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日记一则——陷敌阵染重病

北京贵爷

母亲刘韵（1918-2014）

按语：

母亲逝世一年了，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发母亲2008年9月5日日记一则，表达对母亲的敬意和怀念！

母亲记下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艰难岁月的一段"常态"；母亲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只是千百万抗日战士普通的一员。但唯其如此，更显真实！

这几年，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哪里是主战场、谁是中流砥柱的争论不绝于耳，这场争论如果是出于政治，我不知道有何图谋。但我确切地知道，母亲和她的许多老战友，就个人而言或许有更好的前程----母亲当年就读山西著名的铭贤中学，成绩名列前矛，还有一年高中毕业，她的理想是去美国读医科----但1937年，他们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上了太行山！妹妹后来曾问她，当年为什么放弃了个人的理想？母亲答道："国都要亡了啊……"

我还确切地知道----我曾在太行山老根据地插队，从许许多多老乡口中得知----那时候军民党群亲如一家！共产党员们卓有成效地动员、组织起劳苦大众，抗击民族敌人进而争取人民的解放；而老百姓也曾出生入死掩护了这些民族精英！这些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否定这些，我以为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勇气，而是----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英雄却不知崇敬的民族，更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2015年清明节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193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母亲日记[2008年9月5日] 

今日搬到朝阳区的儿子家。 儿子家宽敞明亮、窗户很大，太阳从出来直照到西落。郊区空气也好，呼吸都舒畅。我每日清晨起床，先在室内做深呼吸20次，早饭后出去行走3000步，然后靠着路边的小汽车晒晒太阳，散散周身的寒气。

到12月我也就满90周岁了，谁知还能活几年？好在我心胸宽敞、粗茶淡饭、坚持锻炼，脑子还不算糊涂，还能看书看报，只是今年春上突然觉得有些事记不起来了！

我的风湿心脏病、关节炎都是当年受风寒落下的。1939、40、41年，每年春和秋，日寇都要从占领区出发来扫荡根据地。在太行山区深处的和顺县、辽县……等地一概杀光、烧光、抢光。我工作的河北武安县(注：母亲时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处在太行根据地边缘，所以实行"怀柔政策"，虽然幸免于"三光"，但扫荡是少不了的。为避敌人，我在大石头下、山坡上、田野里、石洞中都睡过。

40年日寇秋季大扫荡前，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来武安县检查工作。太阳快落山时我汇报完工作，从三区柏林村赶回管陶川小店村的县委机关，一上山太阳就下去了，天也黑下来，看不清道，虽然平时常走，路熟悉，但心中也不免着慌，怕遇上狼。走得急出了一身大汗，回到小店，县委机关已掌灯好久了，连夜布置了工作，谁知竟感冒了。

第二日一早，敌人已进入根据地，都到了十余里外的北丛井村，我却发高烧起不来了。那也得立刻转移、去找区党委会合呀。开始我还勉强骑小毛驴，半途中身体打晃，毛驴也骑不了了，只好躺担架上，让同志们抬着。直走到偏城青塔川的一个小山庄，半山坡只有五六户人家。哪知雪峰同志早已率领区党委向辽县转移了，村里的老百姓也上山逃难了，同志们只好把我放在一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下。县委机关十六岁的小通讯员国万忠，怕地上潮，就进村找来两条羊毛毡垫在我身下。我烧得昏迷不醒，县委秘书也跑了，只剩下小国守着我。敌人搜山时，他就用高粱杆、杂草把我埋起来，他即跑上山。敌人走了，他再下山，刨开草堆让我晒晒太阳，进村给我找点水喝。就这样在大树下躺了十余天。后来遇见一个上山逃难的老太太，见我发烧，就从地上捡起一块破碗片，割破了我的嘴唇，放出好多黑血，烧才退了，我这才睡了一个安稳觉。

约半个月，敌退了。小国找老乡把我抬进村里，老乡家正烧火做饭呢，让我喝了一碗热汤，在热炕上睡了一夜。第二日又用担架把我抬到六渠村，住进一地主家的上房，虽然宽敞明亮，但已入秋，天气渐凉。我上厕所受了风，又发起了高烧，一烧又是廿余天，病也转成了伤寒。人烧得昏昏沉沉，看房子是斜的，看人脸也是歪的。敌扫荡完后，工作甚是繁忙，县委机关也向前方移动了，可我只能留在六渠村。依稀记得是五十余岁的村妇委主任和民兵队长，白天黑夜守着我。待我病好后他们说，在我脊背上挑出了许多"羊毛疔"，(百度文库："羊毛疔"是由于大量寒气聚在一起使气血不通畅，肌肉粘连在一起，形成发硬发紧发紫的肿块。可用缝衣针挑开，用火罐会拔出许多血丝和羊毛状物质)。烧退了，但人还是躺在炕上起不来，身上也瘦干了。敌扫荡后又流行伤寒病，记不清死了多少群众！那时候缺医少药，有了病只能生生抗着，三王村一位区委委员也得伤寒亡故了，我算捡了一条命！

