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老照片》

三江闲人

                        故乡“老照片”

                                   杨钧儒

                            货航船

       没有汽车的年月，水路是物资运送的主要渠道。

        汛期，大江上下，水深流急。梓江河面白帆片片，号子声声。滿载货物的船只，只需摇櫓、使舵、划桨掌控方向，随荡荡烟波，悠悠巨浪便可轻松自如行驶。

        洪水退去，蜿蜒曲折，高低起伏的河床显露出本来面目。或冮影如练，水流如注；或聚水成潭，靜若湖面；或河面空阔，碧波荡漾；或残崖乱石，浪急滩險。

        流经故乡小镇的江面，是一段长约千米的浅石滩。

        这里河道相对开阔，左岸是雪白如银的沙滩，右岸是怪石嶙峋的山崖，中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青石或密密麻麻的鹅卵石。上游的河水流到此处，便被宽敞的江面分散开来，水流变浅变急，与那些石块发生碰撞，碎成万粒珠玑，在石块的间隙中翻起银白色的浪花。河滩中间虽然建有航行漕道，但水流仍旧较浅，只有空载者能免强通行。负重船只经过，往往困难重重，格外耗时费力。为了相互照应，常常三三两两结伴同行。不少船队在江滩往复折腾，迟迟不能顺利过滩。迟到的船只，不宜在夜色中冒險，便在此抛锚过夜。因此，这一段江面白天显得热闹。夜晚，小镇上也有了几分“水乡”驿站的风情。

        我家住在紧靠河边的吊脚楼上。

        夜晚推窗，夜色笼罩下的江面，船家灯火闪烁，像飘浮的流萤;炊烟缕缕升起，使习习江风中散发出家的气息;船工们的言谈说笑声随涛声流淌江面，在寂寥的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 

 也有船工到镇上酒店喝酒。他们三五成群，围着一盘花生米，你杯我盏，猜拳行令，直到一个个酒酣耳热，臉红筋胀，方才吆五喝六，吵吵闹闹地回船休息。小镇上的人们习惯称船工为“船驾子”。对这种夜生活中的喧嚣，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有人背后议论：“这些船驾子个个都是酒鬼。”

        山乡环境过于偏僻封闭，也许是因为船工生活为人们展示出新奇另类的生存方式；或是往来船只承载人们对外面世界的美好向往；也有可能是江上风光给大家带来丰富的生活情趣。尽管江面天天有船经过，但紧靠江边的山嘴处，总是聚集着看热闹的人群。

        至今，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鲜活的情景：

        隆冬天气，大雾锁江，白霜蒙地，寒气砭骨。

         看热闹的人群中，一些老年人怀抱装有火炭的取暖“灰笼”还觉得冷。小孩子被江风一吹，臉蛋被冻得通红，吊着两条长长的清鼻涕。而江面上拉上水船的纤夫们，照样赤脚裸腿地踩着冰冷的卵石，躬腰驼背，双手着地，和着“嘿呦，嘿呦”的号子节奏，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匍匐行进。船上的师傅们或篙头点石，或摇擼使舵，指挥不听使唤的船只在江滩上左冲右突。若被江石所困，船只完全不能动弾时，他们把长袍往腰带上一扎，便会赤着下半个身子，分别跳入船只两边的冰水中，用臂膀抵住船舷，喊着号子，拼尽全力，半推半托地使船只脱离困境。

        王朝伟大爷在镇上开着一家简易客栈，这天也在饶有兴味地看热闹。他挺内行地说：“在船上，船驾子们都穿长衫，随时准备下水，内裤都不穿”。旁边的一个女人说：“天这么冷，谁信你的鬼话。”王大爷说：“走，你和我一路下船去，找个人捞开衣服看看。”女人骂道：“老不正经。”引起众人一阵笑声。

         王大爷也搞我们小娃娃的恶作剧。他教我们几个娃娃一齐对着江面喊：“三星镇，打烂船。亭子庵，抢板板。玉龙镇，造新船。”惹得船工师傅骂道：“你龟儿些吃飽了哈。”

        上水船过完，下行船过滩更费周折。

漕道水浅，货船吃水深，通常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闸滩”。

        船工们在滩口处横陈木板，在木板的迎水面铺设篾蓆，筑成简易闸栏截住水流。待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将船头对准滩口，突然抽掉木板，船随深水下泄时形成的浪头，顺势过滩。一次过一艘船，周而复始，直到船队完全下滩。

        除了汛期，春秋时节，偶尔也有船队“闸滩”。那时就是我们小孩玩水的好机会。因为漕道内水流变浅，我们挽起裤腿，在石滩上捉鱼摸虾，虽然明知收效甚微，但仍然乐此不疲。

        隆冬季节，船工叔叔们站在冰冷的水中，手脚被冻得通红。我们望而怯步，只能袖手旁观。

                                 渔舟

        自幼生长在江边，但是小时候家里很少吃鱼。因为烧鱼费香油，而香油是凭票供应的紧缺食材，况且怕鱼刺卡着娃娃。唯有吃猪肉能解馋，被称为“打牙祭”。

        江边的人有一句口头禅，吃鱼莫如打鱼香。我不会打鱼，却喜欢和一帮小孩到河边看漁船捕鱼。

        沿江一带，有一些专业户，传承着世代相袭的技术，靠捕鱼为生。一艘带两三个舱位的小竹篷船，三两只舢板，十来只漁鹰，一两只水獭，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竹篷船是睡觉和作饭的地方，其他设备都是捕鱼工具。

        那时候，梓江河画山绣水，江清见底。

         河滩的浅水处，石缝间，活蹦乱跳的鱼儿时有出没。艳阳高照时，爬到大石头上晒太阳的龟鳖随处可见。吸引着小镇上的年轻人白天下河摸鱼，岸上垂钓，或拿着木棒撬开石块打“拗棒鱼”。夜晚举着火把，拿着漁叉捉“火把鱼”。怪石嶙峋的江滩，是业余爱好者捉鱉摸鱼的天堂，却是专业漁民从不涉足的地方。大江之上岸阔水深处，河湾峽谷的深潭静水中，才是渔船撒网作业的好去处。

        天气晴好时，丽日当空的河面浮光耀金。

渔民师傅一人驾一只舢板，用竹篙轻轻一点水面，灵巧的小船身轻如燕，向河心滑去。这时的渔民师傅两脚一前一后穏稳站立在小船后部，微微翘起的船身前部放着漁篓、漁网，被长绳套着的水獭急不可耐地在船头窜上窜下，船舷上站着的漁鹰像整装待发的士兵，只待冲锋号吹响时。

        一只舢板的师傅边撒漁网边驾着小船先在水面转一个圈，用长长的拦河网分隔岀一片圆形水域，标志着圈内的鱼儿成为被首先围捕的对象。然后，随着渔民师傅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用竹篙拚命拍打水面的“劈拍”声，几只舢板一齐出动，在江面穿梭游弋，把水中的鱼儿惊吓得四处乱窜。这时，漁鹰、水獭一齐出动，潜进水中追捕猎物。大多数鱼儿躲不开它们的火眼金睛，被一条条分别叼进嘴里，送到船主人身边邀功领赏，吃一条小鱼后再次钻入水中。企图夺路而逃的鱼儿有的会一头钻进拦河网的网眼中，最终成为渔民的囊中之物。

       黄昏时分，西边天际晚霞似锦，沉寂的江面被浸染成一片淡红色的镜面。

       收网后的漁船静静停靠江岸。旁边的卵石滩上，晾晒着一排湿漉漉的漁网。一支竹篙横放地上，漁鹰在上面依次站立，有的缩着脖子，似睡非睡，悠闲懒散；有的用一只足爪着地，摆着金鸡独立的姿式；有的拍打双翅，似乎向参观者致意。全身油光水滑的水獭躺在敞口的竹笼里，用亮晶晶的眼珠警觉地打量陌生人，一副悠然自得的休闲模样。

         竹篷船是渔民的家。

         船上的成员大多是是父子搭配，纯男人组合。也有的拖家带口，带着女人和小孩。我们看热闹时，对后者更有兴趣。看着船娘船上船下忙碌，小孩在卵石滩上跑跑跳跳，小船上腾起袅袅炊烟。那是地地道道的家的氛围！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群小朋友迷上一个名叫松柏的小渔民。他看上去顶多十四、五岁，黒皮肤，矮个子，瘦削的身材。经常看到他稳稳站在舢板船上，一只手撑篙、一只手撒网、在波峰浪谷中前行后退，转弯掉头，灵活自如，得心应手，一副少年老成的潇洒姿态。那时，我们不仅对这位心目中的“少年英雄”心生敬意，甚至对渔民的水上生活也有了羨慕向往之情。

