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起落，如影随形的噩梦

路上老僧

风筝起落，如影随形的噩梦

陆幸生

怀着沉重的心情终于看完了《风筝》。导演柳云龙用心太沉大深，演员演得也好。柳云龙面对冷峻的历史以深沉的思考和精湛的演技，艺术而真实地展现了那段内战时期双方特工犬牙交错的争斗和建政以后运动连绵跌宕起伏的场景，尤其使人刻骨铭心的是文G岁月，浓墨重彩地将血腥和残酷晕染化开布满神州天空，血雨腥风降落人间，化为人物悲剧命运的交响曲，伴随着出神入化的谍战争斗在荧屏一一展开，确实动人心魄引人入胜，对于观众的视觉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文G的重头戏场面，不仅是在非常规运动下暴露出国共两党潜伏特务的真实身份，而且揭示出红卫兵式非理性造反对于人性的摧残，场面十分逼真，直指人心如刀切割，催人泪下，很使我们这些过来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尽管当下有人企图将那场民族的灾难，淡化成一次富有诗意的艰辛探索，渐渐使后来的人们淡忘这场浩劫，再次图腾起神圣高大而伟岸的超人形象。然而，这种卢梭似的诗意理想国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残酷实践，终究在历史的回音壁回响得太久，穿越历史进入十九世纪的俄国以及东欧诸国波及到后来的中国以及柬埔寨均写下了十分恶劣的记录，至今使人警醒。刻意的回避，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掩饰，反而提醒许多在文化温水中沉醉于自己风花雪月的既得利益者和自满自足的中产阶级，文G的土壤依然存在，文G的瘟疫依然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卷土重来，人们不能不掉以轻心。因为历史的真实是很难回避的。

《风》剧在创意构思上，能够开谍战剧之先河可谓独僻蹊经，断线风筝和敌特影子如影随形交织着国共两党精彩谍战的同时，写尽了双方的人情人性和对事业对信仰的忠诚。一改过去对反派角色的妖魔化和正面角色神圣化的脸谱式程式化传统写法，从阶级斗争为纲还原到以人本主义的角度解读时代和活跃在时代中的人物。绘声绘色描写一批对理想信仰忠诚而又讲究气节的国共两党情治战线的人物群像。虽然使我们看到后来越来越感到虐心和伤心，但是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再虐心的场景，也比将脓血点缀为桃花的虚假来得有价值。因为，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而且往往与崇高和壮美相联系，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催生心灵的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警示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思考。

相对而言审美揭示人性中美好情怀被毁灭被扼杀的悲哀，也是某种对于丑陋卑鄙无耻的审视，对于人心堕落人伦丧失的裁判。国民党统治时期中统军统的内部争斗相互厮杀，嗜血成性；对于争民主、自由、反独C学生运动的Z压；撤出山城之前对于共产党人的残酷屠杀和城市实施的无情摧毁和破坏。建政后的历次运动，无规则凭指标而投票表决右派，根据神圣个人喜怒随意所谓Y蛇出洞的阴谋和占领权力制高点大言不惭地标榜为“Y谋”，对于不同意见者和所谓反革命、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及至到文G中在现代迷信驱使下煽动群众斗群众，对于干部群众的无情迫害等等都是非理性运作下，摆脱法治程序的个人意志借助民粹下的一意孤行，将个人意志凌驾于D和国家之上的R治体现。而丑陋在崇高的幌子下肆意妄为，就构成阳光下的邪恶，这其实就是红色海洋中泛滥的黑色幽默。如果说《芳华》中背景音乐是在优美的旋律下演奏粉饰某种人性的邪恶，化腐朽为神奇；而《风》剧在不同背景音乐的转换下乃至到文化革命顶峰直接就是造神运动上升到极致后杀气腾腾的暴力和杀戮总动员，以音乐般的煽情鼓噪，是某种圣歌演绎下的残酷和荒诞。而这些荒诞却每天在磅礴大气的氛围中演出，不能不说是某种巨大的讽刺。

