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风孙氏启——瑞安孙衣言和孙锵鸣兄弟与江南垟文士交往考

芦苇

孙衣言 (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编修。光绪间，官至太仆寺卿，寻以疾乞归。其生平努力搜辑乡邦文献，刻《永嘉丛书》，著有《逊学斋文钞》，筑玉海楼以藏书。

孙锵鸣(1817-1901)，字韶甫，号蕖田，晚号止庵。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以重宴琼林加侍郎衔，著有《止庵读书记》《东瓯大事记》《海日楼遗集》。

孙衣言和孙锵鸣两兄弟是晚清时期温州文化复兴的引导者，尤其致力于搜罗和整理永嘉先贤遗著，刊刻《永嘉丛书》，使永嘉理学在晚清重焕生机，并为近现代温州文化奠定了基础。

孙氏兄弟对温属各县的文化振兴产生深远的影响。鳌江以南的江南平原（俗称江南垟），历来是平阳县（含苍南）最大的产粮地，也是该县乡绅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垟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追溯源流，与孙氏兄弟的影响密不可分。

孙衣言像

孙锵鸣像

一、仰慕江南名师（鲍台）

在孙衣言的眼里，江南垟是滨海之地，虽土壤肥沃，鱼米满仓，居民富庶，但这里的人只知道赚钱，不知道学文。在利益面前，父子、兄弟之情也会让步。他曾经三次来江南垟，但能与他交游的人屈指可数。“自平阳城南绝大江，复南行极于海，至金乡卫所，其间平田膏壤亩数锺，海滨斥卤，蒲鱼蜃蛤之利甲一县。其民富，不知学。子生十五六，则爲入赀取衣顶，使持筹握算以权奇赢之利，利之所在，虽父子兄弟若未尝相识然。余尝三至其地，其能与予游者，鲍先生石芝，杨君琴溪，李君石友外，四三人而已。”

孙衣言对江南垟的观察是深刻的，自清初迁界以来，至道光年间数百年，江南垟恢复了生机，人烟渐密，商业发达，但文化极为落后，举人和进士一片空白，饱学之士寥寥无几。江南垟的文风发生丕变，得益于平阳宿儒鲍台的到来。孙衣言和孙锵鸣兄弟数次到江南，也是与鲍台有关。

鲍台（1761-1854），字石芝，清嘉庆十九年（1814）岁贡。先祖自平阳岭门(今属昆阳镇)徙迁江南翁处(今属钱库镇翁处村)，后迁菼浦(今属平阳县萧江镇)。至鲍台，先迁至柳嘉垟（今鳌江镇），再迁至江南夏口(今属苍南县钱库镇)，隐居灵峰瀛水之间六十余载，一生在江南垟授徒讲学，诲人不倦。

鲍台执教于江南豪绅夏口吴荣烈家塾最久，吴荣烈之子吴乃伊丧妻，鲍台将女儿嫁与吴乃伊，故吴乃伊既是其门生，又是其女婿。除了在夏口吴家，鲍台还应聘至南楼郑家、夏八美夏家、金乡张家等豪门望族。鲍台是饱学之士，名闻瑞平，他性好吟咏，在夏口教学之时，常结盟吟诗。吴家的博文社、郑家的粲花楼、张家的沁芳亭（花厅）、夏家的叙乐轩，都是鲍台与门生诗友雅集的地方。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等文友常来江南探望、或求教鲍台，好友相聚，宴会中常有诗词酬唱自然是难免的。在来江南探访的文士中，就有瑞安孙衣言和孙锵鸣兄弟。

鲍台年龄大孙氏兄弟五十来岁，是其长辈。孙衣言是瑞安举人曹秋槎的弟子，而曹秋槎与鲍台是同年参加乡试，两人为挚友。曹秋槎曾到夏口探望故友，鲍台和吴乃伊师徒在吴家少有园招待贵宾。“曷来少有园，池亭无俗喧。吴甥颇爱客，累夕倾金樽。”离别时，鲍台亲自送友送到瀛湖，才依依惜别。

