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舅舅家——再忆母亲

范晋和

　　按语：这是2004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可以说追忆的是母亲的前半生，二哥去年写的《忆母亲》，叙述的是母亲的后半生，故此，也可以把这两篇文章看成是姊妹篇吧！

因为战乱，因为家贫，因为坎坷，母亲的生活总是与舅舅家的照顾和呵护紧密相关，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少年时代也总是与舅舅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百年前的事，不能不说是久远。文章搁置了十多年，本以为就可以这样沉寂下去，直到永远。不意整理物件，竟避之不及，一口气读下去，其中的某些情节，仍然让我的心隐隐作痛，一些伤感处的撞击，仍足以模糊我的双目，回忆历历无法自持，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注定感触良多，而对于晩辈们来说，只希望他们能了解一点，知道一些，因为那是先辈们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一个家族不能割舍的一段历史。如果能从中有所领悟，有所补益，当然更好。

母亲已随外公外婆远去，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恩德，被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感激、感恩、感怀，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一诺千金成定局 大家闺秀进寒门

我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的舅舅家，和我们家同在一个村子里，都是汉薛村，我们家在后道巷，舅舅家在杨家巷，按自然形成的路线算，连接两头也不过300米左右，可谓一箭之遥。

舅舅家住在自西向东进巷的口口上，宽敞的大门朝南开着，院子的西墙外就是一座池塘。池岸上间距不等地生长着十几棵碗口粗的垂柳，歪歪扭扭，枝叶繁茂，给碧波荡漾的水面平添了几份幽静。池塘的面积大约有4—5亩，下雨时可以防洪排涝，平日里蓄积的水可以供村民们浇花种菜；间或也有姑娘媳妇们提篮衣服在人工铺就的石阶上洗洗涮涮，捶捶打打；时不时地也能看到几个调皮的小孩子在里面戏喜玩耍，他们一会儿撵一撵鸭子，一会儿又打打水仗，眯缝着眼，用手掌击起高高的浪花袭击着对方，乐此不疲，不过很快就会被警惕的大人们催上岸来。到了数九寒天的时候，这里就成了生性胆大的青少年竞技斗勇的天然滑冰场，到时候总会招来好多人站在岸边驻足观看。50—60年代的雨水显得格外地充沛，在我的印象里就没有见过这个池泊底朝天的时候，经常是等不到下去一半，就有新的雨水补充进来。

水能养人，水可润家，由于紧靠池塘而居，人们都说我舅舅家的风水好，出门往右走上几步就能看到一泊虽不算太清澈的池水，也着实会让人心旷神怡。在那些岁月的夏日秋夜，我常常能够看到总有那么一些人或白昼或黑夜，或半蹲或斜站，乘着习习凉风，在池岸边上喜笑颜开，谈天说地，爽朗的欢笑声与时而迸发出来的 “呱，呱”的蛙鸣声相互交织，不绝于耳……

　　提起我外公，提起点心铺，在当年可以说全村无人不晓，在邻坊村也是小有名气。他早年在家里开了一个制作点心的店铺，供应四方来客。他们做的点心，花样品种多，口味好，干净卫生，不但产品质量让人放心，而且价钱也很公道。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心眼好，从不坑人蒙人，从不做在分量上捣鬼的缺德事。由于他诚信正派，童叟无欺，在人们的心目中信誉很好，所以10里8村的人都愿意过来买他的点心吃，他的生意做得很红火，日子过得殷实而又富足。不过，这种让人眼红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1937年，日本人的入侵打乱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轨迹，我外公的点心铺也开不下去了，生意被迫停了下来，开始过起了兵荒马乱的生活。

　　无巧不成书。那个时候，我爷爷在荣河一带也开了一个点心铺，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名声远没有我外公的大，生意也没有我外公的好。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有趣的是，他们却最终变成了亲家。可能是因为他们干的是同一个行当，又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生意上有点来往，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感觉到两个人比较对劲，比较投缘，后来他们居然以把兄弟相称相待，彼此关系非常亲密。一来二去，久而久之，一门娃娃亲的布局就在他们的暗箱操作中悄悄完成了。当时我母亲仅9岁，父亲也只有6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娃娃，就被迫订了终身，你说可笑不可笑？旧社会就是这样，儿女婚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基本上没有自己能够做主的，有的在结婚之前两个人连个面也见不上一次，更谈不上什么相互了解了，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无奈的社会制度和传统习惯，造成了无数荒唐和悲哀的婚姻结局。

