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巨人毛泽东轶事之二

福全

智慧泰斗毛主席

在本世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席以其卓越才能与盖世功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世纪伟人的崇高地位；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尽管圣贤伟人频繁登台，英雄豪杰层出不穷，但堪与毛泽东比肩者，寥若晨星几乎没有。

　　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毛主席时代结束了。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毛泽东的浓厚兴趣，毛主席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简直成了经久不衰、永不枯竭的话题。这大概是因为人们普遍怀有仰慕英雄的心理，还因为毛主席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他的身躯里蕴藏着说不完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智慧是毛主席之所以能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奥秘之一。毛主席的雄才大略、神机妙算所折射出来的智慧之光，至今仍五彩斑斓，熠熠生辉。它给后人的启迪是永久性的。这或许是人们对毛主席津津乐道的又一个原因。

　　智慧的作用是神奇的。许多看起来困难重重的事，施之以智慧，便迎刃而解。许多变不利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的事例，也是智慧使然。难怪戴高乐将智慧视为领袖人物所必备的首要品质。

　　智慧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文化、人生等各个领域，无一不是智慧的驰骋用武之地，大到安邦定国的伟业，小到鸡毛蒜皮的琐事，要做好都离不开智慧。

　　毛主席的智慧和才华是多方面的，以致我们可以给他冠以诸多头衔，如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理论家、外交家、书法家、诗人等等。其智慧运用的领域之广，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毛主席的主业是政治、军事两项，相应的，其智慧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领域。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弱小和劣势地位，这是毛主席施展智慧的基本立足点。

　　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毛泽东政治智慧的根本追求就是争取大多数群众，团结大多数群众，进而依靠大多数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变得强大起来。为此，他提出变“谋之上”为“谋之下”；做“农民运动的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种种战略、策略方针。这些政治智谋的实施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在共产党内部，毛主席为争取和巩固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也同样采取了争取大多数、依靠大多数的策略，并且屡试屡爽，招招成功。

　　毛主席军事智慧的根本出发点是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为达此目的，他极力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坚决反对死打硬拼。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摸索出许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以小代价换取大战果的巧计良方。如：避实击虚，先打弱敌；示南形北，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游击战；打持久战；打运动战；打人民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等等。这些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便造成了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彻底打败敌人，夺取全国政权的结局。

敌优我劣、力量悬殊的客观环境往往迫使毛泽东更多地以智谋与敌人周旋，千方百计地以巧取胜，而不是简单行事。以长征为例，那时蒋介石手中握有数十万至上百万大军，而毛泽东麾下只有三万余人。蒋介石自恃兵多将广，对红军简单地采取了围追堵截的老办法，机械而笨拙。

毛主席则没有简单地与敌人死打硬拼，而是采取了走、打、变、诈的应敌战术。走，就是牵着敌军走，造成敌军精疲力竭，兵力分散，弱点暴露；打，就是寻机杀个回马枪，打痛打怕敌军，使它不敢放胆尾追；变，就是敌变我变，以变制敌，使其一次次围歼企图破灭；诈，就是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以佯攻、佯动迷惑敌人，造成其判断和处置错误。走、打、变、诈的结果，几乎将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他晕头转向，洋相百出。这个事例说明，智谋常常是迫不得已的产物，是环境逼出来的，是压力压出来的。这个道理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在国共两党两军的较量中，何以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智谋较多且高出一筹。

　　作为一位领袖人物，毛主席在领导的方式方法上也卓有建树。未雨绸缪、预见在先，把握全局、照顾全面，狠抓要害、果断决策，知人善任、用人所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这是毛主席实施领导的重要经验和特点。

　　毛主席的智慧给人的最大感觉是雄才大略、气魄非凡，这是毛主席的个性特点及其所处地位在智慧上的体现，也是毛主席的智慧不同于他人之处。“老子不信邪”是毛主席常说的一句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毛主席常常敢于顶着巨大压力，冒着极大风险，谋惊天动地之计，出力挽狂澜之策。如土地革命战争中领三万红军反击十倍之敌的“围剿”；长征中率三万红军冲破四十万敌军之合围；抗日战争初期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日军后方，开辟敌后战场；

1945年8月亲临重庆，坐虎穴之行，赴鸿门之宴；解放战争初期统率120余万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400万国民党军，实行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做出兵朝鲜之决策，在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面前横刀立马；等等等等。这无一不是非凡勇气与深思熟虑相结合的产物，与其称为智慧，不如叫它胆略。可见，雄才大略不仅需要以智慧为基础，而且需要胆魄与意志的支持。

▼周总理和毛主席女儿李敏

　人们常常将毛主席与周恩来进行比较。有人说，毛主席在宏观决策上比周恩来更有办法，而周恩来在微观决策上又比毛主席更为在行。这种说法看似不无道理，实则并不尽然。

深入研究毛主席的智慧，我们就会发现，宏观决策固然是毛主席的长处，而微观决策也并非其短处。红军时期，毛主席直接带兵打仗，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都表现了卓越的才智。抗战初期，他对于八路军的出兵时机、出兵方向、兵力部署和作战方式，都直接指挥，周详备至。

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不仅制定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总原则，还提出了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四个可操作的策略原则，这就把独立自主的总原则具体化了。对于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既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阐发其战略地位，也从实践之中归纳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方针，甚至对游击战的基本战术——袭击，也作了专门的论述。

凡是读过毛主席《论袭击》一文的人，对于他这样一位战略家如此深入细致地探讨游击战术，大概都会感到惊奇。再如朝鲜停战谈判，毛主席实为我方幕后总导演，对谈判的每一个细节都高度重视，甚至对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法，提出什么条件，在对方作出反应后，以何种处置予以答复，都发出了详细而正确的指令。可见，毛主席也是极长于微观决策的，只不过领导全局的责任和个人精力的有限，使他不可能将注意力过多地用之于微观决策罢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毛主席都堪称杰出的谋略家。

　　毛主席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谋略家？仅仅是因为他富有智慧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毛主席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大谋略家，单单依赖智慧是不够的。正如上文所述，谋略还需要胆量、意志和毅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谋略家还必须找到获取和制订谋略的正确方法和渠道，这一点至关重要。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首屈一指的谋略家，主要原因就是他成功地找到了获取和制订谋略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毛主席曾经对人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两句话恐怕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心得，也是他能够成为大谋略家，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之谈。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这八个字看似简单浅显，实则奥妙无穷，因为它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群众的内在关系问题。有了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这两条，毛主席就突破了个人才智和个人阅历的局限，而步入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可以向实践寻求答案，向群众寻求方法，向历史寻求借鉴，从而为自己开掘了无穷无尽、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

