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三)

云里雾里

　　一九六二年，食堂散了，生产生活又恢复了正常。上半年社会特征之一是通货膨胀，当时的一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员工资每月只有二十七元，而市场上的米价达每斤三元，水果糖每粒二元。商店的货架上基本上是空的，供应的饼干都参了豆饼和米糠，还要粮票。好多人经不起困难生话的考验和高物价的诱惑，纷纷退职回去捕捉鱼虾，种菜。

六二年下半年，我升入了初中学习。小学升初中当时是进行了升学考试的，第八中学招收学生设有分数线，把录取通知发下去后，好多学生都不去上学，录取线一降再降，最后只要愿意去的都收。在八字哨、牌口、上湖、欧江岔五个公社里招收了128名学生。开学后，学校秩序不太好，早退缺课现象严重，陆续有人退学，到二年一期开学时，两个班就只剩下57人了。学校重新编班，我在的班是28人。我被当选班上的学习委员，二年二期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是学校篮球队队员，三年一期我代理团支部书记。我班的团支书原来是小洁，长得水灵水灵，活泼开朗，很有活动能力，学习成绩优异，是学校的小明星。有一天，传来了一个坏消息，说他父亲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现查出有变节行为。学校马上召开会议，以隐瞒父亲历史为由，撤消了她团支书职务，开除团籍。小洁分辩道: 父亲的过去她确实不知道，她不是隐瞒。哪里说得清，不是隐瞒也要开除团籍。从此只見小洁沉默寡言，常常发呆掉眼泪。

到了三年二期，学校搞完期中考试后，对毕业班学生进行政审，派老师到学生家所在大队去调查取证。政审后我发现学校领导和部分老师对我态度冷淡，见了面向他们打招呼时，要理不理，有的还故意把头扭过去，班主任老师还故意找我岔子，有点小事就呵斥，填写志愿的时候，其它同学有老师热心指导，我去请教老师时候，都很冷淡地说:“ 随便填。”这是为什么呢？我的表现不还是一如既往吗？我猜到了是政审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祖辈父辈都是老实农民，不曾与人交恶，家庭成份也就是中农，社会关系也就只有一个姑父土改时被镇压的，学校早知道了。我不敢去问学校领导，也没有谁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升学考试搞完了，我和姐姐都痴痴地等通知。当年的姐姐高中毕业，她比我更着急。当年送信的乡邮员叫小吴，负责牌口，上湖的邮递，步行。鉴于邻大队出现的事件，我姐就跟小吴招呼，如果有录取通知书，就请送到家里来。邻大队前年有个叫海涛的同学，录取于湖南农业大学，邮递员把通知书送到他大队部，签收的那个干部把通知书放到办公桌夹层抽屉里。海涛在家左等不见右等不见，到了十月份，那份通知书被人翻出来了。海涛拿着赶到农大时，学校不收他了，说已超时，学籍己注销。小吴答应了。八月的一天，小吴朝我家走来，很远就挥着手喊道: 好消息来了。”小吴把中南矿冶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全家人都很高兴，我妈把家里仅有的一只鹅杀了，留小吴吃了中饭。在吃饭的时候，我小声地对小吴说: “如果我的通知书来了，也请送到家里来行吗？”小吴望着我好一会儿才说: “要得。”到了九月份，各学校都开学了，我望穿秋水，没能望到录取通知书。

学没有上了，我要面对现实，要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去作为呀。生产队分派我的任务是对把园看牛。对把园是来仪湖边上的滩头，下半年雨水少，湖水落下去了，露出一片片湖滩，我们生产队就在平整的湖滩上垦出约十来亩地，插上了水稻。湖滩是放牛的野地方，我守着这十来亩庄稼，不让牛来吃。早晨，在别人放牛之前，我带上午饭，赶到那里一刻也不离开，到了傍晚，要等人家把牛都捉回去了我才回家。风雨无阻。在那里看牛，没有人跟我说话，我找不到一张报纸，一本杂杰，想买本《新华字典》，三次托人到益阳市都没买到。望着无边际的湖水，我茫然，我有未来吗？难道我就只能重复前辈的生活，在这贫脊的土地上死磕？我一遍遍梳理自己，错在哪里？没能考上高中，虽然怀疑政审不过关，但毕竟是怀疑，同一家的子女，在同一时间里，姐姐又考上了大学，我还是归结于我考试失误。在考试的时候，我看见有社会青年参考，我何不明年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再去参考呢？于是我就带着学过的课本，赶牛之余拿出来看看，把书上的习题再做一遍。有一天，母亲问我，一本读过的书有什么看头？我把想法告诉了她，她点了点头。晚上她就没安排我干别的活了。

