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年--#务农篇

溜溜

　　1975年3月20号，星期四。天蒙蒙亮，我就睡不着了。6点多便坐上22路无轨电车，在父亲，大哥的伴送下，我背着行囊，出发去农场。

早春的柳枝已经吐出嫩嫩的绿芽，翠鸟站在树梢上不停地鸣唱。我却一点没心情欣赏。想到自己今后将独自闯荡，前途渺茫，泪水就像散了线的珍珠，一路不停地洒落。(这是当时的22路电车票和60路的汽车票，左边一张是崇明堡江线的汽车票)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便到达宝山的吴淞码头。码头上，送行的家长和朋友，围成了一道道人海，哭声，喊叫声和叮嘱声响成一片。还没开船，我便独自走进船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不想让送别的亲人看到自己满脸泪痕。



　　那时候 ，上海到崇明的交通工具只有轮船，上下午各有一班 ，分别抵达崇明的堡镇和南门码头。前进农场位于崇明岛的中部，到堡镇港下船方便，再去汽车站坐汽车八场的堡江线(公交车)，从家里出门到目的地，大概需要五个多小时。如果错过了开车时间，那吃完午饭出发，到农场连队大概要天黑了。这是当年用过的轮船票。

　　到了堡镇码头，场部来迎接我们的车辆，早早地等候在那里。约50分钟左右，车子便停靠在前进农场的场部。下车后，拿着随身物品要步行20多分钟的羊肠小路，才抵达位于北大堤附近的连队。

　　一路颠簸，让我第一次领略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一望无际的田野延伸到天边，和蓝天白云混为一色；纵横阡陌的田埂两旁，一垄垄毫无生气的麦子匍匐在地面，只有油菜分枝串节地在倔强生长。放眼望去，四周杳无人烟，只有风吹芦苇飒飒作响。想到今后的人生将要在这里重写，不禁悲从心起。



　 1960年以前，崇明岛北部还是一大片盐碱荒滩:“潮来一片汪洋，潮退一片芦荡；晴天白茫茫，雨天油光光。”1961年到1962年，上海工人阶级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号召，组成一支3万人的围垦大军，浩浩荡荡来到岛上，开展了一场“同江海争地，向荒滩要粮”的艰苦战斗，建立了8个农场。



　　前进农场位于崇明岛的中部。原先是轻工业局围垦的畜牧场，后来上海市基建委又在畜牧场的东侧继续围垦，这两个畜牧场就合并成大新沙农场。文革期间，大新沙农场改名为前进农场。(这是1974年的郊区地图，上面有前进农场的标识)



　　整个农场面积24.12平方公里，耕地1.93万亩。东边和富民农场(部队)接壤，西边与长江农场为邻；南边是新民和大新乡，北边就是盐碱地(二通垦区)，年复一年的围垦造田，使农场的版图逐渐扩大。1968年第一批上海知青到前进农场来的时候，整个农场不到1万人。到了1975年前后，整个农场的人口接近3万。有基建业、农牧业、工业和粮油站、物质供应站等保障部门。



　　因大哥曾在前进农场务农6年，我和父亲不止一次到农场来探望。他们13连紧邻富民农场，乘堡江线汽车，进入前进地界的第一个连队就是13连，下车后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刚来时，住的是破破烂烂的茅草房；走的是坑坑洼洼的泥泞地，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宿舍离食堂很远，每到冬天，打饭回来基本上就冰凉了。所以，很多人都用酒精炉子来加热饭菜。后来改善了，就改用煤油炉。(这是“老三届”在北大堤劳作后留影)



　　这是1967年12月，大哥到前进农场务农时领取的工作证。



　　文革时期担任过国家副主席的王洪文，曾在1975年8月下旬视察过前进农场。当年和他握过手的人，一连三天都不舍得洗，为的是保持这份难得的“赏赐”。前进造林连124亩棉田皮棉过200斤，上过《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头版头条，像崇明这种肥力贫瘠的盐碱地，粮棉的产量都不是很高。皮棉能突破200斤，真是放了一颗“卫星”。