　　1931年，我爷爷因病去世了，当时我母亲15岁，父亲12岁。在许多人看来，原本这门亲事就门不当户不对的，一来，由于外公家经济条件不错，外公外婆的思想也比较开通，我母亲在村里还读了不到一年的私塾哩！虽说文化程度不算高，但认个几百字是没有问题的。她的老师叫郭都管，常常夸奖我母亲聪明伶俐，书读得好。那时侯，女孩子能有这点文化底子也是不多见的。再说了，我母亲在村里的姑娘们中间也算是个好人样儿，中等个子，端庄，秀丽。脚小小的，那时候兴缠脚，说脚越小越好，母亲的脚就属于那种三寸金莲型的，在当时也被看作是一种美。二来，虽然同样都是开点心铺的，但两家的经济条件绝对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且相差很远，可以不夸张地说，一个是富家，一个是寒门，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爷爷的去世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家境雪上加霜，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我奶奶又是一个不会过光景的人，这家人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作为外公外婆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按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莫逆之交的朋友也已经作古，以前说的话可以一风吹了，私下里定的事情也可以完全悔掉，当时也有好心人劝说他们趁机悔了这门亲事，另给女儿找个好人家，但外公外婆是个吐个唾沫是个钉的人，好友的提议被他们严词拒绝。和做生意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固守的仍然是“诚信”二字。说过的话就要算数，答应人的事情就不能反悔，这就是外公外婆做人的准则。

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和义无返顾，1935年（猪年）3月，我母亲就嫁过来了，当时母亲19岁，父亲16岁。据母亲回忆，因为家里穷，我外公不但没要人家一分钱的东西，反而陪了不少的嫁妆，她出嫁时身上所有穿的戴的，以及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都是外公家花钱给买的。那时候，我母亲的奶奶还在世，她对这个孙女更是疼爱有加，叮嘱外公外婆一定要把这桩婚事办得体体面面。

颠沛流离少团圆 居无定所度日难

我父亲生于1920年农历11月18，属猴的，小时候上过两年学，加上后来自学，在村子里也算是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他们结婚之前，父亲就在临汾一家杂货铺给人家做工，结婚后还没有满月，父亲就又到临汾打工去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在那里干了，于婚后的第二年（当时16周岁）又到陕西朝邑一家轧花厂去干临时工，大约干了有半年的光景，可能是日子不太好混，就又跑到甘肃天水去了。那会儿，我父亲的伯父（天生的亲爷爷，我爷爷的二哥）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杂货铺，这也算是自家人了，我父亲就投奔过去在那里当相公，实际上也是个伙计，受苦的。

父亲于41年才回到老家我母亲的身边。从35年到41年，他在外面一呆就是6年。母亲结婚后，独自一人住在老院的西房，奶奶和叔叔住在北房。叔叔名叫范惠存，生于1923年，属猪，当时只有12岁，名义上是在一起生活。爷爷在荣河开点心铺的头几年，家里的生活虽然不太富裕，但也凑凑合合，后来吸食开了大烟，生意就开始倒灶了，不但不能养家糊口，临终前反而把家里所有的田地全都抵债赔给了人家，没有了地，家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本钱。父亲虽然在外扑腾，但也只是勉强糊住了自己的一张嘴，根本没有往家里捎过一分钱，叔叔年龄又小，只带着一张正能吃饭的嘴，所以生活非常艰难，三个人常常是吃了上顿等不来下顿。

