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中的高中（二）

理工知青男

代前言

用“美篇”完成了我的小学，我的初中，开始着手写“我的高中”时却有些犯难。

我的高中，经历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前两三年，经历了那个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时期，经历了社会上自称“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两派的恨不得致对方于死地的无情厮杀，而我当时也是“挺积极”的参加者。现在想来，有些荒唐可笑——人，怎么那么容易被忽悠……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

但我还是以时间为轴线把当时真实的过程记叙下来，“立此存照”。

以下是我的高中（一）的后续内容

见我的高中（一）

我的高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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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征的七位同学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我几次和“五四”的同学谈起联合的事，他们都含糊其辞，推托说，在两个组织里，互相支持效果更好。

“五四”的同学开过几次会讨论是否接纳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我们是“革”是“保”尚不明了，也不知的观点是否一致，如果贸然加入，以后再因观点不同退出，影响就太坏了，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互相认可，再加入也不迟。——当时经常有人发表“郑重声明”，声明退出原来的组织，然后再加入某个新组织，同时把自己原来的组织狠臭一通，把新加入的组织狠吹一通。

我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头头”，但对“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事很不关心，一有时间就往“五四”跑，和同学们说说笑笑。我渐渐发现李爱春他们对我冷淡起来，初不以为意。有一次，我从“五四”回来，他们正在谈着什么，见我进来，嘎然而止，然而我仍然不以为意。

2月27日，“毛泽东主义”、“八三0”、“海空雄鹰”等相继贴出了“公社是个大杂烩”的标语。于是，各派对“公社”问题展开辩论，一时闹得“山雨欲来风满楼”……

3月1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三0”等七个组织，突然宣布夺了“公社”的一切权力。“五四战斗队”、“鹰击长空”等坚决反对。至此，我校分为阵线分明的两大派：“三一夺权派”和“反三一夺权派”。

我所在的组织“毛主席的红卫兵”，由李爱春几人暗中联络，参入了“三一夺权”行动。

我在事件突发之后，立即写出声明，反对“三一夺权”，退出“毛主席的红卫兵”，署名“曾伏虎”，武振业和我一道退出，当天就参加了我们班的“五四”战斗队，之后，翟肇荣、薛晨光也都和我们一起退出原来组织，参加了“五四”。

几乎在一夜之间，我们一起长征的七位同学分为两派：李爱春，李忠文，朱卫国三人为一派，我们四人为一派。两派同学，视若仇敌，全无情谊，参与到永无休日的纷争中去，直至我们毕业。

现在想起来，很为那时的作为所迷惑——我们一起串联达四个月，一起风餐露宿达两个月之久的同学，竟会在一夜之间反目！

那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我义无反顾地退出原来组织，加入到“五四”，这与刘宗浚有很大关系。我与他在高中时就是知己，我长征回来后，对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太了解。他专程到我家，和我谈起学校和班级的情况。“三一夺权”后，我正式加入到“五四”。这样，在文革中我们“共同战斗”了两年，以后，我们又一起下乡，又在广阔天地里又“共同战斗”了两年，成了至交。

“毛主席的红卫兵”立刻对我的“声明”作出反应，马上出大字报挖苦：可怜的“曾伏虎”只带走一个大兵——指武振业。

从口气我感到这张大字报是出于R同学之手。我们立即出大字报反唇相讥：想当初，R同学投身到“曾伏虎”门下时可曾带来半个大兵？

双方的笔墨官司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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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样，尽管中央在2月份已有“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可是，在全国范围内，“派性”“夺权”闹得正欢，“复课闹革命”根本无法落实，成为一纸空文。

“三一”之后，学校立刻陷入了了更加激烈的“内战”之中，同学们投入“战斗”，到处张贴标语，传单，弄得浑身浆糊、墨汁也在所不惜。

我和刘宗浚以“战犹酣战斗小组”的名义，每天都写出大字报和传单，抨击对方，文笔犀利、沉重。我们翻阅大量的鲁迅和毛泽东的著作，引用其中的章节和句子，以增加文章的分量。那时文章是以虚张声势的居多，我们曾开玩笑说，把我们或他们的文章，只要换一下标题和落款，其他原封不动，就可以成为一篇攻击对方的文章。

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刘XX。

4月3日，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举行群众大会，公开批判刘XX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4月6日，中南海的造反派第一次揪斗了刘XX。

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批判运动。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至此，对刘XX、邓XX的批判已经公开化。

各地各处都组织批判声讨刘XX的“资反路线”大会，满街都是大标语，报纸广播充满了火药味。看来中央试图通过“批判资反路线”，使各派的观点统一，从而使其联合起来，尽早地结束难以收场的“文化革命”，但是，文革的战车，一经启动，很难刹住了。

从这时起两报一刊上再也看不到“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之类的文章了，而是“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教诲，“红卫兵”已经快完成其“历史使命”，开始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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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月28日，学校的“反三一”派的“五四”、“鹰击长空”等成立了统一的组织“红旗”。不久，学校对立一派各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学校的两大派都和社会上的两派挂上钩。

4月30日，我校“红旗”的刊物“红旗”创刊，由“五四”承办。
宗浚和我任“主编”，梁平、王宝山、栾桂珍刻板，大家一起印刷。“创刊号”的第一版是一张毛泽东的半身木刻像，毛泽东像旁边套红印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

梁平多才多艺，毛笔字写得不错，尤其画画不错，插图标题和版面布置由他来做。
王宝山腊板字刻很好，栾桂珍过去就给学校刻过板，钢板字刻得很规矩。
我们的报纸无论从版面，内容在学校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不善抛头露面，所以，对这项工作还是满有兴趣。
要把报纸办得活泼，除了文章要精彩之外，版面安排修饰至关重要。最好每期第一版都有一张套红的毛泽东的木刻像。

5月24日下午，我们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把兵工厂4808厂的“保皇派”借我校礼堂召开的“火线指挥部成立大会”给搅黄了。之后，宗浚写了一篇很有战斗性的通讯报道“黄昏激战”发表在“红旗报”上。报道写道：