　　当然，最被诟病的是这个《前进农场宣言》。宣言的前身，只是农场发展的一个规划纲要。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上海市委派了写作组进驻农场，对原本朴素客观的规划肆意拔高，最后成了一份政治色彩强烈、向反复辟势力宣战的“白皮书”。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个宣言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抛弃。但“前进农场要前进!”这一口号却深入人心。知青用勤劳的双手，改变农场的面貌，在祖国的宝岛——崇明岛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在历史也留下了浓墨重彩。



　　经过“老三届”辛勤劳作和耕耘，到了1974年，前进农场1.3万亩粮田，平均亩产达到1036斤；全场5200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达到170斤，都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一番。



　　农场还兴办了27个场、队工厂，其中农机修造厂、轴瓦厂、轧花厂、粮油加工厂、油泵修理厂等为农服务企业。能够进场办工厂务工，躲开日晒雨淋的大田作业，是众多知青梦寐以求的奢望。





　　除了农牧渔副工业之外，农场还设有邮局，医院，学校，派出所，商店，招待所等服务设施。这是前进农场幼儿园，接收的是结婚成家的知青子女。



　　职工医院设有全科诊室，负责全场近两万员工的医疗保健。





　　每年的7月底8月初，是抢收抢种的农忙季节。一天的工作从清晨拔秧开始 ，上午割稻，下午插秧，晚上脱粒，累到虚脱。



　　头顶烈日，脚踩污泥，双抢中最累人的活计就是赶着点的插秧。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哪怕再晚再累，不完成任务绝不能收工。



　　1974年8月18号前进农场北大堤溃口，场部机关人员组成抢险队前往排险。结束后，干部职工坐在斜坡上小憩。一排左一，便是当时的农场场长李振亚。



　　刚到农场的时候，住的就是这种矮平房，每间约15 平，搁两张高低床，可以住4人。宿舍前面，就是一排盥洗的自来水龙头，晒衣绳，可供刷衣洗鞋的石板等等。



　　随着每年知青的增加，一些新连队就建造了二层楼的职工宿舍，视野开阔，通风透气，舒适度要比矮平房好很多。



　　连队都有自己建造的水塔。这种水塔集供水，过滤，清洗为一体，能满足全连300多号人的生活用水。





　　农场的建制和部队一样，以连为单位，下面有排，排下有班。同样务农 ，不同工种间也有一个鄙视链：炊事班 > 畜牧班 > 蔬菜班 > 大田班。在大田班工作的人，犹如赤脚睡在地板上，没有任何指望。图为下乡学农的学生(左一)和师傅合影。



　　养猪是个臭活，但没有关系，你真进不了畜牧班。



　　像我这种和任何关系不搭界的“绝缘体”，只能扛起锄头铁搭下地种田。面对黄土背朝天，雨天一身泥，晴天满头汗。



　　1975年的5月7号，我至今难忘。这是我第一次下水田撒粪。赤脚走在高低不平的水田里，行走都困难，还要捧着臭哄哄的猪粪牛粪一路抛洒，没走几步，浑身就湿漉漉的，一不小心掉在水田里，浑身就像被粪水淋过。回到宿舍，个个像落汤鸡一样，顾不上去洗涮，先放声哭掉浑身的晦气。



　　都说监狱是度日如年的地方。农场也如同炼狱般煎熬: 寒冬腊月挑河，三夏酷暑双抢；农忙时黑夜白昼颠倒；农闲时扛着锄头铁搭折腾。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命运为我设定的路，心中千百个不愿意，但也别无选择。农场那个苦，不仅来自肉体上的磨难，还有精神上的崩溃! 一个个来自城市的姑娘小伙，没有几个月，便脱胎换骨成从外貌到内心都酷似农民的“乌小哈”。没有诗，更没有远方。



　　我手拙，动作慢，插秧常被别人关在“中央”；割稻一直陷入“包围圈”。这时，嘲讽谩骂声就像蚊子般嗡嗡作响，令人窒息。有一次在稻田里和一流氓副班长争吵，我忍无可忍的上去打了他一巴掌，结局是他把我摁倒在水田里一顿猛揍。这种暗无天日的屈辱，毫无自尊的生活，似乎看不到尽头。





