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之二

在楠

开篇语

本文《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并不是一个个虚构故事的描写，而是一段段真实经历的实录。

这些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情，现在写出来，还有几人相信？

我们这代人，历经各种磨难而屹立不倒，究竟是什么信念在支撑？

　　告别痴姑

就在领袖接见红卫兵期间，“大水井农业中学”诞生了。

我、文炳和街上生产队的曹、周两位女生，调离生产队，成了农业中学的教师。从梭山调来的小学教师温炳元，当负责人，区委办公室主任夏举雄兼任校长。

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的农中，将原来的公路养护段“鹊巢鸠占”，并接收了十公里的养路任务。另外，区委又将卫生所后面的整个山头，划给农中开荒种地建校舍。二十多个来自全区各公社的贫下中农子女，成了农业中学的第一批学生。

几天后，接县上通知，要在学生中选两名“赴京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消息一出，立刻轰动了整个大水井。不过条件可是硬梆梆的，要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根红苗正。家里有人在自由市场上卖过鸡蛋粮食，订过娃娃亲的都不行！虽然这些学生都来自贫苦人家，但也经不起如此这般的精筛细查，最后只勉强选出了一个。

　　十月份，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外地学生上上下下，路过大水井，农中师生的心里，渐渐起了波动。有一天，来自昭通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几个红卫兵到了大水井，看到农中师生在上课，立刻就造了我们的反：全国的学生都停课闹革命，你们居然还能在这里上课！我定晴一看，这不是守铭的弟弟守元吗？打个招呼后便向他打听昭通的情况，得知昭通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学生自行外出串连，学校里都走空了，他们此行是要步行去昆明。

守元他们走后，农中学生们坐不住了。有的开始写大字报，要批判温炳元。我跟他们说，温老师不是当权派，中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派。第二天，有个造反精神较强，来自江底公社的郑成富，立刻约上周朝礼等几个学生，去区委找到夏校长，问了一些诸如“我们为什么还要上课？”，“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串连？”“大水井为什么不搞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问题。校长被问得张口结舌，回答了五个字：“这里是农村”。这事发生后，学生们闹着不上课了。

陈伯达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样

　　有一天，夏校长把我叫去，说县武装部陈政委来电话，让我去县人武部找他，有话要说。

在那地方领导都“靠边站”，军队领导才起作用的年代，堂堂武装部政委居然要找一个农中教师“有话要说”，我顿觉受宠若惊，又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当官的一句话，就要让我迈开双腿，跑十九公里路？不过，气归气，怨归怨，第二天一早，喝碗稀饭后，我还是乖乖地起程，一路狐疑，一路下山，朝鲁甸小跑而去。

到了县城，几经打听，在街的尽头找到了人武部。当我一踏进政委办公室的门槛，陈政委瞬间便猜到了我是谁。他一句闲话不说，开口就质问：你为什么要鼓动学生停课闹事？我一楞，才知道是夏举雄告了我一状，把我当成了学生闹事的后台。他未等我回答，接着讲了一通农中的重要性，要对贫下中农负责的道理…。

心中无事，自然不慌。我静静地听政委说完，才开始回答。在那不先说一句最高指示便开不了口的年代，我首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毛主席又教导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才言归正传：第一，现在的学生也在读书看报听广播，这些革命的小闯将都有自己的头脑，要鼓动他们闹事，我没有这个本事；第二，我赞成学生的观点，虽然大水井是农村，但农业中学毕竟是学校。“停课闹革命”是中央的指示，接着我背了几条“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特别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一句背完，陈政委的态度立刻变了，口气缓和起来。听说我是走路来的，连忙表示歉意，要派吉普车送我回去。我挥手拒绝，然后转身离开武装部，又步行四个小时，天黑前返回了大水井。

　　山村也疯狂

几天之后，三个学生跟着我，告别大水井，到昭通与兴荣和他的几个学生结伴，朝四川宜宾步行而去。

这一去翻山越岭长见识，

这一去首都取经再回还。

这一去顶风冒雨为“革命”，

这一去终日奋斗竟两年！

串连归来，我投入昭通文革的惊涛骇浪，一头扎进辕门口“红派”的大本营“昭通地委党校”。我殚精竭虑，每日奋笔疾书。有人叫我“黑笔杆”，有人称我“红炮手”。一片赤诚之心，终于迎来了昭通的“红色政权”。谁知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成立后，来了个“划线站队”，我等竟被谭甫仁当成地里的“山药蛋”，要一窝一窝地挖掉！

1968年底的一天，我从党校后院出来，在西街口买点吃的。突然冒出两个持枪民兵将我抓住，定睛一看，一个是大水井伙食团煮饭的陈克正，另一个不认识。他们押着我穿过西街小石桥，去昭通县革委，说人已抓到，感谢配合。然后又顺西街上陡街，把我软禁在怀远街粮食局对面的旅社里。就这样，家里不知，朋友不晓，我失去了自由。

其实那段时间，一下这个被逮，一下那个被抓，已呈常态。我离开大水井飘泊在外，已近两年，的确该回去了！但是万万想不到会以被捆绑的方式回去。并且回去之前，总该和同住党校的朋友道个别吧？让他们转告我的母亲，不用担心我，吉人自有天相。可是他们不让，怕我一出旅社大门便泥牛入海。我此时才体会到自由的重要！