如果说生活上的困难还好克服的话，那精神上的空虚则让人倍受煎熬。当时正是动乱年代，日本人的横行乡里和土匪的出没无常搞得村里是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由于父亲长期不在家，她一个年轻的妇道人家孤苦伶仃，独守空房，恐惧的心理和紧张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正因为如此，这6年母亲基本上是在外公家度过的，那里是她认为最安全和最安逸的地方。她总是先在外公家停上两三个月（村里有讲究，在娘家连续停留不能超过100天），然后就又大包小裹地带上好多吃的回到婆家。因为在一起生活，所以，拿回来的东西不光是母亲吃，奶奶也吃，而叔叔吃得最带劲，吃的也是最多的，等到带回的东西吃的差不多快完了，母亲两手空空就再回到外公家。如此循环往复，基本上成了她那6年不曾更改的生活模式。外公曾经幽默地说，我不但要养活女儿，还要捎带养活她婆婆和小叔子。

　　那几年，正是日本人张牙舞爪，疯狂残害中国人的时期，“跑日本”成了那个时期人们生活中无奈的选择。当时，日本鬼子驻扎在西景村，离我们村就2里路，所以隔三差五就要到村里骚扰一下，欺男霸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每当有日本人来的消息，老百姓是闻风而逃，四处躲藏，我母亲就经常出现在这样的人群里。有时一跑出去，在薛村沟的村沟沟里头一待就是好几天，常常是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宁，可遭罪了。

为了更及时地、更迅速地逃离日本人的追踪，人们也因地制宜，想出了很多有效的对付办法，在我外公家就真实地上演过《地道战》。他家有一口水井，里面大得很，据说井底下能够转开四套骡马车。缺水时，村里许多人家都凭借着这口井来解决吃水问题。外公他们一家在院子里打了一个地道，地道的入口在牛槽下面，既隐蔽又巧妙，人在外边根本看不出来一点儿破绽。地道直通水井方向，在距离井壁处做了个类似隔墙的小窗户，这样既保证了人身安全，又能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新鲜空气从井口进入到地道里面。通过这个窗口往井里看去，人会感到头晕目眩，心惊肉跳，犹如置身于大海岸边。地道里面的人行道是用砖铺就的一个个台阶，便于行走并利于防潮，里面还盘有一个小炕，简单地铺上点东西供人休息，带上一点吃的食物，在里面呆个三五天不成问题。就是这个地道，不知成功地搭救过多少人的生命，我母亲也不知道有多少次进入到这个地道而免遭魔掌。每当说起这些事，她仍然心有余悸。

在那风雨飘摇，命运多舛的动乱年代，作为缺失男人关爱和呵护的女人，她是不幸的，她没能体味过那种新婚燕尔共婵娟，夫妻携手同患难的甜蜜和幸福，然而她又是万幸的，命运之神在保佑着她，外公外婆的宽仁大度给了她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国有难则家不宁，树欲静而风不止。父亲的回归并没能使他们飘忽不定的日子得以终止。42年正月17，我大哥降生了，时年，母亲25岁，父亲22岁。43年正月25，也就是我哥哥一岁时，奶奶提出和他们分家另过，理由很简单，我父亲回来了，在一起生活不方便。当时奶奶家有两处独门独户但并不大的院子，彼此为邻，奶奶就把北边那座更小一点的院子分给了父母，里面有三间破旧的西厢房。这房子当时是典给别人家住着的，说是分给了他们，但想住进去，就必须出一部分钱先把它赎回来，然而家里面经济上并没有这个能力。

眼看着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又住不上，奶奶又执意地急于催他们搬出去，这可急坏了外公一家。外婆亲自在村子里跑东跑西，到处察访看谁家有合适的房子，后来经过比较，就住到了润娃家（即范小块家，他比我小几岁），不管条件好坏，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处。但家里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出家时奶奶压根就没有给他们分什么东西，连锅碗瓢盆之类的物品也没有拿一个，可以说是两手空空，净身出门。父亲从甘肃回来，也是囊中羞涩，没能掏出几个钱来。好在搬到那儿以后，原来的租房人人家去了女儿家，所有的物品暂时存放在这里，并答应让他们使用，就这样，父母做饭吃饭全都用的是人家的那一套东西。然而好景不长，这样的现成饭吃了没有几个月，人家就把东西撤走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土屋，母亲只好又求助于外公一家，从那里搬了一口带有补丁的漏漏锅，一个风箱和一些吃饭用具，这才接续上了有炊烟的生活。