一，序幕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我红旗常委的几个同志在一起低声地交换着意见，仔细地分析着情况。昨天。4808厂的几个人来联系要在24中礼堂召开什么大会，并送给我红旗一部分票，我们因不明白情况，没表示态度。我机智的红旗战士，就在这张票上发现了问题：“4808厂火线指挥部成立大会”4808厂不是建立了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并成立了全厂性的革命组织——毛泽东思想大学了吗？则么又跳出个“火线指挥部”来？我红旗几个负责同志便分头行动，一方面去4808厂调查，一方面与“火线指挥部”打交道。最后得出结论，所谓“火线指挥部”是一些死灰复燃的保皇组织拼凑而成的，妄图东山再起，颠覆新政权。

二，行动
下午四时，常委们已分赴各岗位，迅速深入红旗广大战士中，布置任务，指挥战斗。五四支队，东方红支队，革命造反军支队打好浆糊，拿着纸张，在标语牌上，席棚上，墙上……贴满了空白纸。墨汁摆在地上，刷子拿在手中。一名红旗战士骑着自行车，飞也似地奔向电影院，通知看电影的红旗战士。有的准备扩音器，安装喇叭。有几位同志进入会场。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时钟敲了五下，“火线指挥部”成立大会就要开始了。红旗战士个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但是心情异常兴奋，只等一声令下。

三，激战
“下面，由24中红旗代表李志红致贺词”大会司仪的声音刚落，化名李志红的耿侠君跳上讲台，宣读了毛泽东语录后，严声历色地指出：你们的会我们坚决的不支持。会场上一阵骚动。“李志红”不容人们思索，接着说“不明真相的同志们，受蒙蔽的同志们，请你们立即退出会场，4808的铁杆保皇们，我代表24中红旗，勒令你们立即滚出会场！”会场上完全乱了。此时，场中的红旗战士，手一扬，传单到处飞舞……会场彻底乱了，沸腾了！早在厂外等得焦急的红旗战士投入战斗，奋笔疾书，“保皇火线指挥部滚出去”“坚决支持4808厂的毛泽东思想大学”。高音喇叭也一遍又一遍的呼喊着口号。大会已经无法进行，会场内外一片喊打之声。
四，尾声
战斗胜利结束了。晚上4808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大学的同志来到我校，在友好的气氛中，同我红旗战士进行交谈。他们说，保守势力总是要向革命造反派进行最后挣扎的，24中红旗的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到会的同志下定决心，团结一致，严阵以待，准备迎接更新更激烈的战斗。

学校中两派间经常发生摩擦，只要肢体不接触，不管怎么谩骂，都属“文斗”，一旦肢体相碰，马上升级为“武斗”，如果再擦破点皮什么的，立刻演化为“流血事件”。各种“斗”不但男同学有之，女同学也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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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怀疑一切”盛行，除了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旗手”江青，“中央文革”是一贯正确的外，谁都可以被怀疑，被打倒。反对毛、林、江和“文革小组”的就是现行反革命，可就是有人反对中央文革。

反对中央文革要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最为激烈。

“联动”是1966年12月5日由八一学校、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和北大附中等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组成的。这些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狂热虔诚态度投入运动。但几个月来的所见所闻，许多老干部、老革命家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省、市委各级机构的瘫痪，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惘然苦闷。许多老帅成了“黑帮”、“反革命”，而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他们的爪牙戚本禹、聂元梓等却青云直上，在此情况下，这些红卫兵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必须打倒以“捍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2月5日这天“联动”成员、北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墙，张贴了一张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不久，在北京展览馆，“联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会后，“联动”成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表示要“踢开中央文革”、“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为反对公安部随意逮人，“联动”1966年12月份三次冲击公安部，在公安部的墙壁上张贴的大标语：“火烧谢富治!”、“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份，“联动”再次发起攻势，三次冲击公安部，甚至高喊“刘XX万岁!”的口号。
3月18日，“联动”成员贴出三张大字报，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党向何处去?”“社会向何处去?”并表示“跌倒了，就站起来，再继续干!”

在此前后，“联动”在北京不少学校里张贴了大字报，如“炮轰公安部”、“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毛泽东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表明“联动”已经怀疑毛泽东晚年的思想。

上海发生了“炮打张春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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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联动”被点名批判之后很快销声匿迹了。

客观上讲他们反对“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还是能赢得不少人同情的，但是，“中央文革”控制下的各种宣传媒体抓住“联动”成员以前大搞“反动的血统论”，大搞“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事实大造舆论，所以“联动”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市场。再以后，又出了个“516兵团”，也是反革命组织，好像和“联动”一个性质。

几十年后有人谈论起他们：

那些根正苗红，将别人斥责为“狗崽子”的“自来红”们的好景也不长。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些“自来红”们的迟钝使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正是他们日夜引以为自豪的老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发现自己正在完成一个被自己的逻辑所认定的，由“好汉”向“混蛋”的转变。
也有人这样说：这些红卫兵开始被利用以掀起文革，而后被无情抛弃——“始乱之，终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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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最高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各地到处都贴满了“革命委员会好”的大标语。

学校的各派渐渐地和社会上的组织挂起钩来，“红旗”参与的社会上的一派，主要是海院的“思想兵”、青医“东方红”和各中学的“红旗”、4808厂的“革委会”，基本力量还是过去反对“1.22”夺权的一派，在青岛社会上属于“在野派”。

我们对立面“东方红”参与社会上的另一派，主要是海院的“中南海”，化工学院“井冈山”，各中学的“东方红”等，属于“掌权派”。

刚一开始我们就处于“在野派”的下风。

反“1.22”夺权派的第一次行动是“拉鞠”。

所拉之“鞠”，是原青岛市南区的区委书记鞠维信，青岛夺权后鞠维信结合进“革委会”。反“1.22”派抓住鞠维信的一些问题，在1967年的5-6月份大张旗鼓地展开统一行动，大造声势，要把鞠维信“拉下马”，从而给“红色新政权”打开一个缺口。我们与鞠维信素无干葛，既然我们这派要拉鞠，则此鞠非拉不可。

拉鞠前夕，“红旗”气势正兴，队伍不断扩大。6月7日，红旗宣布接受“马列主义红卫兵”“星火燎原红卫兵”加入红旗；曾宣布不加入任何组织的原24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集体加入“红旗”，成为“红旗”的宣传队；批准接受三批13名老师加入红旗。