革命的不同对象却是完全出于个人的想象和某些神圣的臆断，朝三暮四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转换着，毫无规则地把人群、族群撕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毁灭着人性，乃至这种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在改革开放当下仍然很难形成全民族的合力和动力，对于神圣对错功罪等是非问题的分歧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这究竟是民族的喜剧还是悲剧？诚如学者朱学勤所言：

审美与唯美是文学领域最正当的驱动力，但是一旦进入政治实践，美学将转换为专制，不负责任的空谈将转换为断头台疯狂起落，政治领域里的文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嗜血或许会构成正比。（见【美•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版）这是对于法国大革命发动者组织者最终使自己的道德美丽理想国走向暴力恐怖悖论的理性思索。

无疑《风》剧故事本身是虚构的，但无论建政前后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事件发展均具有触目惊心般的真实，当然这是对于生活本身进行艺术提炼后的艺术真实，是某种归纳诸多社会现象后的典型化本质化真实。

背诵着《为人民服务》而壮烈牺牲在敌特屠刀之下的陆汉卿，是带着对理想和信念的憧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归之路。同样郑耀先带着这样的信仰在建政前后的忍辱负重不顾亲情、友情、爱情而几乎是牺牲自我的一切孤身奋战，最终完成对于国民党特务“影子”的追捕，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使命。和郑耀先同样执著于对于共特“风筝”苦苦追寻的韩冰，坎坷的命运将他们最终殊途同归，竟然产生了同病相怜情感撞击。然而，情爱火花闪烁之时，却是礼花升入夜空，绚烂至极归于毁灭之际，这是一幕炼狱似的情感和政治命运的悲剧。郑耀先的对手延娥、宫遮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的悲剧性命运不幸被我党情报界老前辈潘汉年所言中：“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风》剧改编的小说《断刃》中作者说得更加透彻：“派出一个情报员，不管他能不能够回来，就当做他已经牺牲了。即便他命大，侥幸能够活下来，但我们也不能够完全信任他，直到他死去。”这是对外派情报员的命运最真实最残酷的揭示。潘汉年没有被日方或者国方逮捕过，却在自己人的牢狱中将牢底坐穿。

建国前陆汉卿和袁农等共产党人何尝不是为了建设幸福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无畏牺牲艰韧不拔舍生忘死。而他们的理想和信念所托最高，到底在什么样的维度，忠诚的价值到底何处是底线？导演其实是有着自己的追问的，只是这种理想信念、情感救赎所发出的追问曾经在片尾中随着诸多牺牲了的烈士遗像出现：

“信仰至高无上，到底至高到什么程度，到底要高到什么层次，才能够让你有一个决心，才能够牺牲到，你最纯朴的人性中的那种基本关系。”

这种信仰曾经在延安和国统区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反复强调过，现在我们已经将之称为历史的回声了。回声訇响之际我们翻开M的《新民主主义论》，话语依然诚恳亲切庄重。在建政前筹备开国的第一届政协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并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就是一个一个多D合作的民主国家，人民享有广泛的参政权，这是一个庄严的承诺，这是一个神圣的纲领。这样纲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照国民党的一D专制和领袖独C是有着鲜明对比的，对于每一个追求人民民主自由的共产党人来说有着深深的吸引力。他们自觉地以此为理想信仰而奋斗牺牲，认为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的壮烈之举。

然而，《风》剧在时代背景的转换中却展现了不断升级的现代迷信操控下的人们对于人性人道人情丧失的过程，直至演绎到文G的全民疯狂对整个人类文明文化的大破坏。而对于这场大劫难的所谓反思和忏悔竟然由国民党“特二代”中统特务高君宝说出，确实令人大跌眼镜。我们看到的是党内无休止无底线的内部倾轧，残酷斗爭，无情打击。文G被推向顶峰而彻底丧失人沦底线。这些都使有良知的人感到无比压抑和莫名的悲哀。

