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 色 军 营

松子文学屋——陈列文学艺术原创精品

作者 刘铁军（作品编号52）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它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不能复制，也不可替代……

　　一 “三 中” 营 房

1970年12月25日 夜里，我们从前郭火车站上了闷罐车，途经白城在四平换乘了绿色车皮的列车。车停下来的时候，正是凌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本来这是一天里最寒冷的时刻，但我却一点也不觉得，一阵清风吹过，我感到清醒、清爽了许多。突然想到，这个即陌生又期待的地方，可能要待很长时间，我的心情就好奇的兴奋起来，想找到一个标识来辨认一下，我环顾四周，月台上的人群背后显现出两个大字“开原”。
在闷罐车里的时候，车里车外一片漆黑，无法辨别方向，凭感觉列车在向南行驶，而我不想让车停下来，希望列车能带我走得越远越好。听接兵的王指导员说，部队属于沈阳军区管辖，而且是一个技术性能较强的单位。王指导员叫王贵玉，个子不高，蒜头鼻子，两个眼眉之间，有一条竖着很深的皱折，他只要严肃起来，眉间的皱纹就成了一个“山”字，而我却好像很少见他笑过。那天，我正在给“农业学大寨”这幅宣传画上色，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的背后，突然开口问我：“你想当兵吗？”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我学着《南征北战》电影里国民党兵的样子，回答道：“报告长官，做梦都想！”他又问：“你的眼镜多少度？能不戴吗？”我说：“不戴眼镜肯定有困难，但我能克服，只要能当兵，我什么都能做到。”他眯着眼睛，拉着长声说：“你的眼睛如果没有问题，参军也没有问题。”我一听，乐得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心想当兵有门儿了。王指导员看出我有点儿激动，立即说：“你懂纪律吗？想当兵你必须做到，入伍之前不能和任何人说。”我立即答应：“保证做到！”
绿色的大卡车，把我们拉到部队在铁西的驻地，路过开原县的中心大街，那时没有高楼，马路旁边的电灯杆子上，低矮的窗户里透着昏暗的灯光，四周什么都看不清楚。只觉得营区的大门很矮，我是猫着腰钻进去的，肩扛着背包，手提着行李，胡乱地挤在一条通道上，等着点名，开饭。印象里只记得门前的岗楼，是绿色的，顶是尖的。
被分配到“三中”营房的新兵，大概只有一部分，因为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觉得距离目的地也应该越来越近了。“三中”营房，就是我曾经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的大院是开原县第三中学旧址，因此而得名。营房利用教室改建成宿舍，操场也变成训练场。大门正面的影壁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十分醒目。
沿着正门对面的大道，右侧是自行火炮营、坦克营的三排砖房。左侧是大操场和篮球场，操场的东侧是训练队，北侧是部队家属临时住房。大院的南侧是修理连，后院还有一个大礼堂。营区的南边有弹药库，油库和器材装备库，好像还有一个靶场。坦克营后边是一个大操场，集体操练，开运动会，踢足球都在这里，旁边还有四个篮球场。西侧是坦克，自行火炮的停车场，平时的训练，保养车辆都在这里进行，车体上常年有防空掩盖的苫布罩着。印象里从停车场里走出来的人，身上穿的工作服全是硬梆梆的，而且不是黄和绿而是黑色的。这些当然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三中”营房的占地面积大约有8~10万平方米，不含靶场。这里位于开原县的城乡结合部，大院四周用铁蒺藜和边沟与外界彻底分割开。通往县城的只有营房大门一个出入口，当时的部队警备，除了修理连的加油站、弹药库，警卫执勤的也只有一个固定岗哨。我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年，营区大院真是很大，以至于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当时大院里的装备，包括训练场地，设备器材的位置和分布。“三中”营房对我总有一种深不可测的，迷人的色彩。
我的军营生活，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里就是当年的沈阳军区独立坦克第三团。对外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00部队。

我身后的就是70年代的开原火车站

　　二 新 兵 连


站 岗


入伍后新兵连集训，我被分到二排三班。最初的任务是学习部队的“三大条令”，即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集训就是从部队的队列训练开始的，每天立正，稍息，齐步走，对我来说再容易不过了。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队列动作，我都能运用自如，在队列训练时，我的姿态，军容和协调一致的动作，经常受到班长的表扬，新兵班长叫李东，是长春老乡，对我一直很好。他有时还让我给班里同志做示范，我在学校里有基础，为此，我还有点沾沾自喜。
最让我头疼的是整理内务，它不是理论学习那么简单，而是必须坚持“标准”，把行李打成“豆腐块”，把背包打成“一条线”，从“提高战斗力的根本标准上”提高认识，要求自己。可我还是怎么努力也做不到，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很蠢，很笨。从我当兵到部队的第一天开始学习整理内务，到真正叠好被子，用心学习了半年。在新兵连为了叠好被子，我得起大早，记得每天早上，正常是五点半起床，我都是四点半就起来整理内务了。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战友王俊，他是我的邻铺位的前郭老乡。他看我真着急，就亲自动手帮我整理内务，他用两块木板撑起折角，把叠起的两层被絮用板子拍平，再捏出一个直角，平面直角立即就显现出来了。他还用木条将床单撑起，嘴里含着水喷出的雾气，把床单整理的就像块面板，我都舍不得去碰一碰它。我还把这个技术总结为“擀、压、扣、捏”四字法。从那儿以后，我就主动帮王俊写信，代写家书。战友的情义在我们之间，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知不觉地我们就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了。
白天队列训练，晚上站岗值班，这是每个军人都经历过的。我记得在新兵连的一次站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天月光好极了，像水银铺在地上，一片光明灿烂，凉气从大地里漫过来，使得营区里感觉冷森森的。我背着冲锋枪，从岗楼里走出来，老远的听见围墙外边有响声，心里就不争气的紧张起来。营区的四周用铁蒺藜和一条边沟隔离出来，边沟里有积雪、干草和树叶，我发现，这声响就是在那里传出来的，我大喊：“口令”！对方不答，再喊：“你再动我就开枪啦！”可对方还是不理我，还在动。我们站岗，只配带武器是没有子弹的。我突然意识到，这情况非同小可，而且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一定要出大事了。我急忙跑回岗楼里，因为那里面有警报器，条令上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拉响警报预警。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又传过来，“吭~哧，吭~哧”，是猪的叫声……这时我才发现，豆大点汗珠顺着帽沿掉下来。

新兵班长李东

李东，何通宇和我

　　近 视 眼


新兵最怕紧急集合，紧急集合是一种综合性的训练。从睡觉时衣服的摆放，如何打背包，如何在行进中跟上队伍，使自己的背包不散架，跑步时随身的东西不发出声响，都能看出一个新兵是否可以在部队的队列中过关。而我们在新兵连的紧急集合，早已被人“暗示”了。那天晚上，刚吹过熄灯号，就听到了警报声，我当时连衣服都没脱，行李也早已按要求打好，穿上鞋就往外跑，谁知道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出发的命令就下达了。
我们趁着月光，沿着田间小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因为眼睛近视，我就一再叮嘱王俊，有沟有坎儿的地方，一定要提醒一下。他说，记住夜间走路的口诀：“黑泥、白水、黄干道”，看着前面的人，跟着迈步就最简单不过了。我的近视眼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他们故意在我面前跳来跳去，我也跟着一蹦一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
我和每一个新兵一样，浑身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无论干什么都从来不感到累。当新兵都要“学雷锋，做好事”，我当然也不例外。早上，我把班里战友的脸盆摆好，然后用水桶分别往脸盆里倒水，可我把水桶都翻过来了，还是没有一滴水出来，当场所有的人哄堂大笑，有人笑的已经直不起腰来了。我根本就没有看到那是一只空桶，因为那桶是胶皮的，凭着它的重量，我感觉不到桶里没有水。类似这样的“陷阱”，我不止一次的被坑害过，但我无法反抗，因为，在前郭接兵时，王指导员就明确指出：想当兵就别戴眼镜。在上火车前还叮嘱过，把眼镜放在包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都不能戴，起码要坚持三个月。我当时就承诺：“请首长放心，我保证说到做到！”
那天晚上，全团观看县戏剧团的慰问演出，观看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我坐在最后一排，神情恍惚，舞台上人影和剧场里人头形影交错，后面的人都站着看戏，只有我坐在原地，显得孤苦伶仃。王指导员悄悄地走过来，他说：新兵连快要结束了，你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咬牙挺过去。他根本没有给我讲话的机会，转身就走了。
我已经记不得参加新兵连最后的日子是怎么渡过的，甚至佩戴红领章，红帽徽和发枪的那个神圣的仪式，也被我忘记一干二净，这让我很是遗憾。不知道我的那些新兵战友，是怎么度过那个即幸福光荣又令人激动的时刻？

战友王俊

王俊和我

入伍后的第一张照片

在整理过去的书信中，偶然发现最早在新兵连期间的两首小诗，时代气息十分浓厚，可谓“青年小品”。现在再看，别有一番滋味。

新 兵

（一）

作于 1970年12月28日

这一身绿色的军装
将永远留住我的青春
这一方绿色的背包
正告诉我离开了家乡

父母的话都记下了
从今天起我已经是一名战士
个子多高 大山难比
胸怀多宽 沧海难量

遇到火 我应当是水
碰上铁 我要变成钢
从今天起 我要踏上新的征程
保卫人民 保卫母亲 永远担当

祖国驱车 我就铺路
祖国建设 我做栋梁
祖国山河 我持枪保卫
祖国为您 我无尚荣光


新 兵

（二）

作于 1971年元月10日

下了火车 又上了汽车
旷野之间 看见了哨所
辽阔的祖国大地
今后全都在心上搁

把泰山 黄山扛在肩上
把黄河 长江流在心窝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是刀 就在坚石上磨

这就是军人 要走的路
过了河滩 又爬山坡
摔了几个跟头 又算什么
打了几个血泡 眨眼就过

排队 一个跟着一个
寒冰 犹如刀割
攥上一把雪团擦擦手
刀蘸雪水刚好再磨


三 团 政 治 处

整 理 档 案


我接到团里的通知，临时借调到政治处整理干部档案。政治处在团司令部的二楼，这是幢老式的旧建筑，由于长年失修，地板已经腐烂，发出一股霉变的味道。人走在上面，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越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声音就越加响亮。脚踩下去有绵软的感觉，让人心里没底。在这里遇到了在部队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郭彦生。他当时是政治处干部干事，有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他为人热忱，业务娴熟，头脑清醒，反应机敏。说出的话来很有哲理，而且我很喜欢听。
郭干事让我用钢笔写几个字，然后，再写几个仿宋字。他不加评论，只是笑着看我。好像很顺利的通过了“技术考核”，他开始交代如何整理干部档案，并对我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对工作要认真、细致。档案是干部的历史见证，必须高度负责。字可以写得不好，但绝不能勾勾抹抹，更不能写错别字。
第二，严守保密纪律，严肃组织纪律。所看到的档案内容不许记，不许议论，更不能对外讲。
第三，这段时间不能走亲访友，不能回连队和外出，尽量不接触外人，不能对任何人介绍现在所做的工作。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段小公务员式的工作。当时团里管的干部有200多人，需要整理档案的大约有100多册。整理档案材料，关键在于考核，例如，档案内容是否真实，材料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手续是否完备。而我只不过是整理审核后符合归档整理的材料，编写目录，分类排序，装订成册，这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我记得，当年部队干部中履历都很简单，几张表格；自传材料比较繁杂，都是个人撰写的自己家世、身世，自述社会关系；考察、考核、鉴定材料很少，多半是干部任免审批表和考察材料，凡是有结论的调查材料一律撤出。还有一些学历证明，业务技术培训证明；政审材料里有党团员的组织关系，还有表彰奖励，纪律处分等。我将这些材料，按时间排列顺序，编写分类，排号编码，然后新编目录。郭干事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所有的档案材料，逐份逐项，进行编目。目录必须清楚，填写准确；书写的字迹要工整准确，清楚美观，不得用圆珠笔、铅笔和水彩笔，不得用复写纸。档案目录不能粘贴涂改，如果写错一页纸作废。
我的工作权限里有一项，填写材料目录在没有标题和标题不规范的，我可以根据材料的内容另拟题目，题目不能过长，可适当简化；凡原材料题目不符合实际内容的，我都可以另拟题目，以便准确的反映材料的主要内容和性质特点。
记得还有点儿技术加工的活，例如，对纸张破损，幅面不规范的，还有字迹材料不符合档案材料要求的，我都可以进行技术加工。我在妈妈单位时，看过字画托裱，所以有些印象，做起来很顺手，一点都不为难。
装钉，是最后一项工作，档案目录在卷首，干部职务变动登记表列其后，卷内材料顺序与目录相符。左边和下边对齐，在左侧打孔装订，做到结实整齐，不掉页、不压字，方便阅读。有的档案因太厚分成两卷，还保证同一类材料，分在同一卷宗。报送上级干部档案的专用卷宗，卷夹背脊上，书写干部的姓名、籍贯，档案编号。姓名不能使用同音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