曹秋槎对鲍台人品和才华极为推崇，这影响了他的弟子孙衣言和孙锵鸣。孙锵鸣年少时就有耳闻鲍台之名：“锵鸣未冠时，辄闻石芝鲍先生以诗古文鸣瓯闽间，隐居授徒，髦而笃于学，吾郡称老师宿儒者。”孙锵鸣还在文中写道：“平邑江以南，号称多士。嘉、道间以诗鸣者华菉园、鲍石芝(鲍台)两先生。”

鲍台对孙锵鸣也是非常敬重，在弟子郑兆璜的资助下，鲍台刊刻《一粟轩诗文集》，他写信给京师为官的孙锵鸣，希望他能给诗集作序。孙锵鸣欣然答应，在序中评价道：“先生之诗，灵机内运，锻炼自然，质直之旨，雅近香山(白居易)，古淡之音，直追韦、孟(韦应物、孟浩然)。其胸次浩然，性情笃厚，未尝有感时嫉俗之言与夫忧老伤贫之意。盖先生志洁而行芳，质朴而学茂，修道养寿，翛然名利之外，故发而为诗，冲融淡妙，拔出尘俗，不可以道里计也。”

受鲍台的影响，孙衣言和孙锵鸣兄弟多次来江南垟，认识了一批富有才情的文士和乡绅，如张家堡杨配籛，南楼郑兆璜，金乡李石友，二河陈希仲等，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鲍台的《一粟轩诗文集》

二、结交江南名士（郑兆璜、杨配籛、陈希仲，李石友）

文坛名宿鲍台定居江南后，江南豪门大族竞相争聘，金乡、夏口、张家堡、芦浦、夏八美等地，留下了这位名士的踪迹。鲍台倾囊传授弟子们科举作文之法，时常与门生结盟诗社，在他所到之处，几乎弦歌不辍。在江南多年耕耘和栽培，带出了一大批文学弟子，给江南垟文化带来了新的气象。同时吸引了平阳、瑞安、乐清、鹿城、泰顺等师友纷纷来江南，师友之间诗文交流，提升了江南垟文化的地位。

孙衣言和孙锵鸣就是来访贵宾中的佼佼者，对江南垟文士影响最大，如南楼郑兆璜、张家堡杨配籛、二河陈希仲和金乡李石友是其至交。除了李石友，其余都有诗文交流。

1、粲花楼雅集

道光二十二年（1842），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孙锵鸣假期回乡，居家期间，到平阳访友，其中就到金乡南楼（今金乡镇郑家楼村）郑兆璜的庄园作客。

郑兆璜，名郑观浩，号古渔，是鲍台的得意门生，著有《粲花楼吟稿》。郑氏庄园位于斜溪之畔，规模浩大，亭台楼阁，美轮美奂。园内有粲花楼，是郑兆璜读书会友的地方。

孙锵鸣的到访，让郑兆璜惊喜不已，他邀请了不少江南师友作陪，一时宾朋云集，粲花楼上，高谈阔论。孙锵鸣的气度和谈吐让郑兆璜折服。临别时，竟依依不舍，在《饯别孙蕖田庶常归安固》一诗中写道：

我怀孙内翰，金玉称两美。联步青云梯，春风耀罗绮。锦衣归故乡，二妙机云比。捧读琳琅篇，清香生颊齿。五色间曛縓，八音谐宫徴。当世少年才，如君能有几。忽闻鸣驺来，惠然过下里。不鄙葑菲遗，所乐在知己。结契拟云霞，气味同兰芷。坐花启璚筵，拇战忘移晷。雄才能高辨，四座皆倾耳。奈何遽别离？骊驹催行李。挥手自兹去，目极春波水。君如天边云，往来无定趾。重逢知何年，区区心未已。报之琼瑶章，聊为寄双鲤。 