拉鞠在即，麦收在即。为革命生产两不误，“红旗”组织四五百名“红旗战士”，于6月12日到崂山马戈庄公社劳动。在青岛留下少量的人员参加社会上的“拉鞠”活动和留守学校。

“东方红”也组织了人马下乡，但人员寥寥。走在去马戈庄的路上，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他们的队伍零零落落，我们充满了自豪感。——以后证明，这一时期是我们短暂的“鼎盛”时期。

“红旗”的“外战部部长”耿同学特意来到我们劳动的地方，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青岛“拉鞠”的大好形势，把我们鼓动得个个磨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回到青岛大干一场。可是，当我们麦收结束回到学校时，“拉鞠”失败已成定局——省、市革委都发表声明，指出“拉鞠”是旨在颠覆红色新政权的“大阴谋”。

我校的“红旗”是坚定的拉鞠派，“革命不走回头路，造反不杀回马枪”，自“拉鞠”失败后，就顽固走上了与“红色新政权”唱对台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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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两派都认为自己是“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造反派”，而对立的一派则是“受资反路线蒙蔽”的“保皇派”。
“内战”的主要手段是“舆论”：大辩论、大字报、大标语、大喇叭。开始，两派还多少讲讲道理，后来，发展到都不讲理了，极尽挖苦、诋毁、谩骂之能事。一场“辩论会”，满耳都是“你们不要脸”的叫骂声，哪方的声音大，哪方就是胜利者。

学校的“内战”，越打越没完没了。我不适合在大众广庭之下与人吵架，也不适合白天晚上出去刷大字报和大标语，每天我要按时回家做饭。于是，我就操起了“笔杆子”，开始了“刀笔生涯”。

我们大量阅读鲁迅的书籍和毛泽东的文章，从中节录出我们认为很有用的章节，在我们的文章中，出现一两段在“语录”中没有的“毛泽东说”和“鲁迅先生说”，就会使我们的文章增彩不少，显得更加犀利沉重。

我很久就想写点东西，把对方狠狠讽刺一下。那时，写论说文式的文章，已经不吸引人了。于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Ｑ渐渐活动在我的脑中，并且日趋完善，这就成了我的“阿Ｄ”。

我终于写了这个开头：

“阿Ｄ是阿Ｑ的后代，他比阿Ｑ小四辈。听说，阿Ｑ的外孙是阿Ｏ（本来阿Ｑ是无后的，只是阿Ｑ被枪决之后，阿Ｏ就以阿Ｑ外孙的名义把阿Ｑ留在破庙里的全部家产继承过来，所以，阿Ｏ在填档案的时候，总是填阿Ｑ的外孙）。为什么叫阿Ｏ呢？是因为辛亥革命，把辫子剪了去，Ｑ就成了Ｏ。阿Ｏ善保，阿Ｄ是阿Ｏ的长孙，也善保。至于阿Ｄ名字的来历，是因为有一次‘保皇’，被别人打破了头，不圆了，Ｏ就成了Ｄ。”

这个“开场白”，给阿Ｄ亮了身世，续了家谱。我把这个开头给几个同学看了，并谈了我的打算。他们很高兴，笑逐颜开地称赞着、支持着。说，真不知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阿Ｑ的下一辈阿Ｏ先生，已由别人创造出来，我曾在一份小报上见过——自然也是讥讽对方的。其新颖、奇异、活泼、辛辣，令我过目不忘。我的阿Ｄ，实在是受别人的阿Ｏ的启发而来的。
同学们的热忱的希望感染了我，于是，我写下去，并名之曰：“阿Ｄ外传”。我把对立面的人说的话，做的事，统统加到阿Ｄ身上，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可爱、可憎、可怜的阿Ｄ。

文章写好后，我以“红旗战士梁铭”之名刊登在我为主编的“红旗”报上。梁平，我们报的美术工作者，特意加上几幅插图，给文章增色不少，故取他的“梁”，我的“铭”。

文章刊登出之后，范杰老师笑吟吟地来找我，免不了称赞一番。他是我校的语文老师，山大中文系毕业，曾是新华社的记者，文学水平挺高。他虽是“东方红”的，但我们私人交谊还不错。我们报纸无论内容、装帧、版面都办得挺好，他自己时不时地写点东西送来刊登。

他对我说，要把这“传”写下去，可以“外传之一”“外传之二”……
两天之后，对立面的丁军——一个年轻的老师，气冲冲地来到编辑部。
“那篇‘阿Ｄ外传’是谁写的？”他问，
“不是一个人写的，是大家写的。”我们说。
“写的谁？”
“不是一个人，是某些人。”
“就是写的我。”他愤怒地说。
“不是。”
“就是。”
这“是”“不是”之争足足好几分钟。
“怎么就说单单写的你呢？”我们问。
“阿Ｄ高中毕业，我也高中毕业。”
“但他有时也说是大学毕业。这说明阿Ｄ的形象里，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大学毕业的。”
“大学毕业，仅仅是他‘有时说’而已，归根到底，还是高中毕业。”
这“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之争又足足好几分钟。
他尽力压住怒火，涨红着脸说：“你们到底虚心不虚心，肯不肯接受意见？”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上书“抗议信”，在我们的笑声中，念了起来，气愤得声音都变了。
抗议书说，红旗办报，办的活泼，新颖，战斗力强，水平高，但是——在“但是”之后就是罪行了——在最近一个时期，斗争矛头指错了，批判资反路线不热情，攻击革命群众却干劲十足。最后，希望改正，等等。宣读完毕，将“抗议书”交到我手里。
在抗议书的后面，有他的签名：丁军。并特意写上汉语拼音：
“Dingjun”
在Ｄ的下方，划了一道横，以示“Ｄ”的出处。这一点，连我在内的“我们”都没有想到，一见，又哄堂大笑了。
丁军以为我们嘲笑他，终于按捺不住，一把抢过“抗议信”，愤怒地说：“你们真不讲理，不接受意见！”扭头就走了。真是怒气冲冲而来，冲冲怒气而去。