我的指路人 郭彦生

郭彦生、张建明和我

鞍 山 出 差


在我借调政治处工作期间很少出门，也没有人来看过我，其实是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人在哪里。我吃干部灶，顿顿吃细粮，用饭票每天早餐二两，中午四两，晚饭三两。总是没到开饭的时间，就已经饿了。在饭堂吃饭认识了一位团首长，他就是副政委梁锦标，每次见面时，都是他笑眯眯的主动打招呼，他不仅高还有点胖，但说话却很文雅，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浓浓的江浙口音，印象里他爱吃锅巴，莫非那时候他就懂得减肥了。
晚上，一个人躺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在政治处机关最方便的是看报纸和杂志，当时有《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前进报》，还能看到地方的报刊《辽宁日报》和《开原日报》，能看到我最爱看的《解放军画报》和《解放军文艺》。
在我房间的对门，是团报道组，团里经常临时抽调连队里的能写文章的人，在这里集中搞宣传报道。因为郭干事对我有要求，不敢与他们交往，他们当然也对我视而不见。当时的坦克三团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曾有文件规定，在沈阳军区的《前进报》选登发表的，团队前嘉奖一次；被《解放军报》录用发表的，立三等功一次。由此可见，团政治部重视宣传工作程度，我也曾受此影响和鼓励，一度热衷于写报道，有几篇“豆腐块”的文章。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我和刘干事出差去了一趟鞍山。按照部队人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军人执行公务需要两人以上，政治处当时派不出别人来，就派我做个陪同。让我第一次遇到了因公外出的机会，当我听到“鞍山”这个名字，就情不自禁的，把辽宁的“鞍山”和安徽的“马鞍山”联想到一起了，而他们之间的距离，却有2000多公里。我激动的一夜没有睡好，憧憬着自己穿着军装，神气活现的走在大街上的样子。临行前郭干事特别交代，组织上找这位同志谈话，是对他所犯错误的处理交换意见，只能听，不能问，更不能议论或参与评述。其他的我都没有听进去。
　　不知刘干事为什么选了一趟夜间的火车，而且还是个硬座。第二天清晨，在鞍山下车的时候，街上还什么都看不清，我们匆匆吃了一口早餐，就到了这位同志的家。开始时，我还是很认真的听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也时不时地在争论着。后来我就莫名的犯起困来了，两只眼皮像粘了胶水，怎么也睁不开。等我醒来时，他们已经吃了午饭，也许看我太困太累，不忍心叫我。下午，他们又继续谈话，我又不争气的想睡觉，他们干脆让我躺下又继续睡。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是如何离开鞍山，又怎么返回开原的。我第一次执行公务的“美差”，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结束了。

这张照片是1975年梁副政委转业时送给我的

四 训 练 队


完成政治处整理干部档案的工作，已经是五月下旬了。在新兵连里，刚刚认识的几位战友，也都各奔东西了。这是人生一次很重要的分配，他直接影响到今后各自生活的走向，有的人被分配到汽车队；有的人被分配到修理连；有的人被分配到司令部，还有人直接下连队，而我被分配到训练队。
自从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事件”之后，部队里“要准备打仗”的喊声，叫得震天响。全团上下“提高军事素质”，“抓紧军事训练”也不仅仅是口号了。干部组成教导队，战士就成立了一个训练队，目的是进一步培养和强化新战士的军事技能，通过集中学习、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为充实部队战斗力前打下一个好基础。
当时部队装备是五十年代引进苏联T-34坦克，还配备76自行火炮，这是按行动装置履带式结构的自身能运动的火炮。在装甲兵团里，无论是坦克还是自行火炮，都必须掌握的三大技能，就是通讯指挥、高炮射击、驾驶技术。这些基础的军事科目，在训练队里用一年的时间学习和掌握，可想而知，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压力都是巨大的。而这一切与我都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因为我一下连队，就被任命为训练队的文书。
我的前任是一个长春兵，叫杨贵臣，两只大眼睛，长着长长的睫毛，因为说话的声音和姿态，都有女人的模样，所以大家都叫他“大姑娘”。是他教我如何在基层连队里，做好文书工作的。文书就是协助连领导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是连长、指导员的勤务兵、通讯员，也监管军械员。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收取各类文件，有时汇总统计上报各类情况的报表；每天要检查枪支弹药，填写连队日誌。比较特殊的任务是负责来队家属的安置，还有迎接上级检查，多半是评功授奖，入党、提干时的调查摸底。

实 弹 射 击

在训练队印象最深的是实弹射击。我虽然眼睛近视，但实际上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射击水平，第一次实弹射击，我就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文书的职责有一项是负责枪悈管理，包括连里的几位领导的枪只保养。我每周都要保证有两个小时保养这些枪支，当年的配置是五四式手枪，是供基层指挥员和特殊兵种使用的，有效射程在50米，7.62毫米口径，手枪大约有一斤半重，手枪的重量与我的体力很适应。我第一次摸枪，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摆弄这些枪械，像我熟悉的玩具一样亲切，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在训练队，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我印象极为深刻。那天，我负责发放子弹和登记每个人的射击成绩。等全体人员撤离靶场的时候，队长王延轩，把我留下，叫我去取几张新的靶纸，又让我给连里其他几位领导发10发子弹，分两个弹夹。当时有副队长苏勤、一排长刘庆林、司务长何勤华（小胡子）。王延轩队长是我们队里的老资格，它的射击成绩一直很好。他瞄准靶心，连发射击，脸上有点泛红，是一种无法掩饰的自信。首轮射击，他的成绩是45环，每个连里的干部，都打了一遍，成绩的确没有王队长的好。最后王队长对我说：“文书，你也打两枪吧。”好像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奖励，我喜不自禁，戴上近视镜，立靶、装弹，单手握枪，抢柄卡在虎口上，手腕和大臂挺直；瞄准，晃动中眼睛、缺口、准星三点一线；食指直扣扳机，有意预压，无意击发；深呼吸，击发前吸进，击发后呼出。一连5发，验靶42环。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王队长说“不错呀，你以前练过？”我说，是第一次打靶。他说：“再来一次！”很严肃的口气还有点命令的意思。我又压两个弹夹，王队长先打41环，我这次出手很慢，尽量控制着情绪，结果还是40环。王队长不吱声，在身旁所有的人也都不说话，在距离几米的位置斜着眼看着我，我默默地收拾东西，心里有些窃喜。直到后来过了很长时间，王队长还是不相信我是第一次打靶，他怀疑我是有背景的人，甚至在我身上还隐藏了什么“秘密”。
王队长是旅顺人，副营职，他既是队长也是教员。据说，当时他是唯一在军事学院毕业的专业技术干部，他的教学方法，完全采用了苏式教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入伍的第二年，他就转业了。

训练队全体干部战士合景

战友 王福春

初 试 洪 流

训练队里分两个排，一排长刘庆林，二排长由李文生代理，30多名新战士里大部分是前郭兵和少部分的庄河兵。我们一起入伍的前郭兵里有王俊、王福春、祝有才、张国政、石华山、赵常友、勾万福、封永军、邢桂儒、陈绍仁、孟昭义、王文重、孙守文等。庄河兵我记得，姜英杰、张喜林。还有一名长春知青何通宇，卫生员是大连知青，叫张建明。后来，在前郭兵里提干的不少，有赵常友、祝有才、勾万福、张国政、马俊等。
“三中”营房地处开原的东南，每次上街必经之路，好像叫“文化路”，路上有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商店。有一个街心转盘，旁边是团里的卫生队，再往前就是火车站了，我每次路过卫生队，都要去看看张建明和孟斌。回来的时候，有时会到副食品商店买两根儿香肠，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香肠，另一个是花生米。我每次上街前都会到个排里转一圈，问大家有什么东西要带买的？当时每人每月只有5块钱的津贴，要买的东西都十分有限，一般是牙膏、香皂，也有捎信纸和邮票的。
有一天，上街前我到排里时发现王福春没有去上课，一问才知道，他患了感冒，还在发烧。我在副食品商店给他买了两瓶水果罐头，一瓶山楂的，一瓶黄桃的，我给王福春时，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说，这是队里慰问病号的，他还是半信半疑。没过多久他又悄悄地给我送来一双袜子，并告诉我家里来信了，很闹心。从那儿以后，我俩就经常到篮球架子底下谈心，能唠唠心里话，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好朋友。
记得有一次，训练队在操场边上挖排水沟。有几个前郭的战士，看我从旁边路过，就用土块儿打我。我一时怒火中烧，站在边沟的土堆上，大声呵斥：“你们谁打地？谁打了人就给我站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关，木纳地看看我，又继续干活了。这时候，王福春走过来，小声的对我说：“他们是在和你开玩笑，不要动气，生气就没意思啦。”我不解地问：“哪有用打人的方式开玩笑的？”王福春儿说，这你就不懂了，名义上他们在打你，是挑衅，其实他们想让被打的人说出，是谁打的人？是谁揍的？这个“揍”，就是爹妈“揍的”那个意思。我虽然明白过来，但还是觉得在被别人侮辱。王福春说，在农村，大家开这种玩笑很正常，你要学会融合才是。
到训练队后，我一心置身于火热的训练气氛之中，大家都在紧张的学习训练。看他们经常忙的头部抬眼不睁，我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受到周围气氛的感染，另一方面，也有些稳忧，因为我听到有人议论我，且有点像地方吓人的政治指控，尽管有些牵强，但我仍然觉得迷茫，让我心里没底。
队里平时上训练课，我都是参加炊事班的活动，炊事班的作息时间与排里有很大不同，大家去上课，正是准备做饭的时候。只有晚上有点整块的学习时间，可是，连里的活动多，我又得参加这一边，所以我的活动空间相对宽泛、自由。我的这些表现，被有人看成是自由散漫，并且反应到指导员那里，还上纲上线，说我身上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如果要求不严，就会产生严重后果。这是我步入社会第一次遇到的挫折，当然，一下子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我的心情也是时好时坏，不知道和谁倾诉内心的苦闷，更无力去抗争。
随着心情我也有看不惯的时候，看别人都像讨厌的市侩和政客，这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清高自负，总也长不大的臭脾气。我的思想情绪，是无法掩饰的，激昂也是装不出来的，我无法面对，但也摆脱不了现实，更没有改变身处的境遇的能力。事实上内心充满的迷惑，也正是思想情绪中，常常透露出的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当时，我好像也刻意的渲染了这种不安。
我有一首不伦不类的诗《别训练队》，很能代表那时的心情。因为我把它写在训练队结业时的合影照片的背后，所以一直保留到今天。

