符号表示如下：

A • - ；B - ••• ；C - • - • ；D - ••；E • ；F •• - • ；G - - • ；H •••• ；I •• ；J • - - - ；K - • - ；L • - •• ；M - - ；N - • ；O - - - ；P • - - • ；Q - - • - ；R • - • ；S ••• ；T - ；U •• - ；V ••• - ；W • - - ；X - •• - ；Y - • - - ；Z - -••

抄收电报训练是靠大量的、反复的练习，使大脑对电码声音形成条件反射，最终达到这样的程度：只要耳朵听到电码声，大脑根本不用辨别电码究竟是“嘀嗒”还是“滴滴嗒”，手马上就能在纸上直接写出正确的数字或字母。

抄报训练很枯燥，我们每天有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都是头戴耳机，手拿铅笔，不停地收听着电报声，不停地在纸上抄写着，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候教练还在电报声中加入一些干扰杂音，模仿战争中实战时的抄报环境，这种训练叫做抗干扰训练。

抄收高速电码需要“压码”技术，就是当听到第一个电码时，并不急于抄写，而是把电码记在脑中，听到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电码时，才开始在纸上书写先前听到的第一个电码所代表的数字或字母，同时在脑中连续记忆后来的电码信号，手中则连续写下之前的电码数字或字母。教练说，压码高手最多能压四码，也就是说，要在听完四个电码所代表的一组数字或字母后，耳中听到第五个电码时，手中才开始写第一个电码数字或字母，直到对方的全部电文发完，电码声音全部终止后，抄报者才不慌不忙地把最后的一组四个电码数字匀速地抄在纸上。

高速电码抄写与“压码”技术训练有关，也与天赋有关。只有那些特别具有天赋的，经过艰苦训练才可以达到压码抄收每分钟160码的高速电报。

我属于训练刻苦的，但最终只能达到压2个码，抄报的最高速度曾经达到过最高138码（无漏码和错码），这在当时班上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毕业考试时教练为我们统一设置了每分钟120码的标准速度，一次抄写全部正确且无漏码为优秀；有一个漏码，但无错码为良好；有三组出现漏码，但无错码为合格；只要有一个错码或虽无错码但有三组以上出现漏码就是不合格。这样设置的理由完全是从实战需要出发，如果有漏码，可以请对方重发、校对，如果错码，那就没有纠正的余地了。

为期八个月的训练，我们常常把耳中听到的长短不一的汽车喇叭声不由自主地转换成电报电码声音。

抄报“压码”技术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受益无穷。我常常能毫不费力地把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课内容、单位领导讲话内容全部记录下来，不出差错。

前面说过，在山西省林业系统第一批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学员中，我们女生在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这个训练班的训练场所如果是设在省军事体育学校本部，也许并不扎眼，但是，这个训练班放在了省林业厅机关院内的一栋医务楼上，学员上课、住宿都在这栋医务楼的第四层，就餐则在厅机关职工食堂。这样，一群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成群结队地出入、学习、逛街、玩耍……，几乎就成了林业厅机关院里一道移动的风景。

当时，已经有一些成熟的女孩子在学习期间开始和厅机关或太原市其他单位的男孩子交往，后来，在训练班结束时，确实也有人通过这种方式留在省城太原工作。但大部分女孩子都是像我一样的傻丫头，除了拼命学习，最喜欢的就是出去照相。当时距离省林业厅比较近的是太原市钟楼街的“福利照相馆”和桥头街的“光明照相馆”，这两个照相馆也就成为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也是在这时，我与几个要好的女孩子一起去太原福利照相馆拍下了这些记录着青春年华的照片。

看到这些照片，我就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我们先是借来了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女军装，然后一群女孩子跑到照相馆轮换着穿军装或穿某个女孩子的时髦衣服照相。还记得这几张照片的照相师傅是一个老太太，她耐心细致地给每个人指导坐姿、侧脸或收下巴的角度……

轮到我时，摄影师老太太专门过来给我整理了头发，摆好坐姿，甚至弄好了我侧身的角度和收下巴的位置。等她准备拍照时，又见我笑得羞涩、僵硬、不自然，她又给我讲笑话逗我笑，甚至又一次走过来，亲自动手把我的嘴角拉到露出两个虎牙的位置，她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出我的特点。于是，羞涩拘谨的我有了这些不一样的照片。

