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试验场勘选记事 》 张蕴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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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试验场勘选记事

张蕴钰

1958年8月初，某部队副司令员曾绍山同志来电话通知我：“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你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次日，我由大连乘火车到北京。当晚曾副司令员就带我到灵境胡同去见陈赓副总参谋长。我还没站稳脚跟，陈副总长就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我回答说：“好!服从命令。”他继续说：“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次日，我到北京总参装备部去见副部长安东。安副部长对我说：“见到陈赓副总参谋长了吧?”我说：“见到了，陈副总长说请你给我介绍情况，交待任务。” 安副部长说：“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同志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原子弹试验靶场位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待工作，休息休息，有时间。”1958年10月初，我搬家到北京，很快就见到了常勇同志。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勘察选定试验场的情况：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委员会由陈士榘、江文、唐凯、李兆邦、常勇、塞

风组成，苏联专家阿?彼?安德列也夫等四名专家也参加共同研究选场方案。陈士榘带领委员会成员、二机部的郭英会同志和四位苏联专家到敦煌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2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并经总参谋长黄克诚正式批准，组织勘察大队在敦煌选定的地方进行地质测绘和道路、通讯建设，张志善任大队长，常勇任政委，史国华任副大队长。1958年10月20日，我乘火车去敦煌，在敦煌城南关驻地见到了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卫垒同志，他们都已在此工作几个月了，很辛苦。我看了苏联顾问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编制有靶场主任、学术秘书、力学测量室、光学测量室、核测量室、放射化学测量室、技术室。张志善、卫垒、史国华带我去察看途经玉门关的后坑场区。玉门关原来是朝西方向的一个豁口，轴长约20米，墙高约20余米，墙厚约1米，内呈圆形的土围子，向内30度的斜坡，是用黄羊粪堆起来的。我绕外围走了一圈，又顺着向西不足一米高的长城走了一段，嗨！这远不像想象中的玉门关那样威严、美妙，但这是真正的汉玉门关。这里没有草木，地质是大孔土，汽车陷下去无救援不能前进。我们沿着勘察队走过的车辙继续前行，来到了选定的靶场中心桩，看到了中心东北方向指挥点。仔细地看完后我想：距敦煌才120公里，又是大孔土地质，能搞工程建筑吗?施工生活用水从哪里来?回到驻地，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卫垒和我谈论试验的条件，一致认为另选场为好。我回到北京向安东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总参装备部万毅部长分别汇报了情况和意见，在陈赓副总长召开的办公会上，我又做了汇报。陈赓副总长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嘛!”我立即将陈赓副总长的指示告知常勇、张志善同志，并很快又回到敦煌，准备穿越戈壁在新疆境内另选新场区。最初选场是在苏联提供的作业图上，其中一个方案是在新疆的罗布泊，这是我们向西勘察的目标。勘察队人员有我、张志善、史国华和总参测绘局朱处长，杨金铃管理汽车和生活。我们乘坐四辆吉普车和四辆生活用车，携带十天的饮用水、油料、帐篷、粮、菜、罐头、柴和一部电台，于1958年12月24日经玉门关向西出发。车行至天黑，我们就地搭帐篷，埋锅造饭，开罐头煮饼……打点枯红柳根烧燃，大家饶有兴致地观火，真是野趣横生。一路上，我们看见到处是枯柳根，炊事员以为车上带的柴禾是多余的，就将它扔掉了。结果，第二天晚上宿营就找不到柴草烧饭。看到大家只能寒风卷凉饼野餐时，炊事员急中生智，用三把汽车喷灯热了一锅饼，勉强对付了我们咕咕作响的肚子，从此我对“有备无患”多了一层理解。