别训练队 全文如下：

昔别出征七一年，
一春一秋心茫然。
掏此寸肠慷慨意，
有时谲诈倍熬煎。
吾随徘徊无媚骨，
怎又相立齐欢颜。
遮掩避羞过闹市，
颔首临场还笑脸。

1971年11月18日

训练队结业前团营首长与大家合影留念

五 炮 三 连

老 兵

过了年，我从训练队分配到了自行火炮营三连，职务还是文书。炮三连连长郭振才，辽宁康平人，1958年入伍，我到连队的第二年，家属就随军了。指导员崔德荣，安徽芜湖人。副连长高玉富，河北蓟县人。副指导员金学林，朝鲜族，黑龙江海林人。技术员朱国相，吉林乾安人。一排长张德义，二排长张海富都是长春人。
炮三连的部队生活秩序要比训练队紧张得多，部队的正规化程度也上了一个新台阶。由于“913事件”部队在1972年没有招收新兵入伍。我们这批训练队分配来的，就如同新兵下连一样，给基层连队增加了新鲜血液。和我一起分配到炮三连的有石华山、王俊、马骏、张喜林、陈少仁、王桂林。在训练队关系比较好的张国政、王福春、祝有才去了修理连；张建明上了四平卫校；何通宇借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封永军去后勤部学开拖拉机了。
还没有下连队之前，就听说不少，“新兵下连，老兵过年”的流言蜚语，还有老兵欺负新兵，打洗脚水，洗衣服的传说，心里不免对老兵产生过畏惧。当时，炮三连有两位66年的老兵，其中一个叫马纯轩，吉林蛟河人，绰号“马彪子”。他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但他吸烟的样子实在让我难忘，老马烟瘾极大，烟就像他的口粮，每天操练回来，坐在床头柜前，一根接一根的吸，有点没够儿似的。那时候都是卷烟，而他卷烟的速度十分惊人，在已经裁好的小纸条上，撒上一缕烟丝，两手指一拧，一只手掐掉烟把，另一只手打着火柴，沾着吐沫在嘴唇上一转，只见卷筒上一亮，烟就从嘴里冒出来了。
我记得被老兵训过一次，是在食堂的饭厅里，我正要倒掉剩饭，接水洗碗，老马站在我身后，突然一句：“你家是地主啊！”话说得和他喷出来的烟味儿一样呛人，还没有来得及辩解，他又来了一句：“一边儿站着去，我看你喂猪挺合适的。”我一下子领略到了老兵的威严，还有浑身上下那学不来的硬气和霸道，这是老兵给我留下第一个印象。
装甲兵部队属于技术兵种，从培养训练技术骨干，到保证连队战斗力，培养人的周期很慢，所以服役期较长，五年以上的老兵每个连里都有，在我印象里，老兵想复员的较多。后来，张兴文给我讲了一个老兵的故事，叫我对老兵又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团修理连有一位老兵，姓杜，当年已经当兵七年了，他想在部队多干一年，因为，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服役期八年，到地方可以享受三级工待遇，每月46元，比二级工39元多7元，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但连里已经有意让他那年就复员回家，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延迟服役期的计划，并且成功地实施了。
那时部队每周六都要安排一场电影，以丰富干部战士的业余文化生活，团首长也会应邀观看。那一天，老杜摸清情况后，主动要求在营区大门口站岗，团长姬有胜和参谋长下车，徒步走到岗哨前，老杜大声呵道：“口令！”姬团长诧异的看了看这位站岗的士兵，问道：“你没看见我们刚下车吗？”心想，我是谁你不知道吗？老杜大声回答：“我在执勤，无论是谁，都要执行条例！”估计两位团首长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几乎不敢相信，平时只会敬礼的士兵，竟然敢阻拦他们的行动。于是也严肃起来：“你是哪个连的？今天团里值班的是谁？”老杜对答如流。这时跑来一个参谋过来解了围。这一场戏就算演完了。
据说姬团长在一次连以上干部的大会上，表扬了老杜，说他在站岗执勤中严肃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敬业的精神值得学习。在这之后，连理还是向上级提交了老杜退役的报告。在得知这一确切消息后，他请求见了姬团长，并原原本本地说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团里专门开会研究了老杜的问题，并作出了暂缓复员的决定。听了张兴文的讲述，我对这位有勇有谋的老兵钦佩不已。我想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里，也可能是我一生中的幸事呢。

连长郭振才一家人

指导员崔德荣

副连长高玉富及夫人

高玉富和我

二排长张海富和我

营 建

炮三连的连部在营房的最西侧，三扇窗户朝北，把原来大教室一分为二，里间是领导的宿舍占三分之一，外间是连部办公室占三分之二，我住在外间。教室的举架偏高，又在一排房子的西北侧，所以这是营房里最冷的房间。连部的东面靠墙摆着一排卷柜，上面贴着没有镜框的马恩列斯四个伟人的画像，卷柜和枪柜都是木质的，为了紧急情况时拿枪方便，抢柜就在门口旁边。连里保管的文件档案不多，文件时间性比较强，一般要定期销毁和上缴，连里最重要的文件是战士的花名册和连队日志，最重要的物资是枪械和弹药。
我每天除了日常工作外，还有两项必须做的，就是冬天里生炉子取暖，夏天擦玻璃，还有给连首长洗衣服。冬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把炉子点燃，它关系到保持室内温度的一面火墙和寝室里的火炕。好在开原的冬天不冷，平均温度在零下5~15℃左右。我把炉子里的灰渣掏出来，放上一些纸团，再把劈好的木条放在上面，点燃后添上煤块儿。生炉子的诀窍在于碎木块儿之间的空隙和煤的质量，一般情况都要挑点好煤点火，这些工作，都是要提前准备出来的。我早上不出早操，连长、指导员回来时，炉子点燃了，我把洗漱的水准备好，我的工作就完成一半儿了。
有一天，连长叫我通知，连里在家的几位干部到连部开会。其实“在家”的这个词用的十分准确，因为部队干部都是轮流休假，也就是说连里的干部从来就没有到齐过。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每次连里拍全体合影，但从来就没有一张是不落一人的。郭连长年纪并不大，兵龄较长，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有丰富的部队基层工作经验。他为人诚恳，做事认真，但也有点小农意识，胆小怕事。他的资格老，大家都很尊重他。
会上，连长传达了团领导的决议，暂时停止训练计划，在营房修建一排食堂。以个各连为单位，按团里统一设计、统一方案、统一进度，同步实施，用两个月完成这项工程任务。连长对此轻车熟路，对挖深地下基础的尺寸，填土的厚度，如何压实，怎样保证质量都做出了具体的要求。我记得，甚至对脚手架的打折，搬运和使用核载，防电、避雷、防滑都说的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各排领下的任务，安排场地施工，材料运输。挑选会砌砖的为大工，好像有孙景泰、李才、王俊、马骏。没有干过砌筑这活的就给别人当小工，筛沙子，拌混凝土，运水、运砖、运砂浆等。
因为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部靠人工赶进度，劳动强度很大。我有几天去当过小工，没有泥瓦工的手艺，就搬砖、运砂浆，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腿疼累得够呛。回到连部，不管不顾地躺在床上，腰跟木棍子一样，直了。
施工的工地，就在我们连部的窗前，我每天都能看着施工进度带来的变化，一面高墙，一栋新房渐渐地拔地而起，从抄平、放线、摆砖、立杆、盘角，简直一天一个模样。直到清理现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崭新的一排四个连队的食堂就展现在眼前了。我打心眼儿佩服这些什么都会干的战友们。郭连长说话有一点口吃，他在每天的连队前讲评时，最好用的口头语就是：不能为了赶~进度，而赶~进度，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能赶~进度，就赶~进度！

欢送老兵马纯轩（前排右3）

欢送老兵司少伦（前排左1）

张兴文和我

张建、孙景才和我

六 军 农 生 产

军垦庆云堡


军农生产是当时部队的三大任务之一，与军事训练、营房建设并列齐名。每年春秋两季，我们就要到农场参加农业生产。部队选择的农业基地，在距离开原县城30公里以外的庆云堡公社和八宝公社。这几个地方在当时的道路通行情况下，每次乘车也要三四个小时。而每次出行，全连上下都是全部装备，全副武装，也称得上兴师动众了。
当时辽宁的农民普遍比吉林的农民生活状况要好些，村屯里能看到有不少砖瓦房，房顶是用石棉瓦铺成的。搞不清楚部队有多少地？每次下乡驻地都不一样。第一次下乡，连部安置在大队书记家，相对来说条件要好于其他社员。在我印象里，书记家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满墙铺的都是报纸，就连天棚和炕墙也都是报纸，花里胡哨的。还有一个是鸡窝掉在半空中，在窗台下面离地面有一米多高，鸡窝中间大两头儿小，有两个洞口。当地人有点儿辽西口音，说话尾音向上调，比如“来啦！”仰声，有点儿像问话的意思。大队书记老婆和我打招呼时，我还以为她很不欢迎我呢。
我们和书记一家人住南北炕，生活极不方便，特别是夜里上厕所。书记的老婆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后来是孟斌告诉我，她经常和邻居家打小牌，鸡蛋是赌资。孟斌是营部卫生员，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较多。早上刚吃过饭，就有人，挎着小筐来“借”鸡蛋了，她们站在门口，滴滴咕咕，每次都要讨论半天。开始我还纳闷，这鸡蛋怎么天天借呢？后来才知道，牌运莫测，每天有输有赢。
部队农场里的地，为了不让杂草和农作物争夺养分，大夏天投入数十名官兵进行人工铲草。用郭连长的话说，灭草工作要坚持早除的原则，这是保证一年收成的关键一环。他还给这项工作，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夏季会战”。
我每天一拿起锄头，看见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垄沟，心里就莫名的升起一种恐惧，无论如何也谈不到热爱劳动了。铲地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整天都是弯腰、蹬腿，总一个姿势也是一种折磨。几天下来，眼前金星乱冒，头顶烈日，一晒就是浑身大汗，恨不得连人带锄头都一起摔进河沟里去。我感到手上黏糊糊的，水泡磨破了，已经开始流血。汗水从头发里流下来，流过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脖子，流进晒破的皮肤上，就像火钳烙了一样灼疼。
我感觉大地像火堆一样，好几天没有下雨了，被晒干的庄家蔫头巴脑，草有尺高，苗已经干枯了。我好像站在地平线上，以前还能辨别的经纬，一下子就变得一片朦胧，一片混沌，眼前的人和草都隐失了。当我抬头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慢慢向我走来，逐渐的清晰了，这是李旭光。他折过头来接我，李旭光来到我的面前，满头满脸的汗水。其实，旭光的年纪比我小，体力也不如我。我激动地望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却说，“你好点儿了吗？”旭光憨厚的身躯和淳朴的笑脸，使我感到一种亲切。其实，那时我很需要有一个能相信的人，一个值得依赖的人。这已经成为每天承救我的唯一的期待了。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我的眼睛近视，分不清草和苗；也不是个子高腰弯不下来，而是我对困难的恐惧和对战友的无限依赖。
等到了地头儿，已经休息过的人，要返回铲第二条垅了，我很不情愿的跟上他们。记得时万福对我说，抽一口烟吧，解解乏，“磨刀不误砍柴工吗。”好像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学着吸烟了，不是因为烟有多香，而是为了能够多休息一会儿。
上秋的时候，我们来收获了。春天播下万斤良种，像盼望的约期一样。丰收有一点诱惑，还有一点占有欲的意思，这使连长由衷的喜悦和冲动，他在动员会上说，我们今年丰收在望，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下定决心，打好“秋收战役”，像打仗一样，他向全连发出了“总攻”的命令。
生活是严峻的，改造大自然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但要战胜自身的弱点，这需要一种更大的力量。当时我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克服一下暂时的困难，我要证明，我的努力和辛劳没有白费，证实一下，我的愿望和意志，我能够征服以前的荒唐和可笑，也能用汗水冲刷掉，为此付出的代价。
当时我们在地里抢收玉米，把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装上车，拉到晾晒的场地。可是一连几天大雨，天晴了地却没干，车辆基本用不上。我们就人背肩扛，用雨披斗蓬装玉米，装卸起来十分方便。原来下雨是我们最盼望的事，因为可以不出工了，但是那些天，好像大家都盼着雨能早点停下来，“秋收战役”能早点结束。
在那些日子里，我曾经多次站在玉米地的田头上，茫然地望着大地，听到能金黄色的秋叶发出“收获”的谐音。在我经历的军垦生产中，我有自己的艰辛和喜悦，也为日后战胜艰难困苦打下了基础，在我的心里，不再有更多的畏惧，多少也培养了一点干什么也别叫屈的意志。