　　在艰苦的农场生活中，为了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待遇，同学之间也会为谁能睡下铺，谁能巴结到小班长弄个轻松的活计干而产生裂痕，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而场友张思敏 ，却是我一辈子要铭记的朋友。她插秧割稻挑河从不落后；搓草绳打油菜籽沤肥样样领先。虽比我小一岁，但智商和情商都很高。不管是和君子相处，还是和“流氓”打交道，她都能做到不卑不亢，宠辱不惊。常言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说的大概就是张思敏这类人吧。





　　我和她的性格截然相反，不会周旋也不会妥协，自尊心极强，和三观不正的人基本不对眼。而在农场连长排长和班长的眼睛里，我是个眼高手低、能说不会干的“另类”，经常受排挤、遭辱骂，自尊心被踩在脚下碾压。对此，张思敏会开导安慰我，“你怎么这么在乎自己啊？别人想说什么，堵不上她的嘴，你就当它空气吹过。连队就是这样，一“俊”遮百丑”！这些话，犹如一抹烈阳，温暖了我冰凉的心。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她英年早逝，但音容笑貌永远难忘。



　　枯燥、乏味、单调和狭窄的农场生活，百无聊赖。为了排遣悲观情绪，阅读便成了我的业余爱好。会把《嘉莉妹妹》、《基督山恩仇记》等小说故事说给场友们听。有时也会参加连队举办的文体活动，记得有一年我还上台去唱“智斗”，最后高音唱破了，太狼狈了，都不知自己是怎么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从此知道，没用丹田发声的歌唱，都是虐待人的耳朵。



　　在繁忙的劳作之余，文艺女拉上一把，我拉你唱，自娱自乐。

　　农场团委还组织自行车游西湖活动，参加者踊跃。这是路过杭州时的留影。

　　每月的4号和19号，是农闲时固定的场休日，也是大田班职工的逛集日。我们会换上漂亮的衣裳，到大新镇、响铜镇等地，用多余的粮票与农民换赤豆，洋扁豆，花生等农副产品， 还会去买油饼、老虎爪子等回来打牙祭。有句笑话这么说：一到吴淞，闻到空气就饱；一到堡镇，海风一吹肚子就饿。(下图为当年到响铜镇，除了一两家小吃馆之外，还有卖布卖文具的小商店)。

　　终于有机会了。1977年秋天，中断了10多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这对广大在黑暗中挣扎已久的知青来说，看到了一片曙光。但因没有充足的复习时间(每天起早摸黑干活)，没有扎实的知识储备，我在570多万考生中名落孙山(当年全国的录取率是4%左右)。记得我们连队有个75届小姑娘中榜了，看到她背着行囊回城的背影，我心里是五味杂陈，羡慕嫉妒恨呐。



　　这次高考的失利，给我带来了深深地挫败感。本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但一场大考，立马泾渭分明。系统的文理科知识学习，和看不看文艺书籍没有多大关系；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对知识点的掌握、理解、运用也没多大帮助。只有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从基础知识入门，才能完成学业上的“三级”跳。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部位。高考失利也成了我学习数理化知识的强大推力，调到场部以后，我便把高中的课程全部考完，接着，又和农场同事们，一起参加了电大的考试。(农场小伙伴在智力竞赛，右一是我)。

　　在农场里，虽然受到过不少委屈，也遇到了很多贵人。从连队借调到场部，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场友李苏华的引荐让我脱离了苦海。她比我高一届，是我们连队的“才女”，负责连队的通讯报道兼播音员。后来被场部广播站看中“高升”。那会儿，正好场部广播站缺人，她就想到了我。连队的领导也就顺水推舟地把我借调出去。(左边那个高个就是李苏华)



　　1979年秋天我借调到场部广播站，就像小鸟飞进了森林，天地一下开阔起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看来，知我懂我的，唯有场部。它也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小“宇宙”。这是我俩在场部俱乐部合影。



