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

陈基良

——光荣岁月——

一九五0年海南解放不几个月，政府就号召知识青年自愿参军，当时我在长流中学读书。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我和我校十几位同学报名参军，入伍后被分配到海南军区教导大队集训学习。

　　一九五二年中央军委决定举行全军八一运动会，各军区纷纷举行运动会选拔优秀运动员，我参加海南、华南和中南军区游泳潜泳比赛都获得第一名，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全军八一运动会。

在北京参加集训

　　在北京全军比赛中，我参加游泳潜泳项目比赛荣获第一名。更为可喜的是，运动会开幕式决定八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先农坛隆重举行，全军运动员按一野、二野、三野、四野、海军、空军六个方队雄赳赳、气昂昂正步走过检阅台，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领导的检阅，当第四野战军方队走到司令台时，我头部向右转，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神采奕奕，向运动员频频挥手，此时此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

　　不几天，运动会胜利闭幕，我荣归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到，当时接见我的是海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陈青山首长，他一看到我就亲切地说：陈基良你不简单呀！我当官这么大，都没有见过毛主席，你这个新兵就有本事代表中南军区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你要准备作报告！首长的赞扬和鼓励，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不日即安排我在文化科工作，不久又派我到广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后来的广州军事体育学院）学习两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二八师教导大队任军事体育教导员。

北京先农坛合影

——在军中磨练成长——

我到师教导大队不几天，就给全营官兵上军事体育表演课，当时，教导营营长看后说这个教练表演很精彩，还说这个教练身体素质很好，将来很快就可以当连排长。不久，师里下令调我到三八三团任军事体育主任，两年后师里又调我回师司令部作训科当参谋，一九六二年全军掀起郭幸福教学比武训练，为了要我参加海南军区比赛，师首长决定调我到383团渡海先锋营渡海英雄连（二连）任连长，四年后，师提拔我为三八三团任军务股长（正营级）至一九六九年到湖北省武汉市支左七年，至一九七六年回地方工作。

——首长的关爱是进步的动力——

　　孔宪礼军长是东北黑龙江人，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从东北打到海南，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他是保卫一二八师师长赵浩原的一名勇士（警卫班班长）。海南解放后，他进步很快，一九五六年他提升为一二八师司令部作训科科长（副团级干部）。

他调到作训科的时候，我正在作训科当见习参谋，有一次他上班看到我就聊起来，问我是什么地方人，什么时候当兵，做过什么工作，我愉快地回答了他，说我是海南琼山县人，1950年11月份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志愿当兵。52年上半年我参加全军游泳比赛获得第一名，后来选上代表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到北京比赛并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回到海南军区后，组织又派我到广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师当见习参谋，孔首长听完我的陈述后，对我印象很深，说好好工作，还说你想入党吧，我说很想加入党组织，他说那好。不几天，他派在科里帮助工作的李树祥同志到我村（荣山村）了解我和家庭成员的历史，都清白没有问题，谈话后不到一个月，孔首长就和科里赵永信同志于一九六O年三月正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后，孔首长很关心我的工作，不久他提升为三八三团副团长后，就建议师长把我调来三八三团任军事体育主任（连职干部），在团部工作两年后，他又建议师把我调到渡海先锋营渡海英雄连任连长，不久他被提升到师任师长，我在二连当连长，当时新调来一个团长叫赵殿功，他到团不几个月，不了解我的情况，误以为我到朝鲜打过仗，就向师打报告，要我到团当侦查连长，但师不批我当侦查连长，而任命我到团任军务股长（正营级），命令下来后，赵殿功团长把我的任命通知压了下来不通知我，过了几天团李政委觉得不妥，就到二连告诉我，你任命下来了当军务股长，可以到团军务股报到上班，我到军务股上班后，团长赵殿功看到我就说，谁叫你来的，我不快地回答他：是李政委叫我来的，他听了没有说话就走了。

　　年终团机关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会上我不客气的批评赵殿功团长，我说团长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部下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打起仗来怎么指挥，怎么打胜仗，会议结束时他很不高兴地走了。