战友李旭光

李旭光和我

战友孟斌

孟斌和我

广 播 员

我还记得一段往事，那年秋天，我们驻扎在八宝公社古城堡大队，炊事班和抚顺钢厂农场的工人师傅都住在当地的知青点里，与他们共用一个场地做饭，连部就在大队广播站的对门。每天早上几乎听不到号声，只要广播一响，我们准时的鱼贯而出，大抵分两个系列作反方向运动。一列基本徒手向房后厕所，一列则揣着脸盆，去仅有的一个水龙头取水洗脸。有意思的是，上厕所的队形秩序井然，人人谦恭有加，礼让三先。洗漱者则凶巴巴的火药味十足，望着那水龙头流出来的“涓涓细流”，谁不是充满焦灼与无奈呢。
那时广播站的主要功能是开展"革命大批判"，只是主题变换得太快，让人难以分辩。广播站里只有一位广播员，是个女知青，个子不髙，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一见人就笑，让人觉得总也长不大的样子。她的声音特别尖，尖得有些刺耳，平时讲话还有点嘶哑，可是一到广播时就立刻升髙八度。她虽然做不到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但也只好每天收听她在高音喇叭里铿锵有力的播音了。
一天下午，各排都下地干活了，我在给连长洗衣服，听到她在广播读一篇评论，说的是“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筷头子上有阶级斗争”。还没有播完，就听到“砰”地踹门声，看见有几个人站在门口，像要打仗的样子，一个大队副主任满脸通红的站在地当中。他看见我，好像冷静了一下，推门进了广播站，听到屋里的声音一片嘈杂，不一会儿他拽着女广播员出来。我立即迎上去，问他：“你要干什么？”他只说了一句：“你也跟我走！”我们后边有个小食铺，屋里边烟雾缭绕，有几个酒瓶子东倒西歪，五六个人，七八成醉了。桌子上看不清什么菜，有一盘带毛的猪头肉，还有点印象。那个副主任说："你凭什么要攻击我？”女广播员连续说：“误会，误会，不知道你们在喝酒。”副主任舌头都硬了，拿起一杯酒说：“那你把这酒~喝了，不然，咱~没完！”女广播员不肯，又是道歉，又是解释，那个主任就是不依不绕。我当时一下子热血涌上来，不知道哪来的豪情，还是仗义，但有点儿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意思。我说：“我喝！”揣起酒杯，大慨有三四两，一饮而进。作为道歉，女广播员答应在广播里连续放五遍，扬子荣的《打虎上山》唱段，以助酒兴一一“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目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一场闹剧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我还听说，他们听了一遍又一遍，听一遍喝一杯地爪烧，淋漓酣畅，酩酊大醉。
再一次见到广播员时，她很严肃没有笑，她说：“那段《打虎上山》是我给你放的。”我看得出来她是认真的。后来我们熟了，才知道她姓王，父亲是是县供销社主任，青年点里的人，因为她被调到广播站不服气，主要是不下地干活了，都疏远她，就连吃饭也不叫她，她感到很郁闷和委屈。她问我都喜欢什么歌，可以放给我听。于是我根据自己的喜好，她择而播之，《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为伟大祖国站岗》……时至今日，我还不可救药地让其余音缭绕，诚如鲁豫所言：老歌总是往事的背景音乐。
部队离开那里的农场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曾经打听过，据说她被抽到县广播站了。

部队驻地古城堡

那年我20岁

七 军 事 训 练

松 山 堡


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发生时，部队接到上级命令，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曾经有几天，炊事班把饭菜送到停车场，我们在那里统一用餐。每天都有车辆待发状况的报表，随时准备上报。休假的干部战士，一律限时归队，不准任何人外出。从那儿以后，军事训练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林彪叛逃事件，是在半年后才公开的。回想起当时的战备状况，大家都不免倒吸一口凉气，就部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本拉不出去打仗的。
部队的训练基地，在开原县以东的松山堡，这是个山区。我记得那年夏天，我们接到命令开拔进山。我站在敞篷的大卡车上，想到这车辆又想把我送到一个陌生又期待的地方，心里不免好奇又落寞，途中还下起了雨，我们穿上雨衣，默默地站在雨里。汽车进山了，山越来越深，越来越高，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沟陡坡，路面狭窄不平，迎面错车十分惊险。细雨迷濛，似雨似雾，笼罩着群山。汽车经过松山堡就向北进了山沟，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沟了。我们连在这里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
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平原，对山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我到驻地不久，就抓紧时间出去观赏一番。我独自沿着一条小溪走进山沟，山谷里静悄悄的，山坡上开着殷红的花，叫不出名字；山坡的树上还有像葡萄大的果实，后来才知道那是酸枣子。前面还有一个小瀑布，在夕阳中闪着光芒，从一注暗泉里泻下，喷溅出雪白的飞沫，两边的峭壁上布满了青苔。我突然觉得这荒山野岭，也有这么好的风景，好像是偶然落到这里的，推物及人，同此一理，不免苦笑。
部队军事训练分三大科目，车长训练通讯指挥系统，即电台的使用原理和实际操作；炮长训练高炮射击理论及使用操作系统；驾驶技术重点在实际操作。虽然安排以车为单位，但学习和训练都是以专业系统进行的，正如连长所说，这叫“分灶吃饭”。
当时我参加车长的学习和训练，T34坦克是装备的A―220型电台,自行火炮也是同型号的。通讯系统是组织实施坦克通讯联络，保障的指挥核心，在战场上有着特别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但当时，我们的学习仅限于电台的操纵和使用，背诵密码和口令，没有接触到电子仿真，计算机优化控制等，所以相对简单。我记得，戴上坦克帽，打开电台呼叫：“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洞洞幺。”对方答：“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洞洞拐。”我们按对照表上的喊话，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训练几天后，我们就改成了，“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地瓜烤熟了没有。”回复：“土豆，土豆，我是地瓜。土豆已经烤糊了”。
有一天，副营长齐占坤找我给他写一份讲话稿，参加县武装部召开的“贯彻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十周年大会”，原来我们部队还有帮助地方“民兵建设”的任务。我找来文件和报纸，用了半天时间七拼八凑的写完稿子，总算是交了差。没过几天，齐副营长带我去开会，我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看到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怎么也抬不起头来。

齐占坤副营长在大会上讲话

我坐在主席台上不敢抬头

我穿工作服的留影

我和T—34坦克的留影

山 洞 抢 险

突然，有一天的下午，一个衣衫褴褛的半大孩子，慌慌张张的跑到连部，口齿不清的说，山洞里有几个人进去没有出来，请求解放军救人。我记得，当时连里只有技术员朱国相在家值班，他说，此事，事关重大，必须向团里汇报。让我马上进沟里，通知连队停止训练，时刻待命！他去打电话向团里报告。
那个孩子说的山洞，我印象很深，每次训练进山沟时都会路过。听当地的老百姓说，这是个“防空洞”，里面曾经是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当年这个工程还有一个代号，叫“X号工程”。“X号工程”干了两年多的时间，当地派去挖土方的社员，要挑选出身好的，记工分还给补助，每天每人八两粮票。当年有部队的车辆整天整夜的运输材料，把木材，水泥往山洞里运。后来听说项目的图纸被泄露，这个基地就废止了，所以才有老百姓进山洞，挖掘支架顶棚的木头。随着山洞逐渐地被“开采”，进洞的深度就越来越大。洞里没有通风，空气稀薄，加上那天上午刚好下过雨，气压较低，进山洞的人点火照明，由于缺氧而产生窒息。
等我们爬到山坡上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在距离山洞口有50米的地方，部队叫停，等待命令。透着夜空的晴色，山顶显现出来，裸露的陡坡一片灰白，被开采出来的岩质嶙峋的断带上，半面是山坡，半面是站满集合的战友，呈现着阶梯般层次明显的叠状。身边出现很多陌生人，这时我们才知道，在这个山沟儿里，还驻扎着空军部队，他们是沈空四平机场住杨木林子的部队。后来听说双方的首长，都是团职，对如何救援，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空军团长说，如果这样进去，没有防护设备，进去多少就伤亡多少，得不偿失。我方团长说，救人于水火，人民生命安全的危急时刻，必须冲锋在前，不能犹豫，不得有误。
我在进洞之前，把手表和一张家里刚寄来的照片用手绢儿包好，找了一块大石头，埋在脚下。我记得，在我前面的是庄河兵依庆春，我是第二个进洞的。嘴里叼着白毛巾，进洞里不到几米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没有声音，不见光亮，通道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开始站着走，后来就跪着往前爬，最后就只能匍匐前进了，头像要炸开一样痛，眼睛和血管向外突……但还是一直向前爬。
等我醒来时，眼前是一片星空，旁边的半个山坡，像一位巨人的衣裾，洞口仍然树立的那么笔直，头顶上的一棵树成了一根枯干。据说，我们冲进去不久，空军就调来鼓风机，用柴油发电机带动送风。进洞的人都在大约500米的地方就倒下了，从洞里拉出来的人都放在洞口附近，等待慢慢苏醒。至于谁先下山，当然是来救援的人，挑着认识的人往山下背。这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铁军，你醒了吗？”这个人是石华山，他坚持要背我，但他怎么也抬不动，我们只好坐在一块石头上，等我慢慢地回复过来。说来真巧，我们的对面就是那块埋手绢儿的大石头。我们到达山下时，已经有部队的汽车来接我们了，直接拉到铁岭353医院。
那年的松山堡军训，就这样结束了。后续有人报导，进山洞挖木头的社员全部遇难，共12人。进洞救援的战士无一人伤亡。

战友石华山

石华山、刘兴和我

战友常海河、李新民、石华山、胡家富、于爱民、李旭光、孙景才、刘兴和我的合影

八 探 亲

住 院


我刚住进353医院时，总感到浑身乏力，没有一点胃口。同室的病友是个老大哥，姓祖，每天陪我聊天儿。看我有点儿不舒服，就立即去找医生，每天有护士来量体温，输液和发药。353医院医疗设备和住院条件都十分简陋，走廊和病房都是红砖铺地，每天打扫之前要先泼水，才能扫地，擦地从来没有人用过拖布的。厕所是一排用半截水泥墙隔断的蹲坑，下面的通道是那种一次性定时冲水池。
在住院的前几天，我昏昏沉沉的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对着门口，门口旁边有一个放碗的架子，每天护士来送饭时，就把饭盆儿放到这个木板上，是给病号打饭的地方。有一天，我在朦胧中突然眼前一亮，发现打饭的是一个新人，一个很漂亮的小护士，我好像以前没有见过这张脸庞。从那天以后直到出院，我都有意的注意她了。她好像很白，额头上发际压在帽檐儿底下，显得奔头儿很大，圆脸、小鼻子、小嘴巴，下巴比一般人短，美中不足的是她的门牙有点黄。她分完了饭菜，拿着一个装咸菜的罐头瓶子，走到我面前问：“你想不想吃辣椒、黄瓜呀？”我使劲的点头，“想吃！想吃！”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那个“她”了，她来信说，她已经从供应室派送护训队学习毕业，刚刚分配到总院的内一科。
我卧床几天，下地后坚持到外面转转，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就和老祖商量，一起去供应室参观并体验一下生活。我们俩去供应室是主动帮工的，当然受到热烈的欢迎。供应室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小护士姓冮，才15岁，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把这个姓读错，所以我印象较深。另一位是脸上有雀斑的老护士，她端来一盘针头，笑着对我俩说，你们帮我磨针头吧？我一边答应，一边伸手去抓，没有想到那针头像刺猬一样扎在手上，甩都甩不掉。看我疼的龇牙咧嘴，她们笑得花枝乱颤。还故意说，你的手上有磁铁吧？它们咬手了吧？后来我才知道，针头是分型号的，打针的针尖儿会在碰到硬件上弯曲或卷起，这就是我们在打针时会有疼痛的原因之一。我们当时的工作是把每个针头，在海绵上划，发现有划痕和拉丝的，就在砂纸上打磨。然后按型号分类摆好，再用纱布包好去高温消毒。
一连几天下来，我基本熟悉了供应室的工作流程。只要是到位就能够按照程序，加入她们的每项工作。例如，刷盐水瓶，包手术专用纱布等。我记得，当时没有什么洗涤液，供应室里常年泡着肥皂水，盐水瓶子就是用肥皂水清洗，控干后再次消毒使用的。
那时我的期待很简单，如果有一封家书，比什么治病的良药都管用。在连队里，最让大家兴奋的事，莫过于家里的来信。每当通讯员站在门口高喊“来信啦”！特别是被念到名字的人，立刻就会喜形于色。谁都无法控制那种诱惑，那种给人带来的无法形容的兴奋和刺激。在那个时候，似乎谁都有自己的小秘密，这也是战友们之间十分敏感的话题。我被大家误认为的“女朋友”是麻壮华，他当年在辉南三线的兵工厂。有一次他的来信被别人发现了，壮华用了半页纸抄写了一首，在知青中很流行的歌词，是很感人、很动情的那种。落款儿写着“想念你的壮华”，他的连笔字被人误读成“北华”。所以我在炮三连，“北华”就是我的“对象”了，这样倒也好，什么都不用解释，他的信件在全连可以公开。
我在部队的五年里，只有三个人到开原去看过我，一个是妈妈，一个是中学同学柴英，另一个就是麻壮华。