也许当下的许多现实正如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山城地下党领导人袁农在反反复复背诵了陆汉卿所没有背完的《为人民服务》语录后，又语气沉重地背诵了渣滓洞关押的共产党员们在狱中所写的对未来党的领导的八条建议。地下党员陆汉卿、袁农前后呼应在不同时代共同背诵的《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说明真正的共产党人对于理想和信仰的坚守是前后一致的，是坚贞不屈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困难，甚至牺牲生命维护信仰就是人生的目的。而在狱中提出八条忠告对于后来实践中的被扭曲和异化的宗旨，却是完全有预见性和针对性的先见之明：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 “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D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无疑袁农身上有着重庆地下党牺牲了的领导车耀先、许晓轩和从死亡阴影中逃离出来的罗广斌、杨益言的影子。先烈们在狱中提出的问题后来都不幸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无一不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是党员，尤其党和国家的神圣对理想信念的悖离、异化和扬弃。不仅是愧对先烈，也是党的组织及其某些人的背叛和堕落。

《风》剧塑造的国共两党特工反而国方朋友间更讲信义，父妻间更讲情感，母子间更讲慈孝。而共方反而在高大上的理想信仰驱使下变异成了毫无情感色彩的政治工具。编导者暗含的潜台词和一场场运动背景下对人的肉体心灵的摧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革命音乐作为背景出现时，却是现代迷信的不断升级，而人性人情被践踏蹂躏。当年高喊争自由、民主、反蒋独C专制口号的红色资本家的女儿冷眉珊，建政后因家庭出身问题，屡被追究，竟成了精神病患者。这些红色海洋中的黑色幽默，真实得如同中世纪封建“血统论”论幽灵的回光返照。使得崇高理想驱使下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利益”不惜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与原本的理想初衷相差太远。是理想的失落还是政权异化不敢深想，不能深究。

因此，《风》剧问世，左右都会有话说，褒贬不一。尤其文G场面太真实，简直令人无语。看到袁农上吊自杀，笔者就会联想到身边的亲人和老一辈的遭遇，江苏省体委三位副主任的死：我的岳父省体委常务副主任沈战堤就是用军用书包带在体院篮球架自杀的；老红军副省级体委主任王范在体院院长办公室用当年在延安锄奸反特中奖励的勃朗宁手枪饮弹自尽；国军起义将领省民革副主委、省体委副主任许靖黎在招待所浴室莲蓬头用铁丝自尽。山城公安局长陈国华被投入牛棚，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本省公安厅长洪沛霖在艰辛探索的十年中其中竟有八年在关押中度过。处于不同地位身份的人竟然殊途同归和《风》剧中场景何其相似。可见《风》剧揭示出问题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那段苦难的历程记载了老一辈情报战线共产党人的特殊经历，以政治身份判别人群正邪善恶的历史终究难以掩盖人性人情的光焰，“风筝”和“影子”政治的缠斗竟然伴随了终身而使人性之美成为云天之箏飘泊无垠最终落入泥沼和阳光下影子共同出入于人生之悲剧，究竟在政治决斗胜者为王的快意中，留下对家庭和情爱的遗憾。人生难得圆满，包括道德和情操在家国、亲友之间的欠缺。



