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草绿色回忆——八一建军节随想

逍遙老驢·無業游民（谢绝送花）

一、我的部队情结

我出生在部队。老爸老妈当时都是军人，——老爸先是参加八路，后来转成刘邓的二野（所以，老爸也经历了挺进大别山的艰难岁月，参加过著名的羊山战役等战斗）。部队进川后，结识了西南军政大学出来的川妹子——老妈。他们后来集体转成新中国第一批的海军航空兵，并从西南大山沟里转到了上海滩。

老爸当年照片。

老妈和她同学。一帮川妹子。

老爸老妈改编成海军航空兵的照片。

我就出生在虹桥海军医院里。怎么出生的，年纪大，记不起了。不过人生的第一个能回忆起来的镜头还是在部队，——应该是刚会跑不久吧，一帮叔叔们鼓动我跳（实际上也只能“跨”）过一个小树丛，结果谁也没想到那里居然潜伏着一只蜜蜂。结果可想而知，我被阶级敌人严重蜇伤。嚎啕大哭之后，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至今尚能回想起的人生第一记忆。很悲催，是吧？

我也加入部队大家庭。

那时的我就表现出了“光头”特色。

记忆中还有后来部队转场到大场机场，周末，老爸骑自行车带我去附近湖里抓螃蟹的印象。

我大哥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他比我强，是正规军，野战军的榴弹炮兵。据我老妈说，舅舅也曾经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复员回家，不久病故。没有孩子，舅妈也改嫁了。我从没见过他。甚至没见过他的照片。

1958年，老爸转业，我们算是和部队脱离了关系。不过，它已经深深地埋在我的脑海里。

老爸转业时和战友们的离别留影。

二、走进军营。

在我们那个年代，当兵是每个青年的愿望。它不仅给自己，也给家庭带来荣光，而且，在部队，有可能入党、提干，复员回来也容易找工作。尤其是农村青年，当时这几乎是他们鱼跃龙门的唯一可能。

1970年冬招兵时，我也跟着队里的适龄青年去参加体检，结果因为我父亲当时还在“劳动改造”，被认识我的县人武部的小青年踢出体检队伍。

1972年，冬季招兵时，我父亲已经被“解放”（这些词，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听都没听说过），我终于有了入伍的资格。

当年听说我要报名去当兵时，老妈老大不乐意，她不愿意我远离身边，说他（她）们早就把我的份儿当过了。当然，这是绝对说服不了我的。结果，我还是如愿当了兵，穿上了一身国防绿。

全家的兵就数我没出息，当得短（三年就退伍回家了）不说，还是个“杂牌军”，——铁道兵。据老兵说，当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时，铁道兵一个团没能攻下印军一个连固守的山头。后来野战军过来了一个连，连长一看地形，袖子一撸，喊声“上！”一个冲锋，拿下了山头。故事真假不论（出自铁道兵老兵的口，估计假不到哪里去），不过，术业有专攻，铁道兵冲锋打仗肯定是不行滴。不过，要是修铁路，估计野战军也不如我们，呵呵……

当然，即使是铁道兵，也有不同，我们的部队在北京修地铁，算是条件最好的了；不过，即使在北京，也还有不同，有的住在城里，如故宫里、教育部等；有的在郊区，如我们连队（仓库）在石景山区的焦家坟（现在也是城区了）。我一起当兵的老乡中，更有的一到部队就被分到大兴那边的农场去种稻子，一年都难得进一次城。见面时，大发牢骚：“早知道让我老爹来了，他种田比我强多了。”

我们这支部队，也算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曾经参加过抗美援越。据说部队从北京出发南下时，被敌人发现，猜测是一支神秘部队，——列车上拉的都是大型装备（盖着篷布看不见里面。其实是工程机械设备）。听老兵说起这些，心中多少有点安慰。

上图：新兵连时的合影。

下图：44年后的新兵连时的班长、广西老兵尹伊华（上图：中排正中）和夫人。

三、绿色的点滴。

民以食为天。从吃说起吧。记得我们当年，每天每人的伙食费0.46元，铁道兵有自己的农场，给每个战士每天补助一毛钱伙食费。前几年去部队参观，得知现在的战士，每天每人的伙食费15元，相当于我们当时一个战士一个月的伙食费。除了物价膨胀的因素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炊事班门口挂着的一周伙食公布表上的明细，表上的牛奶、鸡蛋等都是我们当时做梦都不敢想的。那时基本上天天吃的是陈年棒子面窝窝头、陈米做的二米饭（大米掺小米，——大米供应量太少）。有一次和炊事班长聊天，他说，全连80人（连部加两个排，还有一个排在另一地）吃窝窝头时，一顿3、40斤就够了，吃米饭时，一顿能吃120多斤，——谁都知道白米饭好吃啊。想想现在，一年都吃不了多少白米饭，真是今非昔比。