　　具备了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和意志品质，找到了获取智慧的根本方法，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和施展智谋，毛主席就是这样成为一个杰出的智慧者和大谋略家的。这对于后人，是一个激励，更是一个启示。

毛主席一生中的“三个不学”，值得一看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主持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主席一生中的“三个不学”，值得一看

一代伟人毛主席谦逊好学，经常手不释卷，广泛涉猎。并且能够放下架子，积极主动地向别人求教，在兼收并蓄中丰富自己，在取长补短中完善自我。他曾向诗人臧克家和身边工作人员梅白请教，尊称他们为“一字之师”和“半字之师”。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三个重要人物，毛主席却坚决不学，甚至引以为戒。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

不学石达开

1863年5月，一代名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全军覆没。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使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破灭。

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都是绕道而过；第二，入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但是结局却迥然不同，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成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分析原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意义非凡。“北上抗日”对各派军阀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红军只是借路通过，不是抢地盘来的。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军阀，利于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而石达开由于历史局限性，没有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致使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1935年5月，红军主力部队在当地彝族首领小叶丹指引下，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中革军委决定再次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在这里渡河，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中央红军主力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驾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最后在泸定会师。这种战略战术，可以说是一个进退灵活的“双保险”。另外，红军高昂的战斗精神，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拼搏，使之常常在“死地”得以化险为夷。红军是拼死作战而生存，而太平军却抵抗不力，最后甚至寄希望于投降。因而，石达开在大渡河折戟沉沙、红军在大渡河意气风发就不难理解了。

不学西楚霸王

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退守长江沿岸，为延缓解放军的攻势，他大打“和平”牌，念起“和平”经，欺骗热爱和平的全国民众。企图划江而治，卷土重来。

但是毛主席抵制了外界各种压力，提出惩办战争罪犯，改编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要求，被国民党拒绝。由此毛主席、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整个大陆。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主席踌躇满志，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豪迈诗句。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太过看重个人名声，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有实力、有能力歼灭刘邦军的时候，没有歼灭刘邦军，而是“爱好和平”，放了刘邦军一马，导致最后被刘邦军歼灭，中了十面埋伏，落了一个乌江自刎的悲剧。

因此，毛主席的这句诗，“不可沽名学霸王”，指的是不要因为过于爱好不可能实现的和平，而断送革命前程。实际上，任何反革命在处于弱势的时候，都是虚伪地表示爱好和平，企图利用革命领袖的那种爱好和平的个人名声，对革命领袖大加夸赞，以逃过覆灭的命运。但这种时候就千万不能够上当，就不需要太过于看重个人的名声，或者说该用兵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用兵，占了上风就必须得理不饶人。

不学李自成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时，毛主席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然后又说，“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1644年，他带领农民军从陕西出发，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很快攻下北京城。但是，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从北京城败退出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宣告彻底失败。对于李自成，熟谙历史的毛主席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后，非常重视。进京前后，他是特别担心我党重蹈李自成覆辙的，所以多次提醒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千万别在革命胜利后，就贪图享受，忘记节俭，脱离群众，葬送革命。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为什么失败，重要原因就是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李自成自己固然如此，属下牛金星、刘宗敏之流，更是沉沦到了过分的陶醉中，到处搜刮钱财，骄奢淫逸，大顺江山的迅速覆灭，也和他们的腐败有一定关系。

毛主席在总结中国历史和国内外各个政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党内存在的一些骄傲自满情绪，看到了这样发展下去的危险，及时地对全党发出警告，进行提醒。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精辟论断，号召全党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历史证明，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没有成为李自成，共产党的军队也没有成为“大顺”的军队。但是，共产党执政——“坐了江山”以后，确实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成了刘宗敏。建国初期，毛主席甚至对“刘宗敏”们大开杀戒——果断处置刘青山、张子善。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敬业爱民，是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戴的。

蒋介石重庆摆鸿门宴，多数人不支持去，毛主席大手一挥：必须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亿万中国人民的苦难日子是否将一去不复返？今后的中国又将走向何方？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蒋介石看来，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武装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加以消灭。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

在国内，要求和平、重建家园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各有各的如意算盘，不主张此时在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更为重要的一条是，国民党军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大后方，调往"剿共"前线再快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在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自然不愿现在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看来只有和谈方能赢得时间，掌握主动权。于是，便玩弄起反革命伎俩，表面上装出一副"和平建国"的模样，公开宣称要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暗地里积极备战，以受降为名，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阎锡山秉承蒋委员长旨意，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就命令第19军军长史泽波指挥4个步兵师、1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和部分伪军共1.7万人，大举入侵晋东南。

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位于晋东南，辖以长治为中心的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等10多个县。这里山势高峻，峰峦耸立，东据太行，西临太岳，清漳、浊漳、沁水等河萦流其间，扼据雄关要塞，资源丰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1月，太原失守，阎锡山部撤离晋东南，上党地区遂相继沦陷。后来，八路军第129师在此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分属太行、太岳两个行政区管辖，统归晋冀鲁豫边区领导。

史泽波将进攻的矛头直指长治，至8月25日先后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人民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等县城。他率第19军军部、3个师及炮兵一部驻守长治，其余部队和地方团队分别守备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和壶关等县，企图以此为依托，进一步打通白（圭）晋（城）铁路，最终占据整个晋东南。

为保卫抗战果实不被掠夺、准备应付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

23日，毛主席坐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认真读着来自重庆的电报。这已是蒋介石在十天内发来的第三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定大计"的电报了。

8月14日、20日，蒋介石连发两封电报邀请毛主席，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

很显然，这是蒋介石的"一箭三雕"之计：其一，如果毛主席拒绝到重庆，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借机发动内战，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其二，如果毛主席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其三，蒋介石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的时间。

两封电报发出后，见毛主席没有丝毫要到重庆来的迹象，蒋介石就更来劲了，一面发动所有的宣传工具大肆鼓吹要与中共和谈，进行"和平建国"；一面又发出了第三封邀请电，并把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好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找来，准备派他去延安接毛主席到重庆来谈判。

蒋介石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中共中央早就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无非是企图用"和平谈判"麻痹共产党，欺骗人民群众，同时为他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争取时间。