自家地无一垅，又找不下别的活儿可干，当时的生活非常困顿，常常是上顿不接下顿，没办法，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就到运城三路里三门村（注：奶奶的娘家，也就是我父亲的舅舅家。这个奶奶是我爷爷娶下的第二个老婆，头一房老婆娘家是杨李村的，过来两年后就因病去世，没有生养过孩子）给有钱人家打工扛活出苦力，一年到头也只不过是自己混了一个肚儿圆而已，根本就落不下几个钱，也挣不下多少粮食，堂堂一个大男人，连老婆孩子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

到了45年5、6月，父亲回到了村里，当时还在润娃家住着。又过了一段时间，眼看着母亲的肚子一天天挺起来，按当地讲究不能在人家家里生孩子，只能回到自己的家里，但此时的所谓自己的家仍然还是被别人典住着，要想让人家搬出来，就得付给人家一笔钱，对此，父亲所能做的只能是摇头叹息，关键时刻，又是外公慷慨解囊自掏腰包终于替父母把院子赎了回来。第二年，即46年农历4月12，二哥如愿以偿地降生在属于我们自己的院落。

7月，阎锡山队伍（当时的国民党二战区）为了扩充势力，在我们乡村那一带到处抓壮丁充军。当时父亲26岁，正值年轻力壮，因为没有能够及时躲避，就被人家抓走了。据说，像他们这号人，名义上是当兵，实际上是阎锡山搞的“兵农合一”的所谓的“民团”，一般情况下不打仗，但其性质也属于反动地方武装组织。解放后，经历次政治审查落实，父亲没有犯下人命案，也没有什么不可饶恕之罪。这段经历，虽然不是他自己的主观选择，但无可置疑地成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段不光彩的记录，也正是由于这个污点，在高度重视“家庭成员政治历史清白”的年代里，也必然地多多少少地影响了子女们的政治前途，微妙地改变着他们生活的道路。当然，这是后话。

　　话说父亲走后，母亲不敢继续在老院居住，在舅舅的帮助下，就带着我4岁大的大哥和只有4个多月的二哥住到了庙头池泊跟前的宝斋家，时间是46年8月。当时舅舅在太原进山中学上学，大概是放假回来了碰上了这个事。

或许是由于父亲的被抓给了她强大的精神刺激，或许是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给她造成的巨大拖累，或许是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发生透支，或许是住到了娘家附近给她带来的不堪忍受的羞耻感的折磨，总之，一切皆有可能，正是在这么多可能的综合作用下，母亲这个坚强的女人被彻底击垮了，她大病了一场。先是出奇地消瘦，后来又变成出奇地浮肿。原本家里就没有什么吃的，但总是感到饥饿，老想搜寻点东西吃吃，这下可好，她一连几天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了。成天大门也不出，多数时间总是躺着，她强烈地预感到死亡之神在向她袭来。

还好，在外公外婆和邻居的照应下，大哥还算有吃有喝，有人看管，尽管瘦得很，但还能和母亲待在一起，而二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疾病的折磨阻断了母乳的分泌，残酷的现实剥夺了一个母亲哺育孩子的神圣权利，面对躺在自己怀里拼命哭闹和挣扎的只有4个月大的嗷嗷待哺的孩子，作为母亲，她心如刀割，但又束手无策。无奈，为了让孩子能活下去，她强忍悲痛，把二哥寄养到了杨李村一户人家，在那里吃了人家3个月时间的奶，直到母亲大病初愈后才又接了回来，不可思议的是，吃着吃着，母亲的奶竟然又慢慢地恢复“生产”了。无边的母爱感动着上苍，催生着奇迹的发生。