在353医院住院

李旭光身后的是353医院正门

我身后的是病房

在医院接到的第一张兄妹合影，张新民、张新华、张新峰、张新英

好友麻壮华

妈妈来部队看我

同 学

对于每一个当兵的人，家是永远的思念，别说是节假日，就在平日里回家的冲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第一次获准回家探亲，是我当兵整整三年之后。那时，爸爸妈妈从农村抽调回来，刚刚恢复了工作，他们正在为筹备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工作紧张而又忙碌。对于我的归来，有点喜上加喜的感觉，姐姐看到我穿着军装一下子站在她面前，高兴的直跳，两个弟弟也都喜不自禁。
离开长春四年多的时间，就如同隔绝了十几年，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与亲人、同学、朋友一起讨论的时候，觉得很有新鲜感。他们说的似乎都是大事，有的关系到国家生死攸关的政治、经济前景；谈到国内外时事的来源和可靠性；谈到已经开放禁书的种类等等，都让我十分震惊。我突然意识到，部队还是个“保险箱”，我更要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这可能是我今后必须要明确的目标！
当年看到的中学同学，有赵伟和周大军，他们在一汽锻造车间，当上了真正的产业工人。我还记得，周大军还在业余时间上吉林大学的课，他的胸前戴着“吉林大学”的校徽，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气质，让我羡慕不已。刘磊，正赶上复员在家等待分配。他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入伍了，分配方向好像也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柴英，刚从农村抽回来，分配到省供销社当了采买员。我们都说，上帝真是会安排，柴英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财迷“了（财迷是他的绰号）。白平，当时一心想着写一部小说，小说的体裁是他父亲的戎马一生。他给我看了小说的大纲，文章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有一只瓢虫落在玻璃窗上，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她的身体上。透过光线，分明看得到那磷立的骨架，支撑的双腿和透明的翅膀。……我心里想，这个家伙好厉害，他要表达的是什么，用得着这么深刻吗？
当时，大多数的同学还在农村插队，或是三线工厂，他们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那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知青的话题。（下面是我在一封信里整理出来的）我们还像在学校时说话的语气，用“我发现”来做发言的开头。
赵伟说，我发现，咱们班同学都有变化，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有段时间度日如年，从农村抽回来的一瞬间，我们就长大了。这也许是个特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吧？
白平说，我发现，从苦难和逆境中走出来的人，都喜欢把这个经历做为人生的资本，恐怕是古今中外的人都有共同的毛病。
周大军说，我发现，有人把知识青年夸成“是了不起的一代”，显然是过奖了，说知识青年“是垮掉的一代”，也不大公道。因为几乎所有经历的人，所尽的一切努力，用一句话概括这个集体，还是不妥，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最客观的评价。
柴英说，我发现，咱们这一代人，虽然都有知青的经历，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想通过自己的这点经历，就反映出全体知青的命运是不可能的。知青也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代表，还看不出来将来会产生什么迹象。
我说，我发现，我们的父母总是在说，你们现在有多幸福，你们比我们不是好多了吗？必须承认是幸福的，而我却觉得很心虚，因为我还没有真切的体会到，幸福感是越比越少的东西。比如文化匮乏，家长教育我们是寄托了他们的思想，知识虽不能使人富有却可能使人不自卑。这与他们因知识憾缺而常卑于人前，有着直接的心理作用。
记载这些话的是我保留下来的一封信，多年以后我在整理书信中发现了，现在看，有些观点仍不过时，而且弥足珍贵。

第一次探家时的合影

同学赵伟、柴英、白平、刘磊、周大军在67中学校门前合影

九 入 党

探家回来，特别要用心准备的是给战友带的东西。我记得，那时有人托我买表，妈妈负责吉林市的手表出口。她可以不凭票，买到“梅花鹿牌”的手表和怀表。烟卷是“新吉林”和“黄人参”，好像比“前门”“牡丹”还受欢迎。那时，南方的战友探家回来，最受欢迎的是芝麻花生糖，北方的战友多半是烤烟。而我还带了方便面，当时方便面刚进入市场，商品紧俏。那时能和几个好友一起吃碗方便面是一种享受，也是很高的待遇了。没有想到的是，这方便面给我带来了莫大的不幸，在我心里留下很长的阴影。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连里的司务长夏福才，老兵送他一个外号“吓一跳”。长得黑瘦，有一副公鸭嗓子，他写的字有一半不认识，全靠猜。他天生的一副“造反派”的性格，和谁都爱唱反调，而且是油盐不进，好赖话都不懂的那种。谁都拿他都没有办法，只有我不理那一套，不讲情面，经常在大家面前揭他的短，开他的玩笑，表现出很多的不尊重。这样我们之间产生不小的隔阂。
在同年兵里，有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就是什么时候解决组织问题。在地方上那时有个词叫“吐故纳新”，家人和朋友来信时经常会用到这个时髦的词“你纳新了吗？”在连队里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很多老兵留下来多干两年，多半是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这一点谁都清楚，所以对于每个争取进步的机会，都将成为这个特定时期的重要目标。而当时的衡量标准是“政治挂帅”，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人说你政治目的不纯，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在政治学习上，我还是相当认真的。我虽然跟着炊事班的作息时间，但也参加连里组织的学习和讨论。团里安排学习马列时，讲《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批林批孔时，讲儒法斗争，我就去街上的新华书店买些书来读。有《论语》《韩非子》《史记》的简本，还在报纸上收集有关文章，其实我坚持这样做，也是想能多学习一点儿历史，虽然是一知半解，但多少也有些收获。当时李旭光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很大，连里让他做学习辅导，他每次都十分认真地向我征求意见，十分虚心的认真的请教。其实我哪里懂得那么多，但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学现卖。李旭光上的辅导课，在连里很受欢迎，他即不生搬硬套，又没有学生腔，往往有知识有兴趣，又结合实际，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大家普遍反映，旭光讲的课生动、实际，爱听，不打瞌睡。
我们还一起讨论鲁迅的杂文，当时能看到的书很少，把看过的文章通过自己的思维表达出来，就是最惬义的事了。旭光那时就开始写旧体诗，格律诗，我的收益很大，我的政治觉悟和文学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那年夏天，开原县油脂厂爆炸，死伤数人。驻扎在西铁的部队，汽车连、警卫连、卫生队都冲到了火灾现场。团里组织我们义务献血，我也报了名，献血时我才知道自己是B型血。我在县医院，为伤员抽了200毫升的鲜血，抽完以后，喝了一瓶葡萄糖水，下午回连队睡了两个小时，休息了半天。当时只感觉出汗比平时多一点，没有什么其他不适应的地方。
连里根据我的表现，经党支部讨论决定，同意我填写一份《入党志愿书》，当时我把重新完成的“入党申请书”，一并交给指导员崔德荣手里的时候，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从支部大会通过到召开营党委会会议，虽然时间不到半月，但我却觉得无比漫长，而且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不安。那天晚上，崔德荣指导员从营部开会回来，进屋时手里拿着一个纸卷儿，我的心像被电击似的感到不安，他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慢慢的打开手里的卷筒，在默默地持续地看着我，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等待和注視，他又低垂下头，脸上不无惭愧。我心里一切都明白了，他当时讲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我不知道如何度过了那持久的，似乎庄严的时刻。只记得崔德荣的目光怯于正視，难以承受，极其复杂的。后来我才知道，没有批准入党的原因，第一，有人报告，我探家期间给连长办了一张自行车购物券，是有意为入党行贿。第二，在连里散布火食标准不够，与个别战士吃方便面，造成不良影响。第三，在军事训练中，学习态度不够严肃认真。这三条我都仔细认真的对照检查了，尽管可以找出千条理由，能说明这些问题，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平生第一次失眠，经过一整夜的思考，我也想明白了三件事情。第一，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部队里不可能将不符合入党标准的人留下来提干。尽管她和她的家都表示希望我留队，这是我当时无法解除的压力。第二，要学会尊重别人，无论你如何讨厌他的无知或无耻，都不要以个人的意志去要求别人，他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在没有批准入党的理由中，前两条都是司务长夏福才，直接向营党委反应的。第三，从所提出的问题性质上说，只有第一条属于入党动机问题，是需要澄清的，虽然当时所有的营连干部，都在想方设法的搞到购物券，这已不是个人行为。但越解释会越麻烦，不如自消自灭。营党委不会轻易下这个结论，自然是不了了之。
问题想通了，我也就很快的恢复了平静。在这期间，我没有找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找过我谈话。我只是将入党介绍人，由原来的常海和、张海富（二排长），把张海富改成了夏福才。当我找到夏福才问他是否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时？他竟然诚惶诚恐，而且一再表白，他是一直关心我的政治进步思想成长的，还说，如果有什么思想问题，他愿意一起齐心协力地解决。
时隔五个月，在例行的营党委会上，我被批准为正式中共党员。当时没有党员预备期，我的党龄从党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入党日期是1974年2月14日。在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2月14日是情人节。我回想起自己入党前后的经过，还是有些匪夷所思。这个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战友常海河

