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

猫眼看世界

姐，是我对嫂子的称呼。在我们家里，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三个姐姐（亲姐姐）都称呼嫂子为姐；就一个字，姐。街坊邻里也称她为姐，不同的是在姐字之前加上她大名，所以常常能听到“改枝姐”亲切的称呼。我们自己有了孩子子后，有时跟孩子称呼她二妈。

我们姊妹六人。老大、老二是男子，接下来是三千金，我排最后。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生育是自由的，抑或是掌控不了的。我总觉得父母生我是个意外事件。从姊妹之间的称呼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分别称呼老大、老二为大哥、小哥，这没什么问题；问题是，称老三大姐，老四小姐，你让我怎么称呼老五姐姐？（长大后叫她玉梅姐姐）据说在我之上还有一个哥哥，不幸夭折了，如果他还在，让我怎么称呼他？（或许叫玉刚哥哥了）所以，我总觉得我的出生应该是个意外。

姐，是小哥的妻子。姐嫁给我小哥来到我家里好像是在冬天，或春节前后，因为我那是还小，记不太真切。现在回想起来，从侄儿出生的年份推测，应该在1970年或71年初，因为侄儿属猪，71年生人，我比侄儿大6岁。姐属龙，我属蛇，姐比我大13岁。也就是说，姐嫁给小哥时年方十八，生侄儿时才十九岁。十八、九岁已为人妻、为人母现在恐怕不多见了。

70年代的农村，有人民公社，有大队、生产队。我们家属野寨人民公社风景大队三岭生产队。这个地址一直到我上大学写信都还在用。三岭是三肩岭的简称，之所以叫三肩岭，据说一个成年人挑一石东西从岭脚走到岭头，要换三次肩。我家就在这岭头上，上了三肩岭，最后一户就是我家。现在的房子是小哥和姐在原有的地基上重建的。原来的老房子听父亲说建于民国元年，婆婆打赢了一场官司，赢下了现在我们整个村的土地，于是在此背水临山而建，屋后皖河直通长江，屋前是一条山间小道。解放后，屋前修起了公路（现在的105国道划门而过），父亲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土改时，除了屋头几小块菜地与河边几亩自留地，其余的土地都交公了，也因此我们家有了一个“贫农”家庭成份的光荣称号，这个称号也伴随我上大学。姐嫁到我们家也共享了这个称号，且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

那个年代，日常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记工分。成年男子一天10分工，壮劳力11分，女子7分半，我干一天活挣4分半。姐常带着我做工，也因此学会了不少农活，拔秧，插田，薅草，割稻...收获的粮食按家庭人口分配，从稻床挑到家。晒干了再挑或用板车拉到碾米厂，碾完后回家要用筛子一点一点筛出大米，剩下的米糠用来喂猪。现在据说为了环境不准许家庭养猪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每年都养猪，只有养猪，过年才有肉吃，同时如果还有得卖，能补贴家用。问题是，猪是要吃东西才能长出肉来的。喜欢黄梅戏的朋友应该知道有一曲《打猪草》。猪草和糠一起煮，这是猪食标配。春季猪草多，到了夏、秋季，尤其是遇上干旱，猪草就成问题了。记得有一年，妈妈让姐带着我去大姨家拉水葫芦。水葫芦猪是不怎么爱吃的，但是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总比没有强，这一点猪脑子也不笨。大姨家住杨家井，离家20多里地，姐拉着板车，我跟着走，穿过县城，从南门口下去，具体路线我已记不清了。我们在大姨家吃午饭，在她家附近的池塘里捞起水葫芦，整整装满一板车。平地姐自己一个人拉着走；上岭时她在前面拉，我在后边推；下坡时，我就站在车尾压着车慢慢走防止跑的太快。这也是我小时为数不多的到过县城的一次。

有一次，和父亲去九井碾米厂去碾米。父亲挑着走在前，我跳着跟在后面。那是一个雨后的早晨，翻过彭家岭，下坡是一段泥泞的羊肠小道。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了。金黄的稻谷撒在泥巴地上，我裤子整个右腿外侧及屁股上都是泥巴。父亲异常恼火。姐在附近田里干活，可能听到了父亲在责怪我，默默地走过来帮我把干净的稻子一点一点捡到稻箩里，剩下带着泥巴的稻子用草帽装着带回家喂鸡。姐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勤俭节约，不辞劳苦，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日子一天天过的很快，我大学毕业后，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次回家见到姐，姐总都是一句亲声的问候“小爷回来了！”（南方人称叔为爷），脸上带着微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姐的腰杆不再挺直了，走路是微微前倾。接着，头发也开始花白了，牙齿也有些稀疏。

2007年的夏天，小哥把姐带到了北京，但不是来旅游的。姐自幼患有甲状腺肿，只是症状不太严重。随着时间推移，症状越来越明显了。请普外科李基业主任会诊，建议手术，且在术前服用了两周的碘剂。李主任和姚胜主任一起做的手术，非常顺利。不过在术后第二天二位主任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甲亢危象！姐出现高烧，体温一直在39度以上，心率一直在160次/分上下波动，且有心律失常，血压高压一度上200mmHg。二位主任也挺心焦，几乎24小时轮流守候在病床，随时作出相应处置。那恐怕是姐一生中最艰难、最顽强的几天，竟然挺过来了！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李基业主任和姚胜主任！可是病理学报告却不如人意：已癌变！我与小哥再三商量后续治疗问题，最终决定顺其自然。姐康复的很快，出院后回到家依旧不辍劳作，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姐是一个癌症患者。直到三年前（2017年）的一天，姐不慎摔倒，右上肢骨折了，片子上看明显是一个病理性的骨折，且胸平片上看肺部有转移。到县医院，邵文平医师给打上石膏固定。疼痛慢慢地消失了，几个月后拆除了石膏，可以开始活动了，尽管没有之前那样自如。大概在两个多月前，姐出现了恶异质，再一次住进了县医院。邵医师特意给她复查了一个右上肢X片，告诉我姐的愈合能力真的很强，原骨折处完全愈合。但是，姐的情况实在是不好了，已出现多脏器转移。我们知道姐的时间不多了，可她自己依然还很乐观，想着自己还会好起来。

就在昨天早晨，噩耗传来：姐走了！

姐在我老家的这片土地上整整生活了50年！在这半个世纪里，养育一儿二女。大孙女已大学毕业工作了，小孙女今年高考且考出高于一本分数线许多分的好成绩，外甥、外甥女个个也都聪明伶俐。如同我们的父辈们一样，姐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攫取营养来滋养着自己的儿孙，让他们一个个都成人、成才，他们都已经或即将远走高飞，唯独自己一辈子克勤克俭日夜辛劳在家园。

安息吧，姐！

我们都会想您的！

弟弟 玉鹏

2020-07-31 于G18次列车03A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