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6-32155

感恩怀旧

　　

这只是一组普通军车车牌号，它隶属于海航某场站小车班，通身军绿的车身比北京212吉普稍长，后双开门，是北京吉普的近亲，人们给121这型车起了一个既通俗易记又形象的绰号——“大屁股“。它却见证了我人生起步第一次遭受打击的事情。

1974年1月，我们高中毕业了。这可是文革时期复课闹革命后的黄岩路桥中学首届毕业生。

（网络照片:北京121型吉普车）

有些事情会决定一生的命运，笃定会记忆一辈子。

1972年上高中时，上山下乡运动已此起彼伏。生活理念和置身军营的浸染，参军，是我们军二代人报效祖国的必须选项，别无二念，甚至包括家长们也众望所归一致的认同。

政策、时局出乎意料的变化，有时让习惯和固化的思维难以把握，尤其是群体性的。人人茫然无措、困顿。

我们这批热血沸腾的军二代毕业生，聚在一起颇有些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味道，但一聊到面临下乡则异常窘迫亢奋，表现出不少狂野偏执行为:为了一场看了不知多少遍的电影竟徒步十几里路从营房赶去机场，仅仅赶上影片的尾巴，竟振臂群呼“乌拉！”俨然是胜利者而沾沾自喜；百无聊赖地套到流窜的野狗，三八大盖刺刀连续正面刺入狗前胸间，哀鸣、血流如注，屠夫般持刀者恰恰是家长们公认的文静书生；午夜持气枪在营门口专打横梁上的彩灯泡，警卫排执勤哨兵熟视无睹，看来恶做剧在这些年龄相仿的人中间，心理大同；背起装满鞭炮和零食的挎包，登上隐匿在山腰上的水囤，仰面朝天海阔天空地神侃瞎聊，时不时地甩出一枚鞭炮划着抛物线坠落山崖（春节期间，平时绝对不允许），让炸裂的声音宣示我们的存在；乘军机或军车去宁波、杭州、上海闲逛，消费那去广阔天地前的最后的户籍优势……。

（路桥中学红卫兵臂章）

时间的推移，我们毕业生的队伍在渐渐凋零萎缩，大有土崩瓦解之势，狂野的行为举止也随之收敛消沉。器械锻炼的种种玩法儿、篮球场上龙争虎斗的场景也随之销声匿迹。

我内心深处时常很矛盾很自责，堂堂五尺男儿，犹如逃兵般而羞于见人。这种心理一直延续到驻足三尺柜台后。分配工作那不是我的追求和理想。我本该在沙场摸爬锤打。

好在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海军北舰的兵，海字487部队驻地连云港。

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陇海、沿海两大国家干线铁路和同三、连霍两条中国南北、东西最长公路在连云港交汇。

连云港也是北海和东海的军事分界线。起死回生，终见曙光，天无绝人之路，唯机缘戏弄人生。

我和肖春海（雷二团子弟）在他父亲肖叔叔的带领下去泽国体检。那时为了防止本地体检走后门，实行跨区域体检。看来领导干部异地交流，严防灯下黑的措施，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在不同行业基层施行了，算不上什么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发明。

体检结果:甲级（水面舰艇），等待去县医院复查。十几天过去了，我忐忑不安起来。

直到入伍通知书发下来，接兵干部家访后，这讯息便蔓延开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一切向好的猜想与臆测，无限放大的美好预期，一浪高过一浪，或多或少冲击着先期下乡家庭原本的打算，设想着儿女挤上参军这趟末班车。看似平静的舆情顿时波澜起伏起来，毕竟下乡的娃儿令家长们心力憔悴，甚至萌生了转业的念头也大有人在。

（入伍通知书）

临行前夜，许多阿姨前来嘱托:“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干！““国英这回算是继承遗志了“。言辞间她们流泪了。她们的儿女下乡了，部队照顾烈属家庭，我居然可以参军。邻居陆阿姨（刘浙春之母）送给我一支红蓝双色圆珠笔。土黄色的旅行袋零碎塞的满满的。阿姨们动情地鼓励，我更信心满满。我想不仅仅是我个人参军，而是代表着我们这一代已经下乡或行将下乡的人的共同企盼，我犹如加满燃油的战机，恨不能立刻加力出航。

晚饭后，母亲执意带我去四号平房看望小李阿姨（张仕英叔叔飞行训练牺牲不足半年）。与其他叔叔阿姨道别是出于礼貌，而去小李阿姨家，母亲有其特殊的用意。她想用自身实际范例，去坚定小李阿姨生活的勇气与信心。质朴无华的做法，发自内心的言传身教，难道不是暗暗为部队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吗？！但是她哪知，一场足以致命的政治厮杀波及无辜已在所难免，过山车般的悲喜交加，屈辱与愤恨的双重打击，击垮了她终生信赖和信仰，派性博弈是不计后果的社会毒瘤，虽木已成舟照样会在污水浊浪前倾覆。

小李阿姨憔悴的容貌下，心知肚明，泪如泉涌。执意要将飞行员夏季配发的鸭蛋青色锦纶丝衫送给我。我和母亲均没有同意。因为叔叔的遗物弥足珍贵，是家人的念想，是孩子未来励志的动力源。

　　（转群内照片:路桥营房4号平房）

今天（12月24日）是新兵去黄岩九峰集合的日子。一早我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径直向小车班走去，邻居刘副参谋长告诉我:“部队派专车送”随车的有镇武装部徐部长（南下干部，山东籍，对部队很有感情。）司机小钱早把未6-32155车发动了，怠速暖车保养。

到了县武装部，徐部长让我进入一间空闲的办公室，说他去办理手续，让我帮他抄一沓文件，不要随便出去，顺手递给我一个笔记本。

我拿出红蓝两用圆珠笔认真地抄了起来。房间并不宽敞，光线稍显暗淡，竟然桌前还置有一盏马灯，跟地下党工作环境似的，中间还停电了，整整漫长的一天，笔记本都用去了大半。

天黑前，徐部长终于回来了，他一脸的凝重，语气低沉却不乏条理清晰地说道:“不是咱身体不行，也不是出身问题，另一派咬住是非农业户口，争论到最后请示军分区，分区没有回复，当兵看来是不行了。”

“报国无门！”这是我第一反映。心里觉得很委屈，这一天如坐针毡的煎熬，我真的开始想家了，感觉好像离开家那么久远了。情绪不怕的是正面压力，情绪最怕的是屈辱，会让人瞬间扭转曾经的百倍信心万丈豪情，崩溃，一泄千里。

想想也是，军分区哪有我成长于此的部队更了解真情、更重人文关怀、更讲政策和策略的掌控把握。那时候正是批林批孔的年代，不回复下级请示，军分区军务部门也非等闲之辈，狠批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浪潮下，轻车熟路地演绎了一把中庸。

此时武装部的工作人员进门报告:“已经与驻路（9211）部队联系好了，车辆一会儿就来接。”

两道光柱刺入眼帘，我在办公室门口张望等待着，“大屁股“！好熟悉的车，白色车牌“未6-32155”黑色数字弱弱可见，这辆车接送我入伍一个来回。也见证了一种病态社会下衍生的家庭与个人的悲剧。

　　（我们在空勤宿舍前进行器械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