                               渡口

       梓江从三星乡腹地穿过。人民公社化前，沿江两岸各分布着两个行政村。

        枯水季节，流经小镇的梓江河床裸露，卵石累累，人们踩着用青条石铺设的跳墩子即可过江。

       大多数时候，江满河溢，两岸的人们靠渡船往来。

        临江山崖的一块巨大的石壁上，高悬“义渡”两个石刻大字。虽然历经岁月风雨，石面伤痕斑驳，但深嵌其间的字迹笔力遒劲，气势雄阔，至今清䀿可鉴。

        山崖下方的大路旁，矗立一块“泰山石敢当”的石碑。石碑处有通往河边的石级。这里就是三星镇的古渡口。

        渡口的船工名刘如早，我们称他为刘爸。

我们小时候，刘爸也就四、五十岁。他和家乡大多数中老年人一样，习惯在头上缠绕白色或青色的头帕，穿一袭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扎一圈白色腰带。古铜色的脸庞上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不知是劳作累弯了腰还是习惯动作，他总是勾偻着背，但身手矫健，动作灵活，使用又粗又长的笨重竹篙似乎特别得心应手，几十年如一日，在波诡云谲的江面应对自如。

        渡口的船工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风平浪静时，他把尾舵用绳索固定在正中闲置不用。浅水中，完全用竹篙探着江底，一竿一竿地撑船行进。江心深水处，便放下竹篙，操起架在船舷边的一只木桨，一边奋力划动，增加动力；一边靠变化桨叶和船舷之间的角度，操控船的方向。

        汛期水位较高时，竹篙只能在船只起锚和靠边时发挥作用。这时的船头架起櫓，两边船舷挂上双桨，尾舵也必须派上用场。刘爸一个人力不从心，只能减少开船次数。待过渡人累积较多时，便调派过渡人中的男士参与，刘爸在船头摇擼指挥，众人齐心协力划船过江。

洪峰来临，水深流急，为了安全，渡船“封渡”停运。

       船工刘爸小时候其实是从外地流浪到三星的孤儿。因为勤奋朴实,被镇上的人们资助收留后安置在渡船上。土改时，分到一套街房，讨了老婆，成家立业。为此，他本人常念叨，三星民众是衣食父母。每一个来渡口的人，都被他视为亲人，百般呵护，认真负责地保证安过江。

        渡船上不设床铺锅灶，早午两顿饭由妻子送到船上，晚上回家食宿。但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深更半夜，只要听到有人运送危重病人，联系医生或接生员等特殊事项，不管你是上家里敲门还是对岸的人在河边呼叫，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提上马灯立即赶到渡口。

        即使因洪水封渡，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过河时，渡船也会想方设法排忧解难。这时，镇上专业船工岀身的汪朝双、汪朝兵等人会来帮忙。他们先顺着河边把船撑到上游很远的地方，然后有的掌舵，有的摇橹，有的划桨，让船在波峰浪谷中顺水漂流，斜着船头慢慢橫切水面，最后在下游很远地方达到彼岸。

        大江之上，潮涨潮落，两岸渡口或出现码头被淹，或淤泥堆积，或乱石裸露等非正常情况，过渡客人无法顺利上岸。这时，刘爸会在渡船和码头之间搭起临时跳板，站在一旁，不断叮嘱“慢点，脚踩稳”，指挥客人依次下船。有时还会亲自掺扶护送行动不便的人。遇到脚下泥泞湿滑时，还会用他那坚实的臂膀，把高龄老人，孩子背到岸上。

        倏怱之间，离开家乡已有几十年的光阴。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一看到江河，就会触景生情，联想到家乡的渡口。眼前就会浮现岀刘爸那古铜色面庞上清晰的皺纹；那永远不会被苦难磨灭的慈祥神态；那撑篙摇桨搏击风浪的身影。

        渡口两岸，从早到晚拖着尾音，此起彼伏，长声吆吆呼喊“过河＂的声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或男或女，似乎都带着浓郁的音乐韵味，成为我心目中独具特色的乡愁记忆!

                              茶馆

        那是背靠河边的一套大开间房屋。

        屋中间一方天井，将店堂一分为二。临街前房的铺板门开启后 ，厅堂与檐廊浑然一体，宽敞、明亮。后房是木质吊脚楼，有圆形雕花木楼门及临江面一排木格窗户的装饰，古朴而雅致。茶座是清一色的小方桌配置条凳或是带靠背的竹篾椅。天井旁边，长条形的碳火炉上，几把长嘴铁皮茶壸冒着腾腾蒸气。自制的滤水陶缸内，淌出一股细小水流，缓缓注入石水缸。那汨汨作响的轻柔水声，伴随炉灶上漂浮的白色雾气，营造茶园特有的温暖、闲适气氛。

        这里犹如小镇的客厅，供茶客聚谈休闲，供行人临时落足，也是乡间艺人说评书、打金钱板的演出场地。

        闲场天或节庆茶客较少时，我们小朋友占用檐廊下的小方桌玩扑克，下六子棋，也不会有人干涉。邻座的茶客大都是镇上的老爷爷。他们每个人的茶碗旁边，都备放一、两角零钱，一边吃盖碗茶，一边磕着烟锅子，有永远摆不完的“龙门阵”，时而高谈阔论，嘻笑怒骂；时而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残留着那时从茶馆听到的许多笑话和民间故事情节。

        当茶室内有新人入座时，“幺师，掺茶！”先入座的熟人一定会热情地代为招呼。“来啰！”戴蓝布围裙的幺师口说手动，一边响快地拖长着音调应答，一边揑着茶具，提着茶壸火速来到桌前。只听哗啦啦一阵脆响，几只铜制茶船不经意间被幺师抛撒在桌面上，然后在每一只茶船内坐放一只放有茶叶的白瓷茶碗，再用右手虎口高高托起茶壶把，长长壶嘴中滚烫的开水便凌空射向茶碗。当壸嘴轻轻住下一点时，那沸沸扬扬的茶水在碗中满而不溢，被罩上茶盖，恰到好处。这时满堂子的熟人都会举起钞票，“收我的”“我给了”的叫声此起彼伏，抢着付五分钱一碗的茶钱。

        赶场的头一天下午，是食品站杀猪匠覃爷爷到小镇上班的日子。他满嘴满下巴浓密的胡须，鼻子有点塌，右眼有无法根治的眼疾，总是红红的，绰号“覃烂眼”。他可能因为说话瓮声瓮气不适合吟唱，所以爱在傍晚时分坐在茶馆里拉川剧胡琴。那些懂戏的人都说他拉得好，有人还附和着摇头愰脑地跟着哼唱。

       小镇太小，不像玉龙镇的茶馆，经常有人玩川戏座唱，但不时也有三五个爱好者聚在茶馆里玩川戏锣鼓。他们凭借锣、钹、堂鼓、小鼓、唢呐等简单的几样响器，就能吹打出什么“大开门”“小开门”等曲牌。说来也怪，茶客们并不讨厌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茶老板对那些玩友也是客客气气。

       赶场天，茶馆内总是坐无虚席。

       有时候，个别茶座上的茶客突然相互争吵起来。有人声嘶力竭地吼叫，有人脸红筋胀地拍桌子，看似劍拔弩张，但旁人一般都不会去搭理。因为内行都知道，凡是到茶馆来“吵架”的，都是事前相約，有负责调停的中间人相伴，专门到此坐下来解决问题。几番争吵以后，大多会重归于好，风平浪静。

        茶室内也不乏温馨的情景。

        旋子溪一个姓何的媒婆经常约男女双方在这里相亲。我们小朋友有时会悄悄站在远处看稀奇，猜测哪个是“新娘子”。虽然我们并不懂所谓婚姻的概念，但看着穿红着绿的姑娘羞羞答答，穿戴整齐的男小伙侷促不安，也觉得有几分趣味。

        每逢有乡间艺人表演时，茶室内人气最旺。我们总是挤在人堆里，有时干脆会站在台子面前，仰头欣赏说书人唾沫横飞，嘻笑怒骂的夸张表情。看到说书人端着盘子开始收钱了，我们很不自在地赶快钻出人堆往后退，待下段评书开始，又钻进去。不管对人家说的唱的内容是否感兴趣，我们就是喜欢这样钻进钻出，图个热闹、高兴。

        茶馆老板名胥正发，身材高挑，臉颊瘦削，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我们叫他胥伯伯。他心灵手巧，会用毛笔写春联、标语。还会用篾絲，彩色纸扎制耍龙灯用的龙头，溜车灯用的彩船或花轿。每年一到腊月，茶馆檐廊上就摆满竹竿、麻绳、各色彩纸，胥伯伯又开始为过春节制作龙灯了，街面上也偶尔响起零碎的鞭炮声，我们就蹦蹦跳跳地欢呼：“要过年啰！”

晚间的茶馆，不时还有别样的用途。

       胥伯伯是镇上工商小组的组长，隔三岔五会在这里召集工商户学习开会。这时，我总会尾随爸爸妈妈，跑到会场上翻翻工商联办的《大公报》，看工商业者张贴在墙上学习园地内的“守法公约”。

        有时候，小学的教师晚间在这里办扫盲识字班。镇上的大姨大妈们学得特认真，学习前还教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很是热闹。

       偶尔有客人需要在镇上住宿时，胥伯伯在地板上铺设稻草薕子，抱来一叠土蓝布被盖，茶馆成为“打地铺”的简易客栈。

       就这样，寒来暑往，年复一年，小小茶馆发挥特殊功能，呈现别样风景，伴随小镇度过宁静、祥和的旧时光阴！

        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去茶馆玩时，老远就闻到茶室内有浓烈的一股中药味，只有胥师娘一个人在忙碌，胥伯伯生病了。街坊邻居们在背后悄悄议论，胥伯伯已经不应汤药，水米不进，怕是没救了！