　　这是当时的广播站，两位前辈在门前合影。



　　宣传科副科长陈海良(左一戴眼镜者)，跟我面谈时就给了个下马威! 你会写广播搞吗？你会骑自行车吗？因为要下到连队采访，所以必须要会骑自行车。而这两样 ，我心中都没底，特别是骑自行车，一点儿都不会。我故作镇定的说好的，我一定学会。这年国庆节我回沪探亲，天天练骑自行车，几天下来终于学会了，也没辜负腿上那一块块乌青。可写广播稿那关，能否过呢？



　　记得第一篇300多字的广播稿，被我们科长改的面目全非。看到他用红笔修改的曲里拐弯的线条，和这里删那里增的编辑专用符号，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这是要驱逐我的节奏啊，是要我继续回连队扛锄头铁撘吗？太令人绝望了。我暗下决心，不吃不睡，也要把这五个W(新闻5要素)弄明白！



　　经过三个多月的勤学苦练，我终于摸索出了这套广播稿的基本写作格式：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一听就明白；语言短小精悍却能郎朗上口，拒绝形容词来修饰美化。写文章讲究虎头，熊肚，豹尾，在广播稿里都显多余。在实践中，我还通过聆听播音员在念稿时候的语气 ，语调和渲染效果，来不断调整写作时遣词造句的能力。



　　场部宣传科承担的是对整个农场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广播站则是传播这种功能的窗口。从早上6:30东方红叫早开始，到晚上8:30新闻联播节目结束。中午11点和下午5点，是播农场新闻的时间，内容均由广播站的“土记者”和连队通讯员提供。其余时间播一些文艺节目。据说，前进三连有一头牛，每到傍晚听到喇叭响了，扭头就往回走，再怎么抽打它也不回头! 下班时间到了，为何不让我走？(下图为返城的原宣传科人员回场时的合影)

　 这是前进农场的资深广播员，我的40年好友孙芳芳。她是72届毕业生，来农场后没下过大田，但种过蔬菜，做过服务站的缝纫工，后来当了广播员。原先不认识时候，只听见广播里传来字正腔圆声音醇厚的女中音，心想，她一定是个英姿飒爽的女汉子，见面后发现这是个温柔可亲的邻家小姐姐。她和你对话，舒适度极佳，有时她问的话，你回答不出来，但也不会感到尴尬。没多久，我们就成了一对工作上的好搭档，我写稿她广播，更有趣的是，我们的性格完全互补，我急躁，她温和；我主意大，她比较优柔。



　　1981年5月11号，是个非常炎热的日子，气温一下窜到了29°，我回去探亲，她让我顺带什么东东回家，下了船，我汗流浃地赶到她位于淮海中路1412弄2号的家。见到了她的父母，两位面慈目善、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南下离休干部。80年代初，上海的住房条件都很困难，但她家里是妥妥的2室1厅公寓，有浴缸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还有沙发摇椅等奢侈家具。这套新式里弄房子，就是用现在的眼光评判，也是很不错的，更何况是80年代初。(这是孙芳芳家前门)

　　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了。但相处久了，也就慢慢地被我朴实和粗放的相处方式同化，我们也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这是一段非常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夏天，我们4位编播人员在3楼广播站的平台上纳凉，数星星，望月亮，直到凶猛的蚊子把我们咬得败下阵来；冬天，我们买菜开小灶，犒劳自己。记得有年中秋，连队朋友送来一麻袋芋艿和毛豆，我们吃吃喝喝，完了睡觉，那一觉可睡得真香，差点连广播都忘记开了。





　　我大妹是76届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盐城的海丰农场（隶属于上海农场管理局)，这个地处黄海海滩的盐碱地实在不适宜种庄稼，地理位置又远，管理起来鞭长莫及。1981年便整体迁徙到崇明，知青由8个农场接纳。我在前进农场，大妹顺理成章地到了我们这里，安置在手表厂工作。这是我俩在场部俱乐部合影。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79年起，为了解决知青下乡中的一些实际困难，国家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家中有父母退休的，子女可以顶替回城；知青有病的，也可以办理病退回城手续。宿舍里边的3个姐妹陆续顶替回城了，只剩下我和妹妹。后又有政策推出，家中有两个在农场务农的，可以安排一个回城。我到纺织局劳资科签字，放弃回城，把名额让给妹妹，自己扎根农场干革命。1983年秋天，我入党提干，担任广播站的副站长。