　　后来有人说，住在这儿不吉利，她也感觉到这里又小又脏条件太差，于是乎9月份，在外公外婆的帮助下，她又住到了原来住过的润娃家。搬到这里以后她还病了好长一段时间，前后加起来，病了大概有3个多月。病的一开始，也没有打算找先生看，心说将养将养，兴许就过去了，没承想，这病发展得是越来越厉害了，眼看着人就不行了，外公才跑到南牛池请来了一位先生，并找人一起把母亲用小平车拉到外公家去看的。先生说，如果再拖上几天人就没救了，他也没有多大把握，吃上几付药看看吧。就这样，在先生看过几次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竟奇迹般地慢慢好了起来，渐渐地恢复了人样。真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每当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她仍然感慨万千，心绪难平，她称她亏是命大，才死里逃生，当我们为她庆幸和自豪的时候，她总是免不了自责和内疚，她说，两个孩子跟着她可把罪受扎啦，她对不起孩子。这就是我们可亲可敬的母亲，她在用生命保护着她的孩子们。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有着金子般足以感动上帝的心。

　　父亲所在的“民团”后来被八路军打散了，他所幸保住了一条命，但又不敢回家，怕回来了挨整，于是就流落在当地交城县一带，直到49年4月才偷偷回到老家，在外将近3年时间。这几年，没有家书，没有音信，也不知是死是活，母亲忧心如焚，成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四处打听着他的下落，眼巴巴地等待着他的回归。

父亲回来时母亲仍然住在润娃家里，不久，主人家催着让腾房子，再说，父亲也不愿意继续在这里住了，按说应该搬回到自己的老院去住，但老院的房子已破烂不堪，墙体也斜了，房顶也露天，不敢入住，无奈，只好于6、7月份暂时搬到了“忙的” （因为成天忙忙碌碌而得名，他儿子叫范五群）家，在那里又住了大约半年，直到把房子修理好了，才最终搬回到了自家的老院。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又有几个生命相继在这里诞生。本人生于50年农历4月20，云娃生于52年2月初3，旺旺生于54年4月13，太娃生于56年2月18。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我们的老院，院子很小，就一面三间西房，墙体有的地方已经变形，房顶露着天，炕上就铺着两页用高粱杆编织的席子，黑不溜秋的，全家七八口人睡在一个炕上，几个小孩子伙盖着一床破被……

房子是危房，生活条件也太苦了，为解燃眉之急，在外公的帮衬下，51年5月就近买下了一处场院，共有7分大小，北面有三孔敞着口的土窑，院子里种有杏树、桃树、枣树等，后来还种了一些蔬菜。由于没钱整修，这个场院就这么一直放着，直到1957年5月，才把里面的三孔土窑锁上了口，安上了门和窗户，我们这才告别了老院，搬到了我们现在居住的、大家都熟悉的这个院落。小妹妹俊芳就出生在这里。

住的三孔窑，从里到外都是土结构，一下雨，就犯愁了，有时候，连阴雨，一下好几天，经常就把窑湿透了，泥皮一片一片地往下掉，雨水从窑顶就窜进来了，母亲一整夜盯着上面，看着孩子，不敢睡觉。有一年，雨下得特别厉害，人不敢在里面呆，就借宿到别人家住了好几天。土窑里住了十年，担惊受怕了十年，直到大妹妹云娃1966年订了亲（当时晋南一带农村彩礼基本上都是240元），才于次年使唤这钱给窑上了瓦。

外公外婆恩重如山 慈母回报倾情奉献

说起我的外婆，打我记事起，她就是一个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瞅不着人五官和模样的瞎姥姥。干活走路全靠摸揣，她总是小心翼翼；看门认人全凭听力，她的耳朵尖得很，别人听不见的，她能听得见，稍微熟惯一点的人，只要一开口准能听出你是谁。

　　时间要拉回到1952年的下半年，那时云娃也只有几个月，正是吃奶的时候，当时由于生活困难，母亲的营养跟不上，所以奶水很少，根本就满足不了。云娃需要慢慢断奶，但家里又没啥好吃的，为了不让她受制，有一天，母亲就把外婆叫到家里给我们炸麻花。完了之后，外婆就说她的头又疼得厉害，眼睛直冒金花，看东西都是双影影。心说也许是看火看得时间长了，眼睛累了，歇一歇就会好的，谁知睡了一夜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并没有什么好转，看东西仍然是模模糊糊，但还能看清楚路，母亲把她送到后道的琉璃坡上，离家只有50米的样子，外婆就一个人回家了。

