膴膴周原，周人居此建邦立国，西周王朝在这里发祥。膴膴周原，孕育了光耀华夏的礼乐文化，创造了称雄于世的青铜文明。作为建国以前最早展开考古工作的遗址之一，多少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倾注心血，抛洒汗水，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阳得鼎”便是周原遗址出土文物的最早记载，也是两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心插柳而成就的一段传奇。 公元前74年，霍光等大将将刘询迎接入宫，封为阳武侯。同年7月刘询继位执政，时年十七岁，成为西汉的第八代皇帝，号宣帝。因为他在即位前遭遇变故，曾受牢狱之苦，加之早年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众的疾苦和吏治的得失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而在执政期间，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减轻民众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司马迁赞其“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史称宣帝中兴。 公元前58年，宣帝神爵四年，周原第一次发现并出土了“尸臣鼎”。据《汉书•郊祀志第五下》记载，有人在今扶风县法门镇美阳得到一只铜鼎，就把它献给宣帝刘询。刘询便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员讨论，征询处置办法。“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薦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许多官员认为鼎是庙堂之上的礼器，应当把它进献到宗庙，回归原处，就像武帝发现宝鼎改元一样。原来，58年前汉武帝发现周鼎的事情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汉书》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当时，周鼎出土后，朝野上下皆以为是国家祥瑞之兆，加之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官员建议宜应天瑞，并用瑞命纪年，因此武帝改了年号，称为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div><br> 58年后，宣帝又得一鼎，前车有鉴，自然不能轻率处理。当朝中官员建议遵照先王遗训，将鼎移存宗庙时，朝中太中大夫张敞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由于他喜好古文字，经他仔细考察释读鼎上铭刻之后，将自己的意见上奏给了皇上：“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邰；公刘发迹于豳，大王建国于岐梁，文武兴于沣镐。由此言之，则岐梁沣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藏，今鼎出于岐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张敞还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也。”张敞进而谏言，武帝时的鼎出土于汾地，经过有司校验，汾睢不是鼎的旧藏之处，况且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是一件大鼎，与其它众鼎不同，所以武帝先祖才改元以应祥瑞。我们今天发现的鼎不但细小，而且上有刻铭，是有主之器，故而不宜进献于我朝的宗庙之中。皇上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发回重议。后来，京兆邑重新讨论，肯定了张敞的说法，这件鼎便未能进入宫庙。<br></div>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刘询遇到事情并没有专断，而是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其政治清明可见一斑。另外，张敞进言时说发现鼎的美阳是周的旧居，并且是存放于大臣的宫庙之器。这说明周原作为西周的都城在汉代张敞的理念中已经建立，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汾、岐两地出土铜器性质不同的对比。<br> 转眼西汉覆灭，东汉第三位皇帝刘炟，亲自驾车到了扶风美阳，又一次发现了青铜器。据《宋书•瑞符志下》记载：“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至槐里，右扶风美阳得铜器于岐山，似酒尊”。可见，汉章帝刘炟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而这次发现的也不是之前常见到的炊器鼎，而是像尊一样的酒器，或许又与东汉时使用的尊在形态上有些许的不同，难以确定它的名称，才有了“似酒尊”的记述。尊作为酒器组合中的一类器型，具有很高的地位，也就是说地位等级不够高的人是无法享用的。正史记载的这两件汉代出土的青铜器，明确出自周原美阳。可惜仅见于文献记载之名，而今却无从得见其实，实为遗憾。<br> 这两次青铜器的发现，虽属无意，似无心插柳。但却朝野震动，从而引起了历朝历代文人志士对周原的重视和研究，以至于演绎不断。两千年后的今天，周原已经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载体，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中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