1974年8月1日

十 历 练

一 次“ 实 战 ”演 练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的地震，开原县震感强烈。当时，全连正在收听广播“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我正准备通知，连队前点名。当时看见棚顶的吊灯摇晃起来，又发现眼前四张桌子，拼在一起挤得吱吱作响，我意识到可能发生了地震。地震持续了两三分钟，中间有短暂的间隔。这时，郭连长急匆匆地跑进来，高喊着：“马~上到操场上去！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屋里不要~留人！”他越着急口吃的就越厉害。
团里的指示很快就到了，全团的干部战士集合待命，不能睡觉、不能进营房、不能取火做饭，使用简易材料搭建防震棚。部队的防震工作，就这样紧张有序的开展起来了，大家没有任何思想波动。
对那次地震，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两天的气温变化很大。当时在是严寒腊月，差几天就过春节了，震前的几天，连续偏南风，气温回升到8~10℃，冰雪消融。震后突然刮起东北风，漫天大雪，气温急剧下降，最低温度达到-20℃。最高也不到-5℃了。
部队住进了简易棚，我们在地上垫一层炉灰渣子，上面铺了油毡纸，然后就是毡垫和褥子了。因为地方有限，大家挤得得要命。简易棚里不能生火取暖，晚上睡觉一律侧身，不能仰卧。上一次厕所回来就没有地方了。我想起了，猪圈是一个好地方，和猪们在一起互相取暖，也不为是一良策。猪们并不讨厌我的到来，只是别压在牠们的肚子上就可以了。我只好在三头猪的脊背上大字型的躺下。可是第二天就发现猪身上的虱子太厉害，个头大，咬人很疼，根本不是痒，而是在吸我的血、吃我的肉。于是我就悄悄的溜回了连部，躺在自己的床上，躲过了一难。
部队一直处在一级战备状态中，我心想，马上就会冲到地震抢险的一线上，到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可是我们却迟迟接不到上级的命令。
有一天，连长从团部开会回来，传达了团里的最新指示。部队立即从开原撤离，到清河水库以南的地沟至周家铺子一带集结，任务是保护清河水库大坝的安全。
开原县的地势是东高西低，部队在傍晚出发，走出去不到十公里，就开始进山了。连长命令，小息一会儿，各车下来检查车辆。连长连蹦带跳跺着脚，前后车辆转了一圈，我跟在后面，厚重的大头鞋踏着雪上的冰壳，趟着积雪登上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包。
停在公路上的坦克车、装甲运输车，还有各种我说不上类型的车，一排车灯下，一眼望不到头，真是格外的壮观。我看见齐营长和郭连长在热烈地交换着什么，连长摘下棉手套，不时地把笔头放在嘴上呵气。
这时于爱民和陈忠森走过来，他们在讨论我听不懂的问题。于爱民说：没想到，车上的一根桥轴，竟增加了这么大的越野能力。陈忠森说，找时间要好好请教。于爱民，长着椭圆的娃娃脸，双眉十分清秀，杏仁眼不大但很明亮，坚实的嘴角显得干练，聪明。他是全连的技术尖子，对机械装备性能，使用维护以及车辆的各种数据，工作原理都十分清楚。全连上下都很佩服他，也都喜欢他。
坐在车上我才发现，炮车的大灯要比嘎斯六九车灯亮得多。在依稀的雪夜里，已经隐隐的看见前面两个冰盔银甲的山形了。我们的车辆，拐下公路，顺着前车留下的标志，在山间小路上左盘右绕。在拐过一道弯时，前面的车停下来了。连长下车，打开手电，一条深沟出现在面前，切断了前进的缓坡。这沟宽、深各一米左右，覆盖着积雪，别地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心里一沉，知道情况有些不妙，浑身就燥热和不安起来了。
连长带着于爱民、陈忠森几个驾驶员跳到沟底，于爱民问：“连长，真的过不去了吗？”连长说：“等等”，用手电照沟底，又踢了踢沟沿上的积雪。大声的说：“事到如今，只好这么办了，快叫大家都来，破土填沟。”连长也顾不上解释，指挥着去拿铁锹。方圆几十米的积雪，纷纷添进了坑里。我和田龙北几个战士，上去又踩又跺，很快这就铸成了一道宽宽的，稍稍高出地面的“雪坝”。连长用脚踩了踩，跺了跺。又命令从车上拿下所有的炮布板，铺在“雪坝”上。他打着手电，再检查了一遍说，“好了，第一辆炮车先过，动作稳一点儿。斜插着过~去”。
于爱民开着一辆炮车，打开车灯，轰轰隆隆的开上来，车轮儿贴着贴近沟沿，压在跑步板上往下沉，但炮布板并没有压断。前车轮稳稳的压着炮布板过去了。陈忠森驾驶着第二辆车，也过去了。我记得，后边的驾驶员还有，张喜林、石华山、于永良等。此刻，我的心情有点儿复杂，是兴奋，是惭愧，就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这是我在部队生活中，参加的仅有的一次“实战”演练。后来我把这次演练称之为“过沟”。

战友于爱民

战友田龙北

战友田龙北和我

武 装 泅 渡


1975年夏天，团里命令在清河的守备部队，训练计划中增加“武装泅渡”科目，务必要在三个月内完成武装泅渡3000米的任务。
当时连里游泳技术状况并不好，不用摸底都知道，有几个新兵，还是没有还下过水的“旱鸭子”郭连长，张德巨副连长，一排长张德义，二排长德明瑞开会商量，怎样解决“过关”的问题。会议决定，第一，要加强对几个新兵的培训，让他们几个“秤砣”完全漂浮起来。第二，是树个标杆。克服为难情绪，为突破3000米大关，坚定信心。连长对我说，你带这个头儿行不行？第一个游到终点，给连里树个榜样。你明天试一试，先游个样子，我心里也就有底了。我明白连长的用意，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给全连一个实际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信心。我说，没问题，这个“军令状”我领了。
第二天，连长带着我们几个人，到了水库边儿上。那天还下起了雨，水面上激起无数的水泡，迷茫中还透着飕飕的寒意。连长指着前面的浮漂说，那是2000米，你到那里就立即返回。眼神儿里有勉励，也有担心。对于游泳，我只是业余爱好。我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习蛙泳，第二年就能横渡南湖了（500米）。在这之前，我曾帮助过几个新兵学游泳，当了几天所谓的教练。可现在不一样了，不仅是全副武装，而且要摸索一下体力，心理的适应程度。
在水里，武装泅渡不比徒手游泳，蛙泳累了，可以仰泳，躺在水面上喘口气，可这身上的负重会坠下去，胳膊腿使劲就是不往前走。水中的疲倦，疲乏是最难克服的。可以说，在低近2000米的地方，是我最艰难的时刻。蹬腿划水，成了机械的动作。身上的负重使劲儿往下拉，体力、精力都向我发出了警告！我只有一边的吐水，换气，一边有节奏的念着：坚持，坚持……渐渐的风声、雨声、划水声，河岸上一班人的喊声，都连在一起了。
按照那天水里的试渡，往返累计的里程已经超过了5000米。连长跌跌撞撞的跑过来，简直比我还紧张，大声说：“你不得了了。”我此时的体力已经拼的差不多，神智却异常清醒。我知道，我在同志们的眼里，是怎样的有意义了。我卸下负重，又在水中游了200米，让身体回复一下。然后才挺着胸脯，大步上岸了。王俊在我的背包上卸下了，用麻绳捆着的在水里泡的两块红砖，以及挎包、水壶、子弹夹等，他说，这些负重称一下至少能有十多斤。
半个月后，我们全连武装泅渡通过了1000米，一个月后通过了2000米，一个半月通过了3000米大关。

22周岁生日照

1975年冬我在炮三连的最后一张合影

十一 文 化 生 活


在部队生活的五年里，我的文化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无论读书，绘画，还是文体活动，我都有涉足且表现不俗。从业余报道员到校外辅导员，都有所尝试也小有成绩。不仅表现出青春的活力，而且给生活增加了无限的乐趣。虽然当时，我也有过朦胧和迷惘，也有过自卑和自怜，但对生活和事业还是充满了希望，那时我的求知欲很强，不想被时代所淘汰，保持了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信念，也许是不想浪费时光，不想虚度青春年华吧。

鲁 迅 的 书

我在连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那就是连队的储藏室。连里所有战友的换季衣服，他们不能随身携带的东西，都通通放到储藏室里，由我负责保管。我把储藏室收拾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只要在能控制住的时间里，我就会在这看书学习了。我在窗台下搭了几块木板，当做书架，用背包叠起个沙发，这个“读书室”是我的秘密，很少有人知道。
我入伍时从家里带了，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罗广斌的《红岩》，还有《鲁迅小说选》这三本书。在那段岁月里，书店里的书只有鲁迅的著作。不得不说，对我这样饥渴的青年，书带来的激动是多么的强烈。在我的“书房”里，最多的就是鲁迅的书籍。我从小就知道鲁迅，印象里的小学课本中，那个善于在雪地里扑鸟的闰土，到中学课本里的《彷徨》。后来凡是有关鲁迅的书，能买的就买，前后也收集不少。有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故事新编里的《铸剑》《奔月》的单行本，散文诗集《野草》《朝花夕拾》，杂文有《而已集》《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以及《热风》《三闲集》等。
鲁迅的书虽然多半都看不懂，但对鲁迅先生却越来越崇拜了。他犀利、深湛、天才般的创造力，还有对人生无常、虚伪、绝望的体验，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有一段时间，我也有着强烈愤世嫉俗，我学习鲁迅以尖刻的目光看待人世，确实给了我生活的力量。我不讳言，鲁迅如果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起码也是指路明灯。为此，我至今仍然感激他。
那时能和我一起讨论鲁迅杂文的，只有李旭光，他总是鼓励我，有针对性的学习和研究，注意那些被比喻为“投枪”“匕首”的论战杂文的偏执和狭隘。我很佩服旭光的敏锐，在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复员之前，旭光向我告别，他送给我一本鲁迅杂文集《热风》，散文集《朝花夕拾》，是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最早收录鲁迅的十篇回忆性散文，原名《旧事重提》。旭光还在扉页上写着：“送给亲爱的战友——铁军 ” 落款是“你的学生旭光 1976年1月30日 ”每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就能清晰的看到，那张刚毅、果敢、儒雅、谦逊的笑脸……

快乐的军营生活

黑 板 报

在“三中”营房里，每个连队都有一块自己的黑板报。这是全团以连为单位的宣传阵地，有写字绘画的；有诗歌、散文创造的，都可以在这块阵地上显露头角。炮三连的黑板报，是营房大门正对面的影壁墙，地理位置十分显赫。黑板报的撰稿是由孙景才和李旭光负责。写字以李旭光为主，还有于爱民、陈忠森，我只负责画每期的刊头。我曾经多次刺探过几个连队的情报，以摸清实际情况，衡量自己所处的这个“行业”里的位置，最后还是有了心里的底数。
那年，团政治处通知，为纪念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十周年活动，以连为单位组织做好宣传。后来才知道，这活动是沈阳军区统一布置的，装甲兵司令部号召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投身这项活动，在活动中有评比，有奖励。我们按照以前的分工，文章选材，标题确定，版面设计，李旭光和孙景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管画好刊头，我挑选了雷锋同志在驾驶室里，依在方向盘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画面，为做好这期绘画，我也的确很伤脑筋，这是因为我以前都是在白纸上做画，这还是第一次，以黑色为底板，构成的要素还需明亮，突出人物的高大形象，我几乎是边学边改，一边体会、一边创作。总有人站在身后，议论纷纷，开始我很在意，后来他们的评价都是说画的像与不像，我自然也就放心了许多。
板报完成那天，政治处的干事孙春先专题采访，现场摄影，我们几个人在黑板报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据说这期板报获得沈阳军区装甲兵评选活动的二等奖。我们是在参加团里的大会上，听到的这一结果的，当时，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为了宣传报道连队的好人好事，及时反映基层组织的先进事迹，我还做过幻灯片，在每次团里放映电影之前，和观众们见面。创作是绘画中很难的事，我没有这个本事，就从书店里买来小人儿书上，选好主题画面，铺上透明的玻璃纸，在上面用毛笔描画出来，这种方法十分奏效。
在部队时，我还画过素描，记得我给于爱民画了一张像。当时，崔德荣指导员找我谈心，他说，你不能把个人爱好当作炫耀自己的资本，要注意周围人怎么看待你。在当时，我完全没有这些“比别人强”的思想，还真诚的感谢领导的批评教诲。崔德荣给了我六个字的评价：“敏感，自负，清高”，我至今都理解为他是善意的。所以，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

纪念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十周年，孙景才、李旭光、于爱民、陈忠森，我们一起出板报

