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说说早年农村生产队的那些事 作者 七星山人

七星山人

　　对于农村生产队，五十岁以下的人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就在全国各地陆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联产承包责任制相继在各地铺开。分田到户，自主经营的全新的模式，使农村生产队原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功能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生产队在年轻人的心中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名词罢了。

　　而对于我来说，生产队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从十七岁高中毕业到二十岁离开，在农村生产队摸爬滚打了三年时光，这里面有懵懂，有新奇，但更多的是艰辛和苦涩，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三年的大好时光留给我的印记，若用一种颜色来描述的话，那肯定是灰色的。本文就从我所在的生产队说起，说一说早年农村生产队的那些事儿——

　　我所在的生产队位于城郊，是“半粮半菜”生产队，一半的土地种植蔬菜，满足城里居民的需求，一半的土地种植粮食，用于社员的口粮。对于偏远农村来说，我们近似于城里人，而对于城里居民来说，我们就是典型的农民。

　　那时的生产队，一般有三个正副队长，一把手是政治队长，主管生产队的全面工作；二把手是生产队长，主要分管生产，包括派活，派车，安排每天的作业任务；三把手是财经队长，主要分管财务，包括日常收支等活动。我到生产队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提拔队长主要看重的是出身。只要解放前曾苦大仇深，而且在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再善于投机钻营，就具备了提拔的基本条件，至于人品和能力水平就无所谓了。就拿我所在的生产队来说，分管生产的副队长是个“二八月庄稼人”，（农村对不会做庄稼活的人一种戏称），因其走道拽拽哈哈的，荣获一个十分贴切的绰号——六拽子！就是这样一个货，因为其贫农的成分竟然也成了生产队的“领导”，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更可笑的是分管财经的副队长，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而且智商欠缺。为何这么说呢？从他的绰号便可看出端倪，什么绰号？说出来吓你一跳——孟大虎！由这样的人把持生产队，能搞好就怪了！除了这几个队长，有点儿权利的就是生产队会计了。我所在的生产队会计，也很奇葩，一听他的绰号就会令人捧腹，什么绰号？——小迷糊！每年都会把账目管的乱七八糟，年终决算时全靠求明白人帮忙，好歹才能把账算完。一般来说，这几个人便形成了所谓的领导班子，掌管着生产队的一切大事小情，是生产队的核心人物。其次，在核心层外还有几位“管事儿的”，权且称为生产队的中层干部吧。他们便是“打头的”、妇女队长、保管员和记工员。

　　生产队的几位核心人物是纯粹的脱产干部，每天可以远离风吹日晒之苦。特别是政治队长，每天主要是应付公社和大队的一些会议，接待上面来人，组织社员开会学习，摆弄一些花架子，很少去农田作业现场。偶尔与社员在地里的是生产队长，当然他是不“拿垄”的，主要任务无非是指手画脚一番。带领社员干活的是“打头的”，可以说是作业现场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天地里活计干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就全在“打头的”了。“打头的”尽管不算领导，但并非谁都能干得了的。不仅要求农活干的又快又好，还得有些威望，才能担得起这份责任。

　　记得我当“红色社员”的时候，生产队有三个作业组，分别是大田组、园田组和妇女组。大田组负责粮食作物，园田组负责蔬菜，妇女组则做一些体力相对较轻的活计。活计最重的当然是大田组，集中了生产队的青壮年劳动力，堪称是一支主力军。园田组大多是由年龄大的和体力弱的人组成，每天劳动强度相对轻一些。我当时虽然年小力薄，但因为中农的家庭成分和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自然分到了大田组去“大有作为”啦！那个时候，春夏秋三个季节，每出工一天一般是记十分工，冬季一般是记八分工。当然还有计件工分，既根据完成的劳动量挣分。记得那时我每年能挣四千工分，还是比较多的。待年终决算后，根据生产队当年的收益情况，计算出日值。

　　大田组的“打头的”叫杨德山，论起来是我的远房堂哥，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瘦小的身材，但很是精明，因此荣获一个绰号叫小鬼子。别看长得瘦小，但却是一个好庄稼把式，农活干的干净利落，所以，被委以重任，当上了大田组“打头的”。因为打头的要吃苦在前，所以，每天比其他社员多记一分工，也算多劳多得吧！

　　顾名思义，打头的在干活时必须干在前面，这样才能起到带领大家的作用。这在干农村“上趟子”活时作用尤为突出，不论是刨茬子也好，还是铲地、割地也罢，打头的都干在最前面。在铲地或割地时，有个约定俗成的惯例，那就是在“拿垄”时打头的在中间的位置，其他人则分列两边。由于农村的地块有“抹斜”的，垄头或越来越长，或越来越短，为了公平起见，便有了“返摽（diao）”一说。所谓“返摽”就是铲这根垄时在打头的左侧的人，下一根垄则去打头的右边，以解决摊着长垄总是长垄，摊着短垄总是短垄的弊端。看来，民间解决不公平还是有一些土办法的。

　　在偏远农村的生产队，社员出工大多是敲钟，也许是我所在的生产队在近郊的缘故，出工时是打头的吹哨。甭管是敲钟还是吹哨目的殊途同归，都是喊社员下地干活。下一步去哪个地块干活，干什么活都由打头的提前通知，大家提前准备好工具，听到哨音一响便走出家门。由三五成群到浩浩荡荡，如同一支小型部队一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时地头还插上小红旗，还真有一些声势。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更是搞“大哄大瓮”，跨大队的折腾。记得那一年，因“农业学大寨”的需要，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不惜在仅有一点儿坡度的地块大修“梯田”，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硬是把下面的黄土翻了上来，在近乎平地打造出了“梯田”，花架子玩的可见一斑。

　　如今，在“广阔天地”的那些事儿，早已尘封在我的记忆当中，一些镜头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仅以此文纪念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