道光二十四年(1844)冬，考中举人不久的孙衣言又到南楼拜访诗友，同样受到盛情款待，两人分别之际，郑兆璜又写下了《冬日送孙琴西孝廉归安固》一诗：

萧萧木叶半苍黄，饯别长亭恨沙茫。

鸟恋斜阳频绕树，客当暮岁每思乡。

轻帆小艇随风远，落日浮云出岫忙。

只有故人深惜别，骊歌一阕唱河梁。

在孙衣言和孙锵鸣的文集中，笔者没有看到有关郑兆璜的文字，或许对孙氏兄弟而言，郑兆璜不过是他普通一位文友，然而并这不代表两人的友情淡薄。郑兆璜去世后，其墓碑就是孙衣言题写，至今尚存。

南楼（郑家楼）粲花楼

2、张家堡杨家座上客

杨配籛（1795—1861），字希彭，号琴溪，龙港市张家堡人，贡生，家中坐拥良田千亩。他崇儒重道，生性豪侠，仗义疏财，结交鲍台、谢青扬等邑内名士。孙衣言小杨配籛19岁，但并不妨碍两人交往。孙衣言在写给杨配籛的墓志铭中提到：“予初游平阳，主陈氏，常得见府君（即杨配籛），余方年少跅弛，见府君辄肃然。仕宦后，不得复见府君，然每以府君为可念也。”年轻时的孙衣言不拘小节，但见到杨配籛，感觉他言行举止，合乎儒家礼数，这让他心生尊敬，即使在外当官，也时时想念这位好友。而杨配籛对孙衣言也青眼相加，两人是真情相交。

咸丰八年（1858）八月，钱仓人赵起联合朱秀三（龙港市湖前人）、缪元、周荣等八人，在钱仓山神庙结义，后来发动金钱会起事。同时期的孙衣言和孙锵鸣兄弟奉旨在籍办团练，为了抵抗金钱会，孙氏兄弟在瑞安成立民团，号称“白布会”。两会势如水火，誓不两立。

此时江南垟也是一片风声鹤唳，不少江南农民纷纷加入金钱会。杨配籛见状不妙，就在老家的祠堂中大摆宴席，召集江南乡各都的乡绅商议成立江南民团事宜，得到众多乡绅的支持，江南团防局在宜山顺利成立，杨配籛被拥戴为总董，宜山乡绅陈际中任副董。江南团防局遥受瑞安孙氏兄弟的白布会节制。在金钱会和白布会胜负未分之际，杨配籛用行动给予孙氏兄弟最大的支持。平定金钱会之乱后，孙杨两家结为通家之好。可惜在江南民团与金钱会相持阶段，杨配籛不幸亡故，孙衣言深感痛惜，为他撰写墓志铭。

张家堡杨配籛宅门一角

3、二河陈氏留宾楼谈心

二河陈氏在协衡公手中发迹，家有良田万亩，富甲一方。可惜早逝，其妻姜氏虽一介女流，却见识不凡，她持家有道，苦心将云汀、希仲、云崖、屏山等四个儿子培养成人，继承庞大的家业，姜氏自幼让四个儿子学文，长大后让他们接管家业，陈氏兄弟结交多是风雅之士。

杨配籛是陈协衡的大女婿，故陈希仲能结交到孙衣言和孙锵鸣兄弟，应与杨配籛引荐有关。陈家对孙氏兄弟礼敬有加，据孙衣言自称，每次到陈家作客，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有时他在陈家住上数旬，陈母姜氏“尤以为喜，必别具炊，使人走五六里外求鱼虾美酒，惟恐子之不乐于此。”

江南垟有一种名为“沙噀”的海产品，味道鲜美，令孙衣言难忘，为此他曾经写了数首有关沙噀的诗词。

孙衣言与陈希仲可谓是倾心之交，孙衣言自承：“陈君希仲兄弟独喜予。”陈希仲曾陪孙衣言渡鳌江，入钱仓，欣赏坐动石、黄公洞等美景，又登凤山之巅，“遥见崇山叠嶂，奔腾起伏，若自西北而来，赴而大江之东，合于海，极望无际。”他们追忆先贤陈经邦、史伯璇等名士之高风，发思古之幽情。