　　姐妹们一个个或顶替或上调，纷纷离开了农场。空旷旷的宿舍，只留下我一个，心中不免惆怅。但“后浪们”又陆续补充进来。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言传身教中去，不仅在业务上指导新来的同事，还在生活上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从这些场友身上，我看到了曾经青涩的自己。

　　农场广播站的业务，隶属于农场局广播站管理。稿件除了供自己农场广播之外，还要向局广播站投稿进行联播。我们被局广播站选中在局系统连播的稿件比较多，兄弟农场广播站之间的交流学习活动也较频繁。(右边两位就是新海农场广播站的同行)

　　前进农场锁厂是明星企业，生产的永字牌81-1型自行车锁，曾被评为全国第一(质量)，1985年荣获国家银质奖章。是广播站重点报道的单位之一。(右一为通讯员钱勇)

　　当年，王洪文到农场来视察的重点单位就是前进农场手表厂。就是这个厂的员工和他握手之后，连续几天舍不得洗掉。(前进手表厂装配车间知青在埋头干活)

　　下前进二连采访职工文娱生活(左一是我)



　　随场部文艺宣传队下基层演出报道。

(左一为后来成了电影演员的卢梦青)



　　场部机关每年在农忙的时候也要下基层参加劳动。1983年夏种时，我们在阳谷场上堆稻。



　　下连队，“重操旧业”——采棉花。

　　为提高基层广播站的业务能力，农场局也不定期的举办培训班，提高我们政治敏锐性和业务水平。(二排右二是我)

　　1982年6月，我被借去上海市农委政策研究室，参加刚刚创刊的《上海农村经济》杂志编辑工作。这是本宣传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普及农村经济学科的全国农经类核心期刊，对农村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既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专业性，又有操作指导性，是农村各行各业了解党的农村政策不可或缺的理论刊物。当年是内部季刊，现已改为公开发行的月刊。





　 在政策研究室，我拜龚介民，陈錫根，桑静山等一批造诣很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为师，开始接触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和需求，拿起笔来为反映“三农”问题鼓与呼。先后在上海农村经济杂志上发表过“上海国营农场机械化问题浅析”、“要允许国营农场招贤纳士”、“试论横沔农副业齐头并进的缘由”等文章，对我以后的记者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还有一个恩师是《解放日报》的名记贺宛男。每次看到她写的农村稿件登在头版头条，就像自己的“豆腐干”登报一样高兴。1981年夏天，终于盼到她来我们农场采访。初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像 : 思路敏捷，作风爽朗，快人快语。晚饭后大约一刻钟功夫，她便把洗澡洗衣等私活全部搞定，立马伏案写作。没两天，崇明植林降低气温的报道便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上。我心里暗下决心，何时能像贺宛男那样，做一个女记者？结果心想事成，1986年她把我引进了新闻宣传大门 ，并手把手地教我如何采访如何写作。贺宛男(下图左一)是我的伯乐，也是我事业发展的引路人。



　 我的同事杨金花，也是74届毕业生。如果说农场也有人被“彩蛋”砸中的话，她就是其中之一。先在场部新华书店做营业员，后调到我们宣传科写场志 ，1983年6月，又顶替我到了上海市农委的政策研究室，编《上海农村经济杂志》，最后留在农委，并以副处级公务员身份退休。(这是她接替我去农委时的留影)



　　1984年，我被选送到农场局党校参加政工干部培训班，而后又参加了高考复习班，于当年参加了电大考试并被录取。(第一排右二是我)

　　离开农场之前，和宣传科的小伙伴们拍照留影。(左一是我)