两封电报发出后，见毛主席没有丝毫要到重庆来的迹象，蒋介石就更来劲了，一面发动所有的宣传工具大肆鼓吹要与中共和谈，进行"和平建国"；一面又发出了第三封邀请电，并把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好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找来，准备派他去延安接毛主席到重庆来谈判。

<blockquote style="text-align: justify;">蒋介石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中共中央早就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无非是企图用"和平谈判"麻痹共产党，欺骗人民群众，同时为他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争取时间。</blockquote>

绝不能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23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出第三封邀请电的当天，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蒋介石的反动真面目，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面对蒋介石在重庆摆下的"鸿门宴"，多数人不支持毛主席去，毛主席大手一挥，"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25日，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太行。他们离开时，毛主席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26日，中央军委电示晋冀鲁豫军区，要求太行军区应立即集结主力，进行自卫反击，"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就这样，国共双方在晋东南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28日，毛主席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坐专机飞赴重庆。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其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都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

由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由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围绕着和平建国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权、汉奸伪军问题、受降问题等12项问题进行了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谈判的核心在双方军队整编、解放区政权和人大代表问题的处理。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依旧十分激烈。最初由于双方距离很远，很多人认为是根本达不成什么协议的。谈判中多次出现剑拔弩张、唇枪舌剑的场面，几乎陷于破裂。为打破谈判僵局，促成和平协议的签订，中共代表团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和平安定为重，做出很大的让步。如在军队问题上，同意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4个师乃至20个师，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等，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共产党在和平谈判上的诚意。

俗话说：文官把笔守天下，武将提刀定太平。国共两党代表团在重庆的谈判桌前进行唇枪舌剑的斗争时，国共两军则在晋东南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大打出手了

蒋介石想在战场上占得便宜，借此向中共大施淫威，增加谈判的砝码，迫使中共屈服。于是密令重新印发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要各部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

面对蒋介石杀气腾腾的攻势，毛主席胸有成竹。萧劲光曾回忆道："毛主席在离开延安前，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线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刘伯承、邓小平自然心领神会，针对史泽波部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特点，决心以太行、冀南、太岳军区各1个纵队及地方武装共3.1万余人，在5万民兵的配合下，由北向南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史泽波第19军主力从长治出援，力求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尔后收复长治。

为打好上党战役，8月28日，晋冀鲁豫军区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刘伯承作上党战役动员报告，指出这是中华民族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又一次生死搏斗的开始，号召大家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坚决打好这一战，以实际行动"支援重庆谈判"。

这天恰好是毛主席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日子，大家心里都不免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

邓小平指出："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上党战役于9月10日打响，至10月12日结束，历时43天。此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部队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共歼阎锡山部3.5万余人，其中俘虏3.1万人，包括史泽波等将级军官27人，缴获山炮24门、迫击炮30多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不仅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而且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

果然不出毛主席的所料，在战场上屡遭重击的蒋介石，不得不在谈判桌前收敛起嚣张的气焰，同意了中共的提议。

就在上党战役结束前两天，10月10日，经过43天的商谈，国共双方终于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宣布必须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7日，刚刚由重庆返回延安的毛主席在干部大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上党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部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人被消灭了三万五千人，逃掉两千人，散掉一千人。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都是回家种田，毛泽东有什么不一样？

将近13岁时，毛泽东离开了井湾里私塾，这次不是转学，而是停学。在从1906至1909年约3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度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段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

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毛泽东长在乡村山野、田间地边，他的故乡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环境，他的家庭也是劳动者的家庭。

干农活也要动脑子

早在五六岁时，他就开始零星劳动，在唐家坨扯猪草、放牛、捡柴等。回到韶山冲后，便正式从事父亲领导的振兴家业的生产活动。

他与长工毛春成一起用土车推粪，毛春成要他少推一点，毛泽东讲：“你老人家能搞得，我也搞得。”结果，硬是推了满满一车咬牙上肩，下坡时没掌得住，车轮一扭，车子翻了……

他并不泄气，把散满一地的粪装好又推。毛春成怕出事，便喊毛母文氏来劝他不要推这么多。

毛泽东干农活也非一味“霸蛮”，会动脑提高效率。他与表哥一起看牛，上下屋一共是十几头牛，七八个人一起放，每早要放两三个小时，每个人带一个箩筐和一把刀。他让两个最小的看牛，两个大一点的砍柴，另两人杀草。放了牛回来，又分了草，又分了柴。

他还常去对面的象鼻山放牛，把大家分成看牛、割草、采野果三个组，最后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但他不要自己那份，拿了野果子对天一抛，谁抢到归谁。他学会了许多农活：犁田、插田、收割、砍柴、种菜。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他甚至可以给一些成年农民提一些好建议。比如，他可以根据一天不同时段的气温变化，向帮工文福生建议什么时候割草比较合适。

他还喜欢把牛放到塘里去，用篦子篦牛毛。天气热，蚊子多，他就把割来的青草放在牛栏门口，让牛伸出头来吃，这样，牛栏里干净些，就不会逗蚊子。此外，他每天还要把牛屎扒出来，以免牛弄脏容易生病。

父亲忙于做生意，一个月内里有半个月不在家，毛泽东和帮工一起做农活，包括种菜、挑水。

二三月，要犁田了，毛泽东和文福生交流经验：挖田塍，头一道犁板田要深一点，第二道不要犁得太深。田塍每年要挖一次，要填，要把土打烂就好填些，插田首先要找一个目标才插得直，插时屁股要坐水，腰直一点，能看到前面；退架子要退直，腿稍微向里面一点，退到一条线上。菜园里作菜，瓜堆土要挖得深，不要敲得太碎了。茄子树也是一样，头一回挖得深，第二回就好锄，茄子、辣椒开花时要割一些茅草，锄松浇粪后用茅草盖上，以后就只要浇水了。

劳动使毛泽东获得了农业生产的技能，也帮他练出强健的体格。童年时，他的身体并不十分好，7岁时曾害过一场大病，后来凭着一双铁腿，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不得不说是得益于早年的体力劳动。

烈日下的曝晒，狂风中的穿行，大雨里的“沐浴”；赤足履尖石，钻荆棘，塘里摸鱼，树上采果……到十五六岁时，毛泽东已长得结结实实，身高达1.75米左右。

与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的亲近，对毛泽东的心灵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最自然、最深刻地认识到劳动的艰辛、劳动者的疾苦，由此培养出农民式的生活习性，尤其是与农民一样的喜怒哀乐，使他能站在农民的角度和立场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也正是他一生特别重视农村的原因，并成为他事业成功的关键。