孙锵鸣与陈希仲也引为知交，他多次来二河陈家，同样受到款待。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他客居在陈家，当天晚上，风雨大作，虽至深宵，两人依然挑灯夜谈，陈希仲向他展示一幅《留宾下榻图》，希望孙锵鸣为此图写一篇文字，孙锵鸣有感而发，他将陈希仲比作汉代的陈遵（孟公），陈蕃（仲举），两位名人都以好客而留名青史。

但陈希仲说：“岂好客哉！吾将以求夫礼义直谅之友，优游而濡染之。”他吐露心声，原来其好客，无非是想结交礼义直谅的文友，自己能受到文化熏陶。

孙锵鸣非常感动，他认为“希仲之好客有合乎古之道，而非世俗所得及者。”因此，他不仅在《留宾下榻图》写了一篇序文，还题了一首诗：

我来指仲春，泊舟横江口。邂逅遇同心，倾襟遇良友。

臭味一以孚，形迹复何有！君家多哲昆，濯濯风中柳。

入门见二子，礼让亦能守。摘君园中蔬，饮我壶中酒。j

连宵风雨深，情意果何厚！别来日月流，寒秋忽在九。

瞻彼出山云，愧余牛马走。聚会曾几何，此行别当久。

眷言图中人，临风重搔首。

后来孙氏兄弟在京师任职，与陈家久未通信，可惜陈希仲早逝。在姜氏六十大寿，陈希仲的两个弟弟到京师向孙衣言乞写寿序。想到好友去世，友母康健，孙衣言悲欣交集，遂写了《陈母姜孺人六十寿序》一文。陈希仲兄弟斥资重修二河颍川桥，孙锵鸣为之写《颍川桥碑记》。同治十三年（1874），陈家修《陈氏宗谱》，孙衣言为之写了《第二湖陈氏族谱序》。孙氏兄弟是进士出身，结交多是官宦与名儒，然能倾心折节与布衣结交，为陈家写了那么多诗文，这是相当罕见的。

三、理学薪火传江南（杨镜澄、刘庆祥、陈镜蓉、徐引之、杨诗、侯绍裘）

在金钱会起事之前，孙衣言到江南垟数次访友，纯属私谊，对整个江南垟文化并未产生深刻的影响。真正给江南垟的文化带来巨大改观的，是平定金钱会之乱后，张家堡杨氏家族的崛起。

杨配籛突然去世，江南民团一度群龙无首，濒临分崩离析，但其侄儿杨佩芝接任江南总董，继续与金钱会对抗，张家堡杨家与瑞安孙家友情得以延续。

杨配籛两个儿子杨纯约与杨镜澄自幼学文，学业优秀，所作诗文深受当时学者赏识。孙衣言任江宁布政使时，希望杨家送一名子弟到孙家学习。由于杨纯约是大哥，需要主持家事而无法成行，于是杨镜澄得以入孙家诒善家塾，成为孙衣言的入室弟子，与孙诒让、宋恕等共同就学。

杨镜澄（1845—1902），字仲愚，号愚楼，贡生，在孙家读书期间，深受器重。孙衣言认为他“有吏能，可纳资得为良州县”，甚至称他有“翰苑”之才，前途不可限量。令人惋惜的是，杨镜澄虽有才名，但几次参加乡试都落榜。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的科举之梦，杨镜澄慨然说：“吾不得志于时，命也！归而为一乡扶植后进，不犹愈于人世浮荣乎？”

科场失意的杨镜澄回家后，与哥哥杨纯约一起在宜山杨公祠（为纪念其父杨配籛而建）内创办亲仁社学，专心教学，致力于培养家乡学子，在诸多弟子中，其中最杰出者为刘绍宽和黄庆澄。

正是杨镜澄创办了亲仁社学，继鲍台之后，江南垟士子向学之风重兴。杭州进士吴庆坻（1848—1924）在《杨君仲愚墓志铭 》中写道：“同县若会文、逢源、吾南、狮山诸义塾先后踵起，诵弦相闻，君（即杨镜澄）实导之。”晚清江南垟学风大开，先有鲍台，后有杨镜澄，此言非虚。

