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五）

田亚非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五）

薛晓康

月亮在流淌清纯歌谣的时候，薛作者坐在军队干休所院子里的长椅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几米开外的那个鱼池里，一群金鱼在月光下梦幻般游动。老人家触景生情，感慨道：“我们军队与人民是鱼水关系，不可分离。虽然你也是当兵的，但那时候的那种鱼水关系，你可想象不到。”

她沉思片刻，陷入战火的回想：从1948年12月至49年7月，解放军陆续解放了山西的临汾县、洪洞县、太原市和豫西的陕县、灵宝县以及西安市等城镇，准备从茅津渡打过黄河。那一路打过来，部队伤亡很大，民工们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用担架把伤员抬下来，有的民工也中弹牺牲了。她心痛地说：“儿子，你想想，那都是些普通老百姓呀，男的女的都有，他们都是自愿来的，没有报酬的，不象现在有的人，做点事情动不动就说钱。”

薛作者提示说：“妈，那是个别现象，再说战争年代跟和平年代不能比。”

她把手生动地一挥：“甭管什么年代，咱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丢。这些年，到处都在宣传这精神那精神，这代表那代表，但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并且要全心全意。现在有的人在钱的面前，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暴露无遗，本来好好的一个干部就变成了贪官，这样下去，我真是担心啊。当然啦，我也要检讨我自己，我那时候的担心也是有私心的。我担心什么呢？最担心的是我哥哥，虽然他不是我的亲哥哥，但我们从小在一起，他对我那么好，我当时感觉我这辈子就他一个亲人。他当时也在民工担架队，只要我看见有民工负伤和牺牲的，我心都紧了，不断在心里喊，哥，你千万当心啊！”

有件事令她记忆深刻：一天，她看见一群俘虏被押下来，俘虏中有伤兵坐在路边呻吟，兵团首长叫民工用担架去抬，她很不满，悄悄制止民工：“只抬我们解放军的伤员，不准抬敌人。”兵团首长发现了，严肃教育她：“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规定的？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你是怎么牢记的？要知道，我们不是土匪，不是暴徒，我们是有心有肺的革命军人。”

从此，她把优待俘虏这条规定牢记了一辈子，并将优待俘虏视作她在战场上被铁的纪律深刻浸泡过的美德。一次，她被临时抽调带一个排的战士去看守俘虏，有个俘虏掏出下身调戏她，几个战士气得端着刺刀要往前冲，被她严厉制止了。她还把兵团首长的话学说了一遍，俘虏们羞愧难当，全都被感动了，说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确实不能比，难怪他们尽打败仗。

全国解放后，她还多次到各监狱和看守所去给公安民警宣讲：“不准体罚和打骂人犯，要向解放军学习，优待俘虏……”文革期间，她看到造反派在揪斗“走资派”时动手打人，体罚老干部，她心痛无比地泪流不止，对造反派的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干呀，我们当年在战场上都要优待俘虏，那些俘虏打死打伤我们那么多人，我们还是要优待他们。现在你们打的这些人都是南征北战过来的人，有的还负过伤，难道他们连俘虏都不如？”但造反派并不为之心生仁慈，她不甘心，找了一个“公安造反兵团”的红袖套戴在胳膊上，背了一个绣了“忠”字的军用挎包，冒充造反派混进“牛棚”，心情紧张但镇定自若地给“走资派”送去消毒棉花和沙布等外用药品，并且坚定而简短地对每个“走资派”说一句：“坚持住，黑暗过去是光明！”

终于，在光明还没到来的时候，她露馅了。一天，她听说省委副书记兼公安厅长秦传厚被揪斗后关进了“牛棚”，焦急万分的她故伎重施，又冒充造反派去了“牛棚”。当见到当年主持她和老薛婚礼的秦传厚时，她不禁泪如雨下：“秦部长，你在战场上负过伤，手臂都被子弹打残废了，身体里还有子弹没取出来，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呀……”

秦部长安慰说：“没事儿，我是穷苦放牛娃出身，当红军还爬了雪山，过了草地，啥苦都吃过，怕他娘的啥？不过这里现在太危险，你别被造反派给发现了，赶紧走吧。”

她把两盒香烟和外用药品交给秦部长，不听劝阻地坚持为秦部长膝盖上的伤口擦药包扎，实在忍不住了，放声痛哭起来。造反派被惊动了，赶过来围住她盘问：“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来干什么？”她只好装傻，用山西土话回答，说她是外地来的，迷路了，正在问路。造反派听不懂山西土话，反复地问，她表情傻傻地反复回答。造反派大概听懂了一半，认为她是外地来串连学习造反经验的造反派，便将她放走了，叫她以后不准来这儿。

不料，后来有一次她又被造反派抓住，身份暴露了，给她脖子上挂了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走资派安插在公安机关的黑干将”，把她押到大礼堂的台上，跟其他“走资派”站在一起被批斗了半天。

月光下，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微笑着，薛作者听到她平静的声音：“儿子，对于那些羞辱过我的人，我都一一原谅，我心里象解放军优待俘虏那样优待他们。我是党的儿女，是军队的儿女，只有这样做，群众才会拥护咱们共产党，拥护咱们军队。儿子，你是不知道啊，那时候的群众对咱门是咋拥护的……”