停课不停学

与一般农民相比，这位“农民”显然有不同之处。在一定的时候，他将从农民中走出来，站到领袖的高度。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已停止他的求知生涯——如果仅仅认为课堂是知识的来源的话。

事实上，停学对他有好处。在天地之间，在大自然与农民之间，他学到了私塾里绝对学不到的更重要的东西，这使毛泽东没有发展成一个脱离民众的“纯儒”，而能在日后成为一位知民情的革命领袖。

不过，毛泽东并未间断书本学习。“自学”开始进入他的生活——他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读书好习惯，正是在这3年劳动中形成的。

“自学”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天性。他厌恶那种不给人自由的、迂腐的教育制度。自学，给予他极大的学习自由，自主权全在自己，看什么，如何看，都可由自己决定。

但自学也有两大局限，一是时间，二是书籍。这又锻炼出他钻与挤、忙里偷闲、高效率阅读的习惯，于他一生的事业影响甚大。

当毛泽东自认为保质保量完成了父亲交给的农活时，便躲到山上树荫里，寻一个好去处忘情地看起书来。这一举动终于被精明的父亲知道，一顿责骂也就在所难免。

毛泽东据理力争，带父亲到田边检查做过的农活，结果他干的数量质量比父亲要求的还多还好。父亲便加派更多的劳动，希望儿子不去看那些“没用”的书，这样一来，毛泽东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书——在父母入睡之后，悄悄地扯下床单把门窗蒙上，以免灯光透过门缝泄漏秘密，因为父亲是不许夜读浪费灯油的。

韶山冲的书籍是有限的，凡是能找到的，他都找来读，包括《毛氏族谱》。他在卢家湾一个斋公那里借来许多书。韶山冲的书读完，又翻山越岭去外婆家借。唐家坨有两间书房，柜子里满满都是书。他一到那里就看书，从早看到晚，特别喜欢小说，也看《盛世危言》《湘乡县志》。

在一本算术书封面上，毛泽东工工整整地写上“中等实用算术 毛泽东”。内页写道：“算法之道，先以乘除，后加减，则求之先后不紊矣！”

自学，是与劳动相结合的，亦即他后来强调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这注定要让他得到特殊的收获。

有一天，他忽然生发一个疑问：为什么读到的书中，写的尽是武将、文官、书生之类，就是没有种田的农民？他纳闷不已，后来，通过分析得出答案：统治者占有土地，而农民是被统治者，替统治者种田的无地位的人怎么会成为书中的主人公呢？他发誓要把这一点翻过来，这也正是他通过劳动与学习得出的朴素的民本观念。

▼一组抗战时期延安的老照片分享给大家，让我们通过这组老照片来感受那时的艰苦，致敬和缅怀先辈们。图为1942年毛主席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们的珍贵合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多么的艰苦。

▼图为毛主席1943年在延安的老照片，毛主席虽穿着一身朴素的着装，但伟人气质尽显。照片中远处是延安的地标建筑宝塔。

▼图为1942年3月23日，毛主席在延安的高级技术干部会上讲话的珍贵照片，毛主席的讲话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形象亲切。

▼图为1944年7月毛主席与朱老总、刘少奇、聂荣臻以及林总在延安纪念七七事变大会上的珍贵照片。

▼图为1944年冬天的延安，毛主席等领导在延安机场的珍贵照片，照片自右至左依次是：马海德、博古、朱老总、毛主席、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聂荣臻。朱老总带着口罩，应该是为了抵抗当时在延安发生传染病。

▼图为1944年毛主席与朱瑞在延安的合影。很不幸的是，四年后的1948年10月1日，朱瑞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年仅43岁，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图为1944年，毛主席和朱老总（左一）、陈毅（左三）、聂荣臻（左五）、李富春（左六）、王震（左二）在延安的珍贵合影。照片中毛主席与王震亲切握手。1944年10月，由359旅为主力。

▼图为1944年11月1日，毛主席和朱老总在王震的陪同下，在延安东关机场检阅即将南下的部队。战士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棉军装，挂着新的子弹袋，背着新被子和新毛毯，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

▼图为1944年7月，毛主席在延安欢迎美军观察组大会上的珍贵照片。美军观察组在后来的报告中几乎都一致给予了延安充分的肯定，评价延安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

▼图为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与老百姓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的珍贵照片。毛主席时时处处关心人民疾苦，致敬。我是@新青年历史，每天更新珍贵历史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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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朱德在延安

▼1970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毛泽东主席与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左一为邵淑华，左二为曾彩谋，右二为张玉凤，右一为郭国群。 (来自：彩照话历史-头条号)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与农民代表顾阿桃亲切交谈。

▼1975年，毛泽东、邓小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书房里的合影。

▼毛主席和章世钊

▼1971年，毛泽东与英语教师章含之的珍贵合影。

▼1966年10月1日，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了人民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一起欢度国庆。搀扶着主席的是肖华上将和杨成武上将。

▼毛主席在武汉与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合影。

▼1970年3月，毛主席在杭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彩色合影。左一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右二是毛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周福明（右一）在杭州汪庄合影。

▼毛主席与足球运动员李长平（当时是造船工人）的珍贵合影。这是毛主席唯一一张与足球有关的照片。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前与工作人员合影

▼图为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打乒乓球。在延安时，条件简陋，球拍是光木板，没有胶面，乒乓球台往往是临时支成的。但毛主席照样打得很高兴，很认真。

▼图为毛主席在中南海打乒乓球。建国后，条件大为改善，中南海有乒乓球室。毛泽东主席每周总要打二三次。

▼图为毛主席在打乒乓球。毛泽东外出巡视，检查工作时也喜欢打乒乓球，在他常住的几个地方，如北戴河、武汉东湖、杭州西湖等地都有乒乓球室。

▼1963年，毛泽东在打乒乓球

▼1964年6月15日，毛泽东观看完战士们的演练后，上前向沙袋猛击了几下

▼图为毛主席在畅游长江。毛泽东身体力行，从青年时代起就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自创了许多健身方法。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人工湖游泳

▼毛泽东在南昌郊外与工作人员在一起

▼1956年，毛泽东与苏联马戏团团员在一起。

▼毛主席在延安

▼毛主席在西柏坡

▼毛主席和贺龙

历史学家用自己的笔书写历史，而钱嗣杰则是用相机真实地记录着历史。他家有一本特别的相册，里面装满了钱嗣杰本人和毛泽东等领袖们的合影，也有一张张他所拍摄的历史瞬间。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接见钱学森和劳动模范陈永贵。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秘回故乡韶山、毛泽东畅游长江……伟人一个个经典的瞬间、一段段珍贵的回忆都被定格在一张张照片上，而这些照片连着同一个名字——著名新闻摄影家钱嗣杰。