两个月后，稻子收割了，我看牛的任务告一段落。一天，大队民兵营长来到我们家。民兵营长人们管叫他德支书，复员军人，三十多岁，大队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对我说: “回来这么久了，总是没能見到你，大队没有妇女主任和团支书，上面开会就是我去代理，你是共青团员，又有文化，我看你合适。”我问:“前年上边队上有个姓刘的男青年初中毕业了，怎么没要他当团支书？”“别说了，起个什么名子不好，起个“兴汉”，只怕兴秦，兴唐哩，有复辟嫌疑，没人敢要他干。明天晚上开青年会，你去和大家見个面。”第二天晚上开会的时候，由德支书提议我当团支书，到会的青年举手通过，第三天提交党支部批准了，我当上了团支书兼妇女主任。

团支书也算大队干部。那时的会议特别多，三、五天要集中到公社开会，一开就是三、五天。主持人作报告是念文件，读报纸，分组讨论也是读报纸，念文件，我的任务是读报纸，念文件，在别人发言的时候我还作记录。谈认识时，大家都重复着那似懂非懂的道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姐姐学校的红卫兵把学校档案室给操了，学生把各自的挡案拿到自己的手里。姐姐在自已的档案里看到大队出示的一张证明: 该生家庭成份中农，祖父管过公堂，很有势力；姑母是地主分子；姑父是地主，当过伪保长，土改时被镇压；媠妈是地主分子；前媠父是地主，土改时被镇压；母亲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经常跑湖北，经常把猪放到集体田里糟蹋庄稼。姐姐把这份证明带回了。媠妈听了就哭了。媠妈娘家兄弟姐妹共八人，解放前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四七年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男兄弟改名换姓随父母逃到安乡去了。她九岁被送到朱良桥一家姓贺的人家当童养媳，婆婆很刁钻，蒸茶、煮饭、种菜、砍柴的活都要她干，睡柴房，稍不如意还要挨打。成年后圆房怀了孩子，还是要她上山砍柴，有一次，背着柴火下山时不小心摔倒了，她小产了，放血不止，婆婆不肯请医生，自寻草药让她吃，草药吃得过量了，造成她终身不孕。后来丈夫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去了，在部队染上上梅毒。同他去的一个伙计跑回来了，偷偷地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媠妈，媠妈当即从贺家逃出来了。娘家在安乡，她无处安身活命，幸亏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于是上门做衣，东家做完上西家，没有做的，就在我妈这里歇着。做到一家朗姓人家，朗家主人丧妻了，老朗看中了媠妈，于是同居了。老朗家底殷实，有田产房屋。同居只有半年就解放了，老朗被镇压。媠妈住到了我家，我的一个堂伯父丧妻了，经人牵线，与堂伯父结緍了。媠妈说: “解放前我一直被人压迫剥削，我怎么成了地主分子？和老朗同居半年，没有名份，不当家，不理事，我仍旧是做工的。”她要去找大队干部问个来由，堂伯父说:“不要急，我会帮你去问清的，我是贫下中农，我不怕。”后来他去打听了，当年的农会干部说，那时根本没有给媠妈定成份。

父亲看了证明说:“你姑父是个傻子，解放前夕，有人劝他逃跑，他不，说四七年他在长沙投奔了共产党，并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解放了长沙的党组织会为他作证的，还没来得及去找长沙的组织，当地的人就把他崩了(拔乱反正时平反了)。这回好，自己丟了命不说，还害后代人。爷爷管公堂，自已家里的事，又不是什么官职，没工资，是义务，这不晓得关他们么子事。”

母亲听了说: “我怎么经常去湖北了？我什么时候让猪糟蹋了队上的庄稼？明天我也要去问问。”

姐姐急了，说: “您就别去问了，得罪了更不得了，还有这么多弟妹要上学读书找前程。”

证明写得如此恶劣，但姐姐学校在档案里的结论是:“本人表现优秀，建议录取。”

