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班长我的班

刘慧明

　　1966年10月，安阳市市区11所学校的121名（其中男64名，女57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高中1—3中，初中3—11中），响应党和国家“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自愿报名到西藏军区404部队六团，参加建设西藏、保卫西藏的战斗。

　　我们安阳市第四中学66届的应届毕业班共六个班（72—77班），支边到西藏的同学共13人。

　　72班：张建设、杨志远、张新明、李开莲、王生唐

　　73班：谷金明、黄耀平、孙宝清、张保卫

　　74班：刘慧明、王银仙

　　76班：张树范

　　77班：李玉发

　　这是我们13人1966年10月29日的合影。

　　第一排左起：张新明、孙宝清、李开莲、王银仙

　　第二排左起：谷金明、李玉发、张建设、张树范、黄耀平

第三排左起：王生唐、杨志远、刘慧明、张保卫

　　10月28日，全体进藏的同学在安阳地区第二招待所（现在的中原宾馆）报道，全部人员编成了一个连，连长吕化学（六中的学生），副连长王惠琴（一中的学生）。我们学校四位女同学被编入了二排五班，我们九位男同学编为了一排二班。一排排长李日昇（三中的学生），我们二班的班长张建设、副班长李玉发。
　　10月30日，在全市人民夹道欢送中，我们背着背包、拿着行李，由二所步行到火车站，登上了北京--重庆的19次列车。到达成都后，我们来了到成都市八中的临时驻地，与已经先期到达这里的新乡市第二批进藏的70多名学生汇合。在成都市八中，部队进行了整编和政治学习，安阳市二中、七中和十一中的男同学调去和新乡的同学组成支边一连，我们所在的连队为支边二连。
　　11月17日，我们登上成都军区汽车20团的大道吉卡车向西藏进发。卡车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前进，一路翻过二郎山、雀儿山、折多山，跨过大渡河、金沙江，翻过连绵的雪山、草地，经过19天的艰苦行程，于12月7日到达祖国的西南边陲——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下察隅区。我们的驻地在半山腰的沙琼坝，还不通公路。于是，我们又背上背包，在老兵们的帮助下上山，老兵都是参加过59年西藏平叛和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老同志。

这是我们1966年11月22日在泸定桥的留影。

　　这是进藏途中的怒江天险--怒江大桥。

　　这是然乌--察隅的必经之路德姆拉山。

　　这是德姆拉山口，海拔4900米。

　　这是从下察隅区委驻地到沙琼坝的路口。

这是我们当年的营房。

　　这是我们当年的邻居僜人的房子，后面的雪山是我们驻地后面的雪山。

　　这是1968年我们自己新建的营房。

　　原来的老兵连队有一连、五连、六连，支边一连改为二连，我们班所在的支边二连改为三连。从此，我们班就正式成为了西藏军区404部队六团三连一排二班。
　　刚到部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少数民族政策学习。其间，西藏军区的于副司令员还来到我们连队视察，给我们作报告，鼓励我们要“长期建藏，边疆为家”。
　　1967年的春节是2月9日，春节刚过，为便于部队的管理，团领导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一批老同志调到我们连队充实力量。1956年入伍，参加过志愿军到过朝鲜，回国后又参加过甘肃平叛、西藏平叛和62年自卫反击战的焦都庆到我们连担任连长；1959年入伍，参加过西藏平叛和62年自卫反击战的陈明柱任我们一排排长；还有.......

　　这是当年我们的连长焦都庆和他的爱人陈大姐、女儿小隅红。

　　这是当年我们的排长陈明柱。

　　我们班的张建设调到了四班，李玉发调到了基建连，四班的杨乃河调到我们班担任班长，一班的苏凤森调到我们班任副班长（后来苏凤森调到木工班，一班的李成元调来任副班长）。四班的马生平、三班的李宝庆等先后调到我们班。从这时起，我才真正认识了我的班长杨乃河。

　　这是我们的班长杨乃河1966年的照片。

　　这是杨乃河在西藏察隅。

　　杨乃河是一中的学生，大我们四岁（属狗），他中等个子，长得比较浑实，浓眉大眼，年轻的脸上充满着坚毅，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一来到我们班，就像大哥哥一样的照顾班里的每一位同志。我们也没有人管他叫班长，大部分都是叫他杨乃河或杨乃。

夜间站岗的趣事

那时我们才刚满16岁，首先夜间站岗放哨就是一大难题，年纪小瞌睡多，半夜里睡得正香，突然有人叫：喂！起来，该你站岗了！这时候别提多恼火了，没有办法，只好穿上衣服起来站岗，有时甚至站着就睡着了。