        又隔了一段时间，传出胥伯伯去世的消息。

         从此，茶馆关门闭户。

         很多人叹息，心灵手巧，与大家朝昔相处的胥正发走了真可惜。幸好镇上还有个胥国培会扎龙灯狮子。还有人议论：“没有了茶馆，三星镇冷泠清清，简直不像个乡场了。”

        隔了一年多时间，不知是何背景，一个名叫孙锡辉的人帯着妻子和女儿来三星经营茶酒馆，店面仍然是老地址。

        孙伯伯本来就是三星孙家湾人，原是钟表修理师傅，身材魁梧，头有点秃，一年四季戴着帽子。晚上睡觉嚊声如雷，半条街都能听见，我的妹妹说是害怕隔壁猪叫唤，夜半三更常常被吓醒。虽然看上去他五大三粗，但似乎很懂生意经。他对食店的人吹嘘：“我把茶馆开敞亮了，你们饮食百货副食店的生意都会好得多！”他话这么说，做事也确实认真。无论寒暑，天一亮，茶馆就准时开门。以我外公为首的一帮老爷爷就坐在那里吃早茶。晚上，即使茶室里全是镇上消遣的街坊，没有一个真正的茶客，茶馆也是关门最晚的店铺。

        孙伯伯的太太身材苗条，娇小玲珑，行动敏捷，嘴巴很甜，快人快语，一腔外地人口音。人们叫她孙幺师，我们叫她孙妈。她像被钉子钉在店里，每天一开门，店堂里总有她忙忙碌碌的身影。孙伯伯虽然粗喉胧，大嗓门，笑容可掬地爱招呼人，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动嘴不动手，坐在旁边喝茶抽烟安排指挥。由于孙妈待人热情，深受那些大姨大妈们喜爱。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的情景，隆冬时节，在灯火阑珊的残夜，我依偎在外婆身边，与孙妈及几个女人围着茶室的一个碳火盆取暖消闲，坐到茶馆关门时才肯离去。

       有人背后说闲话，孙伯伯是坏分子身份，其妻子是从外面被拐回来的重庆下江人，带在身边的小女儿也不是亲生骨肉。作为小孩，我当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话的含意，但受这些传言的影响，在心里总是把孙伯伯划归为小人书上的＂反面人物＂类型。

        正当新的茶馆生意兴隆，小镇逐渐恢复昔日的热闹气氛时，不知何故，孙伯伯一家人被下放 到农村。茶室被饮食店扩大店面时占用。

从此，小镇上再也没有单独的茶馆！

        再说，人民公社化以后，大跃进中，茶馆的“慵懒”气氛和社会上火红的革命热情隔隔不入，即使有茶馆，也再不会有悠闲的客人。

                         水电站

        很小的时候，镇上的人家夜里照明用桐油灯。

        浸泡在桐油内的灯芯草在灯窩边沿露着一小截，被点燃后，火苗如豆，灯光影影绰绰，冒出的黑烟散发着难闻的臭味。

        后来，用上煤油灯。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已经算是极新鮮的玩意儿。灯光亮堂不少外，也没有往桐油灯内续灯芯草的麻烦，被称为“洋油灯”。

        小学二年级的课堂上。

        老师说：“北京有一种不用油的灯，叫电灯。形状像梨儿，上面连了一根绳儿，用手一拉，灯就亮了。比你们家的桐油灯可亮多了！”

我们眨巴着眼，张口结舌地听。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课本中天安门的图象，想像里面亮着电灯的神奇情景。似乎豁然开朗，难怪照片中的北京城总是那么漂亮。

        做梦也未曾想到，小学五年级时，我们家也用上了电灯。

        1958年大跃进热潮中，三星公社修起全县第二座水电站。人们在胥家桥下的小河上拦水筑埧，修建小型水电站，取名“工农发电站”。

竣工时日，《盐亭报》在头版用粗体字大标题报道。十里八乡前来参观水电站的民众扶老携幼，成群集队，络驿不绝，小镇上天天像赶集一样热闹。

        现在想来，电站好小好小。

        引水渠也就几米深，水轮机的“圆盘”比一张圆桌大不了多少，发电机大小和县电影队下乡抬来的不相上下。

        发电站虽然小，作用挺大。白天，用机器磨面、打米。夜晚，110伏的电灯泡照亮街头巷尾、各家各户。 大人们眉舒目展，在亮如白昼的灯光下忙家务。小孩子满大街疯跑，像过年过节一样高兴。公社有一个高音喇叭，放响音乐后，方圆几里路以内都能听到歌声。公社炊事员居然也可以在广播中大声呼叫，寻找伙食团丢失的劈柴斧头。

       管理电站的师傅姓胥，成了我们心目中的明星。一群孩子总是跟前跟后围着他，看他爬电杆，看他安电灯，看他在机房内怎么“发电”。哪里电灯“扯拐”，只有找到他修理，才能重见光明。特别是停电的夜晚，全镇的人似乎都在找胥师傅。直到有人传来消息：“人家胥师傅说了，发电机坏了，要抬到盐亭修理。”人们这才嘟嘟嚷嚷地抱怨着，失望地回家点亮油灯。

        电站刚修好头一两年，发电还比较正常。时日愈久，停电的频率越高。往后，发电倒成了隔三岔五的事情。人们调侃说：“天旱不能发，洪水不能发，吹风不能发，下雨不能发，打雷不能发。”

       1967年，玉龙人民举全区之力, 在梓江河上筑坝, 建起漏水垭水电站, 向周围区乡供电, 也惠及老家三星。但是无奈江河水量受限，丰水枯水季节反差大，发电时断时续，论规模等级仍属于“小水电”范围。而且有千百年历史的母亲河被拦腰截断以后，沿江上游河床的千姿百态，万种风情被葬身水底；下游水光潋滟的河道变成怪石嶙峋的滩涂。对自然生态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家乡接入国家电网，实现有保障的电力供应，那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

                            瞎子贵金

       全街的小孩子都叫他贵金爸。

       有熟悉的大人直接喊“贵金瞎子”，他也不忌讳。

        留浅平头，脸颊凌角分明，身材矮小结实。听人说话喜欢昂着头，显得特精神。也许是盲人特有的代偿功能，听觉灵敏。他自我炫耀说，能从老远的地方听明白人家的悄悄话。

        乡亲们心目中，他是一位“奇人”。尽管因眼球破裂，双目失明，但是样样事情都能干。

       小镇人家的生活用水靠人力从河里一担担挑回。“卖水”一度是贵金爸的职业。挑水往返路径有泥土松软的斜坡，有湿滑坚硬的石级，有河床边散乱的石堆。河水一年四季涨涨落落变化无常，但毫不影响贵金爸的判断力。发大水河面波涛滾滚时，他照常下河边桃水，从未岀过事故。

       用木材作燃料的年月，劈柴火是较难的力气活。贵金爸居然照干不误。他经常帮人劈柴火。遇到坚硬粗大的枯树疙瘩，先用手抚摸一遍，找准下手的地方，再用楔子或斧头，三两下准能把它劈成小块块。

       至于推磨、辗米等粗笨活，更是他的拿手好戏。独自一人，用腰顶着磨杠，不知疲倦，永无休止似的转圈，一边走一边还要同时伸出左手，适时地往磨孔中加料。我们几个小朋友曾悄悄议论说，贵金爸连续转圆圏也许不会晕，因为推磨的骡马也会被用眼罩遮住双眼。

        贵金爸自幼孤苦，因为勤劳，曾经也聚过妻子。那是个歪嘴女人。虽然被人称为“半边脸”，但平常穿得干净，喜欢打扮，还是业余接生员。婚后没几年，女人变卦，跟人去了河南。至今，我还有贵金爸因为婚变在家哭泣，被邻居们围着安慰的印象。

       其实，他善于苦中作乐，风趣幽默。对身边事物的认知，并不比一般人差。

       他喜欢和我们小孩子接触，但说话时，总是好为人师的口吻。

        去場口上公厕。听到我的声音，贵金爸在不远处的街沿边叫我说：“学娃，读书了，会对对子么？”“我们才不对对子哩。”我干脆地回答。他说：“我今天教你对毛坑的对联，”随即唸道：“进去三步紧，出门一身松。”听我没有反应，抱怨说：“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现在先生不教你们对子么？”

       我们几个小朋友在街边玩得正高兴，他在旁边说：“娃娃些，我教你们说正反话。”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听，他自顾自地唸叨起来：“出得门来脚咬狗，拈条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阴沟踩在脚里头，…”唸完后，自我欣赏地一阵笑声。

        尽管对他的说词并不一定感兴趣，但我还是记住了其中一些似乎有趣的句子。不时在家里、也不由自主地哼了起来。爸爸听见了，问我在哪儿捡的烂谚子，我说是贵金爸教的。他笑着感叹：“这瞎子要是眼睛看得见，还真是个人才。”