卢梭这位出身在日内瓦钟表匠家庭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拥有最睿智的头脑最深刻的智慧和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堪称人类神圣的先贤，他的自然法理论建立了人类平等的本源、追求自由的权力；他的主权在民思想是反暴政建立民选政府的理论基础；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政府和社会互动建立宪政民主法治的理论来源。这些原则均被写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后来被美国的建国领袖杰斐逊写入美国《独立宣言》并成为联合国颁布的《人权宣言》的指导思想。然而，卢梭在生前死后不同的人对其言行有着完全褒贬不一的评价，英国的约翰•保罗曾经写过一本《知识分子》的书，将卢梭列为“文人无行”的第一位。其人品并不如他所宣扬的理论那样伟大，他自称生来是为了爱的，他是“人类的朋友”可是他又是最忘恩负义的的，他的养母兼情夫华伦夫人最少援救过他四次，他也一再表示对他的感激，但是到了华伦夫人落魄时，卢梭对她的求助却置之不理，听任她贫病而死；他自称“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但他又把五个亲生的孩子送进了育婴堂，此后不再过问。他自信地称自己是现代普罗米修斯，宣称自己有权全盘拒绝现存的秩序，有信心以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所构想的原理彻底重建新秩序，相信这可以通过政治次序来解决。而他在骚动不安的灵魂中构建的道德理想国和乌托邦神话就是：以斯巴达人代替罗马人作为“父权制美德”的代表，因为斯巴达人比罗马人更加生活简朴、好战、反对理性。在卢梭那里，美德拥有自己独立的声誉，同神学和伦理学是分离的，美德等同于好斗的男子气概、强有力的统治、朴素、节俭、单纯以及对古代事物的偏爱。总之卢梭的美德恰好与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风行的所有价值都对立的概念。（见《卢梭与美德共和国》【美】•卡罗尔•布拉姆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42页）可以说在他去世的那一代启蒙思想家中卢梭的影响力是最为巨大的。因为他的理论在后来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被雅各宾派的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等人奉为圭臬，成了他们激进行为的行动指南。罗伯斯庇尔说：“卢梭通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明他作为人类导师的价值。”在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投票决定把卢梭的的遗骸迁葬于先贤祠，他的墓碑就是打开的地狱之门伸出一只握持火炬的手，意思是照亮了人类前进道路，从而也开启了非理性的暴力之门，他的信徒们在大革命中完全修正了他们过去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权利及幸福。1789年那个人心浮动激荡无比的年头美好的理想希望为1793年雅各宾派的专政而转化为彻底的恐怖，“救国委员会”“公安委员会”等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的紧急政府与即时处决系统替代了宪政体制。革命领袖为实贱卢梭的理论在杀戮中建立自己想象中的理想国，罗伯斯庇尔在他生命的最后五个月内，也就是他奋力捍卫自己对法国及大革命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段时间内，有2217名公民被送上断头台；可是在他恐怖统治时期前的11个月内，也仅有399名公民被判处死刑。大量的嫌疑派被逮捕处死，为打击政治对手吉伦特派，处死了20多名该派的领导人，陆续被送上断头台还有对于建立共和国做出贡献的原斐扬派人士和忿激派领袖，最终连他曾经的亲密战友艾贝尔和丹东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在雅各宾派专制期间，因政见不同不同先后被他送上断头台的高达3•5——4万人。恩格斯曾经批评罗伯斯庇尔：

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诞的东西。

他被称为第一个现代独C者，“恐怖”发明者和实施者，他的一名幸存者政敌如此预言：

历史不会在在这个魔鬼身上费多少口舌，只会留下寥寥几句：“这一次，法兰西可谓坠入了不堪的深渊，以至于这样愚蠢而软弱的嗜血狂徒竟让所有的公民在他的独CB政下颤抖。120万战士用鲜血捍卫了共和国的荣光，却被他的淫威所践踏”（见【英】露丝•斯科尔著《罗伯斯庇尔和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版第7页）