确实，这阿Ｄ的“模特”是一群人，内中自然有他的影子，甚至有我自己（我和阿Ｄ一样，是保青岛市委的），但主要是指我校运动初期的左派，后来的保守派那个群体。他们大都是大学、高中毕业的青年教师。
再以后，在学校解放干部的问题上，我们积极支持干部出来工作，和他们的观点逐渐一致了，这一部分人又纷纷站到我们这边来，丁军便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成为“战友”后，有一次，他问我：“阿Ｄ外传是你写的吧？真的写得挺好。”
我诚恳地说，“是我写的，但实在不是写的你，写了一群人，其中可能有你的事。”

但当时，丁军到编辑部一闹，就更坚定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决心。于是，按照范杰的建议，在以后的“红旗”报上，每期刊登一篇“外传一”“外传二”……

出了几期之后，我对阿Ｄ的兴趣，开始减少。一则，对立面的把柄，该抓得都抓过了，阿Ｄ的素材来源，开始枯竭；二则，每到新一期的报纸将出，必须凑上篇，就象欠了债似的，很麻烦。尤其是自己懒得想，懒得动笔的时候。于是决定“打住”。

这样，“没有结局的结局”便出来收场了：

“我决计不给阿Ｄ写传了。因为我一想到阿Ｄ的下场，就替他担心。有一天，我找到阿Ｄ，他正无精打彩地坐在沙发上。
‘阿Ｄ’我说，‘我不想给你写传了，你的内传，别传我也不想写了。’
‘嗯，’他无力地答应一声，忽然，抬起头来，恐惧地问：
‘是保皇有罪么？’
‘唔，唔……’他突如其来的诘问，使我的心戈登一沉，猜不透他的用意，含糊其辞地支吾着。
‘是罪该万死么？’
‘唔，唔……’
阿Ｄ这时的声音忽然变了，简直就快哭出声来：‘是死了还要喂狗么？’
‘唔，唔，喂狗倒不一定，其实……’看着他的神态，觉得挺可怜，想安慰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
‘唉，都怪我。当初保皇时，觉得怎么说也能得点好处，谁想，不但连根稻草都没捞到，还落得这么个……下场。悔不该……唔唔……’阿Ｄ越说越伤心，最后竟唔唔地哭了起来。
我决计走了。我走出门来，回头看去，阿Ｄ还趴在沙发上，一阵阵抽泣。
‘阿Ｄ外传是该结束了。’我想。”

这个结局，我认为还是善意的，还仍给阿Ｄ留了一条可以悔过自新的路。

这个“结局”刊登出不几天，范杰找上门来：“啊呀，阿Ｄ外传你不想写了吗？”我告以故。
“可惜，应该写下去。”
“但‘结局’已经出来了，想写也没法写了。”我这样说，既可推脱，又不负范杰的盛情。
“可以这样，没有结局的结局之一，没有结局的结局之二……”他替我出谋划策。
“嗯”我漫应着——但以后终于没有写。

范杰对我的写作比较欣赏。在我们临近毕业时，我们“站错了队”下乡已成定局。他是我们的对立面，站对队的，正担任着市“大中总部”和“革工总司”的机关报的编辑。

一次，他对我说，愿不愿意到报社，那里的情况他比较了解，我若去在水平上还可以。

我从可以免除下乡这一点来说，当然很希望去；但从观点上来说，我若去了肯定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讲话，翻过头来批判我们二年来所捍卫的观点，实在又难以接受，因此漫漫应之。过了一段时间，范杰告诉我，他找过人，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好办。我本来对此就是可有可无的事，但对他的好意，还是深表感谢。

在“阿Ｄ正传”写出不久，我们的一位红旗战友写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我们：搞革命群众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又是写传，又是画漫画，为什么不把这精力用在批判资反路线上，如此下去，大方向必错无疑。

“红旗”在社会上“拉鞠”“八月黑风”一错再错，已成“老颠”（一贯颠覆红色政权的爱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大方向”者，正是各组织孜孜以求的东西。自然不能任其错下去，于是，赶紧调整。

画漫画，是指梁平。他曾把对立面的把柄收集起来，创造了几十幅漫画，张贴出去，颇为奏效。如我校的青年女教师杨老师，她经常穿着一件半短黑色大衣。在漫画中，她的形象出现时，就惹人注目地穿着这件大衣，维妙维肖，令人不禁哑然失笑，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漫画贴出的第二天，杨老师的短大衣就不穿了——其实天还挺冷。

写传，无疑指我的“阿Ｄ正传”。但我还有个脾气，不愿我写传，我偏写传。不过这次，要把握“大方向”了。仲雨九，是校长，批当权派就是大方向，批他，自然不会与“大方向”有违。

仲校长，我私下还是很敬重他的，在运动初期，他因埋头业务，被打成“牛鬼蛇神”，我还指名道姓地提出给他平反。

和“阿Ｄ正传”一样，先是把仲雨九的身世交代一下：

“有一豪，姓仲，名雨九，官拜青岛24中一校之长。此人博览群书，学识过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动辄便‘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对于古文，颇有研究，什么‘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什么‘君子固穷’‘者乎’之类，经常挂在嘴边。对于代数，尤其是大代数，更有研究，什么‘Ｘ＋Ｙ＝Ｚ’，什么‘逻辑链’之类，更是出口便能成章。高兴的时候，还能唱上几段‘阳春白雪’，自然‘下里巴人’就不消说了。”

我把他搞“智育第一”的一些实事，加以渲染，夸大。至于写他会唱“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则是调侃他而已。我接下写道：

“仲公不但待人圆滑，处世有方，还特有一癖好，爱穿破衣裳，并且越破越好，油灰越多越好。‘龙’（窿）衣在身，油花四舞，好不爽快，活象个炸油条兼卖油条的，故有‘油条济公’之称。”

仲校长平时衣着随便，我们平时都很佩服他的平易与朴素。这回出于写传的需要，便把这优点也加以嘲笑了。

仲校长曾经请过山东大学的黄公渚教授到我校做过书法。黄教授是我校女校长黄静宜的父亲。这些事情，都成了“传”的素材。

这篇文章刊登在“红旗”报上。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在两派的争斗中，得以无所顾忌的体现。我是首当其冲者。