我们班的一位同志（不说名字了）可能在家里就比较娇养，每逢该他上岗的时候怎么叫也叫不起来，有时甚至我们把他从床上抬到地上他也不醒。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间12点--2点)，我后面是那位同志。2点的时候我叫他换岗。我叫醒他，他说知道了。我就把步枪放在了他的床头回去睡觉了。哪知道他一翻身就又睡了，造成了脱岗。第二天晚点名时，我们班受到了连长的点名批评。打这次以后，每逢轮到我们班站岗的时候，杨乃河就把那位同志安排在他的后面，他好尽量叫那一位起来站岗，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叫不起来的，班长就替他站岗了，这几乎成了习惯。

那时候我们夜间站岗枪里面装的都是实弹，有一次轮到我们班站岗，我们班一位同志（不提名字了）因为紧张造成了枪走火。枪声一响，连长和同志们都起来了，大家都围着他询问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一边说一边演示，说着就又把子弹推上了镗，可这时步枪还横端在他的手里，枪口对着人呢。连长一把把枪口举高朝向了天，枪响了，好险！从这以后夜间站岗不许上实弹了，男同志改为两个人一班岗（以前是男同志一个人一班，女同志两个人一班）。

无微不至的关怀战友

那时候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高原反应，有好多同志都产生了腹肌无力的现象，有时正走着就摔倒了，摔倒了就爬不起来，需要别人把他架起来，战友们戏称这叫“老驴跌了抽尾巴。”这种情况延续了有一个多月。每逢这个时候，杨乃河总是第一个上前帮忙给架起来送回或背回营房。

1967年6月以前，由于不通公路，我们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都是靠人背肩扛的。50斤一袋的大米，我们一人背一袋。由于是上山，我们走一段就要歇一歇，可杨乃河就没有歇过，他是来回的一会儿帮帮这个，一会儿帮帮那个。他能不累吗，可是再累他也要帮我们这些小兄弟和其他的战友。直到67年5月份我们修通了山下到山上的公路，才结束了从山下背物资的状况。

1967年，有一段时间，连队不幸有人感染了细菌性痢疾，我们班的谷金明也被感染了。感染了的人就要被隔离，谷金明被安排在另外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由卫生员给他看病送药，给谷金明送饭、打扫屋里的卫生就成了我们班的任务。为了避免我们被感染，杨乃河就自己一个人担负起了这些工作。感染了细菌性痢疾病情是很严重的，按当时谷金明的话说，拉的根本就提不起来裤子，蹲在那里根本就站不起来。杨乃河就像大哥哥照顾亲弟弟一样，每天都要及时的去打扫卫生，按时去送病号饭，同时还要不耽误自己的工作，我们都深受感动。

工作努力奋勇当先

1967年春耕时节，连队开展了翻地竞赛（当时没有农业机械，全靠人工），全连以班为单位开展竞赛，战友们你追我赶，力争第一，班与班之间打起了擂台。有一天我们班在班长的带领下全体努力，取得了好成绩。当天傍晚负责丈量的孙娴萍一边量着一边就说，今天你们班可真不少，有可能要破纪录了呀！结果那一天我们班平均每人翻了7分地，破了记录，获得第一名。那个时候，我们干起活来可真的是不要命。

那时候没有电，我们晚上的照明全靠煤油灯和松明子。1968年初，团党委决定要修水电站，水电站的地址选在我们所在的沙琼和我们北面的巴安通两个坝子中间夹的山沟里。自治区水利厅还给我们派来了水利技术员，名叫蒋少能。

我们二班的任务是负责爆破，掏炮眼、放炮炸石头，每天早上我们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就步行六、七公里到作业地点，晚上再步行返回驻地。那段时间可真的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我都不知道杨乃河是什么时间学会的掏炮眼、装填炸药、安装雷管导火索。他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在大石头的下面或侧面掏炮眼，掏的炮眼一定要达到或超过石头的中心位置，如何在大石头的上面安装“巴炮”。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装填炸药、如何安装雷管，点炮后要跑多远的距离需要多长的导火索。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切割导火索，如何给导火索点火的地方切口。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点炮，怎样弄导火索的切口，点炮前要把香烟多吸几口，让香烟的火头形成一个尖头，这样才更好点着。我就是那段时间学会了抽烟。

我这个人的性格有一些急躁，遇到困难又往往缺乏耐心和毅力。遇到不好掏的炮眼，我就会喊：杨乃，这个炮眼掏不进去呀。每到这个时候，杨乃河就会来帮我，并且耐心的给我讲，遇到困难要有信心和毅力，有时往往你再多坚持一会儿，多想点办法，就会成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我认为完不成的任务，慢慢的我就学着他的样子，我觉得他能完成，我也能完成。这段时间，对我的磨练和帮助特别大，以至于对我的人生道路都有莫大的帮助。