1794年6月他当选国民公会主席，威望达到顶峰，6月8日，他亲自主持了最高主宰节仪式，参加庆祝活动的各界群众约50万人，人们将他比为希腊神话中的音乐之神，向他高唱赞美诗。然而，这位践踏共和国烈士业绩的独裁者在他事业走向顶峰之时，也是他从高峰滑向死亡之际。最终也落得一个作法自毙的悲惨下场，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了最后一次激情澎湃的演讲，扬言要对救国委员会进一步清洗，改组公安委员会，惩治叛徒时。一天反对派发动“热月政变”他被秘密逮捕，7月28日未经审判即被送上断头台，年仅36岁。一个激情洋溢的革命者，一个嗜血无情的独裁者，最终落得身首分离的下场。英国著名的的自由派政治家艾德蒙•柏克一语道破雅各宾派政府的秘密：“在他们的政府方案中，个体性旁落在外，国家是一切的一切……为达到它专有目标，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实在形象而深刻。（见【英】柏克《自由与传统》译林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现象时，不仅仅要看其理论或者理论推进者的良好动机和初衷，还要看推进理论实施的过程，按照现代法学理论的重要原理也即程序的正义性远远要比理论的正义性要重要得多。因为公平、公开、公正的程序设定和对程序的分权审议可以有效制约诗人政治家头脑的发热和权力的膨胀，而避免最坏的政治无序推行所导致的恶果。这就是哲学上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实践论的相辅相成和相互制约。对那种奉行马基雅维利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般的阴谋论或者Y谋说的所谓“超限战”是某种民主和法治前提下的道德束缚和权力制约。

那些自命卢梭似的先知哲人、思想家、革命家所一厢情愿勾画的美好乌托帮，并强制人们按照他们的理想去推进。那些脱离实际的理想天国靠对太阳的神话而让公众失去人的主心骨及主体精神，而完全匍匐于神坛之下，由狮子鞭子的强制驱赶下进入想象中的美好天堂，无疑使国家走入法国大革命似的血腥，钻进奥地利人梦呓中的幻想去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雅利安人纯种王国；追随着格鲁吉亚高加索人的沙皇的帝国步子靠强权和愚民去建立一个幻想中的美丽动物庄园。此类残酷而愚蠢的实践。至于那场最终在大革文化命的不断运动中宣告夭折的艰辛探索，反而为夺取政权后波尔布特大叔的恐怖实践所背书，最终也遭到了柬埔寨人民被无情清算。抽象理论无法得到经验的证明，而人类的政治实践变幻莫测，用抽象理论去非理性地指导复杂而具体的实践，极有可能导致理性的误用滥用导致及其恶劣的灾难性后果。

这就是狱中前辈所提醒的“理想主义“和对“领导迷信”导致的灾难，尤其是由在野走向执政后的灾难必然是全民族的国家的灾难，就不能仅仅用艰辛探索中的曲折和失误来搪塞公众舆论。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神圣主导下的国家犯罪。害怕遭到清算而回避历史满嘴跑火车般地胡说八道，文过饰非，只能说明对历史和正义的无视。

然而，将历史涂抹得一污尽糟的人们，不仅不懂得忏悔和反思，竟然想要回避历史甚至篡改历史，某类图书编撰者苦心孤诣为尊者讳疾，企图使我们的后代淡忘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而，血写的历史又岂能为墨写的谎言所掩盖？《风》剧片尾中不断闪现着那些我党情报战线前辈伟岸的身影，他们目光如炬，正在从天空对历史和后来的人们进行审视。当年那如刀似锥的十六字方针的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从潘汉年、袁殊、胡底到张露平、朱枫、关露、阎宝航、黄慕兰等除牺牲者外，建政后的命运无不悲惨而如同郑耀先。当调查部的首长钱大姐住在如同当年康生那般豪华的王府大院当家作主时，我党优秀特工却形同乞丐如同流浪狗那般沦落街头流离失所。他已是闲棋弃子，作为工具被丢弃了。组织温暖也仅仅体现在耗尽心血家破人亡后，看一眼那面徐徐升起被先烈们无数鲜血染红的国旗，甚至于连身份都不能公开，因为证明身份的文件已经在战乱中丢失。“军统六哥”如影随形地将伴随着他走进坟墓。

2018年元月16日于南京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