        他熟悉很多戏文，偶尔也哼几句川戏唱词。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的人堆里，数他的嗓音最高。前三皇，后五帝的故事似乎都讲得出来。一次，他考我：“你姓杨，晓得杨家将几第兄怎样死的么？”见我不置可否，便滔滔不绝地卖弄起来。听他说到“三郎马踏如泥浆，四郎失落在辽邦”等句子，才知道他是在背川剧《五台会兄》的唱词。经常听他学女人声音哼川剧，开口便是“江山多雅秀，绿水浪悠悠”或是“牧牛童倒骑牛背，横吹短笛，音韵悠扬合节奏。”有人取笑说：“你只会这几句么？”他并不理会，只是笑。众人也跟着笑。

       街坊邻居们平常都喜欢他。几位大嫂跟他开玩笑，一个女人说：“你两目不见，会说瞎话，莫如买把胡琴算命，挣松活钱哩！”贵金爸不紧不慢回答：“我本来就会算命。金木水火土，算你们几个女人年上缺水，月上缺水，什么时候才不缺水，自己想。”旁边有人听出端倪，笑出声来。几个女人突然悟出什么，一边红着臉笑，一边骂：“你这个砍脑売的瞎瘟殤！”

        经常有人发出疑问：“这贵金瞎子没有进过学堂，为啥说话有时还能孔夫子打屁——文气冲天？”答案其实简单，得益于他的生活爱好。看戏、用不着抢座位，戏园子旁边总有他的身影；看露天电影、拿个凳子坐在银幕后面，从头听到尾;茶館听评书，他并不吃茶，站在门口傍在门坊上，听得津津有味;赶场天，在街沿边与各种人高谈阔论。博闻强记是他的全部知识来源。

        也许正是这些知识，帮助他驱散眼前的黑暗，使内心世界明亮起来！

       早年，贵金爸家住河嘴山崖边一间草房，大跃进时被拆。公社把古戏楼原本敞开的一楼砌上围墙后安置他及另一户人家。贵金爸成了小镇场口第一户人家。

       我去玉龙参加工作后，每次回老家总是最先见到他。听见我的声音，他老远就会喊：“学娃回来了！”永远是昂着头、微笑着、使人感到亲切的一幅招牌形象。

       后来，发现他明显的衰老了！一次，我下了渡船，爬上斜坡，老远看见他背靠山墙，呆呆地站立。夕阳下，爬满皱纹的臉上木刻画似的线条分明，一幅忧郁的表情。

        再后来回家，不见他的身影。一打听，不久前去世了。 

        死因使人扼腕叹息。去阴坡岩砍柴，掉到陡峭山崖下的

                         黑娃和元生

       在大人们眼中，小镇上曾经有两个“顽劣”少年。

        一个是黑娃。从早到晚挥拳舞棒，打打跳跳，全身黑糊糊，脏兮兮。大人告诫我们：“不要和黑娃一起耍，谨防惹禍。”但是，黑娃聪明。每次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时，就数他的点子多。有一次，他把一块瓦片磨圆穿孔，套上一根长长的野鸡翎子，在有斜坡的街面上用力一抛，圆瓦片带着鸡翎子向前滾动，像一根乌稍蛇活灵活现地在街上游走，把一个老太太吓得瘫软在地。黑娃被告状后挨了妈妈一顿打。他爸爸是货航船的舵手，妈妈是来自很远地方的外乡人，据说解放前当过演员。大人不在时，黑娃带我们去他家里，从床底下找出一些花花绿绿的旧衣服，各自装扮后在阁楼上“唱戏”。

       另一个是元生哥。

       他的爸爸开一家膏药铺，性格古板，要求子女严格。但儿子偏偏“长着反骨”，人小胆大，不愿好好读书，经常逃学，跑出去游逛，自然不时遭到父亲叱责甚至打骂。一次被脱掉衣服关在房间里“喂蚊子”后，居然不辞而别，离家出走，没有了音信。

        隔了几年，因为搬家，黑娃随父母去了玉龙镇。少了一个玩伴，让我们牵挂了很久。

意外的是，元生哥回来了，已改名李开庚。

        个子不高，但骨架坚实的身材，配一套运动衣裤，显得特精神、洋气。黝黑的瘦臉变白浄了。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对围着他问长问短的街邻，张家婆婆李家伯伯地叫个不停。原来，他摇身一变，已经是请假回来探亲的宣汉杂技团演员，以明星似的身份荣归故里，为家里带来惊喜，在乡间引起一阵轰动。

        此时的元生哥看起来尽管风光无限，高不可攀，但毕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和在家时的玩伴在一起，仍然十分亲热，保持着孩子王的天性。我们一群小孩天天聚集，瞅准他的空闲，身前身后地围着他转。他带我们到河嘴，讲述如何爬不要钱的运货汽车，如何报考杂技团，如何练功学艺的传奇故事。讲到高兴处，在平地上翻了几个空心跟斗，教我们走杂技小丑的鸭子步。还猴子似的几步爬上旁边的苦楝树，用双脚掛在树枝上，头朝下全身悬空，他说这叫“倒挂金钩”。

        对街坊邻居，他也很随和，乐于为大家表演。公社开大会前等人时，赶场天有人在街上搞宣传时，都会请他露一手。二话不说，他总是力所能及地找一些简单道具，表演杂耍、魔术。甚致搬来大方桌，上面叠放着几个长板凳，爬上去作倒立技巧表演。

        这次探亲以后的几年间，他隔三岔五地不时回乡，还专门随身携带一些简单的道具，为乡亲们倾情表演。

       后来，据说他到了规格更高的达县杂技团，成了技艺精湛的主要演员。

       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纺织厂。

       以后，因为其父母搬家到河对岸周家埧居住，没有了元生哥的消息。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后杂技团恢复，他当上了业务团长，主要任务是培养学员。 

                                 李太和

        对此人的第一印象，像是用刀具镌刻在脑海里，几十年以后仍然十分清晰。

        冬天的傍晚，下着小雨，室外已是暮色苍茫。

       放学后，我去饭店守候妈妈下班，饥肠辘辘地坐在收银柜外的条凳上。“吱”的一声，巳经虚掩上的大门被猛地推开，一个肩挎背包的大汉站到我身旁，高喊：“陈师娘，打半斤白酒来。”我抬头一望，此人一米八、九的个头，着黑色皮衣皮裤，颧骨突出的长方臉，络腮胡，黑色礼帽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

       妈妈一边用酒提在酒缸内舀酒，一边问：“李师，天都黑了，从哪里回来？”

       “赶玉龙镇。”他边说边递上早已准备好的酒钱，端着酒盅喝寡酒。几大口喝完后，用手一抹嘴巴，随即出门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总觉得这个人很特别，那一身黑色的皮装，在乡间根本没有见过。戴的帽子似乎是演戏才会用，被人们称为“博士帽”，也是希罕之物。回家的路上，我对妈妈说:“刚才那个人好像电影里的特务？”妈妈说：“不许乱说，他叫李太和，二村新房埧的人，是钟表修理师傅。”

        后来，进一步知道他和那里的女人是半路夫妻，结婚时从外地迁来。

        每逢赶场天，三星街上都有他的修理摊子。既修钟表，也修锁子、电筒、钢笔等小物件。每天从他的修理摊子面前经过，我都会饶有兴味地站立一会儿，看他一只眼睛戴着放大镜，一边熟练地用镊子、改刀修理那些细微部件，一边和身边围着的人谈笑风生。

        更奇怪的是，他似乎见多识广，会很多才艺。公社搞街头宣传，俱乐部演出节目，他自告奋勇地参加。拿手好戏是唱“荷叶”和打“金钱板”，演唱的全是巜武松打虎》之类的传统段子。像“荷叶”“清音”“盘子”“金钱板”这些四川地方曲艺形式，虽然现在几乎失传，但当时在民间却广为流传，为群众喜闻乐见。李太和嗓子好，功底深厚，他表演的节目常常惊艳全场。

       春节期间，更是他展现身手的机会。他召集所在村子的年轻人，组建“连箫”“桃子龙”“车灯”等文艺队伍，浩浩荡荡到镇上表演。

        所谓“打连箫”十分有趣。一根三尺余长的竹杆，每节凿洞，洞内用铁丝穿上铜钱，便是连箫棒。一些男女青年手持连箫棒，一边唱着小调，一边有节奏的敲击地面，或人体的肩、胸、背、腰、腿、脚等部位，做出下蹲、跑跳等各种舞蹈动作。音乐伴随铜钱摇动和竹杆触碰地面发出的响声铿锵悦耳。表演队伍载歌载舞，欢乐喜庆。

        我们小孩最喜欢看的是“车车灯”。一顶大花轿内站着一位油头粉面，穿大红衣服的车幺妺，两排穿红着绿的男士分别扶着花轿两边的轿杆。李太和头扎白色头巾，身穿红色背心，扮成小丑模样，一边领唱着小调，一边面向车幺妹做出各种挑逗性的舞蹈动作。小丑唱的聜调固定，唱词似可即兴发挥，而其他帮聜的合唱唱词固定不变，每一句结尾都是“荷花闹海棠，解放台湾！”整个队伍随音乐节奏或前进或后退，惹得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群跑前跑后，涌动如潮，煞是热闹。