就这样，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了，这才觉得应该当回事了，决定由外公和我舅舅陪着外婆一起去太原看看。当时舅舅正在太原山西大学中文系上学，是专门请假回来陪伴外婆的。据舅舅回忆，在太原停了有一个礼拜，领上到山大一院，二院，慈惠医院（现在的太原市人民医院），还到街道上的私人诊所看过，可以说是尽了心了，打听到看得好的地方基本上都去了，都说是“青光眼”，但看得太晚了，没有办法治了，只好往回返。回来的时候，还能够看见火车道铁轨，回到家不久，外婆就啥也看不见了，从此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当时她老人家51岁，母亲35岁。

后来人们回忆起来，其实，外婆的头疼，眼睛疼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现在学了一点医，我明白了，那是由于眼压高引起的，如果当时人们有这方面的常识，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去诊治，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外公外婆给了母亲生命，精心呵护着她的成长，爱屋及乌，同样，又全身心地关注和扶持着母亲一家人的生活。解放前，尤其是父亲在外漂泊的那些岁月里，母亲住东家，转西家，一个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衣食无着，生活极其艰难，是外公外婆时不时地登门看望，陪伴她，安慰她，鼓励她，对生活上的困难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给她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解放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们家由于没有得到什么祖业，家底如纸薄，加之孩子多而且小，能吃的多能干的少，经济上一直没能翻过身来，在有着500多户人家的村子里，我们家算是响当当的困难户。在这不算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外公一家不仅以爱心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更是在生死攸关，成家立业等关键时刻给了我们经济上以无私的资助，帮助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母亲清楚地记得，51年的正月14，家家户户都还沉浸在过年的喜悦气氛中，各自在家里蒸枣山啦、银子罐啦啥的，张罗着过十五要吃的要用的。而我们家里既无米又无面，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母亲只好锁住门，抱着当时9个月大的我，踩着刚刚融化的雪水，在泥泞的巷道里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

后来有人告诉她，说是你爹来家里找你，你不在，他等了一会儿就走了。母亲赶紧回到家里，只见门锁上吊着一个小蓝蓝，里面用布包着一点白面和其它吃的，凭着这，一家人才将就着过了一个十五。象这样的情况记不清发生过多少回，这次送几个馍馍，下次送一点面……这些在现在看来好象是非常扯淡的事情，可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就是救命的稻草。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45年外公出钱赎回了属于我们的老院；51年5月拿出60块现洋（银元）和2担麦子买下了我们现在居住的院子；58年我们家第一次盖房子创世业，外公家又一次给予了资助；三年困难时期的62年大哥结婚，外公又拿出100多块，三外公给了60多块……

孩子的生日就是母亲的难日。我们兄弟姊妹7个，5男2女，其中前4个是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出生的，奶奶又不怎么会理家，那时外婆的眼睛还没出现问题，4个10月怀胎，4次分娩生产，4场克难闯关，全靠外婆跑东跑西地张罗，产前产后尽心服侍，才使我们母子屡屡得以平安，大人小孩的身体都没有落下什么毛病。

母亲只有舅舅这一个亲弟弟，舅舅也只有母亲这一个亲姐姐，姐姐疼爱着弟弟，弟弟关心着姐姐。舅舅在外工作，回来之后，无论有多少应酬，总要过来看看母亲和我们。我们家里有什么长长短短的事他也总乐意上门说道说道，帮助解决解决，遇到什么困难，更是倾全力帮助。