那时既盼周末，又怕周末。盼周末是因为周末可以休息，可以请假外出，还经常包饺子补充油水；怕周末是因为周末不干活，一天只吃两顿饭。那年代的人，肚子里没有一钱油水，个个苗条如少女，加上我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第二顿饭3点左右吃，吃得再饱，到6、7点就开始饿了。（当了老兵后，条件会有所改善，晚上饿得受不了，可以去找炊事班的老乡弄点吃的填填肚子。）

记得1976年我回去探亲，回连队时，老妈做了一大罐梅干菜蒸肉，肉肥油大，结果就我们连部几个人，一顿饭就全干了。

下图，和发小、战友邵强的合影。那时头发还可以看看。

我们连队住的是自己盖的平房。班里是大通铺。虽然简陋，内务却一点不含糊。小被子叠得四角见棱，生活用品，如茶缸、毛巾等，都在特定的地方列队摆放。

那时，全球气候还没变暖，北京的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我们取暖用的是煤，屋里砌火墙，用它来度过寒夜。砖砌的火墙封闭性较差，一不小心就会煤气中毒。我就中过一次招。早晨起来出操时，吸进新鲜空气，马上反应起来，顿时天旋地转，恶心异常，几乎当场晕倒。幸亏中毒不深，保住了小命一条。

还有一次，我睡觉前把活动时汗打湿的棉裤放在火墙上烤，结果半夜棉裤被烤着了。幸亏我们连队是仓库，库房里有换装下来的军服，找了条好点的棉裤，才熬过了那个冬天。

我们的任务虽然是修地铁，但是作为一个“兵”，我们每年安排一次打靶训练。我视力不好，当兵打了三次靶（包括新兵连一次），没有一次及格的（汗😓）。扔手榴弹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估计，真要打起仗上战场，我也是那种一个团攻不下一个连守的山头的那种兵。但是，很奇怪的是，复员之后，我有段时间，经常拿着气枪去打麻雀时，却是有如神助，一次打个二三十只没有问题。（后来，改邪归正，放下屠刀了。）

下图：复员前夕和战友老乡的留影。前排左起：吴礼土、傅绍德。后排右：邵强。

夜半枪声。一个夜深人静的半夜，突然，一声枪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战士们。连队干部马上追查怎么回事。原来，两个战士在交接班时，聊了一会儿天，不知怎么的，拿着枪的那位老兄抠了一下扳机，一发子弹呼啸而出，打碎了深夜的静寂。这可是在管制超严格的北京啊！这颗子弹只能是打靶时被偷偷留下的。问题是：谁留下了这颗子弹。两个当事人都矢口否认与自己有关。打靶已经过去多天，枪在交接班时经过了几乎大半个连队的人的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空枪，所以，谁也不会在交接班时验枪。这事后来不了了之，——连队领导也怕上面知道了严查、给处分。

下图：当年仓库的副指导员王保成夫妇。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仓库管理。包括管理库房、装卸材料等。出去都是挂着“亥2”牌子的解放牌卡车（亥是铁道兵的车牌，亥1是1师到9师；亥2是10师到15师）。当时北京大街上汽车很少。在京修地铁的铁12师和15师的工程用车（解放牌小翻斗车和太脱拉大翻斗车）几乎24小时连轴转，所以大街上貌似到处都是亥老二。这帮小年轻开车很冲，在军博门口那么宽的马路都能把车开翻了。有一天，北京市出了四起严重交通死亡事故，我们师独占两起，其中我们团就包了一起，——小翻斗车的翻斗角刮到了边上正常骑车人的后脑勺。死去的是个小年轻，他妈守寡把他养大，刚从农村回城，谈了个对象。那天送完对象回家去，结果飞来横祸。很惨。据说当时北京流传一句咒语：我要是怎么怎么样，让我出门遇到亥老二。

我们就天天坐着亥老二去装卸木料、钢材等。夏天还好说，一身臭汗而已。冬天的卡车上，风能把你冻透，半天缓不过来。

这种苦我受的不多。我到连队后不久就被借调到团部宣传股，负责给团宣传队搞节目创作。每次半年左右，先是等宣传队参加师部汇演，汇演完后就下连队巡回演出。结束后，各自回各自的连队，等第二年再来一次。

到第三年，连领导说，你这样去团部驻勤几个月，回来干几个月，连里刚要考虑你的组织问题，你又走了。这样下去，组织问题可不好办啊。于是，第三年我踏踏实实地在连队呆了一年。

下图：当年仓库的文书王林新夫妇。

我留在连部当文化战士，负责板报宣传、图书室，组织文艺活动等工作。连里的副指导员、团支部书记王保成还让我担任团支部副书记。1975年7月，终于解决了组织问题。

我到部队时，我们团正在做阜成门地铁站的扫尾工作。我离开时，鼓楼地铁站扫尾，安定门地铁站开始兴建。那时不像现在，盾构机地下工作，进度快，人员少。那时修地铁基本上还是大开膛式。一旦到地铁站整体浇注时，三班倒，连轴转，水泥搅拌、运输，浇注都得一气呵成。战士们一个个累得跟死狗一样，倒下就着。