　 电大读书期间，我被借调到农场局组织处，选拔考察后备干部和清理文革“三种人”。这是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细致缜密的思维方法，非常锻炼人。每次开案件审理会，有陈述有质疑，就像开庭时的控辩双方。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你所看到或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相；你看不到或听不到的，有时往往是客观存在。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认知解读，而最终的定性，就会断送当事人的政治生命。接触了几个典型案例后深有感触，我一度萌发了想学法律的念头，也系统地看了不少法律法规书籍。尽管没能如愿，但是喜欢看悬疑小说、喜欢听案件聚焦的爱好，和那三年的阅历和经历不无关系。在老法师的带教下，经我们的访谈、考察和选拔，从各个农场中挑选出一批年轻有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后备干部，充实到农场局的一线岗位。(下图为组织处考察办人员合影留念)



　 1986年，政府又出台来一个“关于市属农场知青职工因困难商调回城的规定”。凡单身、大龄、配偶在沪的，均可按政策返城。那年，我已经过了30周岁。正好干部选拔考察工作结束，组织处根据我的特长，安排我去上海市牛奶公司党委办公室做秘书。但我志在传媒，打算自投门路，与农场局商议后，我就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合作经济报。



　　《中国合作经济报》于1985年7月6日在上海创刊，由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主管。创刊初期为对开4版一张，半月刊。1986年改为周刊。1987年改为对开8版二张，周刊。

该报是中国第一张宣传社会主义新型合作经济的专业报纸，由薛暮桥、徐雪寒、周光春、裴先白、罗俊、陈虞孙、卜三等人发起创办。以宣传报道全国供销合作和城乡集体经济为主，兼顾城乡多种经济形式的合作经济，与30多个国家的合作经济组织及国际合作联盟建立联系。首任社长萧林。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卜三。《中国合作经济报》在上海出版4年半后停刊，后在北京另行登记出版。当时办公地址在上海万体1馆一楼，我在该报前后工作了两年多。



　　2019年12月16日，我又一次重返农场。面对此情此景，心潮起伏，难以言表。4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崇明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记载了我们一代青春年华的前进农场，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东平镇居民委员会。随着大量知青的返城，当时非常热闹的场部中央大街空空荡荡，两边的职工宿舍关门闭窗，有不少都在房产中介那里估价待售。派出所，医院，学校，俱乐部等人气之地，大都人去楼空，要么改换门庭，要么归于宁寂。路上相遇的都是一些留守老人或者外地人。我们曾经留下的青春和梦想，宛如隔了一个年代。耳边不禁响起苏轼的那首怀旧词: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坐在空空荡荡的堡江线公交车上，前方到站响铜镇，曾和父亲、大哥在镇上喝过小老酒👇

　　修葺一新的原前进农场场部，现已改弦换张，和过去朴素大方相比，鸟枪已经换炮。👇



　　前进农场广播站旧址，寄托过我无数梦想的地方。👇

　　前进农场手表厂，还记得上世纪它曾拥有的辉煌。👇



　　前进农场派出所，现改为东平镇卫生服务中心。👇

　　以前的邮局门面是在转弯角 ，还记得到那里去汇过款呢。👇

　　原先场部员工宿舍。👇

　　等待出售的老职工房产。👇

　　这片绿色麦田的尽头，就是我们原先的连队。从80年代后期，随着知青的陆续返回，原先连队的生活设施全部被拆除，形成了大规模的可以机械化耕作的农田。👇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说过，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我们曾经为这粒沙子挣扎和痛苦过，也为去除这粒沙子而努力和奋斗过。我对农场生活所经受的苦难无怨无悔，也对给予我的成长锻炼心存感激。正因有了这种大起大落的体验，使我拥有人生最宝贵的经历和财富。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经过农场这样脱胎换骨般的历练，重塑了我的人生价值观: 不向生活屈服，要和命运抗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40多年以后回顾当年的农场生活，有痛苦和迷恾；有梦想和希望。蹉跎岁月，青春却在成长，黑暗过后，太阳会照常升起。在生命的长河中，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这段波涛起伏的冲浪之旅呢？！



特别鸣谢场友孙芳芳、崔志娟、崔秋萍以及《上海农场生活》出版社等提供的老照片。也致谢张佳青提供的解放日报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