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一下乡那年17岁

荷平

文/荷平

图/原创+网络

离开成都上山下乡

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后，成都市各家各户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

我是1972年下乡的，如今已五十年了。我曾在《美篇》知青交流岁月专栏发文，看了文章后，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知青留言，一样地感同身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知识青年。

我下放的地方是四川省米易县草场公社。当年刚满17岁，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当知青离开成都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1972年5月8日下午六点，成都火车站人头攒动，站台上的家长正在为自己的孩子送行。我是父亲送我去的，父亲背着一个小背篓，里面放满了日用品。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醒世事的小女孩，仿佛认为不是真走，还会马上又回成都。当列车启动时，我才意识到真的要走了。心里默默地念到:"再见了蓉城，我可爱的家乡"。

火车沿着成昆线行进，从成都到米易，走了十八个小时。

米易县位于大凉山地区，距西昌市157公里，米易县城坐落在安宁河畔，河水穿城而过，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灵动的美丽。当时省级机关的孩子们都下乡在米易。

当时有一首《南京知青之歌》在我们知青中广为传唱: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己载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啊，

未来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脚步深陷

在偏僻的异乡。

这首《知青之歌》反映出我们当时离开家乡那恋恋不舍的心情。

送知青下乡送别场面(网络图片)

米易县城座落在安宁河畔，今天的米易成为四川人避寒的后花园，人们在这里尽情的享受冬日的阳光。

在农村过三关

在农村我们知青要过劳动关、生活关、人际交往关。

过劳动关，在农村我学会了不少农活，如栽秧、糊田埂，至今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挖冬田，(也叫挖抗田)我们一锄锄挖下去用尽力气把田里的大土块挖松，完工后我的手上都是一道道血口子。

在农村糊田埂既是一个难活也是一个技术活，要求平整光滑，往往是边糊边摔跤，等糊完田埂，全身都是稀泥了。

米易是糖乡，每年十一月份就是收甘蔗的季节，我们要到地里收甘蔗，由于米易冬日中炎阳高照，我们顶着烈日，手拿砍刀朝着甘蔗根部砍去，甘蔗叶刮到手臂上，起了一道道血口子，汗水一浸，一阵阵火辣辣的痛。

在过三关中最难过的是生活关。我所在的生产队处于深山老林之中，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挑水，挑水要到山下去挑，一担水挑上肩脚就打闪闪(四川话)额头上汗水直淌，山陡坡峭，只得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

挑水回来马上得做饭。煮饭时烧的柴叫"青杠棒"，它是山上最坚硬的一种木料，有碗口般粗。那时村民们一般五点钟就上山打柴了。

烧火煮饭也是一门学问，煮饭时首先要点引火柴，点燃后急忙往灶里送，往往是还没送到灶里火就灭了，只好又划火柴，一次、二次、……终于把柴燃烧起来，这才把饭煮好。

与知青们合影，左起张希、崔佳、颜林、作者、唐慧谨

当年下乡的四川日报知青与知青慰问团领导李超、草场公社领导。

下乡第一年国家配给知青的粮食是每月32斤，但是，没有菜吃。要解决这个问题两种途径，一是从集市上买菜，但路途远不方便；二是与山上的少数民族换菜，把吃不完的米换土豆、罗卜解决吃菜问题。然而这样吃菜单一。后来我想还是自己种菜吧。我的菜园只有四分地，我种下了西红柿、豆角、茄子等菜，每天一收工就去挑水、施肥，精心打理我的小菜园。眼看豆角枝繁叶茂，顺着搭架蜿蜒喷发。陶渊明的"园日涉以成趣"恰恰是当时知青生活的写照。

在农村处理好人际关系也是重要一关。在大山里封闭、原始、贫穷生活的艰辛，使我们备受磨难，但朴实善良的农民们给予我们无限的帮助和关爱。我们去参加劳动，也要评工分，评工分时，全体社员都参加，我刚去时给我评的是5分，后来评为6.5分，原因是社员们说知青的工分不能评得太低，当时6.5分是比较高的，一般男社员7分。工分分值的多少是与劳动挂钩的。评工分体现了对我劳动的肯定与鼓励，也看到了农民的淳朴、善良、宽厚的品格。

我的邻居聂芬姐和她丈夫周大哥，我的知青屋紧邻她们家，我每当遇到困难时，这对朴实厚道的农民夫妇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我。曾记得周大哥上山砍柴时，每次都要送一把柴给我；曾记得她家每每有好吃的东西，她都要请我去吃饭；其实当地农民生活还很苦。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后来说:"当时整个生活条件不好，还照顾不周，请原谅"。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解读电视剧《知青》时这样说:"为什么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一个在上学年龄集体被取缔了学习机会的时代，恰恰产生了共和国最无怨无悔的一代人？那是因为他们曾和最任劳任怨养活中国的农民们同舟共济、抱团取暖过"。

是的，在偏僻的山村，正是这些农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关爱，什么是奉献。几十年过去了，那浓浓的情谊，深深的爱使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

与知青们合影，一排右起唐慧蓉、张希、程凡、崔佳，二排左起唐慧谨、龙平平、作者、颜林

升学离队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强调了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坚持选拔两年以上的优秀青年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课考查。

当时四川省也出台了招生工作有关政策。推荐与考查相结合。

我早在半年前就听说了这一消息，在劳动之余认真复习功课。1973年7月的一天，我们集中在米易县中学考试。

形势发生了变化，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文章，《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样张铁生被冠以"优秀青年""反潮流英雄"，这样中央制定的群众推荐与文化考查的政策就一边倒了。重点是看群众推荐与政治考查了。

1973年8月的一天，我们生产队的招生推荐工作开始了。生产队王队长主持推荐会，在推荐会上，社员们充分肯定了我在农村的表现，一致推荐我去上学。推荐是根据层层推荐的原则生产队一公社一县委知青办公室。最后确定我们公社上学的是5人。

1973年10月(延迟开学)的一天，我告别了草场公社的乡亲们踏上了回成都的路程。在农村一年半回成都还算是幸运的，有些同学在农场(村)八年那才是历经了艰苦的磨难。

四十多年过去了，时常想起在一起的知青朋友们，想起农村的农民朋友们，遗憾的是离开米易后再也未回去。去年米易县档案馆来成都收集资料，我提供了一些当知青写的日记及回忆文章，他们准备展览用。

与知青们合影，作者二排左二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的都有。而我始终认为生活的艰苦，体力的磨炼使我们成为最能吃苦和勤于思考的一代，成为最无怨无悔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