　　我最后看到首长是一九七一年下半年，记得一天下午5点半左右，当时我在宿舍后面的路上散步，突然看到多年不见的首长，我说孔师长，你怎么来这里呀！他说我被调来武汉军区工作，我问孔首长在武汉军区任什么职务，孔首长说当军区动员部长。想到许久未见，我便邀请首长到我家里坐坐，首长同意了，到了家里坐下来后，我问他吃过什么东西没有，他说刚吃晚饭，我说老首长到寒舍来什么都不吃不好，给你做碗面条吃吧，他说也可以，于是我爱人动手给他做了一碗没有肉的武汉面条，吃完之后，他说武汉各种酸菜很多，我女孩很喜欢吃酸菜，女孩来武汉生活一定很满意，我问他家属小孩什么时候搬来武汉，他说下月来。

　　为了感恩首长对我的关怀，去年下半年，在二女孩陈杰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敬爱的孔宪礼军长的手机号码。我拨通了孔军长的电话，他刚接电话时感到很陌生，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你和赵永信介绍入党的那个陈基良，片刻他说我想起来了，你是搞体育的陈基良！他还说，我们年级都大了，要愉快，要乐观，不生气。我虽和敬爱的老首长离别几十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我祝福军长长寿长寿再长寿！

——受命支左——

一九六四年，一二八师奉命调防到了广东。我也随着部队的迁移先后到了广东深圳布吉、广西宜山县。最后到了河南的巩县。

一九六九年大年春节过后几天，记得一天晚上，我团李政委叫我到团办公室谈话。刚到办公室坐下，李政委即开门见山地说：基良同志，团党委讨论决定你到湖北省武汉支左。武汉军区首长要从部队抽调一批正营以上干部支左，条件是正营级以上干部、思想好、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家庭成员个人历史清白，我们从档案来看，你比较符合这个条件，问我有没意见，有什么困难没有，至于家庭、小孩是否到武汉，什么时候去要等上级通知才定。我当时表态是：既然组织决定了，我没有意见。

谈话后第三天，我就打背包坐火车到位于武汉的省政府招待所报到。第二天湖北省省长张启学到会讲话欢迎军队到武汉支左，当场宣布分配到各单位的名单，我被分配到湖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任（简称科委）办公室军代表。我到科委报到后，科委第一军代表（原武军区作训部部长）兰部长在办公室接见我，说基良同志，我们欢迎你来科委和我们一起工作，并让我兼科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工作，说行政工作主要是安排领导开会和安排领导下基层了解和检查工作，还说这些工作你一定很熟悉才是，最后还嘱咐我安心下来好好工作。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团值班室打电话通知我，说家属小孩都可以随军到武汉，接到电话第二天我就从武汉回河南巩县接全家回武汉，爱人黄福兰安排在科委实验工厂工作，大女孩陈霞和二女孩陈杰在水果湖小学读书，儿子陈平在幼儿园，全家五口人在大城市武汉生活，开始有点不习惯，后来也习以为常了。家庭开支方面，由于妻子福兰工作每月有30-40元工资加上我工资120元，加起来每月160元，当时在武汉生活算是中等家庭收入水平。
　　我在湖北支左工作头几年还很顺利，因为地方干部靠边站，好多问题都是军代表来处理，所以人少工作多，我除了要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完成领导交代的其他任务，如到代领导去外地开会，回来给他们传达汇报，到基层蹲点也是这样，总而言之他们看我年轻身体好，总想让我多学一点，多做一点。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军干部处处长来武汉和地方政府商议军代表转业事宜，当时第一军代表兰部长知道后就对我说，小陈你转业在武汉好，湖北是鱼米之乡，吃大米、细面，河南是吃粗粮的，你要是真能转业在武汉就好了。万万没有想到，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出了震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事件，即林彪反对毛主席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消息传出后，湖北省委和武军区联合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参加会议人员为部队正营以上干部，我也去了，听到林彪逃走这个事，我都不相信耳朵是否听错了，直至后来才在社会上公开此事。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主席发出兵归营，所有支左军人都纷纷返回部队等待转业。