金钱会虽然平定，但它带给江南垟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农民运动改变了江南垟的社会格局。不少参与江南团练的乡绅士人，因有军功而获保举资格，得以步入仕途。也是在这场战争中，这些士人有机会接近瑞安孙氏兄弟，求道问学，让理学薪火真正传入江南垟。

除了张家堡杨家，还有宜山陈际中家族也迅速崛起。因平金钱会之乱有功，陈际中被授桐庐训导之职。未久，便辞官回乡，在球山之上办星岩书院，也开始培养人才。孙锵鸣曾数次到陈家会友，留住陈家的“憩楼”，为球山留下“小飞霞”三字摩崖石刻。

光绪六年（1880）九月，孙锵鸣还为平阳金石家苏璠的弟子，白沙刘店儒生刘庆祥的《铁耕小筑印集》一书写序:

“篆刻虽小道，而为之者，天分、学力缺一不可。必先熟于《史籀》《仓》《雅》《说文》诸书，又多见秦、汉铜、玉古印及宋、元名人印谱，耳濡目染，久之自能脱弃凡俗，渐臻精诣，未可以雕虫小技目之也。平阳嘉、道间苏石缘山人，博雅好古，词翰之外、以篆刻鸣时。近五六十年无继之者矣。玉溪生于其乡、所造已如此，由是沈酣于古、精益求精，岂独石缘不能专美于前哉！”

刘庆祥，字玉溪，县学廪生，其兄刘铭新是杨配籛的女婿，刘庆祥性嗜金石篆刻，曾编《金文识误》一书，但后来拜读了孙衣言之子孙诒让的《古籀拾遗》之书后，自叹不如，遂不再写。

孙衣言还为浦源（龙港市陈家宅）儒生陈镜蓉作《重修先儒二陈先生墓志铭》一文，只因陈镜蓉为其始祖北宋平阳学统的开启者陈经邦和陈经正兄弟修墓于龟山（今宜山镇珠山村）。孙衣言为之写序，既因友人杨佩芝的推荐，也有自己对平阳先儒的钦敬。

与孙家兄弟来往密切的，还有金乡贡生徐引之。光绪初年（1875），温州启动修《永嘉县志》工程，温州府教授戴咸弼任总纂兼提调总校，瑞安孙诒让为协纂。戴咸弼非常欣赏徐引之的才华，遂将他引入修志班子，令他负责金石部分。徐引之往来南、北二雁间，搜得古碑碣及摩岩文字甚多。他经常经过瑞安，拜访孙锵鸣，并就金石的问题向他请教。徐引之还请孙锵鸣给他祖父徐凤翔写《先大父行状》。

因徐引之的推荐，芦浦儒生杨诗遗稿《瓯海还珠》手稿引起孙衣言重视。这部手稿是杨诗穷二十多年之心血，辛苦搜罗而成，引书目四百部，搜罗百廿卷，标姓名者七百家，汇以成编。这部书稿限于财力而无法出版，杨诗为此遗恨而逝。

为了让这部皇皇巨著面世，孙衣言邀温州陈燧、林大椿、周锦川，沈洺澜、徐德元、叶楚才等同人，共同发出了《征刻瓯海还珠集公启》：

“平阳杨葩园先生，业绍青箱，声蜚黉序，等目击非虚，心仪已久，喜有奇之共赏，无待吹毛。虑独力之难成，徒为袖手。惟冀素封巨室，捐钟鸣鼎食之资。达士贵人，分河润樾荫之助。勉赞勷而共举。……”

孙衣言就是受杨诗《瓯海还珠》的启发，编辑了更加完备的乡土巨著——《瓯海轶闻》。

孙衣言还给金乡金石家侯绍裘《癖石房印谱》作序。侯绍裘出身富贵之家，也是苏璠的弟子，与刘庆祥同学。平生癖好金石，刻印千百颗，故将书房题为“癖石房”。孙衣言在印谱的序言中写道：“君体俊而神清，而又能优游华力以成其业，盖以专而得精，非夫奔走世故，作辍不恒者之所能为。”

