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那座老院子

绵羊

我家的那座老院子

杨惠卿

这便是生我养我、在我记忆中烙印最深的那座老院子。因为年久失修，一副沧桑衰老的样子。土坯筑就的院墙基本上坍塌，留漏下的也高低不齐。当年在村子里数得上数的五间石灰抺面的窑洞也倒塌了两间，那三间没的倒塌的也是面貌斑驳，石灰面也退出了原来的洁白，让日月削剥成了灰黑色。就像一个久经风雨老人的脸，皱纹纵横交错，斑斑点点，很难找到点点的鲜艳。大院里也没有了当年的繁华喧闹和迎来送往，就连很有些艺术范的用河卵石铺成的各种图案的碎石场院，也让现代的灰色水泥压在了没有情感的厚厚泥土下面，正在向着文物和古董的角色转变。老宅子的面目全非，就连我这个在这个院子里日夜陪伴了十多年的过来人，站在断壁残垣的大门口都有点发蒙。也难怪孩子们看到发楞的我，也禁不住地要问：“这就是我们的老院子吗？”

时间的交替在人们的记忆上挂满上了层层糊涂，而空间的更迭又在记忆的糊涂上铺盖了厚厚的犹豫。和现代的村舍相比，当年三进三出的宅院显得窄小，看着宽阔的大门竟然连一辆小轿车也开不进去，富贵殷实住窑竟然也是用土坯旋成。这也难怪，孩子们每每要发出疑问。在他们的概念里，这个院落曾经也是名门望族，虽说不能像晋中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那样庭院错落，泾渭分明，但最起码也应该是让人看得上眼吧！

实话说，这个宅院是有点寒酸，可在当年确实是让人看得上眼的。就这座院子在清末考出了朔县东门外的第一个两榜进士。院子的主人杨大成的独子杨秀经院试、乡试、会试，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参加殿试考中进士。但是由于他性格的原因，只是在偏关、河曲和宁武等地就任教育学监。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第二次参加殿试，再一次榜上有名，被国民政府任为山西省阳城县知县（县长）。

杨秀在阳城县知县任上时，正是清王朝没落，革命党人兴起的动荡时期，朝廷政令不通，百姓民不聊生。山西省南部农村私种、私制、私售大烟愈来愈烈，严重地危害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安宁。为了彻底铲除私种大烟之风，杨秀乘山西清末禁烟运动的东风，在阳城县开展了史上最具规模、影响久远的查禁大烟运动。但是，查禁大烟受到当地绅士及种烟户的严重抵制，有的地方还和官府发生冲突。但由于杨秀采取了温和手段，有理、有利、有节推进，得到了大多数烟民的理解和同情，避免了冲突，受到了当时省府的肯定。

由于杨秀自己不善交际，和当时官场风气不合套，三年之后辞官回到了老家东榆林村，在村里自己出钱办起了私塾房，以教书育人为业。直到病入膏肓之时才离开了他一生珍爱的课堂。

我们儿时院子里住着奶奶、二爷二奶一家、三叔一家和我们一家。虽说没有像北京四合院那样的热闹，但院子里四代二十多口人相处的十分融洽。院子里种的鲜菜大家吃，杏树上的小酸杏大家摘。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每天的晚饭，大家把一大斗盆的酸醋伴豆角放在院子中央，人们围在四边每人端着一碗酸饭，使这个诺大的院子里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淡酸的香味，为我们这一大家的和睦相处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这所住过五代人的老宅院子铭刻着我太多的童年影像，院子里装的是我的童心，我的快乐；我的理想，我的记忆。我记得，在院子里天真烂漫的兄弟几个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我记得，在院子里父母汗流浃背地从生产队里背回来的麦根里捡着小小的麦穗；我记得，在院子里我们围坐在奶奶身边听着老人家讲述这座院子的往事；我记得，在院子里我们兄弟几个围在老杏树下等着奶奶分给那有些青涩的麦黄杏；我记得，在院子里兄弟们头抵头弹自己捏的泥球弹的笑容：我记得，坐在院子里的青石阶上大声地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专注。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看到老院子的一天天在变老，一天天在退出，感受着光阴流逝，青春不驻，心里头是满满的不舍，浓浓的惆怅。

今年村子里在进行美化新农村建设，对一些年久失修的老院子进行保护性修缮。我家的那座老宅院子也列入其中。虽说院子里和窑洞没有动工，但残破的院围墙和大门经修缮后却焕然一新，再经白涂料粉刷写上大红字标语，让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宅院也溶入了新的时代，有些现代的滋味了。是啊，老宅院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历史在前进，经济在发展。站在老宅院子里看着苍老的宅院，我阵阵感慨，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老院子退出历史舞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越来越漂亮的屋院在连片兴起，为进入小康社会的新型农民们提供着越来越舒适的生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