       这样的过节形式持续几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嘎然而止。

        十多年以后的玉龙镇，那一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我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忽然听到大街上传来鼓乐之音。循声出门，见一支几十人组成的文艺表演队伍，正浩浩荡荡行进在大街上。分辨其花花绿绿的道具，有似曾相识的“车灯”“桃子龙”“连箫”等项目，而走在队伍一侧的领头人，正是李太和。他的面容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但精神依旧矍铄。虽然不再扮小丑，但这只队伍，明显是他的得意之作！

        经打听，他那时已经是玉龙阳家山人。

        多少年以后，脑海里偶尔还会想起他，甚致觉得他的体形面貌或多或少有“西部牛仔”或高仓健、施瓦辛格等硬汉形象的影子。不过，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在偏僻乡间始终能保持活跃状态的“神秘”人物，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身世？他生命力旺盛的民间文艺细胞、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形成？

                            张魁如

      张魁如一度是故乡家喻户晓的名人。

       中等偏瘦的身材，淸癯的面庞，留分头，说话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看似柔弱内向，却具有突出的表演天赋，热衷各种文娛活动。

       他的职业是乡卫生院医生，经常肩挎药箱走村串户为人看病。论医术，恐怕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卫生员的水平。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懂中医，只会配点扑热息痛片、麻黄片等西药治感冒，或是为一些有轻微外伤的人涂点红汞、紫药水。

       本职工作虽然技不如人，但是他成天笑容满面，对人和蔼可亲，逗人喜爱，并有一项兼职引人注目：乡业余俱乐部负责人。

       几乎是每一个逢场天，都能看到他在街头搞宣传的身影。

       凡有重大的宣传任务，他是天然的领头人。乡上领导把需要宣传的资料交给他，布置说：“老张，今天你去找学校，安排点人，把声势搞大一点，好好宣传一下。”他就到学校传达书记或乡长的指示，学校就会派教音乐的老师带一些学生参加。上小学时，这样的活动我参加过不少。不外乎是随着宣传的队伍敲锣打鼓，唱着歌，在街上走走停停，壮大声势。而停下来的时候，张魁如就是主角了。除了唸宣传资料外，他一会儿唱一段“莲花闹”，一会儿唱一段花鼓词，调剂气氛，聚集人气。必要时，也会请李太和之类的其他文娛积极份子参加表演。乡上领导偶尔也要亲自出面讲话或唸文件。街头宣传的内容五花八门。除时事政治及有关农村的政策法令外，宣传过农业“八字宪法”，供销社的“双轮双铧犁”，农药化肥施用方法，“种牛痘、防天花”等等。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为两条耕牛穿上用稻草编制的“牛大衣”，牵着在街上游行，主题是保护耕牛安全“越冬”。

        组织人数众多的队伍毕竟是偶然的事情，更常见的是老张一个人“单打独斗”，独自一人在街上搞宣传。

       他有时光着臂膀，穿红肚兜，鼻梁上凃一块膏药状的白色油彩，头上扎独辮子，俨然一个川剧小丑；有时臉上打红色粉底，画一脸黑麻子，穿一身颜色异样，极不合身的衣服，装成一个怪物；有时油头粉面，梳着流海，隆起两个“乳房”，穿花衣服，扮成假女人。自谑性的化装，凸显另类形象，手拿一面铜锣，边敲边走在大街上，总是能吸引大量看稀奇的人围在身前身后。走到地势较高处停下，唱一段《二流子骂庄稼》《胖大娘》之类的金钱板，把围在身边的观众逗乐以后，便唸乡政府的通知或报纸。据我观察，其效果和出动宣传队伍别无二致。

        节假日或乡政府有重大活动，俱乐部会在老戏楼组织上演节目，张魁如便成了大忙人，既是组织者，又是主要演员。安排各村各社出节目，联系业余爱好者前来参加，布置舞台剧场，都离不开他操劳调度。演出过程中，常常看见他台前幕后，八方应酬。

       当然，那时的条件相当简陋。舞台上，一块幕布隔在中间分出前后台，另一块幕布挂在台口，在每个节目开始或结束时由人拉开或关闭，这便是全部硬件设施。除川剧锣鼓胡琴外，其他节目无乐队伴奏。偶尔有人会拉二胡，但微弱的琴声难以抵御露天埧子里的喧嚣，最终伦为装模作样的形式。

        节目内容虽然东拼西凑，但是各村社文艺骨干参加演出主动积极，观看演出的群众热情也很高。台口偏高的古戏楼前，被老榕树完全覆盖的埧子里总是站满翘首张望的观众。对那些姐姐、嬢孃们曾经演出的表演唱《四姐妹夸夫》、舞蹈《十大姐》的音乐旋律，至今我还耳熟能详。 至于川剧节目，在我们小孩的心目中完全没有份量，每次都是唱《访友》《空城计》等文戏。张魁如和其他几个人换来换去地演，一上台就吚吚呀呀地唱，没完没了。但不管戏台上怎么演，川剧锣鼓总是敲得震天响，为偏僻的小镇营造欢乐气氛。

        我将要离开家乡去玉龙上初中那一年，不知何故，张魁如孤寂地离开医院，回老家务农。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踪影。据说，他一直没有国家户口，不是名正言顺的医生。

但是，三星的民众不会轻易忘记他。小镇上街谈巷议的人群中，经常有人提到他的名字，说起他曾经搞笑的事例。关注这位毕其精力，尽其智慧为群众带来欢笑的无私奉献者，离群索居以后，是否还会笑口常开？是否还会搅尽脑汁，千方百计为身边的人带来乐趣？

                              打铁匠

        我唸小学时，有几年家住下场口。大门正对一棵老榕树，这段街面被称为黄桷树埧。

       我的邻居是一间打制铁具的小作坊，人们习惯地称它为铁匠铺。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量身定做产品，隔三、五天便能交货。价格在一个表格上写着，明码实价，童叟无欺。

       名为商铺，其实没有铺面。宽阔的阶沿上，用石块和泥土堆砌成锻烧铁块的火炉，配备一个长约两米的圆形大风箱。火炉旁边安放有打铁用的砧墩，淬火用的一只水桶。阶沿后面，通前至后的大开间房屋内，除摆放3张带蚊帐的单人床外，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大锤、二锤、钳子、焦炭，煤炭、废铜烂铁等铁匠工具和材料。

       铁匠铺有三个和我们朝夕相处的铁匠师傅。掌火匠老王师，年过半百，瘦高个，小方脸，不苟言笑，负责人模样。杜师，中等个头，身材壮实，给人憨厚老实的印象。高师，二十出头，矮胖墩，爱说爱笑，性格活跃，是老王师经常貶损的对象。

       工作时，无论寒暑，为防避打铁时四处喷溅的火花，三个人都留浅平头，穿黑乎乎、脏兮兮，百孔千疮的衣服，戴厚实的黑色围裙。无法遮蔽的面部，总是被煤烟熏成青一块、紫一块的颜色，活脱脱的非洲黑人模样。

       煅制毛胚材料时，老王师双手握住巨大的铁钳，把烧得通红的铁块紧紧夹住，稳稳地平放在砧墩上，让另外两位师傅分别抡着“翻山大锤”，轮番反复锤打，直到铁块达到目标样式。所谓“翻山锤”，是每次抡起大锤时，要将铁锤从身后举向头顶上方，利用重力将铁锤狠狠砸下。场面紧张刺激，常常让旁边看热闹的人目瞪口呆。人们开玩笑说：“你高娃子要专心哈，莫想女人分了心，一锤子砸歪了，那王老头就没命了！”

        相对于煅制毛胚材料的重活而言，“打冷锤”便是巧活。锄头，菜刀等铁器具备雏形后不再需要在火炉中烧炼，但仍需要三人一起敲打定型。杜师、高师两人分别执一把“二锤”。王师傅一手握小锤，另一只用钳子把铁器夹住放在砧墩上。王师犹如指挥。小锤敲向哪里，两把二锤就分别砸向哪里。翻来覆去锤打，直到满意为止。这时，满大街都能听到“哐铛铛、哐铛铛”的清脆响声。

        铁匠活虽然又脏又累，但三位师傅关系融洽，成天说说笑笑，相互插科打诨逗乐子。有时看到老王师批评小高师傅几句，小高也只是憨厚地笑笑，并不计较。日子似乎过得平静、快活。

        一日三餐，都是在炼铁的炉子上烧好饭菜后，连锅端到房间内放在地上，三人围坐在小板登上吃得喷喷香。他们吃肉的时候比我们多，常常闻着他们房间内散发出来的回锅肉香味，馋得我们直咂嘴巴。

       尽管每天下工很晚，照例冼漱一番后，都会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特别是小高师傅，有时一身新色的卡其布蓝制服，或穿一件白衬衫，脚蹬擦得锃亮的黑皮鞋，装得像新郎倌。

        作为邻居的小孩，三位师傅对我都比较友好。除开工时不让我们接近外，空闲时，去拉几下风箱，摆弄一下铁锤钳子，到废铁堆里翻那些奇形怪状的物件，他们都不会干涉。一段时间，小孩子们爱把毛线缠绕在两手的手指上，在老榕树下玩“挑花”的游戏，老王师居然也有兴趣，伸出又粗又大的双手我们一起玩。认输受罚伸出额头被彈手指时，和我们一起发出爽朗的欢笑声。