这还不是最苦的。我当兵时，遇到的最苦、最险的事情是驻马店溃坝之后的抢险。溃坝当天，命令就到了部队，部队连夜抽调人员，紧急赶赴现场救援。我没被选上，但我的战友有不少（包括邵强）参加了救援。回来后听他们说起，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灾后卫生条件差，急性肠炎是常见病。

下图：我在团部驻勤时的顶头上司刘振生夫妇。现在两口子都是摄影迷。

虽然是和平时期，当兵也是相对的高风险职业。有一年，我们团因各种事故死了四名战士。其中我们浙江的一个汽车兵，斜坡停车时没拉手闸，下车后车滑坡，把他生生挤死（文章发表后，一位江山战友留言：文中提到的那位被车挤死的，是我们十八连江山籍的战友。那时三班倒施工，交接班在工地。清晨这位战友停好车准备交班，因停在机坑的斜坡上，突然发现溜车了，他本能地跑去想跳上车控制，那可是一辆载重18吨捷克太脱拉，他还未绕过车头就被挤倒了，送医院再及时，也因内脏多处器官破裂而无救了。刚二十出头小伙子就这么去了！此事尽管是因疏忽而出，但他也应该算是为国防建设（当时北京地铁属战备工程）、首都建设而献身的！这样失去的战友亦值得深切怀念🙏🙏🙏 ）。有一个营通讯员，去团部公干，回来时团部同志留他吃晚饭，他婉拒了，赶回了营部。刚进营部，电话铃响了，因为晚饭后，大家都在外面打球活动，他就顺手拿起了电话机。谁知电话线不知怎么的和高压线碰上了，他一拿起来就被电死了。命啊~

话又要说回来了。我们部队各种条件、装备等在铁道兵里算好的，比起那些常年在深山沟里修铁路的兄弟部队来，牺牲的战士数量应该也算少的。有的部队，一个隧道坍方说不定就走了一个班。

1975年时，尼泊尔的比兰德拉国王来中国，毛主席出于战略考虑，答应修一条穿越青藏高原的中尼铁路。为此，我们团宣传股奉命去拜访当年参加青藏公路建设的老同志。据他们说，那时，因为高原反应、工程事故等，死人是常事。几乎每一公里都有战士倒下。

写到此处，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深深地怀念那些为祖国铁路建设献身的铁道兵战友们。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看到我们国家今天遍布各省市，包括西藏在内的铁路网和傲视全球的高铁线。

下图：2016年，战友聚会时，当年仓库连部战友的合影。左起：理发员、河南兵马本江；文化战士老驴；文书王林新；通讯员、浙江兵王洪福。

四、我的首长和战友。

连队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连队是一个铁营盘。我们这些流水的兵就是连队的灵魂。

我们连里除了我们浙江兵外，还有同期入伍的东北兵；比我们早的或晚的河北兵、河南兵、四川兵、广西兵、贵州兵、江苏兵等。现在还得加上当时还不是直辖市的重庆兵。

连领导里印象比较深的首数副指导员王保成。他是河北兵。我上大学时，还去他北戴河的老丈人家玩过。仓库的老主任（连长）是我们浙江兵，去了不久，他就走了。接他的是四川兵出身的罗来刚。大学毕业生，很有水平。副主任王孟勋和王保成是老乡，走得比较早，——车祸。

连部和我关系最好的是文书王林新，贵州兵。中专生，当时也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他和王保成是我入党的介绍人。我上大学时，他已经提干到师部工作了，我周末经常去他那里改善生活。

下图：2016年，战友第一次聚会时，在商丘的合影。

除了这些老兵、领导外，我交往比较多的还有河南兵，——大概因为我祖籍河南吧。一起入伍的浙江兵就更不用说了。有的，如邵强，从小学开始，初中、插队、一直到当兵，都在一起。有的是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大队出来的。虽然过去了近50年，他们依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永远的兄弟。

下图：2016年，战友聚会贵州时的合影。

现在，有了微信，逐渐联系上了当年的战友。都已经退休的战友们开始每年聚会，轮流坐庄。（详情请参见逍遥老驴·无业游民的美篇《战友聚会在广西》、《仓库老兵，圆梦辽宁》、《战友聚会之辽宁盘锦》、《我的战友我的连》等）。

下图：2016年，战友聚会贵州时的合影。

时值八一，浮想联翩。匆匆而就，寄托故情而已。遗憾的是如今身困外地，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不在手头，只能以后再补上了。

下图：2017年，战友聚会浙江时的合影。

下图和下下图：2017年，战友聚会浙江时的合影。

下面四张图都是2018年，战友聚会广西时的合影。

以下都是去年（2019年）战友聚会辽宁时的合影。

作为曾经的老兵，生命中有这一段草绿色的回忆，心里没有遗憾，只有骄傲！

如果人生能有第二次选择，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走入军营，融入我的战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