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剧场的故事

老屋

<p class="ql-block">  北镇人民剧场始建于1952年,那时的惠民专署刚刚搬到北镇不久,没有多少机关单位,因此所谓剧场,只是垒了一个土台子而已,上面可以开会,演出,简陋之极。1953年,在这个土台子上搭起了一个简易大棚,四周还加了围墙。比在露天里顶着太阳冒着风雨开会演出又先进了一步。到了1955年,由地区建筑公司承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盖起了简易大厅,大厅内还安装了座椅,吊了顶棚,这时一个正规的剧场初具规模。剧场占地1462平方米,观众席有1054个座位。前厅有售票室,二楼有放映室,后台有化妆室,更衣室,观众厅西侧有演员宿舍,建筑面积达800平米。1966年,正值文革,当时剧场的美术工作者刘文昌临摹毛主席书体,书写了“人民剧场” 四个大字灌注水泥雕刻在剧场正面门楼上,很有几分气魄。从此人民剧场这个名字也深入了北镇百姓的心中。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政治氛围开始淡化,剧场改名为惠民地区影剧院。因为剧场是具有多功能性质,不像电影院只是单一的放映电影。在这里,演出最多的当然是京剧,吕剧,以及各种传统剧目,还上演过各种文艺演出,当地最高水平的文艺团队以及省里,外地来演出的各个文艺团队都视这里为最高殿堂的演出。同时剧场作为地委,行署主要大型会议场所,参与了许多当地重大历史事件。剧场也是辖区内标志性建筑,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剧场建筑高大,坐北向南很有气势,和四周那些低矮的房子相比显得鹤立鸡群。剧场四面被许多大大小小的单位包围着。左边依次是理发店,照相馆,回民饭店,蔬菜果品商店等紧紧连在一起。北面是地区第一招待所,右面是华新浴池,正面是北镇最大的居民区。在这样一个居民比较集中服务设施相对齐全的环境里,剧场那特有的文化内涵更是大放异彩。随着剧场愈加完善,它不仅成了北镇文化对内对外的一个窗口,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夜市。这儿渐渐形成了以剧场为核心的北镇最繁华地带。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文化经济中心。那些老北镇的人们,有谁没有进入过人民剧场呢?然而,又有谁能说清自己出入过剧场多少次呢?应该是数不胜数了!尤其那些在剧场周围长大的孩子们,几乎天天偎在这儿。这儿就是他们成长的摇篮;是他们认识社会熟知人生的窗口;是他们观赏影剧学习知识的课堂;也是他们玩耍游戏的地方;这儿还是他们踏上人生之初的舞台。剧场真的成了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剧场的正门没有高大台阶,和街道几乎平行,这让剧场更接地气。门楼下面两根立柱对着正门,门两边是镶在墙上的宣传橱窗,玻璃橱窗内按期更换海报和剧情剧照,再左边一点就是售票窗口。那些没有票被挡在门外的孩子们,经常盯着那一张张诱人的剧照想象着里面的故事情节,看的烂熟,真是望穿双眼难能如愿啊!剧场门前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聚集地,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每到夜晚,剧场演戏或放电影的时候,门前就围满了人。那时的城镇没有现在的灯光亮化,到处是黑乎乎的,只有剧场门前灯火明亮,人头攒动。买瓜子的,卖糖葫芦的,卖兔子肉的,各种小商小贩聚集在此,到夏天还有卖冰棍的,卖西瓜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则在大门前穿梭其中打闹嬉戏,大呼小叫,十分热闹。即使偶尔不演出,也没有电影,剧场前夜市照常开张。卖各种小吃的小贩按时“上班”,有的还点上一种嘎斯灯,明晃晃的,映着那一张张沧桑而熟悉的脸庞,别有一番情趣。小孩子最馋的是卖野兔子肉的,也叫蹦子肉,那一块块紫酱色的兔子肉不要说闻到肉香,就是老远看着便忍不住流口水。好的肥一点的肉是两毛钱一块,正好一张戏票钱,一般小孩子是不敢问津的,只能馋得在跟前转来转去。偶尔一个小伙伴有了五分钱竟然可以买一个兔子头,虽然没有多少肉,几个孩子依然是你一口我一口啃得不亦乐乎,算是打了牙祭。人们还记得那个戴着毡帽卖葵花子的老头儿,大冬天里他也敞着怀,露出冻得红红的胸膛。他炒的瓜子蹦脆喷香,人们都爱吃。他有个一把准的绝活,一毛钱一包的瓜子他看都不看,一把抓起来往秤盘里一丢,正好打起秤砣。有人不信,到别处再称一次,结果分毫不差。称好的瓜子倒进折叠好的锥形纸袋里,下尖上圆手拿方便,类似于今天小孩子的冰激凌。