——妻子福兰的病——

记得一九七一年上半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妻子黄福兰突然生病，说时冷时热睡不着觉，吃药后仍不见得好转。第二天早上，我请假带她到湖北省东湖医院看病，检查后医生说是咽喉深度发炎，要住院治疗，当时我工作较忙，住院需要有人照顾，三个小孩很小，且正在读书，怎么办？我从医院回科委上班，向第一军代表兰部长汇报说我爱人生病住院，兰部长听后，安排了科委打字的女青年去照顾。
等到星期六下午，我带三个小孩去医院看望福兰。到病房后，大女孩陈霞看见妈妈难过得大声哭起来，二女孩陈杰提醒说你哭什么，这是医院病房不能吵闹，儿子老三看到母亲后，没有什么表情，只是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我说病好后才回，儿子说我想妈妈。
在医院住院将近两个星期，医生说基本治好了，叮嘱回家要加强营养，并且劝我说不要到街上买什么人参白木耳等保健品吃，那些东西吃了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好是买老母鸡来炖黑豆或黄豆都可以。交代完后，医生很不客气的要我给他一双军用解放胶鞋，我答应他可以给，听后他很高兴的说，祝你们全家健康长寿。
回家第二天，我就上街买老母鸡和黑豆，老母鸡没有人卖，只买到黑豆，后来邻居说，河南有的是老母鸡卖，我就决定带妻子福兰回河南巩县。回到河南后，福兰非常想念三个小孩，她晚上睡不着觉，结果第三天二女孩陈杰给我们来信问：爸妈你们回到河南都好吧？我们昨天拿肉票买了一斤猪肉，肥了一点，我们把肥的拿来烤油，瘦的拿来煮着吃了两餐，小弟老三多吃了一点。
巩县市场上卖老母鸡的很多，我就先后买了十二只母鸡，福兰吃了后脸上不那么黄了，我决定过两三天就返回武汉，回时再买几只带回武汉，刚要回武汉那天，刚好碰到团李政委，他看到我爱人有病，就说你写个申请救济书，给你60元补助，我就马上写条子给李政委批准60元人民币了。

——默默无闻的地方工作——

一九七六年，我转业到海南自治州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海南自治州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属于广东省管辖。由于历史原因，自治州的各部门各行业都比较落后，体育工作也不例外。

　　为了改变体育落后面貌，我和体委全体同志团结起来，不怕艰难困苦，迎难而上，深入学校农场挑选体育优秀苗子，输送到省运动学校培养锻炼。不几年，我州的体育工作不断出现新局面，特别是羽毛球和举重两个项目在省级比赛中都居上游水平，因此在广东省年终总结工作中，省领导都点名表扬自治州。当时州委张书记开会回来后，第一时间召开州委工作会议，会上表扬体委工作做得好，并说：自治州的各项工作如果都像体委那样，我们自治州就不落后了。由于体委工作有成绩，促使州各级领导对体育的重视和关怀，从而主动为体委解决不少的实际困难：如州委张玉华书记就亲自督促掌管经济工作的副州长，要给体委建宿舍楼、羽毛球馆、灯光球场、举重训练馆等。

　　一九八三年与国家女排教练袁伟民等合影。（郎平当天因为身体不适留在酒店没有参加活动）

　　由于体育工作有成绩，州的各级领导都重视体育工作，促使州的体育工作更上一层楼，水涨船高，于此我的职务也随着升高，由原来业务科长晋升为体委副主任，直到一九八八年，海南成立省，撤销自治州，我被分配到海口市文体局任副局长，直到一九九0年退休。

　　1983年春节，应澳门政府的邀请，代表广东省带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竹竿舞表演队赴澳门参加澳门的春节联欢活动。

与澳门娱乐司司长等合影

——顺利地度过老年平安生活——

回忆过去，想想现在，我心情非常激动，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三个小孙子大学毕业后都有了固定的工作、不错的待遇，尤其大外孙女已结婚成家并生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孩，全家四世同堂。

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今年已经九十岁了，比古代乾隆皇帝大一岁，比毛主席大七岁，应该说我是一个古稀老人了，在漫长的人生生活中，我已经充分享受了人生，我知足了，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有生之年，我要好好的过着健康快乐祥和的每一天。

陈基良同志撰写的回忆录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