我的呢？同一时间的政审，我的学校是怎样结论的呢？可想而知。我坐实了我不能上高中是政审不过关。

地方无鬼不遭瘟。那个被开除团籍的小洁，当年姐姐也是高中毕业，姐姐录取于湖南师大，而她和我一样下场。

此时各级学校都不招生，我的上学梦彻底破灭了。

听从姐姐的建议，证明的事，我及全家人都从未向别人说过。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公社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学习会。两点时分，以公社团委书记为首的几个年轻干部在那里吆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毛主席号召的，大家出来游行，以示对主席的支持。所有到会的人都站到公社门前的地坪上，要绕操场一圈游行。这时团委书记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草拟的口号，除了全国人民共用的口号外，其中有一条是: “打倒走资派福奇”，福奇是公社党委副书记，行使正职，正书记请了长病假，我接过纸条没加思索，带着喊了一遍。

过了些天，公社又来通知，要每个大队派三个人去县里观摩斗走资派。我和一个叫松，一个叫朋的二青年去了。是在公社坐敞篷货车去的。那时的益阳县委设在汽车路防洪堤里面，我们到时，只见那里人山人海，批斗的台子搭在离堤约三百米的地方，我们坐在堤坡上，只见被批斗的当权派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是谁？看不清，也不认得。那些红卫兵情绪激昂地在批斗，说些什么，没有听清一句。中午会散了，被批的当权派不知押到哪里去了，我们每人分吃了两个馒头。带队的头说，下午兵分两路，一路回去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大队革命委员会，批斗思想不端正的当权派；一路到长沙去，继续观摩省里的批斗大会。这时的我不是觉悟高看得远，而是面对复杂的现实不知如何应对，当权派不论大小，不知他们的前世今生，我用什么去批他们？批斗大会多难驾驭，我一个小女生有谁听你的？于是我就对同去的二位说: “我去长沙观摩，我姐在长沙，有地方落脚，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年纪小(17岁)不够格进班子，你们去张罗吧。”那二位同意了。我又是坐货车到长沙，在荣湾镇下了车，步行到矿冶学院，那些人去了哪里我不知道。矿冶学院很安静，到处贴着打倒学校校长的横幅标语，校长是留苏的，横幅上的名子是俄语。学校没有上课，学生自由活动。我在姐那里住了两晚一天，白天姐和另外一个同学带我爬了岳簏山，第三天一早乘轮船到铁矿嘴回家了。回到家后有个朋友对我说:“你死到哪里去了？昨天好热闹啊，批斗了几个大队干部，让他们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好几个吃过他们亏的人上台斗了他们。革委主任是松，如果你在，可能会是你。”我笑了笑，没吭声。

那时湖南有个“湘江风雷"的红卫兵组织，人数多，分布广。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打、砸、抢样样都有人干，后来被取缔了。

在“湘江风雷”被取缔后，我很久没有被通知出去开会了。有一天，我在田埂上锄草皮，那个杨党委他不认识我，由一个人带着找到田头，見面盯了我很久，然后阴阳怪气地说: “这个大队的团支书就是你啊，我看没什么了不起。”我丈二和尚摸不看头脑，这是什么意思呢？没吭声。随后他又恶狠狠地说: “老实点，好好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完扬长而去。我更懵了，这又要刮什么风呢？

过了些天，学校的成老师告诉我: “你们大队有几个人不是好东西，前几天开支部会有人要整你，要把你的团支书和妇女主任撤了，搭帮德支书还讲点道理留点良心，说你是个小妹子，又没有犯什么错误，批斗大队干部又没在场，为什么要整你？方校长参加了支部会，他也说‘她不仅没参加湘江风雷，其他任何红卫兵组织都没有参加，好多造反派组织来拉她，她都拒绝了，这年头喊了次打倒谁的口号有什么稀奇，指挥的没麻烦，找她的麻烦没道理。’这样一来就没有通得过。我的办公室在会议室旁边，我听得清清楚，你以后要留点神。”是非经过不知难，我居然不知暗地里还有这惊涛骇浪。

又过了些天，公社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福奇来到我家，我正在串竹帘子准备围鸡。见了面就笑盈盈地把我夸奖一番，然后问我对所经历的一切有什么看法？我答道:“一个小小回乡青年，不能有想法看法。”他俩笑了，临走时说:“对个别人的有些说法和作法不要放在心里，党委相信你是个讲规距的人，该干什么干什么，还是要积极参与有益活动。”由此看来，我不知我在干部们中曾有怎样凶神恶煞的传说。此后，我又经常被通知到公社开会学习，继续读报纸、念文件、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