在剧场里一边看着自己喜爱的戏剧电影,一边磕着脆香的瓜子,在当时那绝对是一种美美的享受了。稍有条件的人们都会去追求这种状态,有时,当电影放映出现片刻静场时,你甚至会听到下面一片嗑瓜子的声响,真是蔚为壮观。不过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公共环境卫生意识,一场演出,瓜子皮吐的满地都是,只苦了第二天打扫剧场的工作人员了。前面说过,由于剧场四面都是单位和围墙,而且剧场里面有很宽敞的后台,化妆室,更衣室等。大厅两边有门,还有两排一个接一个前后连贯的窗户,由于大厅通向舞台的地面是长长的下坡,最后面的窗户距地面只有不到一米高,一个很小的孩子也可轻松从窗口落地。当然,那是在人很多很混乱的时候才能办到,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总之,剧场的建筑结构和地理位置四通八达,防不胜防,不像电影院那样相对封闭。因此,北镇各大院的孩子们经常去爬墙头,钻窗口,用各种办法混进里面去看戏,看电影。在那个物质文化都相对匮乏的年代,这几乎成了孩子们的一种乐趣和追求。就像剧场门前的孩子们虽然玩得高兴,但他们最羡慕的还是那些跟着爸爸妈妈拿着戏票,大摇大摆从正门进去的小朋友,看一场他们渴望已久的电影。不过大部分孩子很少有这样机会。而大一点的孩子们却不甘心,他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进入这块他们想往的领地。从小在照相馆长大的慧回忆起小时如何去蹭戏,看电影。她说:“我们照相馆的南屋就紧挨着剧场,有一条小路过去那边就是剧场后台,经过一个厕所就到大厅了。每到晚上有演出时,叔叔阿姨就把我们从窗口递进去,有时我们在后台看演员化妆,她们对着镜子描眉,在头上紧紧地缠着布带,把眼睛吊起来,还看他们压腿,舞枪,轻轻哼唱,认真准备,旁若无人,根本不管我们小孩子在那里晃来晃去的。快到开演的时候,我们就从厕所溜出来了。如果观众坐不满,你就可以坐在座位上。管剧场的老韩大爷一般也不赶你。因为是邻居,他们认得是照相馆的孩子,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我们就经常这样蹭戏,看电影。于是我们也越来越大胆,吃完晚饭就到窗口那里等着爬。不光我们爬还叫上其他小伙伴,叫上同学,亲戚,越叫越多。哈,这样一来人家就不能不管了。如果遇上好的演出,好的电影,座无虚席,我们只好站在过道上,就很容易被发现,这时韩大爷就忙起来了,他认得我们,小孩子很好逮,而且往往一抓就是一大串。然后把我们从正门押送出去,门口正玩耍的孩子们看到我们灰溜溜被驱除的样子就高兴的欢叫起来。哈,真是好玩极了。”其他没有这样近水楼台的孩子们就只好各显其能了。有胆大精明的孩子在剧场门口看到面善的叔叔阿姨就上去拉住他的衣襟,甜甜地叫着:“叔叔阿姨您带我进去吧。”有的果然就如愿以偿了,不过这可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到的。有的孩子为了看戏,提前下午就溜进剧场,因为木板的大舞台下面是空的,孩子们顶着尘灰蜘蛛网钻进去,要潜伏很久等到开演了才灰头土脸的爬出来,且下场多有不测。也有愿意动脑子的孩子用手电筒贴着真票描画出假票,甚至直接比着真票连当天的印章都能复制出来,竟多有成功。但毕竟太慢,太少,供不应求,而且一多就容易被识破。所以更多的孩子还是选择了爬屋上墙。家住行署大院的明这样回忆他们小时候一次翻墙去剧场的经历。“通常吃过晚饭,我们几个伙伴就来到大门口集合了。那天好像没什么可玩的了,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去剧场爬墙看电影,想找一点刺激。我们轻车熟路来到了剧场北边一排房屋下,顺着墙头爬上了屋顶,并不急于往下跳,而是趴在那儿观察下面情况。不一会儿几个巡逻的工作人员就打着手电一闪一闪过来了,我们低下头,看他们从我们眼前走过。那一刻我的感觉真像是《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在和鬼子巡逻队兜圈子呢,甚至生出一种自豪感,仿佛去完成一项光荣任务,这可比捉迷藏好玩多了。等他们过去了一段时间,我们迅速跳下墙来悄悄地从边门溜了进大厅里,哈,正得意呢。却忽然发现大厅里十分明亮,原来舞台上正在演节目,观众席安静整洁,走道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个闲人。我们几个顿时就像自投罗网的小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好不尴尬。大家很快束手就擒。刚才还神气活现的‘游击队员’转眼成了垂头丧气的俘虏了。哈,现在想起来还很好笑呢。”当然最体面也最安全的就是,有票有座位,也不用大人领着,自己从正门堂而皇之的进去坐下,踏踏实实舒舒服服地看一场电影。