当时的照相全凭照相师傅的过硬技术，美与不美都是真正拍出来的，而不是靠前期化妆和后期电脑修整，或是用小程序进行“美颜”处理，所以，摄影师的高超技术和敬业精神是关键。

3.5.2 发报训练
报务员训练班的训练仍在紧张进行，抄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进行发报训练。而发报训练的难度在于动作的协调性。
首先是握键姿势。发报握键的姿势有跪姿和立姿之分：跪姿是把中指的第一个指节跪在电键握柄的圆盘上，食指自然弯曲并把指尖点在握柄的圆头，拇指轻轻握住电键握柄圆头的另一边；立姿是将食指和中指并排，并将两个指尖点在电键的圆头上。
其次是腕力到指力的过度。无论是跪姿还是立姿，发报时都是靠腕力带动手指用力，再用指力将电键按下去，使电键上、下方的两个触点短暂接触，电路接通，通过电路系统把电频信号转换成音频信号，出来“滴”的声音。“嗒”的声音是长音，电键触点接触时间长一些。“嗒”的标准长度是三个“滴”的长度，要用手腕控制好触点的接触时间。
发报就是靠这样的手势，将摩尔斯电码通过无线电发射设备发往空间，然后再由收报方通过无线电接收设备接收。由于发报时每个人对手腕及手指的控制力度不同，发出去的电码之间的间隔不同，“嘀嗒”声长短不同，所以，收发报双方经常互相联络的人，收报者往往能够根据接收信号的长短间隔不同，辨别出这份电报的发报人是谁。

3.5.3译报训练

为了保密需要，战时正规的收、发电报人员与电报译报人员是分设的，有时两者甚至分属于不同的机构管理，也就是说，收、发电报的电报员只负责将数（字）码与电码符号进行转换处理，并负责发射出或接收回指定的数（字）码，至于这些数（字）码代表的真正含义，要靠译报员根据收发报双方事先约定的密码，翻译出来才能呈报有关人员知晓电文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电报员的技术要求高于译报员，但译报员的涉密等级要高于电报员。

　　我们从事的无线电报务工作密级不高，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编制，所以，每个报务员都要承担收、发、译电报全部工作。

　　与收报训练、发报训练相比，译报训练要简单得多。所谓译报，分来电译报和发电译报。来电译报就是用收报员抄收回来的四码一组的电码数字，对照事先制定的密码手册，像查字典一样，逐组翻译出来电码译文，写在译报纸上，就完成了来电译报任务；发电译报是按照发报人事先写好的电文，对照密码手册，翻译成四个一组的电码数字，写在发报纸上交给发报员即可。熟练一些的常用语，如：“省林业厅”、“护林防火”这些词组，已经背熟，不用查密码手册就可以直接译出。

　　八个月过去以后，无论是抄报训练，发报训练，还是译报训练，我都顺利完成了教练要求达到的水平，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训练班学习，没有辜负老站长的期望。

3.6 我的姐姐考上山西大学

就在我参加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期间，长我两岁的姐姐志平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并如愿被山西大学物理系录取。

爸爸专程前来省城送姐姐去山西大学报到。我也从训练班请了假，和爸爸一起去山西大学送姐姐。记得爸爸肩上扛了一只沉沉的大木箱，里面盛满了姐姐的书和日用品。我和爸爸一起把给姐姐带的东西送到学校给姐姐分配的女生宿舍，帮姐姐安顿好。姐姐的同学们都很羡慕姐姐有爸爸来送。骄傲和幸福写在爸爸脸上，真是让我羡慕啊！

当时的场景已成碎片，刻在我记忆深处的只有写在爸爸脸上的欣慰、幸福、骄傲与自豪。也许是爸爸在不经意扭头的一瞬间，看到了写在我脸上的羡慕、失落、委屈与不甘，随即伸出他那温暖的大手摸摸我的头顶，安慰我：“我家二闺女明年考”。

却不知我此生再无缘参加一次正儿八经的高考。

3.7 我被调回林局机关成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并被上调一级工资

1979年初，无线电报务训练结束后，我被正式调回关帝林局做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这在当时是一份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没有日晒雨淋，没有辛苦劳作，工作不仅有很高的技术门槛，还有一定的保密性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的工作条件非常好，上班的机房是木质地板，工作时间要更换拖鞋，机房一尘不染。