▼ 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留影

毛泽东下令，一定要救活这个孩子

1948年5月，毛泽东乘车前往西柏坡，在路经平山县境内的一条大山沟时，忽然发现有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躺在路边的茅草上。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鼻子里还不时地往外流血，已经奄奄一息了。

孩子的母亲眼睛都哭肿了，抱着孩子不停地呼喊着她的名字，那样子可怜极了，让人不忍心去看。，

这时，毛泽东在车子里看到了这一切，身子不由一颤，急忙下令司机周西林停车，跳下车就朝那孩子走去。

毛泽东走到那位母亲和孩子身边，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头，急切地问道：“孩子怎么了？”

　　“孩子快病死啦！”那位母亲哭着说道。

　　“孩子得的是什么病?”毛泽东又关切的问。

那位母亲说;“我请先生看过了，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得说胡话。今天又带她去找医生看病，想不到走到这里孩子就不行了……”

说完，这位母亲哭得更痛心了。

是啊，她哪里能舍得自己的孩子死掉呢？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此时此刻，毛泽东的眼圈忽然红了，泪水夺眶而出。他似乎不忍心看到这一幕似的，急忙把头转过去。

毛泽东很快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命令随车的军医朱仲丽赶快给这个孩子看病。

朱医生急忙向这位母亲了解孩子的病情，然后又给她测了体温，用听诊器听心脏跳动情况。

朱医生还没检查完，毛泽东就着急地询问道;“孩子有救吗？”由于他十分同情和关注这个孩子，以至于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可见主席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孩子还有救!”,检查完后，朱医生惊喜地叫了一声。

　　“那就好，好极了，赶快把她救活！”一听说孩子有救了，毛泽东显得很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双手也不停地挥舞起来。。

这时，朱医生有点为难地说;“主席，治这种病的药是进口药，叫盘尼西林，平时很不好买，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只了，你上次生病的时候我们都没舍得给你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药不能用啊。”

主席一听这话就恼了，大声喊道：“朱医生，现在就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不要考虑我，我命令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是啊，朱医生怎能不愿意给孩子注射呢?可她是保卫毛主席的医生，她要为毛主席的健康负责啊，现在就剩下这一只了，万一主席发烧怎么办?

可她根本就来不及想这么多，因为她看到了毛泽东在不停地擦眼泪……

　仅有的一只盘尼西林注射到了孩子的身体里，不大一会功夫，孩子忽然睁开了眼睛，轻轻地喊了一声娘。

　　孩子救活了，那位母亲吃惊地睁着大眼，激动的大哭起来，然后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叫道：“菩萨啊，菩萨啊，你们真是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也和那位妇女一样激动，泪水也在不停的流。他见孩子没事了，就吩咐朱医生和另外两个战士用车把这母女两人送回家，然后让他们在那里多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再回来。

孩子得救了，可那位母亲和孩子哪里会知道救她们的人就是我们心爱的领袖毛泽东啊……

毛主席这一妙招, 让斯大林感叹这是虎口夺食!

周总理在赴莫斯科的列车上

1950年1月2号，毛主席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要周恩来总理赶快来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1月20号，周总理率领着庞大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月23号，中苏谈判正式开始，谈判的焦点自然是围绕着东北的一路两港。周总理在赴莫斯科的列车上

当时新中国没有参与对外条约签署的经验，苏联可是做了精心的准备，从1月5号开始，苏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委员会，外交部、司法部、铁道部等都参加了。提出了13个文件，但几乎完全是沿用旧的条约的内容。毛主席看后与周总理商量：这不行，我们得重搞一个。

于是，中方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意想不到的方案。导致斯大林大发雷霆，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从当时的档案显示，中方提出了几个苏方并不想完全解决的问题。首先要求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以及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利益归还中国。其次，要求苏联归还在大连和旅顺地区的一切财产，并由中国政府接收。同时，对于中长铁路及其所属财产苏联政府应在本协定生效三年后，无偿地移交中国。

为了区别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旧条约，周总理还在旧条约的名称上加了“互助”二字，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提交的这个新草案中，除旅顺撤军问题外，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原有的设想，毛主席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夺食。

斯大林看到了中方所提出的草案后自然非常的生气。一方得利，则意味着另一方肯定有损失，两国博弈，究竟孰进孰退。

毛主席与周总理商讨新中苏条约问题

杜鲁门总统发表讲话

就在中国代表团步步紧逼的同时，来自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压力传递到了莫斯科。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既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的台湾局势，也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之后。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演讲，说中国的朋友是美国，我们对中国一向友好，而俄国人却一直是中国的敌人，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更大的刺激。

周总理与苏方进行会谈

两天之后，苏方交出了一份十分接近中方草案的文本，最终接受了中方关于旅顺，大连等问题的条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答应在1952年末无偿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1950年2月14日晚六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在莫斯科顺利签订，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这就是之前毛主席所说的又好吃又好看、还又实惠的东西。这个条约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它使得我国的主权、领土，得到了很大的保证，通过这个条约，中国获得了独立、自主。同时也向世界庄严地宣告了一件事情，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

伟人风采 警卫员眼中毛主席的衣食住行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从1962年2月到1969年4月，我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员 。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好像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

1961年4月，我带着我部各级首长的嘱托来到北京。在北京西郊进行了3个月的训练培训后，7月7日，我被分配到中南海干部大队一中队一区队一分队，在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门口站岗。在一分队我呆了近一年，到1962年2月 ，我又被调到了二分队。二分队是机动分队，是跟着毛主席外出服务的分队。从 此，我也就成了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之一。

刚刚分到一分队第二天，中队长丁钧便带着我们熟悉任务和地形。并给我们分配了一个任务，让我们到毛主席住的地方去打扫卫生。一听说要给毛主席住处 打扫卫生，我心里非常高兴，心想：毛主席那里肯定很漂亮，我一定要看个够。 可是，当分队长周志良把我们带到毛主席住的地方时，我惊呆了：这是一个破旧的小四合院，门窗的油漆已大部脱落，地面上铺的青砖有不少缺角少棱。看着我们几个疑惑的表情，分队长就笑了：“怎么，不相信，这的确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走进毛主席居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也非常简单，除了设在颐年堂的会客厅 有几只苏式沙发以外，再也没有像样的家具了。我不解地问分队长：“主席的房子这么旧，怎么不修一修呢？”分队长说：“不光旧，还漏雨呢，只要一下雨还得用脸盆接水，我们请示了好几次要修理，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他说就这么住着吧。”