23

随着学校和社会的派性争斗，我不断地写着文章，或大字报，或传单，或刊登在小报上。我的文章，一般都是和刘宗浚联名“发表”。

宗浚文笔很好，语言犀利，看问题尖锐，我的文章经他修改，增色不少。比较有影响的，是1967年7月我俩以“青岛24中红旗.二卒”名义写的文章“痛斥三军”，该文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散发，引起一定反响。

“三军”者，据说是三个北京的大学生，在青岛发表了几篇著名的文章，如“评纵横谈”、“论反对派”、“关于鞠维信问题”、“致青医东方红和海院思想兵”，对青岛的“拉鞠派”——后来的“老颠”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攻击。
我们依据“社论”，“毛泽东说”把他们批的“体无完肤”。尤其最后刘宗浚加上的一段话，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增加了文章的份量：

伟大的列宁很早就批判过这种机会主义者，指出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三军”充当了自己所说的那种与“为资产阶级卖命，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人物。对革命小将大刀阔斧乱砍乱杀一顿，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决不是没有社会根源的。“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列宁语〕。……
伟大的列宁的话，将给与那些机会主义分子无情地鞭挞，如果不愿意回头，甘心做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殉葬品的话，历史将无情地惩罚他们——“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三军”滚出青岛去。

在1967年底1968年初的“12月黑风”中，我撰写了一幅对联张贴在学校大门口两边：几只蟾蜍无损我强大后盾；数条泥鳅难撼我海上长城；横批“不信试试看”。对联用一个字一整张的大红纸，照例由梁平书写。

对联刚贴出不久，“东方红”就在我们的对联旁边贴了一付对联，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好象是“几个孑孓浮游”什么的，虽“战斗性”很强，一看就知道是骂我们的，但文学水平很差，即不对仗，也不通顺，甚至还有语病。我们见后，一个同学说，写了些什么？狗屁不通。我借其言，随即又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东方红”对联的旁边：

“舞文弄墨，是非颠倒，自觉空前绝后；文理混乱，逻辑不清，人称狗屁不通”。横批：“山东秀才”。
取“山东秀才念偏旁”之意——也有说应是“山中秀才”。由梁平书写，他边写边得意地说：“咱舞文弄墨还说他们舞文弄墨，嘻嘻。”

24

我们这一派“一贯企图颠覆”以王效禹、杨保华为首的省、市革委，先被称为“拉鞠派”，后被称之为“老颠”。在“老颠”生涯中，屡处下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社会上的失利，反映到学校里是我们的被动，对立面经常寻衅滋事打人。辩论早已经走了样，所谓辩论，就是双方互指为“流氓、破鞋”，谁的声音大谁就占了便宜，摆事实讲道理早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拉鞠”失败，我们遭到重创，在社会上，学校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1967年8月，社会上的拉鞠派又找了个借口，向“红色新政权”再度发难。一时声势大增，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在这8月的一天，王XX故意寻衅想打王子明，被薛长生、韩宝修看到，立刻追打王XX，将其打了个不亦乐乎。

这几个人都是我们同班的同学，王XX是对立面一个组织的头头，我们挺恨他。他块头挺大，高一时王子明和王XX是同位，文革中分为两派。王子明口齿伶俐，能言善辩，而且辩论时善于钻空子，抓话把，说出话来妙趣横生，辩论王XX根本不是对手，每次辩论总将王XX搞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恼羞成怒。他总是凭借体能上的优势欲对王子明动手，这次也是这样。

事后同学绘声绘色描述那精彩的一幕：王XX在校园遇到王子明，才说上几句话，就对王子明挥拳相向。恰好此时薛长生、韩宝修从此经过，见状大怒，立刻向王XX追去。王XX一看，周围没有他们的人，撒腿就跑，但已经吃了几纪饱拳，也顾不得了。薛长生追上飞起一脚，踢中其臀部尾根，王XX怪叫一声，应声而跳，惶然遁之。

不久“老颠”这次全市性的行动又归于失败，以“八月黑风”的结论而告收。

“八月黑风”之后，我们陷更被动的境地。“东方红”寻衅滋事，大打出手，我们很长时间不能返校。
不久，按照毛泽东“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向各个学校派驻了军代表，我校的军代表是北海舰队流亭机场的。军代表进驻之后，“武斗”渐止，我们也开始返回学校。

这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事件”。7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武汉，对两派群众组织支持一派镇压一派，加剧两派矛盾。

7月20日受压一派“百万雄师”组织示威游行，林彪、江青等人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借此诬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

7月23日，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声讨“7.20”事件。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青岛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由此，全国各地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枪支弹药，武斗急剧升级，不断出现武装占领校舍、火烧大楼、开枪打死打伤学校师生、群众的事件。许多学校和单位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交通、抢夺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等事件，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正当王力，关锋，戚本禹最走红的时候，突然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而且被逮捕了，罪名是“反军乱军”。

25

文革闹到这个地步全国开始了一系列“收”的政策，但收效甚微：

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最近一个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河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发表了讲话。重申“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提出“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在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普遍地举办学习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所有学校一律立即开学，复课闹革命。

12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

青岛的“老颠”屡次遭受失败，暂时偃旗息鼓，但“平静”下面，酝酿着下一次的爆发。

机会终于来了：

1967年11月29日，林彪为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驻青岛的海军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老颠”们大张旗鼓给海军祝贺，并借机把矛头渐渐地指向王效禹、杨保华。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火山似地喷发出来。——这是老颠们有史以来最风光的一次，也是结局最惨的一次。

青岛驻军事实上分为两派：一派是陆军6037部队，坚定地支持王、杨为首的省市革委；一派是北海舰队，明里不得不支持王杨，暗里却是支持“老颠”的。

趁此机会，海军和“老颠”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最后演变成全市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向“红色新政权”示威，当然，不能直接提出针对王杨的口号，有时策略性的张贴一些假惺惺的标语：“拥护省市革委的正确领导”（暗含着不正确的领导可以不拥护的意思），而真正的醉翁之意却是“谁把矛头指向海上长城，决没有好下场”“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等布满全市的大标语。

王杨派暂居下风，却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贴满了“谁反对红色新政权决没有好下场”“谁对红色新政权阳奉阴违决没有好下场”的大标语。