文 体 活 动

在部队时，我参加过篮球、足球、乒乓球几项体育项目。篮球是我在部队里才学会的，经过刻苦训练，受到高人指教，最后能代表全连参加全团的篮球比赛，而且获得了全团第三名的好成绩。连里参加比赛的队员有，马俊、王俊、崔三熙、李忠达，教练是岳瑞昌。
踢足球，我结识了老大哥张建，他是团足球队的右边锋，人品好，球也踢得好。他看了我在场上的表现，耐心的讲评，讲解，示范。他告诉我，踢球是靠打战术配合的，最讲究的是每个人的定位和分工。你的素质不适合打边锋，第一，你速度不快，打不了穿插、突破。第二，你带球技术不行，这不是短时间能有成效的。我问他，那我能打哪个位置？他说，你以后就练后卫吧，（也叫“二门”）这个任务，是替守门员把好的第一关，技术就是一脚踹出去，不能犹豫，不能慌张，看准了就是“一脚活儿”。现在场上都用“铲球”，就是躺在地上完成这一脚的功夫。我当时就明白自己基本不是踢球的这块料了，别说躺在地上踹，就是有草坪，我都不敢躺。那时连里有两个朝鲜族兵，一个叫李赋学，一个叫金泰龙。是全连的核心主力队员，的确把士气带起来了，有体力好的惊人的张德山（全团5000米、一万米冠军），还有樊忠信这样的后起之秀。我们连足球在全团一时技压群雄，威震四方。后来还和地方的学校、单位打过比赛。
打乒乓球始终是我的强项，在“三中”大院，基本无人抵挡。当时在一起练球的，是炮一连文书赵斌义，比我年纪大两岁，沉着、稳健。打球的风格也同他本人一样，成熟老练，削球打得尤为好，有板有眼，从不激进，等他看准了机会，一击致命，毫不手软。通过他，我还认识了一批北京兵，徐伟、吴学军、田龙北和李新民。我们也和地方单位打比赛，有时两人组的团体赛，是我和赵斌义，如果是三人组的，就是冯跃文，旅顺知青。
我的手风琴，就是冯跃文教的。当时没有教程，全凭悟性，右手键盘不懂指法，左手的大和弦小和弦键盘，从拉练习曲开始，一听就会。只要听过的手风琴练习曲都能全部完成。只是时间太短，手风琴刚刚入门儿就结束了，而且从复员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摸过手风琴。
我的二胡师傅是常海河，他是我十分尊重的老大哥，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在部队里默默地帮助过我的人。常海河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入伍前在前郭县剧团拉二胡，虽不是正式编制，但专业技术一点不比别人差。他身体不好，十分消瘦，平时少言寡语，从来不和任何人争执，就连大声说话都很少。但他只要一说话，便知道何谓风度，那是满腹诗书学者的儒雅，淡出世俗所显出的清逸。
我曾向他请教过二胡弓法，他说，弓功法不重要，重要在音准、音色，音不准什么都白扯。他还说，你的指法决定你的音准，而你的指法一直就没有错过，为了提高技巧，忽视了这个最重要的基础，是必须注意的。
我还记得，在入党前，他就曾经说过，你要有营党委不批准的思想准备，如果没批，你一定要挺过去，如果挺过去了，下一次批准恐怕是不用讨论的事情。我当时对这些话半信半疑，后来的事实都证实了他的话，这让我不得不越来越佩服他了。我在所学的乐器中，二胡是伴我时间最长的，也是我演奏最好的乐器。直到现在我摸到二胡，或听到那悠扬，熟悉的曲调时，还会想到曾经教过我的恩师。
那年，团里让我们连派两名校外辅导员，到开原县光明小学，连里决定让我和马俊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欣然接受，因为和小孩子在一起学习、娱乐，能让我轻松快乐，也较适合我的兴趣和性格。我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还帮他们解决学习中的难题。很快地，我就在这帮孩子中间树立起了不可动摇的，解放军叔叔的光辉形象。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组织他们到部队搞慰问活动，他们兴高采烈的到营房擦玻璃，扫院子，到炊事班帮厨，摘菜，倒垃圾乐此不疲。当我复员向他们告别的时候，同学们都和我难舍难分。作为纪念我给班里每一个同学都送了一条红领巾。孩子们开始还唏嘘着说，能不能不走的话，可到后来，就干脆放声大哭，教室里乱成一团。在孩子们面前，我从农村小学校的编外教员，到解放军的校外辅导员，当我听到他们一声声的喊着：刘辅导员，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的虚荣心在这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炮三连篮球队获全团篮球比赛第三名

炮三连篮球代表队成员，马俊、王俊、李忠达、崔三锡和我

篮球教练岳瑞昌

岳瑞昌和我

足球指导张建

后起之秀樊忠信

乒乓球好友赵斌义

手风琴指导冯跃文和李新民

我和马俊在开原县光明小学当校外辅导员

1976年2月15日我回到了长春，结束了五年的部队生活，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征程……

曾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独立坦克第三团炮营三连战士

我把此篇献给五十年前的绿色军营，献给与我共同生活过的战友，献给青春的岁月和不朽的时代。


铁军 202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
於长春 我 的 战 友
——卢春辉

1972年，我从训练队分配到砲三连当了文书，下连队认识的第一位老兵就是卢春辉。那天是周日，正赶上连里修炕洞，当时部队营房住的都是大通铺，下面的“地火笼”，就是把烧火的通道铺设在地上，上面有木板和毡子，温度也不低。我从连部到一排发个通知，只见一个人，手提着帆布旅行包，站在门口，斜靠在门框上，感觉他好像不是我们连的人，就立即上前问：你找谁？他回过头冲我笑笑，也不吱声，表情即麻木又奇怪，而且动作是慢条斯理地。我看到屋子里已经乱的翻天覆地了，床板被掀开，地上堆放着砖头和水泥，已经没有了插脚的地方，我大声喊道：连长通知，晚上点名……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卢春辉回来了！”房间里的人几乎同时把手里的工具都停了下来，而且都跃跃欲试地，有人已经扑到门口，“老卢回来啦！”“挺好呗？”那个兴奋、热情劲儿，没有一个人再理我了。卢春辉站在地中心，把手里的提包打开，做了手势，“我给大家发烟吧，过足了烟瘾，不耽误干活儿的”。这时候，旁边的一排长张德义告诉我：这是咱们连老兵卢春辉，探家归队。只见他忙不迭地掏出烟，抖抖索索的手一根接一根地向站在里面的人怀中扔去。我这时才认真的看了看他，他的脸色发黄，眉毛很重，眼睑下垂，下巴骨方宽，显得很瘦，笑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僵硬，好像不能大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很有性格，并且有主见的人。我上去主动握手，他拿出一根儿烟夹在我的耳朵上，腾出一只手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以后请多关照”！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意思。 我 的 战 友 卢春辉 当时连里的学习风气很浓，报纸上的社论和重要讲话，还有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等，都会被人剪裁下来整理成册，而且有人手里收集的还不仅是一本。就连《参考消息》也有人关注，那就是卢春辉和庄河兵张喜林。当时，连里还流行一段书法习作，我还记得有孙景才、孙敬泰、王桂林、李旭光和陈忠森等人，个个都是身手不凡。
当时部队的政治学习是很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虽然很枯燥，但也有不少乐趣。我有一次参加一排的学习，讨论内容是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所了解到的林彪，大多都是在文件和报纸上知道的，更不会有人全面的介绍过，我就提了个问题：林彪在五五年被评为十大元帅时排在第几位？周恩来总理为啥就没有参加评比呢？当时在坐的人都面面相关，室内一片寂静，只见卢春辉慢慢地回答道：周总理当时已经进入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按照评选规定，他就不能参加这次评选了，我当时极为震惊。我还记得，他一口气，就把十大元帅按排序：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都通通背下来，让我一下子目瞪口呆，真是刮目相看，心里不仅暗暗佩服起来。
我 的 战 友 卢春辉 我们当年穿的是六五式军服，佩带红五星、红领章，仅凭军服口袋多少来区分干部和战士。有宣传说，战士和干部从军装上不分，是体现官兵平等，在珍宝岛战役上，我军就占了优势，苏军当官儿的一眼就看出来，正是我们集中歼灭的目标。我曾问过卢春辉，如果两支自己队伍偶然相遇，双方级别相同，那听谁的呢？如果有军衔是不是还可以起点作用呢？卢春辉对我说，那我就得给你讲讲，我军“五五式军衔”为什么取消了？这一次，又把我镇住了。他说，主要是由于受苏军“一长制”的影响，我们制定的军衔不合理，副职编制的军衔同于或低于下级正职；另外，机关干部军衔低于同级部队干部；还有技术干部的军衔太低太严等等。他说的头头是道，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个部队干部，他是在旅顺一个部队大院儿里长大的孩子，也许从小就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或熏陶。从那以后，凡是涉及到部队历史和建制有关等问题，我就首先想到去请教他，尽管不能全懂，但在我心目中，他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那时“八大样板戏”，全部占领了城乡文艺阵地，部队也在反复播放。无论是谁，都能唱上几支京剧选段，可是，能大段的背诵台词的却并不多见。当时，只要有人说出上句，卢春辉准能接上下句，而且是恰如其分，天衣无缝。他的表演既幽默又坦诚，让大家分享了不少乐趣。记得他说，咱们连的技术员朱×× ，他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像不像郭建光？那架势，好像能和毛主席党中央直接发电报似的。司务长夏福才，不用化妆，无疑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啊，我实在佩服他的好眼力。
卢春辉最喜欢用的电影台词，是用来表扬人的：“高！高！实在是高！”如有不满意，他就立即补充一句：“这是汤司令说的”。他还把《冰山上的来客》中三排长说的：“阿米尔，冲！”改成“阿米尔，上！”大家在讨论发言的时候，他把《列宁在一九一八》“让列宁同志先走。”改成“让列宁同志先说。”而他在说这些话时，自己从来不笑，那种冷幽默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记得他在整理内务时，留下了一段经典的话，大概意思是，我这一辈子最让人无法反驳的话，就是被子不用叠，本来就是要摊开睡的。可是排长准第一个反对，为什么呢？这就是规矩，我所以必须服从，是因为这个规矩不是给我一个人定的！
卢春辉的身体一直不好，总是显的十分疲倦，好像一直睡眠不足似的。一次全连吃了没有炒熟的豆角，集体中毒，第一个病倒的就是他，又拉又吐，反应最大，折腾到不得不去医院。送他住院的时候，他对我说，这件事怨我，我的肠道过敏，原以为扛一扛就过去，要是早说，别人就有所防备了。我劝他别多想，都是一起吃下去地，你能不让谁吃？他却说：知情不报才真是罪过呀。我很为他的高风亮节所感动。
在即将离开部队的时候，我们是同一年复员的。我记得他精心的制作了一个小木箱，他用营建时剩下来的木板，上街买来各种工具，用了足足两三个月的时间。我看过他床头柜里的小锯子、刨子、锛子，各种刃形的凿子、锉刀，还有我叫不出来名字的工具，都是他用攒下来的津贴一件件凑齐的。我经常见他，趴在床头的桌板上，用铅笔画出许多图纸，有方的、圆的、三角儿的、弯曲的，图样上填满不同的尺寸。他一手握着曲尺，一手拿着铅笔，挠着鬓角，聚精会神地望着画了一半的图样，嘴里还念念有词：五寸五……七分……

我 的 战 友 卢春辉 他做出来的成品是一个长60公分，宽50公分，高35公分的木箱，而他采用的设计却是传统的榫卯工艺，小箱子上居然没有用一颗钉子和任何黏合剂，利用榫卯加固各个边和所有的物件，做工复杂、坚固、精细，而且结合的又是如此完美，真是令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文化和智慧。记得许多人都看好这只木箱，不厌其烦地向他讨要，就在离队的前几天，他突然找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要不要这个箱子？我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十分惊愕，的确，我也很喜欢这个“宝贝”，但我不能。我说：你把它带回家吧，做个永久的纪念，这箱子里装满了我们军营生活的苦与乐，这多有意义呀！记得好几次因为挨批都差点把它砸了，我劝他这个箱子谁也不要给，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我们部队生活最珍贵的纪念。
卢春辉1969入伍，成长在一个军人世家，不到16岁就被父亲送到了部队锻炼，在他身上看不到炫耀和酸腐。他的眼光里有点迷离和冰冷，使人怀疑他看到的是不是外部世界，而他眼睛又毕竟是什么都看得见，属于视觉里的东西他通通都会接受和仿效一样。卢春辉是我心目中最具军人素养和潜质的人。
当年砲三连人才聚集，我记得老兵孙敬泰，每天一篇状元小楷，不仅一手好毛笔字，还能唱青衣导板。孙景才，多才多艺，每日一篇行草，就连写信都用毛笔，书写也是从上到下，从右往左的，他有很好的道德素养和审美能力。周祥生，天生一副领导人的儒雅气质，从不与人动气和争辩，说出的道理通俗易懂，让你不得不服，一派大将的风度。张建，像电影明星冯喆，是大家公认的《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他做一手好菜，踢一脚好球，曾经代表装甲兵参加过沈阳军区足球联赛。正直无邪，前所未有。后来连队里的李旭光，是具有真正学识、技能和功业的人。他虚心好学，宅心仁厚，潜龙伏虎。在我们同年兵里还有常海河这样的人，他是县戏剧团的二胡演奏专业演员，直到他复原时，都很少人知道他的身世，他从来不以此炫耀和夸张，默默无闻，潜心奉献，且甘心情愿。
正是这么一批有情有义，有才有德，有血有肉的青年，他们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个绿色的军营。