打扫完卫生，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第一次走近毛主席，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大伙提出，想到伙房看看毛主席平时都吃什么饭。毛主席的伙房是不准随便进的，经过中队研究，决定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到伙房去看看，当时我又有幸成为我们班的代表。这天中午，毛主席开会还没回来，我们几个代表就提前来到伙房，这时炊事员韩阿福正在摆放着做好的饭菜，我们几个一 看就愣住了，没想到毛主席吃的饭菜这么简单：一小盘炒空心菜、一小盘野菜、一小块先煮熟然后又在火上烤的老玉米、一小碗米饭、三个用火烤熟的红辣椒。 看着看着，我心里直发酸，眼泪顿时流了下来。没想到毛主席就是吃这样的饭为 国家日夜操劳的，他老人家还不如我们警卫员吃得好！

看到毛主席生活这样艰苦，我们警卫员心里很不安，都为毛主席的健康担心 。大家商量着怎样为主席加点营养，又能让他接受。

不巧一次我们几个警卫员在中南海河里提水浇菜（主席怕浪费，不让用自来水浇菜），看见河边掉进去很多柳条，就下去把树枝捞上来，没想到树枝里竟然夹着几只小草虾。我灵机一动，想起小时候用“罩”捉鱼的情景，于是，我们决定下班后给主席捉虾。捉虾没有工具，我们便利用休息时间到香山割来一捆荆条 ，编了几个“罩”，里面装上一把稻草，放进从伙房里拣来的一些碎骨头，把“罩”放进河里。这样虾就钻进了“罩”里，第一天收获还真不小，捞了大半碗草虾，经过护士长允许，送到伙房给主席炒了一盘。

吃饭时，主席看多了一个菜，就问卫士小张：“嗯，今天怎么有虾吃？”小张讲明原委，主席听了很高兴：“好，这是自力更生得来的，那我吃，请你代我谢谢他们。”

有一天，我们捉得虾特别多，差不多有一小盆。主席舍不得吃，说：“嗬，这么多，今天我不吃了，请你们给朱老总、周总理送去，让他们也尝尝。”

毛主席生活十分节俭，他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深感染着我们。

伟人风采 警卫员眼中毛主席的衣食住行

主席院子里的路灯，不准通宵亮着，主席说：“我身体还好，腿脚也利落， 走路不会跌腿，路灯全亮没有必要，关掉一半，省下电让工厂搞生产。”有时候 主席晚上出来散步，我们几个人先跑到前面把路灯打开，等主席走过去以后，后 边的同志再把灯关掉。

主席连用过的烟盒都舍不得扔掉，而让我们收集起来，到外面再买些散烟装进去，毛主席说，这样便宜、省钱。空火柴盒用坏了也舍不得换新的，实在不能用了，就让我们拿到工厂去涂上磷，糊糊再用。

主席的衣着更是简朴。只有在开会和接见外宾等场合才穿上中山装，特别是那件主席穿了多年的白衬衣，肩头、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主席还是不让换，打上补钉继续穿。主席盖的那条毛巾被已经很旧了，不少地方毛都磨光了，上面还被烟头烧了一个洞，管理员说去买一条新的来，但主席不让换新的，主席说：“ 我们是个大国，现在还很穷，还需要每个人艰苦奋斗。”

有一次，队里批给我22天假。那是1966年6月，我跟着毛主席到了杭州。在一次闲谈中，主席得知我岁数大了，有对象却始终没时间相亲。特地对汪东兴说， 让我回家相亲。在临走之前，主席又把我叫到他身边，给我专门安排了一项任务 ，让我回到老家后要搞个调查回来，并交给我搞调查的方法。主席说：“回到老家后，见到小孩别嫌人家脏，要说这是谁家的小孩长得这么好看，这样别人听了会很高兴，有什么话也愿意跟你讲。见到老人要称呼长辈，别拿架子，对一般干部也不能摆架子，要语气和蔼、平易近人，这样才能听到真话！”

当时只要我们警卫员回家休假，毛主席就让我们搞调查向他汇报。有的同志从老家带回家里人吃的窝头、野菜饭团子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到后心里非常难过 。有一次主席从警卫员那里了解到河南许昌农民每人每天只有二两粮食时，他老人家落泪了，接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毛主席在生活上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就连到全国各地视察也不例外。不管他走到哪里，从来不吃请，从来不搞特殊化。甚至不用地方宾馆的东西，牙刷牙膏等洗漱用品都自己带，有时连行军床、窗帘也带上。起初我们都很纳闷，到后来我们才明白主席的良苦用心。原来当时地方群众都十分敬重毛主席，毛主席用过的东西便及时收藏起来，所以，毛主席怕因自己造成浪费，干脆行李都自己带上 。

1965年春夏之交，毛主席在湖南长沙视察时，得知井冈山通汽车了，他听后非常高兴，就决定重上井冈山，去看望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毛主席不想打扰地方政府，就提出直接上井冈山。于是，汪东兴和湖南、江西两省的公安部门 领导一起，提前去看路线，回来向毛主席报告说，从这里一天到不了，不然就在中途的县里住一下，让他们提前准备好。可毛主席却说：“不要准备，有个茅棚就可以了。”

当我们途中经过茶陵县时，天下起雨来，为了安全起见，便临时在茶陵县住宿。这时，主席又指示随行人员，不要住招待所，也不要给县里打招呼，借县委的办公室住上一晚就可以了。

南方的初夏，天气已非常炎热。毛主席在一个单间里放下行军床就休息了， 我们工作人员把办公室的桌子拼起来，几个人挤在一起凑合着。当时屋里蚊子很多，咬得人难以入睡，主席又不让去借蚊帐，我们只好想办法找来当地一种土制 的“蚊香”，点着熏蚊子，弄得满屋子都是烟雾。第二天，当县委书记骑着自行车来上班时，才听说毛主席来了，而且还住在县委办公室里，很惊讶，说：“主席，您来了怎么也不通知一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主席说：“这样好，不打扰你们正常工作。”接着，主席又说，“我们既然来了，就见一下县里的同志们吧。”