两派对立，武斗升级，局势骤然紧张。军工厂4808厂、4406厂、青岛纺织学校、山东外贸等单位是斗争的焦点。

市面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流血事件”的标语、呼吁、抗议。听说有的地方如纺校甚至发生了打死人的事件。

我校的“支左”海军军代表，开始对我们保持着距离——因为我们是屡次站错队的老颠——可是在这股风浪中，站到了我们一边。

“12月黑风”一直刮到了第二年的1月，市面上纷纷各种谣传。海军、陆军、省市革委去北京打官司，最后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签署了个“山东几条”，这个“几条”肯定了省市革委和陆军支左的大方向。结果海军输了，这一输输得太惨了。

对立面很快成立了“文攻武卫”的合法的武斗组织，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招摇过市。对“老颠”进行了空前的镇压，社会上的“老颠”组织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文攻武卫”到处抓人，专政机关“公检法”也参与其内，对几个“老颠”组织的头头发出“通缉令”。

“文攻武卫”是“文革旗手”江青的杰作。江青在接见河南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这一口号，一时间，全国武斗成风。

青岛地区的海军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驻各单位的军代表全部撤回。

我校“东方红”也成立了“文攻武卫”，猖狂进行反攻倒算，对“红旗”大打出手，我们纷纷出去躲避，不敢回校（我校文攻武卫为熟悉“业务”，“练手”时还打死一名学生）。

社会上大抓“坏头头”，到处张贴着鼓动“策反”的口号：“受蒙蔽无罪，杀回马枪有理”，我们的头头刘宗浚、王子明、薛长生处境尤其凶险。

我们的“老颠”生涯就此结束了。尔后，就陷入无休止的被迫害之中。

26

艰难的一九六八年。

“东方红”的“文攻武卫”要抓人了，风声鹤唳，“红旗”的几个头头都打算去躲一躲，我们也很少回校了。

社会上“老颠”派有不少人纷纷“杀回马枪”。可“五四”的同学抱有一个信念“革命不走回头路，造反不杀回马枪”，错就错到底，至死不做“叛徒”。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绝少有“变节”者，就是有动摇者，也为大家所不齿。

几天后，“东方红”在学校里贴出标语，要“广大革命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谁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开始我们不敢贸然回校，担心是他们的阴谋。后来听消息说，中央要求山东在3月1日以前实现“大联合”，全国今年“五一”之前实现大联合，准备迎接“九大”的召开。

看来人身危险暂时解除了，2月17日，我们同学相互通知返校，于是大家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东方红”提出我校两派要联合——自然是一派胜利，一派失败下的联合。李爱春、王XX提出，我校两派要联合，首先高一2班要联合——我班的同学左右着学校两派。

3月4日同学回到班级，班里两派头头先办学习班：我们这边是宗浚、子明、高秀云，他们那边是王XX、李爱春、鲁XX。学习班只是另一个战场而已，大家貌合神离，甚至“貌”也不合。鲁XX在我班时沉默寡言，很不起眼，在文革中也未见有甚特长，不会写、不会说，怎么也成了“头头”——唉，时势造英雄。

“联合”之后，我们天天到学校，大家无所事事，无聊的打发着时光。

这时期一个向毛泽东“献忠心”的活动，狂起于大江南北，遍及全国城乡：“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人们见面、打电话要先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再谈正事，否则人家就不接你的茬。

每天要先恭恭敬敬站在毛泽东像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读语录；每天下班或者学习结束，再进行一次这样的仪式。此谓“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期间要唱“东方红”“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有不少地方还要跳“忠字”舞。做完这一切，才能干别的什么事。

听说有一个学校，“早请示”的时候，一位同学模仿着“智取威虎山”土匪的口气招呼其他同学动作快一点，“准备给三爷拜寿喽”——结果成了“反革命”。

王效禹、杨宝华们取得了决定性的压倒优势。

他们在挥舞“大联合”的橄榄枝的同时，又挥舞起大棒：3月5日，社会上“老颠”骨干力量的二中红旗李XX、李XX，纺校北京公社的袁X、邱XX被判刑游街，极大地震动了整个青岛市，震撼了“老颠”，尤其是那些被诬为“坏头头”的人。

为了帮助我校两派的“联合”工作，3月7日，青岛“红代会”向我校派了十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派头头坐在一起。3月9日，安排双方头头参加青岛市革委在山东海洋学院举办的全市两派头头学习班。我们这边是刘宗浚和魏XX，对方是猪头肉和宋XX。

3月23日，在红代会的帮助下，学校又一次实现“大联合”，成立了指挥部。自1966年底以来，社会、学校各派经常今天刚刚实现了“大联合”，明天就打成了一团。“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谁知道今天的“大联合”能维持多久呢？

不久，学校进驻了6037部队的军代表。4月5日下午，在市公安局礼堂召开了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原学校党支部书记邹本德为主任。

27

宗浚在海洋学院办了50天学习班回来。写词迎之：

“蝶恋花 为宗浚接尘而作

嗟叹光阴逝如川，同甘共苦积情重如山。笑问我友曾记否？驰骋沙场扬长鞭。

若无烽火烧半天，你我平交淡情只一般。但得战时同流血，肝胆相照共悲欢。

注：我正百无聊赖，闲得发愁之际，忽然想起你快要结业归来。我想不如写点东西，一来可以消遣，二来可为你稍作“洗尘”之用。一九六八年，四，廿四晚”

上头整天喊“复课闹革命”，“复课”？复什么课！笑话，无课本无教室无教师更重要的是无心思；“闹革命”，就是批刘邓，批资反路线，大家早已经兴趣索然，只有逍遥了——我们整日无所事事，但实在不甘于平庸。

我们学会了敷衍，冷漠，眼不见心不烦……

其实，我们的心中深处，都在燃烧着一团火，一团不屈不挠的火。

宗浚学习班回来后参加了校革委会“中心组”即常委，整天忙于“政务”，我们见面说说话的机会都不多。

我和梁平办报在一起，现在又成了自得其乐的“口琴伴唱革命现代京剧”的搭档。我口琴伴奏，他引喉高唱，配合非常默契，很合节奏。革命样板戏上的主要唱腔，我们练得滚瓜烂熟。