第二天一早，坐班车去鲁甸，然后走路去大水井。到达后才知区上正办学习班，每天都有一个人被批斗。我十分感慨：

离开时，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回来时，剑拔弩张，刀光剑影。

江底的铁索桥

后来在附近不远处修建了公路桥

　　五天中，我都陪斗陪跪。学习班到了最后一天，身穿麻布褂没有被斗的人只剩我了。我多穿了点衣裤，十分无奈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

然而，大会开始，区革委陈主任却开始作总结报告，我逃过了一劫。

扪心自问，原因大概有三：

1.我长期在昭通，与大水井的对立派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

2.文革前我当知青的良好表现，使他们产生了怜悯之心；

3.陈主任对我手下留情。

　　学习班期间，言语最左，吼声最响，跳得最厉害，表演最充分的人，首推大水井卫生所所长李海阳。

这个“自学成才”的乡村医生，可能进入某种培训班混过一下，便标榜自己医术精湛。他在乡村卫生所的墙上，贴满了生孩子的图片，并且亲自为自己的儿媳妇接生，一时传为佳话。

在那荒唐的年代，他自称发明了一种止血药，效果超过“云南白药”许多倍。号称只要将他的“神药”对准伤口，“倒上就好”！那时中苏正在珍宝岛打仗，这种“神药”被报纸、广播吹上了天，他成了全省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最终必现原形。粉碎四人帮后，他身败名裂，进了大牢。

江底镇

　　春节刚过，烽烟再起。不知是谁的主意，又策划了一场正月十五的“元宵江底大游街”。

大水井海拔2400，江底海拔只有1100，一个在山顶，一个在谷底。螺旋式的20公里环山公路，使坐车的人头晕眼花，几乎无人不吐。

正月十四的中午，牛鬼蛇神们，带上各自游街的道具（麻布褂、护肘、护膝等，本村与我们同去的，还有一个姓莫的富农份子），到区革委集合。夏举雄一人带领着二十几个牛鬼蛇神，浩浩荡荡从大水井出发，时而大路时而小路，直奔江底。傍晚时分，走到了江底镇，在桥头的“护桥房”里驻扎下来。

这里是群山怀抱的峡谷底部，牛栏江沿山而过。著名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写道：“江上横着铁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岩石，激起吓人的巨响……”。

清朝同治十三年，为“滇铜进京”渡河需求，昭通总兵吴永安领头上书.由云贵总督锡良批准，在官桥旧址建造铁索桥。竣工时，锡良题对联一副：“桥横铁索千年永，河汇金沙万里来”，刻成石对联，放置在鲁甸县一侧的桥头，取名为“永安桥”。

鲁甸一侧的桥头置石雕猴子一对，（马帮“养猴护法”，源自孙悟空曾任“弼马温”），会泽一侧的桥头放石雕狮子一对。桥头还修建了护桥房，江神庙。

天渐渐黑了下来，四周除牛栏江的水声之外，寂静一片。正月十四的月光，却已十分明亮。“死老虎”们早已不会咬人，在皎洁的月光下，抽烟的抽烟，说笑的说笑。还有人拿出牌来，玩起了“小二翻身”。

我独自站在桥头边上，遥望着天空，思绪渐渐飞回了家乡。想着近段时间的遭遇，深感凄凉！想当初，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鼓动之下，满腔热忱，和文炳、吉全、克伟相约，主动报名前往一无亲戚二无朋友的鲁甸，我们图什么？后来又是满怀忠诚，响应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我们又图什么？怎么会是这种下场？居然成了“牛鬼蛇神”！

当即下定决心，即使是当农民，也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我的家乡，去找我的同学、朋友，与“难兄难弟”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披褂上阵，在江底街上，当着来自两个县的赶街人，夸张地、滑稽地、熟练地从桥头爬到桥尾，又从街头爬到街尾。途中叫喊声、口号声、笑声此起彼伏，交织不断。

表演结束后，老夏面子大，堵了一辆空货车，把我们拉回大水井，结束了这次“一爬两个县”的荒唐闹剧。

当天是元宵节，当地人称“小年”。刚回去，当年耕读小学学生唐明海的父亲就来请，在他家里过了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小年！

“九大”召开后，有了一段宽松的日子，我抓住机会，办了“知青调动手续”，在1969年的秋天，终于如愿以偿，回到昭通。

本以为自此便会脱离苦海，谁知回到家乡，我居然成了“黑知青”，

更加苦难的日子又开始了！

（本文完）

结束语

大约十年前，我重返大水井。因为那里有我的青春，我的足迹，我的快乐，我的苦难。无论当年我曾在那里遭遇过什么，那里毕竟是我十八岁到二十二岁时在过的地方。

时隔四十年，当我重新踏上这片土地，一切竟变得那么陌生，汩汩冒着清泉的井没有了，当年的住房没有了，安队长走了，“亮闪闪”走了，“蓝霞霞”也走了。到处见不到一个认识的人。万分失望之际，终于见到了当年耕读小学的学生武绍成和他的父亲。武绍成已当了爷爷，家中还是那样贫穷。

远离城市的小山村啊，你何时才能摆脱贫困，“旧貌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