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曹荻秋相视在五七干校

木痴

和曹荻秋相识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沈 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我从上海市区来到地处东海之滨的奉贤五四农场二十连 (后改为七连) “战天斗地”。

我所在连队的驻地与上海市五·七干校毗邻。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会在田间的劳动中认识“文革”前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也没想到自己会被组织选中, 去这所“藏龙卧虎”的五·七干校工作;更没想到, 自己与遭受“四人帮”政治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曹荻秋伯伯在一起度过了一年时间, 从而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在农田里认识曹荻秋

1973年秋。一天清晨, 我和排里几名男知青出早工。我们扛着锄头, 朝气蓬勃地朝位于市干校后门外的一块农场田地走去。进入田间时, 我发现不远处干校的田地里有一位个子不高, 身材略胖, 戴帽子的老干部正埋头锄地, 便心里嘀咕:“平时干校都是集体出来劳动, 今天怎么就一个老干部来田间劳动, 而且还这么早?”这时, 田间里传来一声呼喊:“嗨, 你们几个新职工快来看, 知道前面干校田里的那个老头是谁吗?告诉你们,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前市长曹荻秋!”一个外号叫“二扁头”的七〇届老职工神气地向我们几个新职工炫耀道。

“真的?”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新职工惊叫起来。“快去看看!”我兴奋地扔下手中的锄头, 招呼着同伴往干校的田地跑去。

快接近曹荻秋时, 我们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 无声地围了上去。曹荻秋好像不在乎我们, 依然埋头认真地用锄松土。我好奇地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大人物:他六十出头, 头上戴着顶褪了色的蓝便帽, 两鬓斑白, 胖长形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 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咔叽中山服上沾着许多泥土, 外表朴实厚道。

这哪是我们想象中的堂堂大市长, 不就是一个普通老干部嘛!也许他是表里不一吧?一个胆大的同伴冲着曹荻秋问:“大市长, 你手腕上的表一定很高级吧?”“对, 对, 是哪个国家的高档表?让我们开开眼界吧!”大伙儿七嘴八舌地随声附和, 闹着要曹荻秋把手表给我们看。

面对我们这些欠礼貌的小青年, 曹荻秋并不计较。他停下手中的锄头, 直起身子, 满脸和蔼地笑笑, 操一口四川乡音的普通话说道:“我的表不是外国货, 是我们上海自己生产的上海牌手表。”说完, 他撩起衣袖把手表伸给大家看。

“哇, 真是上海牌手表……”大伙儿你一言, 我一句地议论开来, 向曹荻秋投去了信服的目光, 一时间竟想不出说点别的什么了, 只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傻笑, 最后尴尬地与曹荻秋不辞而别。我感到有点对不住曹荻秋, 就躬身向他赔礼道:“曹市长, 对不起, 请原谅!”曹荻秋宽厚地向我摆摆手说:“小伙子别这样, 没事的。你快回地里干活吧, 再见!”

回到农场的田地上, 我忍不住又朝干校的那块田地望去:晨曦下, 孤身的曹荻秋如同一个勤劳的老农夫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敬业地耕作着。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对曹荻秋命运的同情。

餐厅喜见曹荻秋

1974年初春, 市五·七干校向我们连队借调一名知青去干校管理深井泵机房。组织上推荐了我, 使我有幸进入这所上海最高级别的干校工作、学习和生活。

说来真巧, 我进干校的第二天清晨, 就在大礼堂 (兼餐厅) 碰见了曹荻秋。当时, 我正在排队买早餐, 无意间看见排在另一窗口的队伍中有个熟悉的身影, 仔细一瞧竟是四个月前认识的曹荻秋, 心里一阵高兴。

一会儿, 曹荻秋买好早点朝礼堂最角落的一个餐桌走去。我买好早点, 见四周都是陌生人, 就径直往曹荻秋吃饭的餐桌走去。我面向曹荻秋坐下后激动地叫了一声:“曹老, 早上好!”曹荻秋停住碗筷抬头朝我一看, 愣住了:“早上好。你是, 隔壁农场的知青吧, 怎么来干校啦?”我高兴地笑道:“是的。曹老, 你记性真好。我就是那个在农田里与您见过面的知青。”曹荻秋开心地笑了:“就是, 我说怎么这样眼熟, 原来真是你啊!”我俩愉快地吃着早餐。我告诉曹荻秋:“曹老, 我们连队的生活用水来自干校的供应, 因此, 干校将我借调来管理自来水深井泵。明天, 西面的科技干校也因用水的关系要派一名青年来这里与我一起工作。”“噢, 原来是这样。”曹荻秋点点头。