在电台从事无线电报务员工作期间，我认真而轻松地应对着所担负的工作，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很快成为主要业务技术骨干。因此，在1979年全局职工30％的调资名额中，我竟然被局机关职工评议公推上涨了一级工资。当时全局工资调整是分单位进行的，即每个林场分别按照本单位职工人数的30%推荐自己单位的调资人员，并不像后来有些时候职工福利由“上级机关统筹”。当时，我所在的局机关有五、六十名职工，包括五名县处级的局领导；十几个科室的科长、副科长；还有很多的老职工。当时局机关共分了五个组，大家分组讨论包括自己在内的职工谁应该上调一级工资。

记得投票结果是用黑墨汁的毛笔字写在大白纸上张贴出来的，在局机关五个组选出的调资名单中，除了我自己所在的组，其他四个组都有我的名字。这样，我以4╱5的选票被调资一级。看到我的名字，我实实在在被吓了一跳。那时候人们工资都很低，很多工作几十年的老职工每月工资只有37.2元，只比我们这些刚转正定级的小年轻人每月32.5元的工资高一级，每月多赚5元钱。就是科长、局长们的工资也不高，他们还拖家带口的。我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年轻人，怎么可以被选出来占用大家增加工资的指标？！

忐忑不安中，我用林局的内部电话打给我爸爸说了情况，爸爸很自豪我在工作单位的出色表现，竟至于在电话中都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发梗。爸爸说，“把调资名额让出去，让给老职工。”他说，“你还小，‘一朵花未开’”。爸爸经常用“一朵花未开”这句话表达他认为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贪图眼前的利益，要有大的志向”，和“不要懒惰”等要求。当我们取得一些成绩时，爸爸就说“我们家孩子一朵花未开”，意思是说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骄傲；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甚至是委屈时，爸爸也会说“我们家孩子一朵花未开”，就是告诉我们路还长，不要被困难吓倒。听到爸爸又说起“一朵花未开”这句话，我就明白了爸爸和我的想法一致，他觉得我还小，路还长，要大气，不要有私心，要有高的思想境界，不要被眼前利益所左右。

放下电话，我找到人事科管调资工作的科长，说我还小，不要涨工资，要把调资名额让给老职工。科长说这事他做不了主，就带着我去找局长。局长听科长说了我的意见，侧过脸看了看我，又转过脸去对科长说：“这个结果是所有的职工群众公开讨论推选的结果，如果要改变，就得全部推翻上次的推选结果，重新组织讨论推选，你觉得可以吗？”科长说：“那确实不合适”。

就这样，我被调资一级。

很长时间内，我比同期参加工作的很多同事都要高出一级工资。

也许是“重学识、轻财富”的家教观念深深植根于我的内心的原因，也许是由于父母一直都是国有单位中端着铁饭碗的正式职工，在那个平均主义盛行、社会分层并不明显的年代，父母的倾心呵护让我们姐弟没有过关于贫穷的深刻体验的原因，总之，说真心话，我去找领导说是“不要涨工资”，真的不是故作姿态，而是真的觉得涨工资的人员应该是那些工龄长、贡献大、家庭经济困难的老职工，而对于我，更重要的事情始终是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无法释怀的大学梦。

在局机关电台工作的日子里，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复习文化课。姐姐高考时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成为我业余时间手不释卷的亲密伙伴：清晨，当别人还在梦乡，我早已起床读书；正午，别人都在午休，我坐在河边的石头上读书；夜晚，别人在打牌、嬉闹，我一个人仍然在灯下做题……

寒来暑往，视力从1.5降低到0.1，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被蒙上了厚厚的镜片。

高考报名时，单位却以“培养这样的一名工作骨干十分不易”为由，不给我出具参加高考的介绍信。

3.8 我的弟弟考上了山西医科大学

1980年，17岁的大弟弟永平应届考上了山西医学院（即现在的山西医科大学）。

弟弟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马上用长途电话打给我，向我报喜。我立即向单位请了假，奔波数百里（当时我所在的林局机关比原来插场时的公路站离家更远了）回到家中，和我妈妈一起为弟弟准备上大学的行李：新被褥（当时的大学学习气氛要比商业气氛浓厚得多，学生所用的行李全部是由学生自带，而不是向学校购买统一提供的物品。当然，学生的学费也要低廉很多）、新衣服（也有几件翻新改制的旧衣服）、洗漱用品，等等。

全家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尤其是我爸爸，兴奋的几近难以把持。只见他摆开逢喜必饮的架势，炒了菜，摆了酒，张罗着全家人围坐一起，共享幸福欢乐时光……。

