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3名战犯不能特赦，毛主席的批示出人意料！

福星高照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

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毛主席在讲话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1949年7月15日毛主席与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一科学预见。

新中国各级政权建立起来后，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国民党时期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怎么办？毛主席以其伟大心胸和气魄，大手一挥作出决定：“包起来”。

所谓“包起来”，就是对这1000万人都要给饭吃，给出路。

1949年10月24日，毛主席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

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

什么叫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对国民党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进行了细心安排。

对原国民党的党政人员，安排了一部分留在各级人民政权当中当干部，一部分安排到参议部门中去，有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去教学，有的则干脆养起来。

对原国民党军队人员，则通过逐步整编，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去。是军官的，大体仍然按原有的级别安排。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建设，都急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恢复和建设的繁重任务，迫切需要大量建设人才，但国内建设人才奇缺，满足不了建设需要。毛泽东很重视延揽人才，并且在延揽人才中表现出他博大的胸怀。在国内，有许多建设人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甚至在日伪统治时期，不同程度地为国民党、日本人做过事。我们许多干部便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这些干部，甚至排斥他们。

毛主席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各地纠正，要求各级政府在安排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军政人员时，注意发现他们中间的建设人才，把发现的人才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不光要在专业上使用他们，有的人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海天辽阔，英才归来。毛主席还把延揽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在新中国与西方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他要求统战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吸收海外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经过统战部门多方努力，许多在海外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开拓者、奠基人。诸多人才齐聚祖国、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的场面，没有毛主席的博大胸襟，是不可能出现的。

1956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其中谈到镇反问题：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

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毛主席还特赦了所有战犯。

1975年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走出战犯管理所↑

从1959年起，人民政府开始对部分战犯进行特赦，直到1966年，总共特赦了6批战犯。

1974年12月，毛主席在长沙想到了这件事，于是便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周总理对此事也非常重视，他亲自批示让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

公安部很快给党中央写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有13名战犯应当继续关押，不能特赦。

1975年2月27日，这份《报告》送交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看过后，觉得公安部太小气了，马上提笔做出批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毛主席“都放了算了”的批示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主席的胸襟广阔。

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共293名战犯获得了特赦。当天，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

现场立即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战犯们皆山呼“*****”。“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泪流满面。”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曾如此回忆。

附13名战犯名单．请看下文：

1975年特赦战犯，本来计划继续关押的13个人，他们都是谁？

1975年，我国开始了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这次特赦将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予以了释放，至此从1959年开始特赦国民党战犯工作宣告结束。其实，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的过程中，本来计划并不是全部予以释放，有13个人还需要继续关押，但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之下，最终还是予以了释放。那么，当时计划继续关押的13个人都是谁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时，这13个人被分别关押在山东战犯管理所、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以及北京秦城监狱。关押在山东战犯管理所的有4个人，分别是徐天任，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第2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李清，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第72军军部中校参谋；邱沈钧，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通讯总所少将所长；张百龄，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热河站副站长。

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有7人，分别是郭吉谦，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第5军少将副军长；黎宗铭，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第2兵团政工处少将处长；樊迅，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豫鄂皖边区自卫军少将副司令；翁羽，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第9军上校团长；刘衍智，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第2兵团上校团长；周养浩，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谢代生，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军统局广西站站长。

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有2人，分别是杜超群，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副处长；沈勤康，被俘虏之前担任国民党厦门市警察局局长。从以上13个人当时担任的职务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部分属于原国民党军官，一部分属于原国民党特务系统，还有一部分是原国民党党务人员。

根据以往特赦的惯例，单纯的军事将领，能够积极接受改变，并确实改恶从善的国民党战犯，一般都会被列为特赦名单。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本来计划继续关押的这13个人，有不少是原国民党特务系统人员，比如说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周养浩，他在国军大溃败之时做了不少大破坏大屠杀，属于罪恶滔天的一类人，所以在当时被计划继续关押。也有一些是原国民党军事将领，如郭吉谦是因为思想顽固，拒绝改造，所以计划继续关押。不管怎么说，计划继续关押的这13个人都分别有不符合特赦条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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