我望着曹荻秋的早餐:一碗粥, 一个菜包和一小碟酱菜。我说:“曹老, 你早餐吃的太简单了, 还要劳动能行吗?”曹荻秋淡然一笑道:“可以了, 能吃饱就行。”

耳闻目睹曹荻秋

进干校不久,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即校园里的人们都视曹荻秋如同陌生人一般不予理睬, 很少见有人与他打招呼或说话, 即使在氛围相对宽松随和的餐厅用餐, 也少有人与他同在一桌吃饭。每次食堂开饭, 曹荻秋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最角落的餐桌前吃饭。时间久了, 这个地方自然成为目睹昔日大市长“风采”的好去处, 常有一些来干校慰问演出的文艺院团演职人员在有关人员的指点下, 跑来这里围观曹荻秋, 使他难堪不已。

后来我得知, 曹荻秋遭受冷遇和孤独是因为市里“当权派”将他定性为“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 所以人们不敢接近他;但我凭直觉认为, 曹荻秋不是一个“坏人”。

当年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干部中, 有“旧市委、市直机关”的机关干部和一些被称为“以前屁股后面冒青烟” (指享有配备轿车资格的高干) 的“走资派”。这些昔日风光体面的“上层人物”如今跟农民一样头顶烈日, 身着沾满泥土的劳动服, 赤着双足或脚登解放鞋, 肩担沉甸甸的粪桶、簸箕穿行在校园、田间等处劳动, 给人一种在遭罪的感觉。曹荻秋的境遇则又是一番景象, 不仅遭罪, 而且还被打入“冷宫”, 过着离群独居的生活。干校当局秉承“上级”指示, 将曹荻秋单独安排在一个远离集体宿舍区的偏僻平房内, 禁止他人与之交往。

我常看见曹荻秋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搓草绳, 一个人在屋门口修理小农具, 一个人在屋旁蔬菜地里锄草、浇肥, 一个人坐在窗外的小凳子上想心事或愣神。有时我见四周无人, 就会跑上前去跟曹荻秋打招呼或说说话。

我帮曹荻秋在稻田鸣锣赶雀

那是一个稻谷成熟的季节, 干校的稻田上空飞来许多啄食稻谷的鸟雀, 影响了农作物的健康成长。

这天上午, 我正好去农场连队办完事走在回干校的途中, 忽见干校东门敞开着, 就抄近路往东门赶去。“铛、铛、铛……”一阵铜锣声从路旁干校的稻田里传出来。我顺着锣声望去, 瞥见一个头戴大草帽的矮胖老人提着一个铜锣在田间敲打, 天空上的鸟雀因受铜锣声惊吓而四处飞散。我走近一看, 敲打铜锣者竟是曹荻秋。我放声叫道:“曹老!”曹荻秋转过身朝我一看也叫道:“小沈, 你怎么跑来啦?”我望着曹荻秋满脸的汗水和疲惫的神态说:“我刚从农场回来, 看见你在敲锣就过来了。”不等曹荻秋回过神来, 我上前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铜锣和棒锤说:“曹老, 你太累了。我来帮你敲锣!”曹荻秋胀红着脸, 伸手要从我手中拿回铜锣。我不肯把铜锣交还给他, 说道:“曹老, 你放心, 我来时已看过, 周围没有干校的人。我也不会让铜锣声停下的。你好好休息吧!”说罢, 我就提着铜锣在稻田周围敲打起来。

愧对曹荻秋

1974年秋, 我国的政治形势有所转变。许多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干部纷纷得到“解放”, 重新安排了工作。在奉贤的市五·七干校里, 同样也有不少老干部被“解放”重返工作岗位。往日喧哗的校园一下冷清了许多。曹荻秋没有这个“福份”, 他似一个被遗弃的人被抛在干校无人过问。