        小高师傅更是活跃人物，休息时不计较年龄层次，喜欢逗小孩玩。夏天完工早，傍晚会和我们一起到河滩游泳，爬雷公山放风筝，或是到临近山头打猎。他有一只心爱的猎枪，被拾掇得油光锃亮。向我们吹嘘说：“枪是用最好的钢材自己造的，准能百步穿杨！”为了证明自己经常打猎的光荣经历，还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伤疤炫燿说：“这就是放枪时被火药熏的。”

每次打猎，他都要叫上我和长寿，黑娃等几个小孩。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开枪后去追赶猎物。可惜这样的机会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每次都是一群人嘻嘻哈哈地在周围山头上转悠几圈后，扫兴地空手而归。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家门口的老榕树上歇着一尺猫头鹰，被小高师傅发现了，用手电筒照射它，鸟儿居然没有反应。他兴奋异常，叫人帮忙握住手电，端起猎枪，顺着光束，扣动板机，“呯”的一声巨响，猎枪爆管了，没有被发射出去的铁砂子在小高头部周围喷射，小高面部、颈部被炸得血肉模糊。情急之下，王师、杜师赶快组织街上几个壮汉，用滑竿将小高连夜抬往玉龙区医院。好在小高家住玉龙陈家湾，会受到家人的精心护理。

         一个多月后，小高伤愈回来了，仍然是乐哈哈的模样，只是面部多了几个伤疤。

        几年以后，铁匠铺被撤销，三位师傅被收编进玉龙铁工厂。

                                汪书记

        公社党委书记走马灯似的换过不少，一些人悄无声息地离开后很快被人遗忘。唯有汪书记的名字常常被老乡们挂在嘴边。他带领三星人干过一些大事，功乎？过乎？任人评说。

        此人大高个头，臉上老是露着笑容。看上去精力旺盛，干劲实足，因为他说话语速偏快，行事风风火火。

        上任不久，便夸下“海口"，县上正物色机械化试点公社，三星地处梓江两岸，平畴沃野，符合条件，一定要把这个试点指标爭取到手。

但是三星不通公路，这可是一大硬伤。

        汪书记说：“这算什么问题，路不是人修的吗？”

        好在相邻的复河公社和县城早就通着公路，三星只需新建连接复河的十多公里，而且路基地势平顺，既不穿山，也不跨河，施工相对容易。

        说干就干，他运筹帷幄，组织全社干部群众，分段包干，限定工期，抢修公路。自己则天天风尘仆仆，深入工地，督查质量和进程。苦战几个月后，十多公里碎石泥路大功告成。

通上公路不久，汪书记果然从县上搞回来3部带驾驶室的拖拉机。几辆新崭崭的拖拉机冒着白烟，“突突突”地响着，在新建的公路上欢快地跑来跑去，运送化肥农药的汽车从此可以从盐亭直接开到三星，社员群众满心欢喜，感到这段公路没有白修。

       全公社的人都对汪书记刮目相看。

       又过没多久，学习大寨人“搬山填沟造平原”的经验，汪书记决定启动“围河造田”工程。

        三星镇地处一段由高及低的山梁上。一大一小两条河分别从山梁两边流过，在山梁末端汇合。汪书记突发奇想，在两冮汇合处修闸把小河断开，再在小河上段山梁下挖墜道，将小河水直接引入大河，这样，原来流经小镇旁边的小河河床就能变成良田沃土。

        美丽愿景一经描绘，汪书记以宏大的气魄，抽调全社精兵强将，以大兵团作战的形式，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

       连续多日，寨子山下，小河两岸，人声鼎沸，号子声声。除山足隧道由石工队伍施工外，其余工程由数十支劳动队伍分段负责，到处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两江汇合处的小河上原有一座拱桥，人们用石块将桥洞堵塞后代替闸埧，用小河两岸的山石泥土填平河道。从此，我们小孩心目中芳草萋萋的河岸，怪石嶙峋的河滩，清澈碧蓝的水潭再也不复存在。

       工程进展顺利，围河造田取得成功，新增了数百亩农田，种上了玉米及土豆。开春以后，庄稼长势良好，预示着好收成。

        谁知入夏不久，汛期来临。大河上当年第一次洪峰就来势汹猛，很快淹过被作为闸埧的桥面，水流也击穿了被封堵的桥洞。小河上游的来水根本进不了隧道，河床上新辟出的农田变成一片汪洋。

        连续几天，出现人们划着小船抢收玉米的奇特景观。

        几十年以后不时回到故乡时，还经常听到有人念叨，三星通公路多亏当年的汪书记。至于“围河造田”的失误似乎微不足道，早被大多数人遗忘。因为很多人评价说，汪书记是能干人，怪不得人家后来当了副区长。 

                               看川戏

        古戏楼背靠两江相汇的河嘴，正对小镇的大街。盘根错节的两棵老榕树枝繁叶茂，使舞台前宽阔的埧子里绿荫如盖。这里就是家乡人们看埧埧戏的地方。

       “戏班子要来了”的消息会提前十天半月在坊间流传。

       有时候是无中生有的误传。

        有人将邻乡永兴、太兴或复兴误为三星；有时候预告的日期差错甚远，等了若干个十天半月，也迟迟不见戏班子的影子；有时候人家戏班子在邻乡演出后直接绕道而行，三星的人一场空欢喜。

       直到听乡政府有人说：“县川剧团某月某日要来三星演岀。”这才是板凳上钉钉一一十拿九稳的事情。

        好消息在我们一群小朋友之间奔走相告。一下子，空气中充滿欢乐气氛，跑跳玩耍中也有了兴奋劲儿，天天倒计时地掐算时辰。

       大人们听到消息也很高兴。

       爸爸妈妈忙着准备各种食材。平常只在赶场天才来帮工的厨工也被留在家里天天忙碌。饭館终于要迎来几天好生意。

        街坊邻居早早地把消息托人转告各方亲朋。女儿女婿，七姑八嫂携家带口走亲戚来了。主人家免不了茶酒伺候，家家户户节曰似的喜庆。

        卖烧腊的，卖瓜子香烟的，卖小百货的，卖麻花散馓子的，各种摊贩从四邻八乡赶来揍热闹。瞄准戏台四周的有利地势，抢佔场子，扯起幌子，摆起摊子。

        剧团到达的当天，我们一群小孩子早早地就到河边卵石滩上去等待。那些运送衣箱和道具的民工从面前经过时，我们跑前跑后地跟着，对那些裸露在道具箱外面，奇形怪状的刀枪剑矛，盾斧钺戟等十八般兵器最感兴趣。男男女女的演员们终于三三两两地陆续抵达时，我们反而安静下来，退让到很远的地方傻傻地观看。当发现当时的明星金嗓子吴英，小花脸刘元，武生何在树等名角名人时，禁不住指指点点，悄悄议论。

        小镇上上下下，全成了剧团的天地。

        乡政府的伙食团成了剧团的食堂。茶舘、酒店的厅堂内，到处有演员们的身影。妈妈专门叫住我叮嘱，回家时不准吵闹，因为她答应让两个女演员在我们家午睡。害得我半天不敢涉足家门。

       戏台子上的幕布挂起来了，看热闹的人啧啧称赞。紫红色的金絲绒大幕熠熠发光，舞台内长的短的各色幕布挂了几层，和那些业余剧团的草台班子比较，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大街一个拐角处，一群人围着刚贴出的“戏报”议论纷纷。一个看似内行的人说：“今晚的戏一定巴适，连加演的小幕都是《三岔口》，这是业余剧团碰都不敢碰的武戏。”另一个人似乎也很见过些世面，大声说：“大幕虽然是老戏《铡美案》，但县剧团演起来不一样。我在城里看过，龙头铡一鍘下去，陈世美的脑売要滚起多远，血喷起多高。”“根本不可能，”有人立即反驳:“城里用的是电光布景，硬挡子，乡底下哪有电光？”

       人们长久的期聁转化为晚上看戏的热情。才到晌午时分，台下的坝子内，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开始放椅子，搭凳子。到半下午，有利地势已被抢佔一空。

       天擦黑，四周的大路上，人们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兴高彩烈，紧走慢赶，朝小镇聚集。窄窄的青石板街面上人流如织，像赶场天一样热闹。

        突然，戏楼方向传来咚咚作响的鼓声，人群中有人高喊：“快，开始打“逗狗锣鼓”了，戏要开台了！”

        实际是剧团正式开演前，照例要用川戏锣鼓演奏“闹台”的器乐，被我们乡下人称为“逗狗锣鼓”。当音调高低徐疾的鼓点声响起时，标志着演出进入倒计时阶段。这时，外面的观众才慌慌张张赶紧入场。场内的人已坐等大半天，看着被煤气灯照得雪亮的舞台大幕依然紧闭，早已心急火燎。不断有外行的好事者大声吼叫：“光打雷不下雨，人都齐了，快演嘛！”

        分段式的“闹台”要奏半个小时，直到唢喇声声，鼓号齐鸣，像皇帝老倌上朝，武将出征那样热闹的音乐响起时才算结束，演出正式开始。

    