我们所用的地图是沙皇俄国制作的新疆地形图，从图上看有一条南北连绵不断的“白龙堆”。中午到达此地，横在我们眼前的是大自然造化的艺术品、人间奇观：绵亘百里的白沙山。

像玉龙曲卧在广袤的黄土地上，有山坡、山腰、山顶，高的十余米，矮的五六米，是否还有更高的，目视之处不能见，真是名副其实的“白龙堆”。我们从沙堆豁口低凹处通过了，真是幸运!后来在一些书籍中看到，古时进西域诸国，都避开三隆沙和白龙堆，由玉门关向西北找到一条新路，通向哈密境内，想必是过白龙堆的路断了。现在回想起来，以当时的保障条件，真不敢再走一次。我们继续前进。当我们行进到雅丹地带时，看到经水流风蚀形成峭立的土丘，或长或圆，如塔碑高低不齐，姿态万千，这是戈壁滩上的又一大奇观。雅丹是维吾尔语，《斯文豪汀亚洲腹地考古记》中定学名为雅丹地貌，中国古代称龙城。车到这里往前走不行了，只好转向北，绕过去。不久，张志善停住了车说，看!车辙。确实是车辙，解放牌汽车的辙，新轧的车辙!这让我们人人喜形于色，如释重负。顺着车辙走了不过五六公里，转弯处看到几顶帐篷，走近之后，一位中尉见到我们格外喜悦，他们属总参测绘大队的一个班组，在外已经两个月了。说话间又回来了一辆车，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携带着测量设备风尘仆仆地从车上走下来，他们的棉军衣在风吹日晒中已经褪了颜色，十七八岁的战士小胡子长得很长，头发更长，但他们笑得自然，眉宇间透出达观随意的神色。中尉说他们的用水是从罗布泊取的，距此大约50公里。真是没有向导不能胜利。

我们顺着那条取水的路，在将近日落时到了梦幻般的罗布泊。次日，我们乘兴逆河而上，西行百余里，这个地面开阔的戈壁滩基本平坦，选一个中心点，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看来这里完全适合选场条件，我们便就地打下了一根木桩，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勘察任务完成了，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我们的归程是经辛格尔去吐鲁番，可是走了很多条路都走不通，只好乘车按原路返回，想找到由罗布泊去鄯善那条路。我们车队在地图上是什么位置不敢确定，连指北针也有点怀疑，我们都有点着急，怎么走呀!杨金铃同志说好几台车汽油不多了，又是急上加急!工程技术员说在山顶上看到山下有个小水沟，听说有水，我们真是又惊又喜，好!开车下沟。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沙窝，有两公里长的一条小溪。“很好!今天是岁末，就在这里过年。”我说。张志善、史国华和大家一起包饺子，我起草电报给总参万毅部长向他祝贺新年，并告诉他我们一行正在寻找道路回鄯善。我让杨金铃对每辆车的油量都测一下，确定还有多少油、能跑多少公里，我想必要时可甩掉几辆车。过了一会儿，饺子熟了，我们饱餐了一顿。戈壁滩大，饺子也大，就是没有酒，我们也过了个好年。第二天，张志善派人去找路看到了车辙，我们连夜上路，在高土梁上野宿，单布帐篷抵挡不了寒风早晨起来发现自己呼出的气都结成了冰，将头发和棉被冻结在一起。

终于回到了鄯善，我由哈密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北京，我将在罗布泊勘察的情况向万毅部长、陈士榘司令员作了汇报。1959年1月下旬，我陪同万毅部长、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同志由北京飞往新疆，在罗布泊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观察，飞机临空时场中燃起三堆大火以示目标。我在飞机上，一边对地面观察一边向万毅部长报告情况和回答他们的询问。飞机盘旋几圈后，飞往乌鲁木齐。看过场址，万毅、唐凯都说“是个好场子”。我们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同志通报了情况。1959年2月初，我们一起到北京，由陈士榘、万毅和我联名向国防部写了专题报告，建议核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西北地区。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正式批准这个报告。同年3月25日，国防部通知新疆军区某部队进疆，执行特种工程任务，该部的军事、行政、党政、后勤工作均归新疆军区领导。我曾写下一首诗，记录此次勘察活动。玉关西数曰，广洋戈壁滩。求地此处好，天授新桃源。风失踏查路，尘迷炊爨弯。日写标桩影，月行始新元。

张蕴钰：河北省赞皇县人。1917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二野十五军副参谋长等职。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某军参谋长等职。1958年，任原子弹试验基地司令员。此后曾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担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达13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