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只能是美丽的梦想,不过我有一次却真的实现了这个梦想。那次我无意中发现妈妈放钱的地方,顿时喜出望外,取了钱,叫上几个小伙伴,飞奔到剧场门口买了票还顺便买了几包瓜子,那一刻仿佛成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人了。大摇大摆到了门口。恰被姐姐发现,她们几个女孩子正在那里发愁怎么进场呢,看到我们举票而入,惊叫一声“你们哪来的票啊?”我无法回答,只向她做了个鬼脸,扬长而入,气得她在外面直跺脚。那天里面好像是演古装戏,我们根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只坐了一会就跑出来玩了,毫不心疼那两角钱一张的戏票,似乎一切就是为了在众目睽睽之下享受进门那一刻的神气活现而已。之后,在姐姐愤怒举报下,我的盗窃行径败露,自然也要为那次潇洒付出代价。剧场文化的魅力还深深吸引着附近农村的人们,很多人以去剧场看过一场戏,看过一场电影而引以为豪,可以在村里炫耀好几天。有一次,一位农民模样的中年人不买票便直闯剧场要看戏,检票员上前拦他,他拍着胸膛自称是抗美援朝残疾军人,检票员不敢怠慢赶紧叫来剧场王经理。那王经理也是抗战时期老干部,见多识广,先是好言相劝。但那人根本不听执意硬闯,他只好搬出老资格猛地吼一声,“你是抗美的,老子还是抗日的呢。”这一嗓子居然就把他镇住了,他愣怔片刻,便怏怏打道回府了,留下一段笑谈。剧场负责画宣传画的刘文昌,个子不高,眉清目秀,工作认真努力。每当剧场换了新剧目或来了新影片,他都能很快画出新的宣传画,立在剧场门前上方最醒目地方。人们看了他的画,就知道要演什么剧目一目了然。那么大的画面,他常常几天一换,其勤劳辛苦可想而知。文革期间我们稍大了一些,可以随着大人们到剧场参加各种大型集会,观看过数不清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还参加过许多批斗会,见惯了“走资派”被批斗的情景。我还在这儿看过地区京剧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样板戏。记得有一年纪念八一建军节,上演《智取威虎山》一天演两场,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演杨子荣的王成是当地人,英俊潇洒,扮相威武,成为观众喜欢的明星。本来他扮演的就是英雄人物,看了演出我们更心生崇敬,前台看了不过瘾,还要到后台去看真人。此刻他正身披大氅手挥马鞭准备上场,我贴在他身旁却忽然发现他皮帽子下面细细的汗流竟如雨丝一般,那汗水在下面是看不到的,啊!这么热的天,他还要翻跟斗,还要穿这么厚的服装,那一刻我意识到了一个演员是多么辛苦。七十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农业代表团来惠民地区访问杨柳雪,在剧场看样板戏。大概北镇第一次来这么多外国人,引起小小轰动。演出结束后,几个阿尔巴尼亚人出来剧场向围观的人们招手示意,非常友好,许多孩子都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十分好奇,事情过去好久仍津津乐道。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解放了一批老电影,受到人们热烈追崇。大家仿佛久旱之后的禾苗,如饥似渴地享受这文艺的春天。慧还记得放映电影《红楼梦》时候,真是盛况空前。那几天剧场从早上八点多一直演到晚上十二点,一场连着一场。电影院和剧场来回倒着片子连轴转。剧场外面排满了自行车,附近农村的也拉着地排车,推着小推车,都来看电影,真是人山人海,人挤人几乎走不动了。八十年代初,在这里还公审过一起轰动全北镇的强奸杀人案。更令我们震惊的是杀人犯居然是我们一个院里的小伙伴。小伙子很帅是他父母掌上明珠,人人都看好他有一个美好前景。谁能相信他竟会犯下这样残忍无耻的罪行?审判那天,一向爱凑热闹的我们几乎没人敢进入那熟悉的剧场,但内心深处无疑都受到一次强烈震撼,当然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他父母。我们也仿佛又观看了一场悲惨的人生大戏。再后来,这里还举行过“北镇青年歌手大奖赛”。而且是第一次实况录像,一时轰动全城镇,剧场再一次爆满。而这一次,年轻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只看别人表演,他们要自己上台,自己去演唱了。一个伟大开放的时代,一个张扬个性的岁月就这样不知不觉降临了。</p> <p>左起第二人既刘文昌,身后“人民剧场”几个字就是他的临摹,广告画也是他的作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