在杨乃河的带领下，我们班的工作成绩始终处于连队的前列，我们班也经常受到连首长的表扬。

后来由于接连发生了两个重大事故，修建水电站的工程搁浅了。

第 一个事故，1968年3月28日，负责拉运沙子的三排的七位女同志不幸发生翻车事故，造成我们的战友、来自六中的孙秋霖同志牺牲，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7岁，她的父亲是我们安阳地区行署的专员。毛永革、许常秀两位同志受重伤；曹翠智、田秀荣、程素琴三位同志受轻伤。

另一个事故，由于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给冲锋枪擦枪时不慎走火，造成自治区水利厅来的水利技术员蒋少能中弹死亡。修建水电站的工程只好停止。

　　危险时刻冲锋在前

我们班所执行的爆破任务，装填炸药、安装雷管、封堵炮眼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工作最初都是由杨乃河自己一个人来完成的。由于这样很耽误时间，我们大家都要求自己掏的炮眼自己来装填，他就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装填炸药、如何安装雷管导火索，大家很快就学会了。每次点炮以前，他都要一炮一炮的检查，给我们确定位置。可即便是这样，也免不了会有哑炮。每次点炮以后杨乃河都会认真的数着爆炸的炮数，凡是没有数够炮数的，就有可能有了哑炮。只要有了哑炮，杨乃河就会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不要动，我去看看。每次的哑炮都是由他来排除的。排除哑炮是很危险的，万一有个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只要是排除哑炮，杨乃河从来都不让我们在跟前，哑炮排除以后，才会叫我们到工作面，他就像大哥哥保护小弟弟那样保护着我们。

　　我们当时的工作面采取的是由外到里的一字长蛇阵，由外向里，我们的左手面是山崖，右手面是河水。点炮的时候由里到外，最里面的人点完他负责的炮，向外跑到第二个人那里时，第二个人再开始点炮，依次类推。到最外面一个人点完他负责的炮以后，大家一起向外面跑到安全的地方。每个人点完自己负责的炮后，只管向外跑，不要替别人点炮，这样才不至于漏点了炮。

有一次中午收工时放炮， 谷金明在最里边，依次过来是张树范、马生平，杨乃河在中间，再过来是我，我的外面还有一个人，每人6炮，检查完以后，杨乃河喊道：点炮！谷金明就开始点炮，最外面的那位同志由于紧张，他也把炮给点着了。我一看就着急了赶紧大声喊：杨乃，xxx把炮点着了！就这样，两头都把炮给点着了，我们被堵在了中间，跑不能跑，躲又没有地方躲。杨乃河一看，立刻一边大声喊道：大家不要慌！一边想办法找躲炮的地方。他看到左边山崖边有一块稍微向外突出的大石头，就喊大家挤到那块大石头下面，可是那里也挤不下我们这么多的人，杨乃河就把我们几个挡在里面，他伸出手臂，就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把我们几个保护起来，接着炮就炸响了，两头儿的炮都在爆炸，石块、泥土不断的砸在我们的身上，更多的是砸在杨乃河的身上。爆炸结束了，杨乃河长出了一口气，我们大家也都感到万幸，幸亏没出什么大事。

　　我记得是1971年初，我们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把大田里的石头、树根给炸掉。有一次杨乃河领着我和谷金明、张树范、马生平我们几个在排障碍，我们把炸药、雷管安装完以后，天就基本上已经黑了，只能凭着一点月光和不远处燃烧的火堆的火光依稀看到一点儿。杨乃河领着我们每一个人检查自己要点的炮都在什么位置，每人五炮。他一喊：点炮！我们就都开始点，我们都点完了炮到远处躲在大树后面，可是他却因为只顾得给我们指点炮位，而他自己要点的炮却记不清位置了。等他点完了炮开始跑的时候，他周围的炸点都已经开始爆炸了。我们几个都着急的大喊：杨乃，快点......快点！他奔跑的速度也特别快，路途上有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有齐胸那么高，平时上下班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先爬上去，再跳下来。这个时候的杨乃河充分发挥了体能极限，一跃就窜了过去，跑到了我们躲着的大树后面。这中间，不断有石块、泥土砸在他的头上和身上，就连老天爷也非常照顾他，没有大的石块砸在他的头上和身上。这件事成了我们二班的一段传奇。

　　这就是我像大家庭一样的二班和像大哥哥一样、亦师亦友的班长----杨乃河。

　　这是察隅的烈士陵园，我们的战友孙秋霖就安葬在这里。

　　这是1996年我们纪念进藏30周年聚会时的照片。

左起：王生唐、张树范、谷金明、张建设、杨志远、刘慧明、杨乃河

　　第一排左起：李开莲、王银仙、孙宝清、张新明

第二排左起：王生唐、谷金明、张建设、刘慧明、杨志远、张树范

　　这是2021年9月30日我们纪念进藏五十五周年时战友的合影。

　　这是2021年9月30日我们纪念进藏五十五周年时二班战友的合影。

左起：李成元、刘慧明、谷金明、杨乃河、杨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