刘庆祥《铁耕小筑印集》（孙锵鸣作序）

四、二代学术传承（刘绍宽、黄庆澄、董月渔、陈筱垞）

瑞安孙家与江南垟士人的交往延续至二代，孙衣言之子、清代朴学大家孙诒让对温州的学术和教育影响更大，其中与之交往的江南垟士人有刘庆祥之子刘绍宽，杨镜澄弟子黄庆澄，以及陈际中之子陈筱垞。

1、刘绍宽：学术薪火相承

刘绍宽（1867—1942），字次饶，号厚庄，白沙刘店人，自幼随伯母居住母舅杨镜澄之家，接受杨氏家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绍宽与姜啸樵结伴到瑞安，向孙诒让请教《周礼》，此后“时从之游”。

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刘绍宽出游日本考察学务，历时七十多天，归来后写成了《东瀛观学记》，孙诒让读后，大加赞赏，在给此书作序中写道：“于管理之方，教科之册，无不采彼之长，以裨吾阙，其论之精，与《周官经》、大小戴《记》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

刘绍宽借鉴日本办学经验，在平阳县内创办多所小学，受到孙诒让高度好评。孙诒让甚至有意邀请刘绍宽到瑞安普通学堂任总教习。后来孙诒让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聘刘绍宽为编检，成为其得力助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孙诒让、徐定超等力荐下，刘绍宽出任温州府中学堂校长，开启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教育生涯。

在与孙诒让接触中，刘绍宽的旧学和新知不断融合，学问日深。实际上，他已继承了孙诒让的“衣钵”，成为温州学术的领军人物。

2、黄庆澄：伯乐与千里马

黄庆澄（1863—1904），苍南县钱库黄车堡人，杨镜澄弟子，后拜瑞安金晦为师。1886年，黄庆澄与其师金晦、同学杨子訚参加府试，当时平阳三位童生因寓所失窃多次，遂纠众到永嘉巡捕厅，要求缉捕破案。杨子訚也随三童生前往，结果被巡捕厅门丁殴打。

杨镜澄正好在温州给考童认保，杨子訚是其侄儿。他不甘亲人受欺负，就带着杨子誾到永嘉县衙，请求验伤。永嘉知县周熙、温州府捕厅陆炳却说验之无伤。

黄庆澄、金晦等不满官府的作法，于是暗中鼓动其他童生罢考以示抗争。温州知府李士彬见事情闹大，为平息事态，他贴出告示，除三名闹事的童生扣考外，其余准予参加府试，而杨镜澄、黄庆澄、金晦三人被革去功名。

孙杨两家是世交，杨镜澄又是孙诒让同学，故孙诒让伸手援助，他出面还向浙江学政上书，为杨镜澄和黄庆澄两人申辩，请求宽恕。后来杨黄师徒终于得以恢复学籍，而金晦被革功名后，却再也无心留意科场。

黄庆澄为其师打抱不平，他的豪侠仗义让孙诒让钦佩不已，称之为“奇士”。1889年，孙诒让写信将黄庆澄举荐给上海张焕纶。张焕纶聘黄庆澄任梅溪书院中文教习。黄庆澄携妻到上海后，大开眼界，结交了盐城唐天燮，以及同郡居沪的陈虬、陈黻宸、宋恕等人。

次年，孙诒让给黄绍箕书信，再次托他为黄庆澄谋职，称黄庆澄“学识兼人，勇于任事”。由此黄庆澄得以到安徽潜山县当幕僚。在任上，黄庆澄因上书改革而受安徽巡抚沈秉成赏识，沈秉成专门修书给驻日公使汪凤藻，并资助黄庆澄随团赴日本进行历时三个月的考察。

黄庆澄深入而广泛地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俗。回国后，他写了一本充满改良色彩的《东游日记》。1894年2月，孙诒让为黄庆澄《东游日记》作序。