每天我们都要在一起练上一阵。我父亲听到过几次梁平的唱腔，认为唱得不错。我唱歌不错，唱京戏就不行，有一次我唱完一段“革命现代京剧”后请父亲评判，父亲说，一般化。我问，比梁平如何，父亲说，差远了。

4月28日，青岛在第三公园开大会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触动很大，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将来怎么办，下乡？支边？就工？一再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老颠”，“广阔天地”可能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管他呢，过一天算一天，到时候再说吧。

5月6日，新成立学校革委会召开“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总攻击大会”，揪斗仲雨九、高XX、孙XX等七八个人。仲雨九是原来的校长，曾任党支部书记。高XX、孙XX等则是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批判他们体现出校革委“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方向。

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开始了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

社会上大讲特讲“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校两派联合成立“革委会”后，也大讲特讲“路线斗争”。要讲路线斗争，就要“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就要否定我们，诬蔑我们。而我们呢，只有——忍耐。

军代表，还有我们一直“明批暗保的革命干部”邹本德，也象那帮“东方红”一样，对我们大加指责：“红旗一错再错”“红旗一千个不好，一万个不好”“就是不好”，指责“红旗”：站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替地富反坏右说话，当阶级敌人的帮凶，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甚至威胁道：小心脑袋，十六岁就可以进监狱。

我们能干什么？解释，辩白，说理，斗争，……能做得只有：忍耐！

鲁迅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我们处在压抑、苦闷、痛苦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首词：

水调歌头 忆二十四中“红旗”

驰骋沙场久，苦斗日月长。任凭飞沙走石，我自色如常。手擒南海老龟，足踏华山狗熊，摧尔如朽墙。征尘犹未洗，威名天下扬。

伸正义，挽狂澜，战列强。可惜一腔热血，洒处斑斑凉。忆鏖战仰天叹，盼红日遥望北，思此梦梦长。我虽猛如虎，只恨落平阳。

我在这首词后有一自注：

“写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当时，青岛王效禹的‘红代会’在我校驻有‘宣传队’，他们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无穷的阴谋，无穷的谩骂，都一起向我们来了。情势迫人，压力致窒，心里不服，嘴上却不敢说。这首词便是在此情况下写的。曾在红旗的几个头头们传看，引起无限的感慨。又，华山狗熊指“山化井冈山”，南海老龟指“海院中南海”，均是对立面组织。”

宗浚读后颇有感慨，写一首“七律”：

七律 感慨读铭淮词也忆红旗

金戈铁马霸主鞭，红旗英雄舞蹁跹。

赤遍环球为己任，洒尽热血奔明天。

壮志不酬遭蹂躏，战事未捷任熬煎。

冷眼横眉凌霜雪，昂首永立天地间。

我借景以发泄苦闷、压抑和不服输之情：

前些日子，前海有波，其观甚壮。

渔歌子 观海涛

一时白浪欲洗天，谁知竟有几百漩？

任风悍，任浪激，浪中自有打鱼船。

5月21日，红代会宣传队“完成使命”离开学校。

28

6月中旬，学校组织下乡参加麦收劳动一周。我们班到崂山县棘洪滩公社港北大队。

山东青岛地区基本上是稳定的，王效禹、杨宝华将对立面基本摧垮，虽然全省各地仍有起伏，但都成不了气候。山东整个文革期间没发生过大的“武斗”事件，稍微有点名气的武斗事件，也就是“马陵山游击队”，“昌潍地区武斗”等，在全国根本挂不上号。“东北武斗”“重庆武斗”双方都动用坦克、大炮、机枪，动辄死伤千百人。虽然乱成这个样子，还是“损失最小最小，取得的成绩最大最大”（官方语）。

全国的形势很乱，尤其是武斗不止。

7月，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发生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中央连续发出布告，要求坚决制止、予以打击，依法严惩。

就是在毛泽东身边的首都，也武斗频繁。清华大学两派武斗打了一百多天，7月27日，北京市革委调派几万工人进驻清华，和学生发生冲突，被打死多人。这就是著名的“7.27”事件。

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召见首都“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到了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红卫兵”无休止的争斗，令中央感到恼火和无奈。决心动用“工人阶级”去占领“上层建筑”，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小学、中学、大学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9月上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我校的工宣队是青岛盐务局的。

29

学校“斗批改”到了“改”的阶段。教育制度改什么，怎么改需要进一步探索。

8月间，薛长生和我向学校“请缨”到青岛造船厂调查“教育革命”，临行前，校革委的章应还简单地向我们交代了任务。他说，调查的关键是今后教育体制的设想。

我们去造船厂的原因是：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到工厂去做点对“革命”有用的事情；再者说不定通过调查认识厂里的一些人，能被厂里看好留下，免受下乡之苦。尽管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但还抱着一线希望一试。我们天天深入车间，和工人一起干活。

“工宣队”进校后，通知我和薛长生回校，开始不愿意走，后来看看没有什么指望，就怏怏返校。回去后，我写出了一份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交到学校之后，就再也不见了下文。

9月3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所谓斗、批、改的新阶段。

文革到了这般地步，大家感到茫然、无奈，继而麻木。过去，中央领导的一个普通讲话，都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而这时，接二连三的“最高指示”和各种中央文件，都引不起我们兴趣了。

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烦恼，我们过早地经受了与我们年龄不相称的精神折磨，我们逐步学会了保护自我，这就是——“不去想它”。其实想也罢，不想也罢，事情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常去想不但与事无补，而且伤心劳神。甚至自己吓自己，“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是要有一点“阿Q精神”的，否则，自己就把自己折磨死了。

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长期进行体力劳动。干校成为安置处于无业状态的机关干部和教师的主要形式。

30

10月8日，学校组织下乡帮助秋收。我在校宣传组，在一起的还有梁平、王宝山，还是红旗报的原班人马。我们宣传组住在崂山县王哥庄公社何家大队的小学里，住处前面就是大山。

这里地处崂山的风景区，我们置身于此，长期受压的懊丧之气为之一扫。我们班的大部同学在黄山口劳动，听说那里依山傍海，是一个仙境般的去处。

同学们在那里过得很愉快，将人间烦恼事丢得一干二净，大有“此间乐，不思蜀也”的味道。这里干活是很累的，没有平地，全是山地，农活全靠肩扛手抬。这里的人诚朴得很，对待同学很好。劳动之余更是充满乐趣，晚上他们在海边钓鱼，这里的鱼特别傻，极易上钩。至于海螺蟹子，更是必餐之物，不在话下。