        好戏已开台，场子内却总是不得安宁。

       乡下迟来的人，当然不可能带凳子。可供他们选择的位置不是站在坝子最前面，就是最后面。站前面会遮挡中间有座位的人。站后面的人会不断尽可能地往中间“进犯”。这一前一后的不安定因素，使场子内相互指责、埋怨的声音此起彼伏，相互推搡、叫骂的现象时有发生。“争斗”的结果是，有坐位的人不得不妥协，全场子的人都前胸贴后背地站起观看，所有观众都变成“多米诺骨牌”。发生拥挤时，一会儿整体往后倒，一会儿整体朝前倾，宛若人潮，起伏不定。惹得乡干部不时站在高处大声喊叫：“大家要擦亮眼睛，严防阶级敌人捣乱。”谁知阶级斗争在这时并不是一抓就灵，埧子里始终是“树欲靜而风不止”。当然，最“巴适”的位置是老榕树上的枝杈处，早早地被一帮小孩霸佔。

        台下不管如何折腾，台上依然出将入相，修文艺武，锣鼓铿锵，曼舞轻歌。随剧情深入，台下终于安静时，无奈戏已接近尾声。

        当大幕徐徐关闭时，坝子里再次沸腾。

        马灯点亮了，火把点燃了，手电筒光束在空中晃来晃去，眏衬着一张张男女老少喜形于色的面庞。喊爹叫娘的；呼朋唤友的；高声议论看得过瘾的；称赞剧团衣纹好，唱腔好，女旦角漂亮的；批评名角不上场，光是叫学员演，发泄不满的。人声鼎沸，喊声震天。

随后，伴随散场人流的欢声笑语，人们手中的灯火朝四周慢慢分散开来，在乡村的原野上妆点出星汉灿烂的天街夜色，将难得的欢乐气氛融进穷乡僻壤的干家万户。  

                               谢师婆

       谢师婆是我家斜对面的街坊。大人们叫她谢师娘，小娃娃叫她谢师婆。

       被称为谢师，是因为他们家原有两台用脚踩的轧花机，代人加工棉花。因为工艺落后，很快被淘汰了，只有谢师的称呼被保留下来。

       谢师婆对人温和，滿臉皱纹，细瞇眼，臉上总是露出微微的笑意。对我特别好，像家里的婆婆一样亲热。

       有一次爸爸在杨家湾买了一根香樟树木料，趁傍晚下班后请人帮忙抬回家，我跟着看热闹。那时天色已晚，大人抬着木材在前面走，我心里有些害怕，在屁股后面跟得太紧。当转弯上桥过小溪沟时，我脚下一滑，掉到深水潭中。被拉上来时，全身湿透，还呛了几口水。笫

二天谢师婆找人在一颗熟鸡蛋上写下我的生辰八字，带我到水潭边,跪拜以后，把鸡蛋放入水中，谢师婆拖长着腔调，反复呼喊：“学娃吓出的魂一一回来哟！”最后，捞出鸡蛋叫我吃掉。人们把这种方法叫“喊魂”，据说这一喊，就把吓跑的魂魄收回来了。

       另一次我发烧“打摆子”，现在知道那叫虐疾病。很不情愿地被谢师婆牵着手，在乡下的田野里四处游逛。说是这样就能送走“瘟神”。

我们和谢师婆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从来没有见过“谢师爷”。

        那一年中元节，才知道“谢师爷”早已不在人世。

        按习俗，中元节是鬼节，家家户户都要烧纸钱祭奠亡灵。大人告诫说，七月半，鬼乱窜，晚上不要随便出门。我们当然怕鬼，但又想看那些星星点点的灯火，一群小朋友便集体行动，跑前跑后看稀奇。

         一个身材瘦小，拴蓝布围裙，缠青色头帕的老太太拿着香蜡纸钱岀门了。那是谢师婆，我们尾随而去。

       谢师婆向来对小娃娃特亲热，并没有阻拦我们，只是招呼：“学娃子，你们要站远点，要不是那些死鬼就不敢来拿钱了。”

        夜色蒙胧，秋风飒飒。

        谢师婆虔诚地蹲在地上，用草木灰标记出一个圆圏，然后一边含混不清地喃喃自语，一边点燃香蜡纸钱。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并用哭腔断断续续地大声诉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死鬼，狠心丢下几个儿子不管，跑到阴间享清福去了”“我拚了老命，总算要把他们拉扯大了”“今天还是给你烧点烟酒钱，你明天好去赶东洋大会。”

        闪烁的烛光火影，映照着她那布满晶莹泪珠的瘦削面庞。

        在凄楚的哭泣声中，一股阴风刮起，纸钱的灰烬随风飘散。黑娃悄声说：“鬼在拿钱了！”我们吓得心脏呯呯直跳，一窩蜂地跑开了。

        一个赶场天，乡政府在街头搞忆苦思甜展览，谢师婆家被作为范例。整齐地叠放着几床大红被面的棉被，象征着现在家庭幸福。旁边放着黑黢黢的烂棉絮，烂篾蓆及几把稻谷草，有文字标注岀那是谢家解放前的卧具。谢师婆虽然在场，但不善言辞。旁边有人介绍说，解放前谢师婆因丈夫早逝，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儿子，食糠咽菜，衣不闭体，极度穷困。解放后才过上幸福生活。

        中元节夜晚的哭泣，街头展览的述说，使我们心目中有了谢师婆的另一个印象。从此以后再见到她时，总觉得她脸上露出的笑意，似乎是为了掩饰内心多年来的伤痛。

        其实，解放后谢家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并不富裕。两个儿子先后分别去外省安家，中断了联系。小儿子春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一副文弱书生模样，据说读书成绩很好。但去玉龙罐子沟读高小时，因家庭困难，无法住校，天天往返几十里地读通食。我的印象中，谢师婆天天习惯坐在街沿上吃饭，不是吃红苕酸菜，就是喝玉米“糊糊”。

        真正过上好日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谢家后代儿孙。他们有的搏击商潮，有的从事建筑，有的学业有成。每当与他们中有的人交往时，我脑海中总会浮现谢师婆的身影！

                               过春节

                              一

       对儿时过春节的最早印象，是老少同乐，欢歌笑语的热闹场景。

       小镇一些墙壁上，还残留着“打土豪，分田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类似的标语。家家户户插国旗，贴春联，挂灯笼，门庭铺面被装饰一新。用竹竿、柏树枝、纸花、标语等材料巧妙组合，临时搭建的牌坊横跨街面，飞金走彩，艳丽夺目。秧歌锣鼓、川戏锣鼓铿锵悦耳，劈劈叭叭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舞狮子、耍龙灯、打莲箫、逗车灯的队伍轮番表演。腰鼓队的大姨大妈们一个个满面红光，神釆奕奕。而扭秧歌是那时的大众娛乐活动，人人都可以临时上阵。穿红着緑，腰缠红绸的秧歌队员顺着大街排成长队扭，转着圈儿扭，或进或退变着花样扭。待扭到地势宽阔处时，看热闹的男女老少纷纷加入，兴高釆烈地越扭越起劲。设施简陋的舞台上，邻村姑娘媳妇，街坊大爷大妈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演出的川戏或歌舞全是“洋相”百出的自娱自乐，但是戏楼埧子内还是有熙熙攘攘的热心观众。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老百姓，人人豪情满怀，个个喜形于色，发自内心地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传统节日的普天同乐，集中体现万千民众的真性情。其实，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大年三十的早饭，很多人家照样是红苕酸菜，见不到米粒。我们家吃“国家供应”，也不过是红苕稀饭。

        家乡人没有吃年夜饭的习惯，中午才是吃团年饭的时候。

        人们会倾其所有，使餐桌上饭菜尽量丰盛。条件好的，猪舌子，腊猪肝，花猪肚，猪大肠，主菜是大片的回锅肉或老腊肉。非猪肉系列的不外乎是兔子，野鸡外加一盘花生米。条件差的，饱餐一顿腊猪肉也心满意足。我们家的团年饭每年要坚持吃一条鱼，而且必须有剩饭剩菜。据说这是像征丰衣足食，年年有余有剩。

        除夕之夜的晚餐和正月初一的午餐，免不了要吃剰饭剩菜。只是通过加减食材变变花样，照样是节日的美味。而正月初一的早餐却不能敷衍。每人先吃一碗碗豆尖臊子面，再吃几个甜甜的汤圆。妈妈说这叫金线吊葫芦。圆圆的葫芦像钱币，是吉祥的象征。

                              二

       1958年以后，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

        那是火红的年代。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人们不舍昼夜，天天蝼蚁般的聚集，参加大兵团作战式的劳动。移山填“海”，种千斤稻，万斤苕，大炼钢铁，为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而奋斗。城乡到处红旗猎猎，锣鼓喧天，各式标语铺天盖地，天天像节日一样热闹。

        到过春节的时候，反而感受不到节日的气氛。

        大年三十，爸爸妈妈参加机关单位安排的农业劳动，晚上才回来。尽管有准备好的食材，但烧柴火不方便，一家人仍然手忙脚乱。爸爸煮饭妈妈炒菜，终于做出一桌年夜饭。一群饥肠碌碌的孩子经过白天的聁念，倒也吃得香甜。只是最小的妹妹早已睡意䑃胧，脑袋鸡啄米一般边吃饭边“打磕睡”。