幸亏一位叫赵文会的干部，他爸爸是个老中医，为我治病、调理，我才逐渐好起来。大夫说我必须养半年。转眼间到了41年春天，己过了旧历大年的某日，阳光灿烂。我急于工作，想先出去晒哂太阳，未曾想第二天脸肿得大如面盆，只得又在屋里歇着。此时铭贤同学朱霖(黄镇夫人)去林县路过看我，我俩煮了一锅汤汤面，她竟全吃光了，真让我吃惊！就是那一次，她教我如何和面、做"拨鱼儿"(一种山西面食)。

到了三月，身子还虚弱，走路关节疼，但太行区党委开会，我实在歇不下去了，骑上老乡的毛驴就赶去开会。记得一进雪峰同志办公室，我就一头栽到了地上……

后记：

母亲去逝后(2014年)，整理她的日记，看到了这一篇，这是她90岁时回忆22岁那年的经历。

母亲生前，很少听她这么详细地讲她的故事，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但这篇日记中提到的地名、人名我却不陌生。

缘由是这样的，1972年我在云南兵团得了十二指溃疡，回北京养病。当时的家境苦不堪言，父亲在我下乡才一年多（69年5月），挨批斗死于东北五、七干校，母亲仍没解放还是"右派"。她担心我再回云南会加重病情，可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去处。一筹莫展之际，太行山区武安县的老书记武和栓来看母亲。武叔叔长工出身，是母亲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第一批农民党员。武叔叔听了我的处境，呵呵一笑说，这事儿好办！让娃儿跟我回太行山吧！

这真是让人喜出望外！母亲从1938年被派到武安，一直到抗战胜利，从投笔从戎到女县委书记，整个青春都献给了武安，而我也出生在临近武安的涉县。在那文革乱世，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回太行山更让我们母子安心、开心的呢？

临行前，母亲递给我一张纸片，竟是一幅她手绘的地图。武安西部山区的河川村庄，详详细细画在图上(当年，共产党八路军的地盘只有这半壁山区，东部浅山区、平原则是沦陷区)。每个村子旁边，还写着一些人名，母亲一一告诉我，谁是当年的老党员、谁是老村长、谁是民兵队长、谁是老劳模……

几天后，我拿着这张地图，背着个挎包，一个人走进太行山！我惊奇地发现，虽然过了三十多年，母亲的地图却准确无误！我走过地图上一个个村庄，见到地图上标着的一个个人物(遗憾没见到母亲的救命恩人国万忠叔叔)，他们大部分都还活着！只不过不像我想像中的抗日英雄，而是一个个普普通通、朴实忠厚的农民。也许，如果不是我这个老八路的儿子到来，他们和妈妈一样，不会说起当年的故事，有什么可炫耀的呢？不过是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当我走进管陶川，望着那更加巍峨冷峻的大山，我知道，这是到了太行山主脉了。母亲说过，那山后就是129师师部、还有太行区党委、八路军兵工厂。在镇守摩天岭、十八盘进山路的阳邑镇，我看到这样的场景----主街上隔三差五的农家庄户，都挂着军烈属牌匾！啊！正是这一块块牌匾，让鬼子到此止步！正是那大山，令他们望而生畏！直到投降，他们始终没翻过这座大山！大概，在弹丸岛国，他们从没见识过这样的大山、这样的铜墙铁壁！

一个月后，我走到柏林村，一个太行山中少有的三千人口的大村落，见到了母亲地图上最后一个人物----郭恒得大娘。她是当年大生产运动的纺线英雄，一见面她就拍着巴掌道，咦呀！你娘还为俺戴过大红花呢！

没想到老英雄竟如此瘦小孱弱，还是一双小脚。都五十多岁了，还担任着柏林村的党总支书记，依然在操劳。每天晚晌，我睡的炕前，都会聚起一屋子人，听郭大娘布置工作。夜深人散去，大娘都要轻手轻脚撩开蚊帐，为我驱赶蚊虫、驱散呛人的旱烟。大娘敞着衣襟，干瘪的乳房在我眼前晃荡……

太行山的乡亲们呀，个个都像母亲般可敬可亲!

太行山的母亲们呀，又何尝不是挤干了最后一滴乳汁！

那一年，我在郭大娘家落了户，开始了太行山的插队生活。

母亲最后的日子

人老手不闲，家中做针线，

巾帼当年勇，今是慈母颜。

----90岁

2015年，父母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