这年年末, 干校人员在市区休假结束后去淮海中路办事处 (今社科院) 集中乘车返回干校。早来的人把大客车车厢内的座位都给坐满了, 我坐在后排左面靠窗的座位上。车厢内仅剩走道上的一条长凳尚未有人坐。离开车约有十分钟的时候, 面戴大口罩的曹荻秋出现了。只见他步履蹒跚, 吃力地抓住车门扶手上了车, 一声不吭地坐在车厢走道的长条凳上。整个车厢鸦雀无声, 人们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等待着汽车的开动。我的心不安起来:曹老这么大年纪了, 坐在这没有靠背的长条凳上能受得住两个小时路途的颠簸吗!又一想:我在大庭广众面前跟曹荻秋换座位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吗?正犹豫之际, 我斜对面座位上站起一位年约五十余岁干部模样的男子, 朝坐在另一个座位上的十多岁女孩叫道:“你起来, 快去跟坐在长凳上的曹伯伯换个位!”女孩看上去是他的女儿, 很听话, 马上起身来到曹荻秋面前要求换位。曹荻秋对女孩连连摆手, 感激地说:“不用, 不用。我坐这儿很好, 谢谢你!”女孩执拗地硬是把曹荻秋从长凳上拉了起来。大家向这对正直无畏的父女投去了含义不同的目光。我对那位干部大胆地让自己女儿称曹荻秋为“曹伯伯”吃惊不小, 更为自己一时的怯懦而惭愧不已。

餐厅话别曹荻秋

1975年2月中旬, 奉贤春寒料峭。五·七干校因新一届区县局在职领导干部轮训班尚未开学, 校园里显得格外清静。

我在干校的工作期限届满, 翌日将离校返回农场连队。如何向曹荻秋辞别?我想到了餐厅这个不起眼的地方。那天我早早地买好饭菜, 在“老地方”餐桌先吃起晚饭, 等着曹荻秋的到来。

一会儿, 曹荻秋走进餐厅。他买好饭菜朝“老地方”走来。我迎着曹荻秋的笑脸打起招呼:“曹老, 晚上好!”曹荻秋微笑道:“晚上好, 小沈!这么早就来吃饭啦?”

曹荻秋已得知我即将离校回农场的事, 估计我差不多快要走了, 见到我话也就多了起来。他鼓励我将来有机会去上大学, 多学点文化知识。我对曹荻秋说:“曹老, 我走后你一定要多保重身体, 等待早日‘解放’”。曹荻秋听见此话, 尴尬地苦笑了下, 说道:“小沈, 谢谢你。你还年轻, 有些事不是你能想象的。回农场后好好干, 世界是属于你们青年人的!”他吃完晚饭后站起身来关照我:“你明天上午走, 就早点回宿舍整理东西吧, 早睡早起。今后有机会我们再相见!”我心头一热。站起身来握住曹荻秋温暖的双手 (我唯一一次与曹荻秋握手) 说道:“曹老,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你一定要保重啊!”曹荻秋在我的手背上拍拍说:“小沈, 谢谢你经常关心我。我老曹也祝你保重!”说完, 他转身离开餐桌, 朝礼堂大门口走去。我依依不舍地望着他的背影, 心里涌上无限伤感。

永远怀念曹荻秋

世事难以预料, 回到农场后尽管驻地与市干校相邻, 我却再没机会与曹荻秋相见。我常在心里惦念着他, 却又无法启口去打听他的情况。

1976年3月, 我离开干校仅一年时间, 传来曹荻秋病逝的噩耗。我将信将疑地跑去干校打听究竟, 得到的消息是“他突发心脏病, 未得到及时救治, 死得很可怜”。我难过地回到农场, 一连几天精神恍惚, 食不甘味。我与曹荻秋交往一年有余, 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如今, 我只能在心中深深怀念他。

1978年2月, 我离开奉贤调至市区工作;同年6月, 我得到喜讯:党中央和上海市委为曹荻秋同志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我为之兴奋了好长时间, 也为曹荻秋没有亲眼看到“四人帮”倒台和自己“问题”被彻底解决而惋惜不已, 更为他终于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而感到无比的欣慰。

以后我得知曹荻秋的墓被迁至青浦福寿园, 并且与他生前的“老搭档”、亲密的战友和同事、“文革”前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和原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的墓紧挨在一起。我专程前往瞻仰和凭吊这三位革命老前辈, 并伫立在曹荻秋的墓前, 仰望着他那栩栩如生的石雕像, 久久地回味着墓志铭上的最后一段话:“曹荻秋同志几十年如一日, 忠于党, 忠于人民。他光明磊落, 作风正派, 坚持原则, 实事求是, 为党和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档案春秋》

2007年09期，

作者 沈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