席间，已有醉态的爸爸又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妈妈和我们姐弟五人都滴酒不沾，全家人只是围坐在一起陪着爸爸，看着爸爸喝酒），爸爸笑呵呵地说：“我的孩子们都是好样的，个个都比爸爸强，两年之内有两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本科，这在全县也是少有的”事实也确实如此，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0年的三年间，在我们县，全县所有考上本科院校的人数不超过三位数。一个家庭在两年内考上两个本科生，尤其是大弟弟当时年仅17岁，以这样的年龄在当时能够应届考上大学本科的，更是屈指可数。爸爸接着说：“不错，但不能满足，要继续努力，咱们家的孩子个个都要考大学。呃，大学还不行，还要考博士……”。

兄弟姐妹们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姐姐、弟弟、以及后来考上大学的妹妹，他们都如爸爸希冀的那样：大学毕业后，继而考研，再而考博，然后晋升教授、博导……。虽然早逝的爸爸没有看到后来的这些，但我真的希望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感知。

而当时的我，心里五味杂陈，直接拿过爸爸放在桌上的酒壶，喝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口、而且是大大的一口白酒，泪水长流……

3.9 伤心往事——破碎于一纸介绍信的正牌大学梦

那些年，机构对个体的约束力很强，每一个人所在的工作单位、学习单位或者是所在的农村生产队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操控个人的个体行为。那时，一个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一纸介绍信，比现在的身份证作用要大得多，它不仅是一个人身份的证明，更是一级组织允许你发生某种行为的通行证。在那个时期，如果你没有单位给你出具的介绍信，你不能领结婚证，不能住旅馆，更不能参加高考报名。总而言之，没有介绍信，寸步难行。

为了拿到一纸允许我报名参加高考的介绍信，我费尽周折，却终未如愿。

刚开始，我找林局领导申请。局领导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归纳起来，主要理由是：第一，局里的5名无线电报务员是从全局700多名知青中精选出来的，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不容易，又经过近一年培训，现在又是本单位的技术骨干，单位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不能随随便便就放人；第二，省林业厅有规定，不允许报务员参加高考，也不允许报务员调出山西省林业系统，这个政策适用于全省林业系统，并不是只针对我们关帝林局，更不是针对我个人，所以单位也不敢随随便便放人；第三，全局上上下下对我的印象很好，是单位重点培养对象，前途光明，不可能随随便便放人。……

领导苦口婆心的话使我很感动，但是并没有打动我，更没有动摇我想参加高考的决心。我一个人爬上林区运送木材的卡车，坐在高高的木材垛上，颠颠簸簸赶到省城，找到省林业厅负责全省报务员管理工作的保护处那个姓景的处长，求他能高抬贵手，取消那个限制报务员参加高考的禁令，却被他凶凶地训斥：没规矩！不懂事！不行！

后来，我们关帝林局换了局长，新上任的局长姓赵，曾经和我爸爸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对我爸爸的人品才华都极为赞赏，常说我爸爸是他十分敬重的人。

看着我为了不能参加高考这件事常常以泪洗面，从不求人的爸爸厚着老脸奔波数百里到我工作的单位，找到那个姓赵的局长，求他放我一马，还说了“让闺女去考一次，如果考不上，她自己也就死心了”的话。那个赵局长把我爸爸请到他家里喝了一顿大酒，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对我爸爸说：你家闺女如何如何优秀，表现如何如何好，单位打算如何如何培养，等等，硬是把我爸爸的话堵了回去。

再后来，爸爸卧病在床，看我无休止地挣扎在不能参加高考的绝望的深渊，妈妈披挂上阵，为我奔波求情，只为一纸同意我参加高考的介绍信。妈妈自己身为校长、乡教委主任，却于求人办事一窍不通。她鼓足勇气找到我们局后来上任的王局长，却战战兢兢地说着和我爸爸一样的说辞：“家里的孩子个个考上了大学，对这个二女儿冲击太大，你们就高抬贵手给她一张介绍信，让她去考一次，如果考不上，她自己也就死心了”。妈妈居然还又加了一句话：“如果单位实在离不开，她考上了也可以不去上，总是给她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但是，妈妈和爸爸一样无功而返。

很多年后，每当听到有人在诉说高考的弊端，说什么“一考定终生”，又说高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听到这些对高考充满抱怨的话，我的心就痛的像在滴血，我在心底里不认同他们的说法，觉得这些人真是不知足，他们真的是没有经历过连“挤”“独木桥”的机会也得不到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