1968年10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会后发布公报：“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10月29日，我们结束秋收劳动打道回府。

这次劳动，在我们最苦恼最压抑的时候注入了一段小小的无忧的快乐时光，很值得我们回味。

10月13至31日，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对刘XX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XX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31

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们班“五四”的同学照了一张合影，有30多人，高仲明和任惠云两位老师参加。

照片的题词推选我写，冯世民建议写点有特色的，千万别写些豪言壮语。我们斟酌了几句：“历峥嵘，自从容；临从戎，更从容”，觉得还有些蕴意。

合影留念后，归来浮想联翩，想到我们这些意气相投，患难与共的战友将要各奔东西，不禁惆怅万分，作诗二首以抒怀：

七律 二首 题11月11日老战友合影

常叹流年去如风，一从回首遣人惊。
难忘几度不寐夜，时记常曾披寒星。
疾雨犹露长戟白，恶云更显大旗彤。
为国流血作流水，思往豪气充我胸。

患难战友难久合，如今将别分西东。

文放墨酣笔为刀，意奔情畅气有峰。

共欢相依说前途，无愁互分赴远程。

安得廿载重相聚，注而不竭语海生。

1968年11月15日，我到学校报名下乡，来家时已经晚上了。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举动。我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也认为舍此无它，但真正报上名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追忆往事，浮想联翩，心事浩茫，有如平川牧马一纵难收。我感到悲凉，感到茫然，感到无奈，隐隐之中又有一丝希望……

我百感交集，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噫唏嘘，

吾心似平川牧马，

一纵难收。

恍惚间，

我朔逝川，

旧地重游。

重义气，

蓄壮志，

皆可数风流。

莫笑年少，

数操戈，

已三秋。

长征雄举，

短兵鏖战，

犹在目，

心难休？

书生星聚，

宏谈国事，

休戚相关共欢忧。

笔刀舌剑，

雷电横生，

早令敌酋命已休。

往矣，

前年叶尽出征去，

今年务农正晚秋。

报名下乡，已经心灰意冷，对社会上、学校里的今天翻手为云，明天覆手为雨的政治游戏彻底的不感兴趣了。

在11月末，风云突变，全国上上下下掀起一场“反复旧”运动。各级革委会、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一夜之间“革命委员会”几乎都成了“复旧的典型”。我校的革委会也被“革命学生”贴上封条，全校又贴满了大字报，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两年以前的局面。

青岛日报被“两大左派”组织“红代会”和“革工总司”接管，满街都是“打到季铭玲”的标语。（季铭玲是市革委常委）市面上流传着济南、青岛党代团和红代会、革工总司的所谓“关于目前山东局势的声明”，感觉其矛头很大程度指向军区。

看来“上面”还在继续“斗法’，可我们已经不感兴趣了——去他娘的，老子要下乡了，还有闲心管你们那些破事！

我的心突然平静了。甚至感悟到佛法的“万事皆空”的含义。一天路过前海，看到浓雾弥漫的情景，竟引发了一番感悟：

随笔
早晨，路过前海，其景壮，遂生情。
雾浓天迷，远山尽飞。
轻浪滔日，苍茫何及。

毕竟尘缘未了，和患难与共的同学们就此分手，实在难舍难分。

五律 为同学们作

下乡临行，将要与战斗三年的战友告别了。繁华的城市，舒适的生活并没有使我留恋，而战斗的战友，革命的友谊，却使我难舍难分。

朋友遂心交，知己百无一。
盛时皆朋友，衰时现知己。
何故事此分？只缘情有歧。
三年悲欢共，肝胆皆如洗。

宗浚也报名下乡，我们要求分在一个组里。这个要求得到满足。我班的孙久廉、冯世民也报名下乡。我们这批下乡的地方是益都，那里盛产黄烟，经济条件较好。益都就是过去的青州府，是个很有点历史的地方。

我们面临毕业，“毕业鉴定”成了那帮人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的最后手段，每个“老颠”，必须把反对“红色新政权”的罪行写进去，进行上纲上线的分析批判。
经过文革的我们深知，“毕业鉴定”将在我们的档案中伴随我们一生，影响我们一生。我们已经报名下乡，可这帮家伙仍狗也似地咬住不放。

下乡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
行期推迟了几次后，终于决定在12月23日启程。

临行前，宗浚作抒怀五首，调寄“满江红”，选其一：

其一：抒别

悲乎怆然！清泪下，尽湿襟衫。吾肺腑，如利刃搅，似万箭穿。寻友当年叹不易，辞君今日嗟何难！且满腔兄弟姊妹情，不胜言。
同忧患，共危艰。色未改，心自坦。唯依依此别，竟凋朱颜！惆容凄凄向天泣，长夜茫茫对愁眠。更阴风哀号纷扬雪，多情天。

我观后答之：

满江红 戏合宗浚
临下乡前，宗浚作抒怀此调五首，吾观后以此奉之。

大作读罢，早已是惊叹不已。此绝唱，句句含情，有悲有喜。久知满腹盈才漫，今见信口吟词激。笑等闲之辈望尘儿，何能及。
挥千字，豪气起；陈万言，正义立。问昔擒虎士，几人堪比？气啸长空鸱枭惊，勇震沧海蛟龙泣。待红日遍照寰宇时，荡尽敌。

毛泽东说“诗言志”。我不敢有志，仅仅处在最压抑的时候，发一声不平而已，而且还不敢叫别人听见。诗成为我们那时宣泄感情，寄托幻想的最好媒介。

再见了，父母兄弟，再见了，肝胆相照的战友，再见了，我生活了十九年的青岛……

后记：我下乡之后不久，王效禹、杨宝华垮台，而且进了监狱。山东开始了一轮“彻底肃清王效禹流毒”的大批判运动，但我们实在是不感兴趣了。

四五十年后，时光冲淡了往年的恩恩怨怨，我们班的两派曾经势不两立的同学，又聚在一起，把酒言欢，但大家都回避着那段不堪的岁月……

但愿神州大地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