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1942年在崂山的“青保”为了营救关押在沧口日本宪兵队的青保大队长高方先，对沧口日本宪兵队进行武装劫狱，劫狱成功，救出了大队长，又营救了被关押的几十名中国人。这次事件已载入青岛史册。在这次事件中有两位我认识的当事人，现在我讲一讲他们俩的一点逸事。</p><p> 一位是被营救者之一的王书和。当年，他在沧口的日本太阳鞋厂（即现在的橡胶二厂）工作。日本人对中国工人的压迫是十分残酷的，工作劳累不说，吃的是一种橡子面窝头，又苦又涩且难以消化，还很贵。工人们怨声载道。</p><p> 有一天，王书和找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大洋八分”四个大字，把纸连同一个橡子面窝头钉在电线杆子上。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日本人的反抗。工人们见后拍手称快而日本人却恼羞成怒。当年日本人对这个八路军的“八”字是很忌讳的，就因为“大洋八分”中有个“八”字，便认为王书和私通八路，将他抓进了沧口的日本宪兵队。这个宪兵队是活着抓进来，却没有活着出去的。王书和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但王书和是幸运的，因为当时“青保”大队长高方先在与日伪战斗中受伤被俘，关押在宪兵队，他的战友们为了营救他进行了劫狱，劫狱成功，一同被关押的几十名中国人全部解救出来，王书和被解救出来后，一刻不停地顺着现在的永安路一直朝东北方向的湾头村跑去。当年这一带大部分是庄稼地和荒野。他就这样黑灯瞎火深一步浅一脚地拼命奔跑，结果连鞋跑掉了竟全然不知。一口气跑了十五六地，到了湾头后才发现自己的鞋没了，双脚血淋淋的，并粘上了许多棘刺，这一路是竟没有感觉到痛，可见他这一路是多么紧张。之后就躲藏了两年多，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回到橡胶厂工作。</p><p> 另一位当事人就是劫狱者之一赵培河。他在劫狱成功后又回到崂山继续进行抗日活动。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讲:当年他带领他的战友们曾到橡胶厂仓库劫了一批日本人的胶鞋。这件事在李先良的回忆中未提及。抗日战争后，他便驻扎在沧口，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军官了，他曾说过当时生活挺好，每顿饭两菜一汤。之后他又加入了国军，当了团长。在淮海战役中，他那个团被派往战场，由于当时他看到国民党没有什么希望了，便偷偷的派人联系解放军，准备起义。他这一作法遭到几个人的反对，他怕这几个人闹出乱子便把他们都捆了起来。最后起义成功，他的团被编为解放军的一个团，他仍然任团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准备把他那个团调到入朝鲜，由于多年的战争经历，他见过众多的死者，在他心中已有厌战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他决定不去朝鲜了，自行离开部队回到青岛。在“文革”中，由于他的那段国民党军队经历，被橡胶二厂的造反派定为历史反革命。他不服，由他的亲戚拿着他那解放军军官证明上访，在那个时代是无济于事的。免不了的就是批斗 ，乃至拳打脚踢。由于他戴着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的子女就业都受到影响。直到“文革”结束，他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摘掉，予以平反。有一次，他的儿子要找在“文革”中打他的那个造反派报仇，被他知道后，予以制止，说到:“都过去了，算了吧。”又过了几年，海峡两岸施行三通，有几个台湾老兵打听着找到他，一起叙叙旧。在他七十岁多时病逝，其实在他病逝前，有关部门有文件，对于像他这种情况的军官，有一定的待遇。由于他不知此事，所以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不过有关部门后来补发了一定的资金，给了他的后人。</p><p>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巧的是这两个人在解放后成了邻居。在解放初期橡胶二厂为了解决职工的居住问题，盖了一批职工宿舍（俗称小红房）。王书和作为橡胶二厂职工，全家搬进宿舍，而赵培河的爱人也是橡胶二厂的职工，也搬进了宿舍。这两家就这样成了邻居。两人经常一起聊天，王书和业余时间好撒网捕鱼，经常给赵培河送几条鱼尝尝鲜，有时两人还会小酌一会儿，孩子们都知道他俩关系挺好。多年后，孩子们都参加工作了，有一次王书和与赵培河的孩子闲聊说到:“当年你们的爸爸救了我一命啊……”赵家的孩子这才明白王大爷和他们的父亲关系好的原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