那时候是1949年9月6日，秦岭战役结束，部队回撤到宝鸡休整，她被调到62军军部当文书，成为排级干部。她在这里见到了正抬着伤员的哥哥，看到疲惫不堪的哥哥还活着，她高兴得泪花流，两人有说也说不完的话。但是有很多伤员在等待运送，哥哥急着要走，只匆忙告诉她：“咱们的养父母现在宝鸡做小生意，你有空去看看他们。”

对于养父母，她并没有什么感情，但她想到这一路打过来，所到之处的群众那么拥护解放军，给战士们送煎饼、鸡蛋、大枣、布鞋、鞋垫，有的推着装满粮食的独轮车支援前线，她就想，“我的养父母应该也是拥护解放军的，去看看他们，让他们为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光荣一下。”

她向军部政治协理员请了假，整理好军容，操练了一阵精神抖擞的步伐，然后兴冲冲地去一条街上的小店铺找到养父母。可是，令她不可思议的是养父一见她，立即暴怒地拦住她，不准她进店门。养父气极败坏地指着她叫嚷：“大家看看，都来看看，看她这身打扮，头发剪这么短，穿着军装成天混在男兵堆里，跟鬼似的，象啥话？死不要脸的东西！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女不当兵，我没你这个女儿，快给我滚！滚远点！……”

她怔怔地盯着养父，脑子里一片空白，呆若木鸡地站在街边听养父喝斥。周围的群众在小声议论，但她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能看见养父急速翻动的嘴唇唾星四溅。养母跑过来，把一双布袜子塞到她手里：“锁兰，赶紧走吧，走吧。”她听到这话，仿佛从一场恶梦里猛然惊醒，浑身发抖地看着手上的袜子。是的，她需要一双袜子，因为她没穿袜子，脚上的男式胶鞋太大，不合脚，还是用细绳子绑扎着穿的。虽然她已经是排级干部了，但没有工资，每月只有三毛钱的女兵卫生费，她没舍得买双袜子，把钱攒起来准备奉献给养父母和哥哥。此刻，养母给她的袜子成了她渲泄委屈的道具，她使劲把袜子摔到地上：“不希罕！”喊完便噙着眼泪跑走了。

她红着眼睛回到军部，协理员问她怎么啦？她说没事儿。协理员说没事儿就好，抓紧时间去工作吧。她急忙跑到政治部住的一个农家小院子，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队，都是些不识字的战士，在等她帮忙写家信，这是她这个文书在军部的主要工作之一。信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般都是由她编的，无非是向父母问候和报平安之类。把信写完后，战士们陆续散去，她心想：“我自己该给谁写信？写什么？我没有家了，没有亲人了……”想着想着便伏在桌上伤伤心心地哭起来。

“哭啥呀？这么伤心？”军部的一个叫葛秀英的女兵进来，“是想你爱人了吧？”

“什么爱人？”她一脸茫然。

“薛部长嘛。谁还不知道？”葛秀英笑嘻嘻地帮她擦眼泪。

她这才想起，她是有家的，有亲人的，她的爱人是老薛。尽管她对老薛的印象极其模糊，也不知道老薛现在身处何方，但心里总是多少有了点安慰，于是不哭了。葛秀英说：“别伤心了，有好事等着你呢。”

“啥好事？”

“我今天刚入团，我还想介绍你也入团。”

“入团？你调到团里去了？团一级部队可是一线战斗部队，打仗时你自己要多加当心。再说，我调入哪个团要有上级的命令，不是你介绍我上哪儿就上哪儿，你算老几？”

“嗳，你不懂，我说的团不是部队，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她并不知道这个团组织（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于是让葛秀英讲讲入团的道理。葛秀英的表达能力有限，讲了许多她还是没听明白，便问为什么要介绍她入团。葛秀英说：“今天在组织活动会上，大家说你自从跟首长结婚以后，进步很大，工作很积极。”

她坚决否认：“我没跟首长结婚的时候，工作也很积极，这跟首长没关系。你倒是说说清楚，入团以后我会咋样？”

葛秀英为难地想了想，象唱戏似的把手臂潇洒地往前一挥：“入了团以后，打过了黄河，解放了大西南，咱就不回这山西来啦！”

她把手果断地往下一劈：“那我不入这个团了，以后我是还要回山西来的，我哥还在老家呢。再说了，我不想入什么团，我想入的是中国共产党！”

多年以后，她和葛秀英见面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两个人象孩子似的抱在一起，笑得泪花迸。她无比骄傲地说：“我是没入团，但我是直接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我这一辈子都要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和军队毫不嫌弃我这个孤苦的穷孩子，把我培养成有觉悟、有尊严的革命人，还给我一个温暖的家，这个恩情我终身不忘啊！”

有个记忆一直存留在她心里：当部队开拔南下时，群众前来夹道欢送，有个白发大娘给她手里塞了一双袜子，她手捧袜子看着大娘，百感交集，眼泪一下涌出来，所有人都不知道她何以这般激动。

薛作者赶紧握住她颤抖的手：“妈，别太激动，您歇会儿再讲。”

她推开薛作者的手：“咋能不激动？当时我感觉那位大娘就是我的亲娘。儿子，我们老说人民群众把解放军当做亲人，但对解放军来说，人民群众也是亲人呀，是真正的亲人，我们哪能忘记亲人呢？”

她沉浸在月色中，轻声哼唱起了那支歌：“……你牵去我的一颗心，我要把你铭记在心头。慈祥的大嫂呀，快去照看你幸福的孙儿，白发的大哥，不要举酸你送别的手。啊，再见了大别山……”

薛作者抬头看天，明月的脸上挂满感动不已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