铁军2020年4月19日

於长春

附录战友评论：

张国政评语：

刚刚草草地看了一遍铁军友在昨天建军节写的四组散文或军营回忆录，写的非常好，文笔流畅，叙述细腻，情深意切，令人感动。他不但勾起了我们这些老兵对早年军营生活的回忆，也为我们的晚年夕阳增添了余辉，树立了榜样。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铁军在训练队当文书期间，那时我当二班长，队里组织排练节目，铁军教我一首用柬埔寨语演唱的歌曲，中柬友谊之歌，由于不懂柬语，他就用汉语按柬语的曲调给我写在纸上，然后我在按汉字的发音去学唱。这首歌一直是我的专利，因为别人都听不懂，连我唱了几十年自己也不知是啥，反正就是中柬友谊的意思。在训练队时间虽然很短，但他对我的一生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将永远铭记！谢谢铁军，盼望能早日看到你的续篇！[强][强][强][玫瑰][玫瑰][玫瑰]

郭彦生评论

铁军弟您好！

看了您这几篇军营回忆录很激动，就像是一下子又把我带回到七十年代初的开原军营。我团是在六九年底到七0年初从宽甸县移防至开原的。六十年代未我国与当时苏联交恶，六九年十月一日时任国防长的林彪发出一号通令，严防苏联的核武袭击，我团为战时便于机动，由原一九一师坦克团归建为沈阳军区独立坦克第三团(隶属沈军装甲兵)。可当时开原无驻军无军营，我们倉促到开原，所以驻的非常分散。就是我在机关多年都没有弄清我团所有的驻址地。对三中，铁西，团卫生队，团招待所，和家属院及团机关较熟悉，还有很多地方不知在什么地方。您对三中的整体结构讲的非清楚，这点我不如您。

回想起我们熟悉还是一个偶然机会。当时训练队指导员王贵玉探家，组织上派我临时去训练队代政指和当时队长王廷轩搭班子。那时您在队部当文书，趙长有是通信员，张建明是卫生员，我们接触多些所以对您了解也就多些。回政治处后，正赶上干部的任免权下放，付连职以下直接由团党委任命。这就是说付连以下干部的档案就有团直接管，但还要把主案上报沈装干部处一份，这样工作任务很重。经请示首长同意后，与您队主管商量同意才借调政治处帮助。看来借您的决定是对的。经您整理上报的抄件曾受到沈装干部处的多次表扬。

我原没准备马上给您回应，觉得您还该有下文。看到旭光弟的转发我才仓促回应一下。但仍期待您的佳作。

郭彦生2020.8.1日

孙春先评论：

我看了鉄军的聊天记录，感慨颇深，鉄军在部队虽然仅仅几年时间，但对在部队里的点点滴滴记忆深刻，对那时的人和事交待的清清楚楚，我真心的感到自愧不如，感谢鉄军的军人情怀！感谢鉄军的真情告白！

孙春先2020.8.1日

附录李旭光评论：

初识沧海
------读铁军的《绿色军营》

1970年12月23日早上7点多钟，有一辆搭载着100多名新兵的黑皮闷罐车，从郭前旗火车站发车。因为是冬季，又下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雪，天气非常冷。蒸汽机车喷出的水蒸气，泛出一团团白色的浓雾，随着气缸那粗壮有力的推送不断加剧，很快就把前郭这座小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铁军，以长春知青的身份，从前郭入伍，就是乘坐这辆黑皮闷罐火车，踏上了他的军旅生涯。列车取道白城站，在白城的兵站，每个新兵列队而行，一只手接过匆匆递上来的一大碗米饭，另一只手匆匆接过一大碗豆腐汤，草草中餐；复又在子夜时分抵达四平站，12月24日凌晨4点左右改乘绿皮客车，在开原站结束行程。
开原是辽北重镇，在六七十年代，以开放闻名遐迩的城市。但对于长春大都市而言，不过是小城。“一阵清风吹过，我感到清醒、清爽了许多。突然想到，这个既陌生、又期待的地方，可能要呆很长时间……”（见《绿色军营·三中营房》）
很长时间是多少呢？是整整五年。那么，人生起步阶段的这个五年，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段落，铁军都经历了什么，完成了什么？这五年的军旅生涯究竟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铁军用十一个章节来慢慢揭示。
一、五年的丰富经历，让作家认识了人民军队
应该说，军营给了铁军舞台，同时也赋予其人生的色彩。铁军的新兵集训，到处都是眼镜在作祟。因为看不清楚身边的东西，使铁军十足吃尽苦头；整理干部档案，让铁军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秘密，以及带有神秘色彩的组织干部工作。小试牛耳中令人对其刮目相看；文书工作，使其更早的取得了观察社会的高度，了解到基层干部与兵之间沟通、平衡的奥秘等。
二、五年的丰富经历，使作家结识了各色军人
在铁军的独特叙事中，扑面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鲜活而又富有个性的人物。带着黑土地般质朴的王俊，以及富于思考的王福春；恪守城市青年品质的李东、李文生；严厉以近于苛刻的老兵马彪子，工于心计的老兵修理连老杜；沉稳的常海河，优秀的干部股长郭彦生，堡垒一样固守己见的连长郭振才、指导员崔德荣，干练的王贵玉，邂逅的大队女广播员，人生“导师”夏福才等。不得不敬服铁军的记忆力，以及独特的叙事语言。只是寥寥数笔，就把一个人物的故事、个性及作用勾画出来。那么，这些人物对于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正是这些活生生的军人，构成了作家所面对的小社会、小“环境”。其中有的无疑是人生楷模，有的不妨看成是一面镜子，有的何尝不是一块粗糙的砺石？而所有的各色人物对于作家来说，不啻为考官，都在以自己独具的方式为其提供着丰富的营养。
三、五年的丰富经历，给作家演绎了传奇故事
回忆录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新兵站岗时被“万里哼”吓到；松山抢险时一氧化碳中毒；实弹射击令训练有素的教官瞠目结舌；油脂厂抢险慷慨献血；避震时半夜睡猪圈；武装泅渡遇险等。这些经历中，作家的角色都是具有独立人格意义的军人。而所有的军人行为中，又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现出担当意味。所以，人们读到胜处，会为之动容、引发思考，而不独关心事件的结局和作家的命运。
从 铁军刻意保存下来刚入伍时留下的诗作，以及那遒劲、苍健的笔迹来看，铁军是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完成军旅生涯的。但是，毕竟年龄、阅历在那里。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铁军的《别训练队》诗，我就想到这个问题，随即写到：“当时只堪称少年，老成只在词语间。如今备尝愁滋味，写到秋枫也称丹！”（《有感于铁军五十年前题诗》）
那么，五年的军营历练，到底给了作家什么？我觉得，应该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与之偶合的独特经历去寻找线索。总体而言，部队生活，让一个城市知青远离故土亲人，生活在几于透明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作）状态下，同时与曾经的产业工人，与前身为农民，与出身为知识分子，与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组别年龄的人等工作、生活在一起，正所谓“与鱼龙共舞、五湖四海同天 ”，其眼界无以局限，其思考问题必须兼顾丰富的社会元素，其获得资源要素的独立要求等，都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纯真年代，相对纯洁的人际关系，严格的纪律约束等，对于一个刚刚踏入社会门槛的青年来讲，都具有比较优势。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我们不能只在意作家的骨头硬了，血液的浓度加重了，练就了鹰的翅膀等外在的变化。学会了对生活的思考，对人、对事、对环境与机遇的判断，对人的尊重（见入党一节）等，也许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才是促使一个人不断成长进步，完成生活赋予新的课题的关键性思维能力。
也许，从这个意义来讲，军营的磨砺，对于铁军来讲，特别是对于接踵而来的、汪洋大海般社会巨变而言，才只能是“初识沧海”。大海很大、很深，也有寻常人所看不到的暗礁和潜流，等在那里，以求铁军接下来去“武装泅渡”。



2020·8·15

附录作者回复：

看了旭光的长篇评述《初试沧海》，很感激也很激动。我写这篇《绿色军营》，完全是在旭光的鞭策和鼓励下完成的。原来曾用过《难忘的军营》，后来发现“难忘”用的太多，而绿色区别于其他兵种，又有别于生命中的长河，旭光的“沧海”一个词就道破天机了。在我以前断断续续的回忆中，以片段的随意的小扎为主。比较长篇幅，大跨度的回忆文章不多。在这之前写了《我的小学》、《大串联》、《我的中学》、《知青岁月》等。按照时间顺序，也绕不开部队生活这段历史，况且对我的成长又是如此重要。但由于时间久远，捡拾记忆里破碎的残片的确很难，但当我真的拿起笔来，记忆的闸门被慢慢地打开的时候，竟然是滔滔不绝，有时还汹涌澎湃了。实话说，我原来的想法是“投石问路”，想把水里的“大鱼们”惊扰起来，如果战友们感兴趣，就会出来“挑错”或“指正”。甚至会说出许多故事细节和生活情景来，这样才能以此填补我的不足。
在这篇长述的结尾，原本是以《战友卢春辉》告一段落的。我也在想，以后写部队生活就以个人为主体，忆事追人，比较完整清晰。毕竟部队生活的岁月，都是以怀念战友和那些难忘故事构成的。今后要写对我生活中有过帮助的每一个人，写他们的军人本色，及我的认识和心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篇就是发不出去，据说是使用了“敏感词汇”。但几经修改，把我能认识到的都改过来了，还是不行。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也不得不在第十一章结束了此篇。
旭光的长篇点评，对我来说无疑就是精神上的支柱。旭光真正的关注着我的每一个细小的成长，并给予我莫大的爱护和鼓励。我没有理由辜负旭光和战友们的真挚和真诚。


铁军2020年8月15日於长春

附录李旭光附言：

说实话，战友群里不乏我仰望的写作高手。以散文而言，铁军就是让我仰慕的方家。回望我的散文创作历程，我的点滴努力，都得到超常回报，固无遗憾可言。但这些年来，特别是写军营，写事件，写战友，铁军做到了别无二致，更是不二大成！我既为铁军高兴，又为铁军和三团骄傲，也为自己惭愧不已！散文其实很难写。所谓影响力，应该是来自于对读者，以及更大受众的深刻理解；来自深厚的生活积累；来自真挚的情感；来自扎实的文学功底。铁军写散文，特别是写长散文，不光因为记忆力，不仅在于率真，不独倾入真情，还在于遵循创作规律，善于融合各种表达方式，特别是散文的写实，与叙事文学的铺垫和细腻刻画，以及所彰显的平民情结、布衣情怀。而且，单仅就创作手法而言，铁军也走在时代前面。工业及后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等，进步的标志其实都是人，都是人的观念，而所有物质文明，包括管理文明，都只是观念形态和思维成果的附着物、寄生者、衍生品。根，在于人本身的羽化。今年是我入伍五十年，亦是初中毕业五十年。五十年纪念，半个世纪回眸，所期待的只是思考方面的升华，而不只是数量的迭加与偶合。当然，这种思考，一定是阳光、进取、积极、向上的，不论站在国家，还是地方层面；也不在于己还是于公，都应该是有根而非空想，求进而非倒退。每一次看到铁军的作品，我都会得到验证和鼓励，说到底，是铁军一直在探索，在荒莽中择路，荆棘上踩踏。这样的尝试，不惟是一种个人的努力，更是一个军人，一个公民，为民族振兴的努力和应尽的责任。期待铁军有更多更好的军旅之作问世！旭光，2020.8.15

　　刘铁军，吉林长春人，长期从事交通规划工作，多有学术论文发表。2013年退休，开始散文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