同年，黄庆澄准备赴北方参加顺天府乡试，孙诒让又给黄绍箕写信，托他照顾黄庆澄。黄庆澄顺利中举后，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数学报——《算术报》，期间也受孙诒让的帮助。

1897年，黄庆澄编《中西普通书目表》, 孙诒让在该书的序言中，介绍了该书编纂之缘起，明示“中书多取之南皮尚书《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

同年，黄庆澄拿着诗人董月渔先生（龙港市东庄人）的诗稿《弦佩斋吟草》一书到瑞安，希望孙诒让作序。孙诒让在序言中写道：“余友黄愚初孝廉以先生诗见示，遂略举吾乡诗派与取闻于先太仆者櫽栝之以序，并以质世之精于论诗者。”

黄庆澄恢复学籍、求职、中举、办报、创刊，其事业始终得到孙诒让的倾心关怀和不吝帮助，称孙诒让是他“伯乐”，当之无愧。

3、陈筱垞：金石之交

陈筱垞（1861—1938），名锡琛，宜山镇上市人，陈际中之子。陈筱垞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一生致力于教育。1902年，他创办平阳县学堂（平阳中学前身）任堂长，后又在宜山创办“江南高等学堂”（宜山小学前身）。正是在陈筱垞、刘绍宽、黄庆澄等人努力下，平阳办学之风兴盛不减。孙诒让在《温州兴学记》写道：“初级小学以平阳最多，乐清次之，瑞安又次之。”

平阳县学堂缺西文教习，陈筱垞写信给孙诒让求助，后来在上海的项骧（瑞安人）帮助下，终于得到解决。

1896年冬天，在平阳县宜山乡鲸头村石冈下（今龙港市鲸头村）山麓出土一块“朱曼妻地莂”，由当地乡绅陈筱垞收藏。

陈筱垞分拓数份，请孙诒让、吴承志等学者辨识。地莂所立的时间为咸康四年(338)二月朔四日，末行下有一“同”字之右半。孙诒让将二行之“舍”字误释为“令”字，只有吴承志给出详实的考证，破解了这块古砖之文。

孙诒让的学术继承者刘绍宽先生

黄庆澄游学日本归来撰《东游日记》（孙诒让作序）

五、结语

晚清时期，平阳士人一度认为科举不振，平阳县令汤肇熙有意在坡南夹屿山净明寺的废址上修塔，士民推举宜山乡绅陈际中出面主持修塔工程，以此提振学风。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竣工，命名为“文明”。陈际中写信向瑞安孙衣言征集修塔诗文。孙衣言后来寄来了四首绝句，开头交代了写作的缘起：“平阳修复坡南浮图，命之曰文明塔，以邑人科名久不振也，塔既成，索予爲诗。予谓科举之业，师弟子交勉而已，塔何能为也？口占四绝句，俾刻之岩石上，学者其将有所感乎？”

题名竞上慈恩塔，礼佛姑爲窣堵波。
欲得优昙开震旦，却须槃特坐伽陀。

螘邱鼠壤易长雄，荆鸡鹄卵难见功。
邑子岂无陈贵叙，石师那得程正公。

檀施百宝涌出地，奎壁二星行丽天。
突兀遂高三百尺，文章回斡一千年。

风制铎铃作胡语，木穿石槃无宝丹。
振衣千仞忽大笑，日光正照耆崛山。

从诗意上来看，孙衣言对平阳修佛塔来提振科举的作法是不赞同的。他认为，科场成功不过是师生教学相长的结果。北宋时期，平阳就有陈经邦、陈经正兄弟开启学统，应该延续这种学统，方是正道，修一座塔能干什么呢？

从晚清到民国，江南垟的名士辈出，追根溯源，得益于教育奋兴，而振兴教育，则需要一批有教育情怀者在外游学，获取真知而归，大开启蒙风气。从陈筱垞、刘绍宽，上溯至杨镜澄，鲍台，江南文脉一脉相承，而这又与孙衣言、孙锵鸣兄弟，以及孙家二代的孙诒让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