与县里的同志见过面，毛主席就又出发了。到了井冈山后，主席也一直没有和地方领导打招呼，在井冈山住了6天的时间。出行时只有一个小女孩认出了毛主席。那天，毛主席出去散步，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这时，那个小女孩就说：“妈妈，快看，是毛主席！”小女孩的母亲说：“别瞎说，毛主席在北京呢！”

在快要返回北京的时候，毛主席提出，把井冈山的人都接过来，我想见见他们。

消息传出后，乡亲们都非常高兴，听说毛主席过来了，家家户户像过年似的 ，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上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四、五岁的小孩，都纷纷赶过来看毛主席。我们返回的时候，2000多名群众自发夹道欢送毛主席……

▼毛主席和斯诺

毛泽东打破中美关系坚冰

早在中美关系尚处于隔绝的年代，毛泽东就一再强调，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我们有一天把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他预言：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必然会把中美两国人民拉到一起来。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美国时间15日晚9时）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分别在各自国家的首都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从而使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这一积极成果的得来是极不容易的。中美关系的每一步进展，都展现了毛泽东的谋略。

邀请斯诺上天安门

1969年1月，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实力受损；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加上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尼克松决心对中国采取一项新的政策。

1969年8月1日，尼克松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秘密会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随后，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这就是中美建交史上有名的“两条渠道”。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尼克松关于中美关系的一言一行，并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

“五·二○声明”发表后，原定5月下旬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夭折了。可是，毛泽东又另有了思路，毛泽东于6月嘱咐寻找“我们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毛泽东让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国驻法国使馆联络斯诺，把他当作毛泽东的朋友与客人邀请尽快来华访问。

使馆很快就联络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诺先生，并发出了邀请。斯诺于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同行。

10月1日，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位身材魁伟高大的人走了出来。毛主席来了。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群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旗浪起伏，人海沸腾。斯诺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国记者，毛泽东为什么在庆祝建国21周年的天安门城楼上，让他站在身边检阅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曾经陪着毛泽东参加了那天的活动。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帮毛泽东穿衣服时，就觉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从天安门检阅回到住处，更完衣，毛泽东还沉浸在激情之中。

当时，吴旭君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给一个美国记者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就问：“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高的礼遇？”

毛泽东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

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4人。这种不寻常的姿态是在用无声的语言告诉尼克松，中美关系的演变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正如斯诺所说：“中国领导从不公开做无目的的事。”

仅仅一张照片还远远不够。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再次会见斯诺，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颇为坦率地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点。”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对于华沙那个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跟他谈，谈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

这次谈话长达5个小时，直至午后一点，这是毛泽东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虽然直到1971年4月才由斯诺在《生活》杂志上公开，但其大意很快就传到了白宫。

也许是出于巧合，大约与此同时，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袒露了他发自心底的一个愿望：“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经过毛泽东、尼克松等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积极努力，对抗和敌视了20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解冻。

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从1969年开始到1971年春天，中美关系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和日益增长的信任中逐步解冻。

恰在此时，1971年3月末到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给中美关系的突破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会。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深谋远虑，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及时发动了一场“乒乓攻势”。

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拉开战幕。中国乒乓球队于21日抵达日本。中国队参赛，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再三斟酌才作出的决策。美国也派了9名球员参加这届锦标赛，中美两国球队在名古屋相遇。

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获悉，中国邀请了南斯拉夫乒乓球队在比赛结束之后访问中国。他对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宋中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用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

在中美关系高度敏感的时候，斯廷霍文的话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重视，他们马上通过电话向国内作了汇报。在北京，名古屋传来的信息每天被整理成简报，其中有两份是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

4月6日深夜到4月7日凌晨，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毛泽东正在审视着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他沉思着：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果断决策：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胆决策。因为这次邀请不仅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运动员、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而且它还以一个大的跳跃，回答了美国方面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的试探。

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定接待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方案。他专门找黄华、章文晋进行了谈话，作出周密部署。周恩来指出：毛主席亲自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这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美国乒乓球队接待好，要把它当作一个大事情来抓。从这个意义上看，接待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乘飞机抵达北京。4月14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亲切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当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消息及周恩来的讲话传到华盛顿时，尼克松立即作了反映，即刻发表一项声明，决定采取5个对华政策新步骤。这5个“新步骤”的实际意义在于，美国政府实行了长达20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令之墙终于大块大块地崩塌了。

随后，美国方面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连续向中国发出3次口信，表明美国的立场：1、对中国方面的邀请，表示诚挚的谢意。2、尼克松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关心的问题。3、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6月15日以后到中国来等等。

至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联袂导演的“乒乓外交”，已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

会晤美国总统尼克松

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的诸位领导人进行交谈的口信，很快由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欢迎尼克松的访问，并且准备与尼克松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还批准由周恩来组织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接待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启程访问中国，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

2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11点40分，尼克松飞抵北京。当天下午，他和基辛格便被邀去会见毛泽东。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现在，他们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见里，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挥洒自如的谈吐，与美方进行了历史性的对话。

▼1972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坦率地批评了美国以前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不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对此，尼克松表示，他知道，他多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中美两国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历史上第一个美国现职总统访问中国。尼克松在答谢词中直接引用了毛泽东那铿锵有力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然后，他加上了一句：“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经过反复磋商，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签订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并于28日正式发表。它标志着两国关系在隔绝了20余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后，基辛格又进行几次访问，毛泽东多次与他进行交谈，就许多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推动了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中美两国才于1978年签订建交联合公报，宣称中美双方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周总理设宴会招待尼克松一行。

▼1973年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基辛格

▼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天下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人人过上平等美满的幸福生活。建立一个理想的、和平安宁的新社会。

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就是要让穷人得到翻身。那么，要怎样才能让穷人真正得到翻身，这是毛主席为首共产党人为人民群众所思考的核心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彻底消灭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具体怎样才能摆脱贫穷，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这是老一辈革命家最为重视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最早提出要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两个目标。早在1944年，毛主席就第一次提出“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为此，他特别强调“谁要是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将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思考。1955年，毛主席指出：“在土改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没意思……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在毛主席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财富的增长，而且是广大人民共同富裕。他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巩固的重大问题。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发展明确将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作为共产党人的目标相提并论。

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奋斗方向和奋斗目标。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主席为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所研究探索的经济建设理论。

四个现代化的完整理论的提出经历过一定时期的研究完善过程。最早在1945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就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建立民主主义国家而奋斗，而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奋斗”，并提出“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

1954年6月14日，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又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化、机械化……”，同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把工业、农业、文化、军事并提。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个现代化的概念。毛主席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在谈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主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内容。