       吃完年夜饭已是深更半夜。过去年三十夜，照例会由爸爸妈妈张罗，在大木盆内乘上热水，让孩子们洗澡换内衣。开始过＂革命化＂的春节以后，只好简化“程序”，改冼澡为冼脚。我们反而在心里偷着乐，因为大冬天洗澡实在太冷。

        除夕夜有“守岁”的习俗，不会有人催孩子早早睡觉，趁机到外面和街坊的小孩汇合。尽管街面上除了标语，不见灯笼、对联等节日的装饰，夜色浓重，冷清寂寥，但我们有自己的乐趣。嘻嘻哈哈满大街疯跑，玩躲猫猫的游戏，燃放零星的鞭炮和“地老鼠”，照样玩得津津有味。待爸爸妈妈收拾完锅瓢碗盏，在大门口呼唤时，才会磨磨蹭蹭地回去。

        其实是叫我们回家试穿新衣服的好事。

        那时候，乡村商店从不卖成品衣服。多数人穿衣靠手工缝制，用缝纫机打衣服是时髦的事情。每年腊月间，妈妈都会利用和供销社营业员熟悉的优势，买一些价格优惠，减免布票的零头布料，拿到隔壁缝纫铺拚拚湊湊为我们做新衣。

        我和弟妹们打打闹闹地上床睡觉后，家里安静下来。妈妈这才开始在灯下为一大堆新衣服锁扣眼，钉纽扣。在我的印象中，年年除夕夜都会出现这样具有仪式感的温馨场景。

        新年第一天，爸爸妈妈早早地张罗我们吃了面条、湯圆后，照例赶去食店上班，只是这一天工作相对轻松，只卖糖精开水（白糖是分配物资）和麻花、馓子等熟食。

       大街上，听不到锣鼓音乐，看不到文艺表演，除到处有卖甘蔗秆的农民外，供销社关门闭户，也没有沿街叫卖的摊贩，但仍然人流如织。和平常集市景象不同的是，人们大多携家带口，穿戴整齐，或呼朋唤友，三五成群，上街走下街地随意闲逛几圈后，便百无聊赖地早早离去。

        下午的小镇上，像农家小院一样安静。

         这时，街道两边宽阔的青石板阶沿上，有小娃娃煽烟盒盒，跳梭梭板儿；有叔伯们玩扑克争上游，摔二升级；有婆婆阿姨们拉家常，做针线活。也不时响起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勉强地哄托着正月初一过大年的节日气氛。

        完整地休闲一天后，正月初二便是上工的日子。

        镇上各单位继续关门停业，全体职工由公社干部带领，敲锣打鼓地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我尾随爸爸妈妈看闹热。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拦截那些走亲访友的路上行人。有新媳妇回娘家的，有回家为父母拜新年的，有上门探望未婚妻的，都会被劝留下来，至少参加半天劳动才能离去。有趣的是，其拦截过程充满欢声笑语，并不发生任何冲突和矛盾。似乎人们“深明大义”，过革命化的春节本该如此！

       以后的几年，春节恢复长假。偶尔也会有龙灯，狮子等民间文艺活动。文化大革命中，也时有红卫兵在戏台上跳一些打打杀杀的舞蹈。但再也没有出现儿时过春节的热闹场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春节时能吃上几顿饱饭，沾点猪肉打“牙祭”，成了人们最主要的期聁。我曾亲眼所见，那年过春节每人分到几两猪肉，大年三十中午，住在戏楼埧的福昌爸一家无米下锅，吃蒸红苕下猪肉便是团年饭。

       那时小镇上最有“年味”的活动，当数除夕夜所有街坊参加的团年聚会。地点设在乡人民代表陈婆婆家。每家人自带一至二个下酒菜，生产队拿出一大筐生花生，备一坛苕皮酒，男女老少欢聚一堂。人们暂时忘却劳作的艰辛，生活的困苦，或猜拳行令，把酒言欢；或纵横谈论，传播奇闻趣事；或打情骂俏，取笑逗乐，尽情享受轻松愉快的节曰气氛。 

                                           三

        离开家乡独自谋生以后，每年仍然会在期聁中回老家过春节。

        只不过这时对春节的念想，不再仅仅是美味佳肴，欢乐热闹，而是在外含辛茹苦地摸爬滚打以后，回到家庭的港湾休养生息；与父母及弟妹团聚感受亲情;重游故乡的山水探寻儿时的足迹！　

        腊月末的最后几天，家家户户的门前，晒腊肉香肠，䁁粉絲挂面，磨黄豆做豆腐，用石对窩捣糯米。小娃娃不时燃放烟花鞭炮，老太太坐在太阳下赶做新鞋新衣。街头巷尾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欢迎从四面八方归乡的游子。小镇的街道上，不时有风尘仆仆回乡过年的行人。

        我们家的儿女们携家带口也陆续回来，八姊妺的家庭格外热闹。

        睡床上及房间角落处，到处堆放着各自的行嚢衣物。厨柜上摆满品种多样的食品。你带回来几两黄花木耳，我买回来一点白糖茶叶，甚至不忘从县城捎回时鲜蔬菜。我花三块多钱“开后门”买了一瓶劍南春酒，这在当时绝对是少见的名牌。几个房间内，别后重逢的姐妹们有拉不完的家常话，小孩子打打闹闹在屋内乱窜。地板上，总有清扫不完的瓜子花生壳，脚踩在上面，发出好听的轻微的脆响。爸爸妈妈本来还在上班，也不时回家张罗。虽然忙里忙外，但臉上总是喜悦的容颜。这时，拥挤、嘈杂、忙乱构成我们家特有的节日氛围，反而使人感到热烈而温暖。

        家里床铺不敷使用，每年春节放假后，三星供销社经理总会为我留下自己寝室的钥匙，那里成了我和妻儿闹中取静的度假住地。但弟妺们都不愿外出借宿，觉得在家挤在一起才亲热和温馨。

        人多家务活多。但是在渐次长大的儿女面前，都不是什么问题。

        几个妹妹都很勤快。大妹14岁便参加工作，通过在饮食店的耳濡目染，可以给妈妈当最好的助手。其他几个妹妹当知青吃苦耐劳已成习惯。大家争先恐后洗衣服、缝棉被、涮锅碗。为过年的新衣订纽扣、锁扣眼。

        我每年最喜欢干的事情是糊墙壁。总是和二弟一起，在那些汚迹斑斑的石灰墙上糊上一层白板纸，然后再贴上花花绿绿的画报，让客厅及各个房间旧貌换新颜。

        七十年代末，我家有了一台15吋黑白电视机。用粗大的楠竹竿在房顶竖着一副圭字型天线，吸收的无线信号极不稳定。每年春节前，我和弟弟们总会折腾一番。有的爬上房顶调天线，有人在下面开着电视声嘶力竭地喊叫，不断指挥把天线往左转，往右转，调高一点，再高一点。尽管把房顶的人累得足𤆵手软，无奈荧屏上仍然是“雪花片片”。

        过年的重头戏当然是除夕中午的团年饭。

照例是爸爸打杂，妈妈炒菜，儿孙们先上桌，拣着好吃的先尝为快。等着饭菜齐备，妈妈最后入坐时，看到可口的菜品已是所剩无几时，满脸是幸福和满足的笑颜。这时男女老少围席而坐，其乐融融。看似不论尊卑辈份，也不讲客套规矩，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家的味道，也正是在外应酬和回家吃饭的区别！

        我们最喜欢吃妈妈做的甜烧白，别名“龙眼”。用带皮的肥膘肉切成近乎透明的薄片，每片肉夹裹一大块油黑发亮的洗沙馅，卷曲成圆筒，镶入一颗樱桃或桂圆，摆放在白生生的糯米饭上，据说这很像龙的眼睛。洗沙馅是妈妈亲自用绿豆粉和白糖手工炒制而成，吃起来油而不腻，又沙又面，甜如蜜饯。

       除夕过后，爸爸妈妈总是尽量不再让儿女做事。

       除孙儿孙女外，兄弟姐妹们也不再热衷于上大街。因为街头过于嘈杂、拥挤。狮子龙灯尽管带来鼓乐声声，但挨家埃户讨要赏钱，失去了人们记忆中的娱乐性。大多数时间，我门结伴而行。爬寨子山登高望远，逛河边看江上风帆，借一只木船坐在上面任其在水面飘流，走关六沟游杨家湾拜访叔伯宗亲。有时找僻静处玩扑克打百分。坐久了，也会去儿时的学校投一会儿篮球，打一会儿乒乓球。而家里的客厅，几乎成了小型影院。在那电视还是新鲜玩意儿的年代，乡里上街的亲友熟人全聚集在那里，爸爸守在家中，热情地为他们安放坐位，端茶递水。

        光阴荏苒，已过去几十年光景。

        如今，弟兄姐妹们早已分散各方，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是每年春节，以九十岁高龄的老母亲为中心，我们四世同堂的一大家人必然会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隆重聚会。每当这时，我总是会禁不住怀念已永远离开我们的老父亲和可爱的三妹！也会念想儿时在老家过春节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