1960年周总理在谈《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时，把毛主席提出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这样，毛主席通过长期研究的“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理论正式形成。

那么，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在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使我国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同年11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走，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叶剑英在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水利设施、化肥农药、农村用电、农业机械等大大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全国粮食产量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1.7倍，棉花产量增长3.9倍。我国的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算起到1978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经历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11.2%。我国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许多地区原来交通闭塞的落后局面。随着生产的增长，我国贸易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在工农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

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发展最美好最崇高的理想境界。

起义将军助毛主席定国名国旗，临终前对主席说了一句忧心忡忡的话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关于确定国旗图案时，和平将军张治中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经在全国广泛征求国旗国徽的图案，收到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8月16日，对挑选的国旗图案进行陈列。评选委员们看好三幅图案，都是红底黄色，交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黄色的横杠；第二幅和第三幅左上方都是金色大星，在旗下方有两条或三条横杠。设计理念为：这三条横杠分别代表黄河，黄河和长江，黄河、长江和珠江。

张治中对这三幅国旗图案都不满意，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他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几句后，他问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毛泽东说他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反问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直言：“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了，像孙猴了金箍棒。”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过了两天，毛主席约请文化界画家、艺术家四五十人，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只有他是“丘八”。毛主席介绍了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只占1/4至1/3；以3/4或者2/3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但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把上海曾联松设计的第36号图案给大家看，问：这个怎么样？张治中眼前一亮，首先表态赞成这个，多数人也表态说好。有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这两个阶级，国旗不是还要改吗？”毛主席思维敏捷当即回答说：“把说明改一下好不好？不说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说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大家无不对毛泽东的高屋建瓴的解释报以热烈掌声。

大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了修改，删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更显得明了简洁。这一图案被大会秘书处编号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

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主持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色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这天，怀仁堂的主席台上悬挂了夺人眼球的大幅五星红旗。

张治中在帮助毛泽东选定国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张治中，真不敢想象中国的国旗会是什么样的。张治中还在国名等方面助毛泽东下定决心，弥补重大缺项，以一颗赤诚火热之心对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张治中等各界名士座谈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号。张治中勇于担当，他发表了不同声音。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猛然恍悟，认定这个张治中的说法，最后经众人反复讨论，决定了这个国名，沿用至今。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会议，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在开幕前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他讲话，但毛泽东不为所动。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泽东还是摆了摆手。但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想通了进行了讲话，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概括，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张治中还在会议期间提出一份书面建议，建议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到后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这项提议已经形成了一项传统制度。

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应删除“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不能在宪法上面这样标明。毛泽东由衷赞成。

张治中青年时代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参军，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是国民党重要高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

“一·二八”淞沪抗战，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抱定以身许国决心。抗战期间，他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张治中从未参加过反共内战，是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49年4月，他作为首席代表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共谈判。当和平谈判无果后，张治中要和代表团回去复命。周恩来急忙找到张治中，希望他和代表团都能够留在北平。周恩来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于是决定留在北平。周恩来精心筹划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了北平，当他在机场出乎意料地见到自己的家人时，张治中欣喜万分，激动地对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6月，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被誉为“和平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授一级解放勋章。

1950年3月16日，在进行解放台湾军事准备时，毛泽东让张治中写信劝降蒋介石，遗憾的是，这封重要信件直到7月19日才辗转到台湾何应钦手中。为时太晚，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拒绝和谈。如果四五月送达，没人知道历史又会是怎样走向。

1958年5月，反右派斗争接近尾声，张治中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总结了建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得失、是非，送毛泽东审阅，并附去1949年冬所写《六十岁总结》。

在特殊文化革命期间，他不顾自己被抄家，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写了1万多字的信给毛泽东，说“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然而，张治中写的信被周总理压了下来。总理派人转告他，“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周总理实质上是保护了我父亲。”张治中儿子张一纯回忆说。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张治中坐在轮椅上见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呢？”原本是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治中从轮椅中勉强站了起来，欲言又止。

在这场大革命中，和平将军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张一纯说，“他主要是对‘大革命’不理解。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心里不愉快，不舒服。”

1968年10月17日，张治中在病重期间道出心声：“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就算古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不过，在政治上还想说两件事：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始终未成，问心无愧。其次，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

1969年4月6日，79岁的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张治中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周恩来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毛主席生涯最后一仗，81岁，60分钟，收复3岛，堪称经典

毛主席的一生辉煌且灿烂，他不仅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同样也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指挥了无数经典战役，在他81岁高龄之时，用了60分钟，成功收复3岛，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人致力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对于以往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予以拒绝，对于我国领土更是寸土不让，寸土必争。

除了陆地主权不让，同样海洋主权更是不让。西沙群岛自汉朝开始，就已成为我国固有领土，而中国在经历了近百年战争后，对西沙群岛的管辖稍有松懈，让一部分宵小之徒有了可乘之机。于是在1951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南越西贡当局置中国政府的警告于不顾，于1974年1月15日和16日连续两天派出军舰相继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向在这里从事生产的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疯狂进行骚扰和挑衅，向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并相继占领了金银岛、甘泉岛。南海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而这一情况也被周总理得知，周总理深知这事关重大，马上起笔，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情况。

在1974年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熬了通宵的毛主席刚刚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桌子上多了一份报告。毛泽东的目光停留在了报告的最后6个字上：“保卫西沙群岛!”看着这份报告，毛主席陷入了深思，随后拿起笔郑重地签下了“同意”两个字。并且指出：“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于是，一场维护祖国领土和尊严的战争悄无声息的展开。

1974年1月19日上午10点，南越海军4艘军舰同时向我军舰队开炮。几乎同时，我军舰队果断反击，一时间海面上火光四起，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了。

这一消息，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总参作战部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叶剑英向前线参战舰队下达了命令，向前线官兵指示，要“狠狠地打，坚决消灭敌人”。

从1月19日12时12分开始，到14时52分，南越海军“怒涛”号舰完全沉没，我军共击沉南越军舰1艘，击伤3艘，毙、伤敌数百人，创造了以小舰打大舰的成功战例。

我军海战史上的第一次对外海上作战，取得赫赫战果。叶剑英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在这场战争中，一共收复了金银、甘泉、珊瑚三座岛屿。此战以后，西沙群岛归属中国大陆实际的控制管辖下。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他们用生命在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领土，他们深知祖国主权不容侵犯，他们让老百姓挺直了腰板，维护国家尊严，感恩老一辈革命者为新中国做出的牺牲，没有他们，哪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1966年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