1963年，二哥在汉薛中学上学，时值严冬，由于穿的衣服和被褥单薄，在学校冻得受不了，有好几个晚上厮赶着宗典同学偷偷跑回家过夜，被发现后，老师就罚他到涧沟去拉水，结果在回来的路上，连人带车顶到了崖上，把他的右小腿给弄骨折了。舅舅知道后，就把他接到运城，亲自出钱请医买药，吃住安排在他工作的学校，还没有误了他的学业，在他三个多月的精心照料下，二哥的骨折得到了痊愈。母亲常对我们说起这些，我们也牢记着外公外婆和舅舅的大恩大德。

　　天上下雨地上流，小孩乱跑有缘由。我们小时候都爱往舅舅家跑，因为去那里可以得到一点好吃的，或者能够吃到一顿饱饭。当然，我们也不会做像有些人说的“外甥是猫，想吃就到”，也不是那种“外甥是狗，吃了就走”的人。

　　舅舅53年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分配到了运城干事，先是在康杰中学教书，58年又调到运城女中当老师，平时回家的机会并不太多，在家的时间就更是少的可怜，常常是头天回来，第二天早早地就走了。

舅母则在农村，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舅舅虽有工作，能挣几个钱，但好些东西都是凭票限量供应的，有钱不是万能的，像一年吃的粮食、油啊、用的棉花呀等等，都是在生产队分得的，而这些都和你挣的工分多少有关，自然地，工分、工分，就成了社员的命根。生产队的劳动，是集体性质的，身不由己，不能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随着上地的钟声一响或是队长一吆喝，说走就得走，不到饭时，不能回来，回来后累得啥也不想干了，何况家里还有些她不干不行的活计，所以也是非常的辛苦。

他们一生只养育了一个孩子，名字大方而响亮，叫“长江”，比我小1岁，力所能及的活他是想干也干不完的。外公年纪大了，外婆又看不见，面对有些活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倒不是说有些活等着我们去干，而是说，我们去了总会找到我们能干的或者是应该干的活。“小娃勤，爱死个人，小娃懒，狼吃狗咬没人管”。你勤快，帮大人干活了，大人心里自然高兴；你出力了，也流汗了，吃起饭来也似乎心安理得，尽管没有人在乎这些，但自己总觉得是这么个理。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事，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后一种成分占的比例还是大些，实话实说。

　　那些年，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去舅舅家次数最多的恐怕要数我了。去了以后，主动找活儿干，碰到什么干什么，干了这件干那件，当然都是一些跑跑腿的小活儿，但这些活没有人干还真是不行。比如：倒炉灰，打煤糕，清理泔水盆，磨面，担茅子，替外婆拉拉风匣烧烧火，帮助外公喂喂猪，有时和他到自留地里干点活，记得还有几次跟着舅母到很远的生产队的地里干过活。

舅舅家的院子是一个不大的，一色用青砖铺就的四合院，厕所在西南角，大门在东南角。外公基本上住在北面的正房，外婆住在东厢房，舅舅舅母则住在西厢房，长江弟则是打游击，想在哪睡就在哪睡。干得最多的活儿算是扫院子，稍微重一点的活儿就算是挑水了，因为毕竟只有十几岁。水瓮挑满了，能装6担水，为了不至于太累，一般是不会让水瓮见底的，除非过一段时间要清一次底子。平时一次挑个三担两担的就可以了，没觉得咋乏哩缸就满了，有时用肩挑，有时用手提，就像玩儿似的。

院子的前面（南面）是一块有四---五分地大小的场院。外公是个勤劳爱动、理家有方的人，里面除了种植一些玉米或高粱以外，还种了好多样数的蔬菜，有黄瓜、韭菜、西红柿、茄子、山药、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豆豆，靠水井的北边一小块地里也种有几畦菜，所以外公家从来不缺菜吃，而且一个劲儿地换着差样吃。当然，菜的生长是离不开水的，要想多吃菜，吃好菜，就得多浇水，这浇水的事理所当然地就归我们了，这个用水量相对要大些，好在离水井并不太远，所以也没把它当成是啥大不了的活儿。需要交代的是，干这些活经常是和长江弟一块干的，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边干边玩边打闹，轻轻松松，不知不觉就把活儿干了。那时候，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

　　外公外婆也很希望让我们去，总是盼着我们过去，一去了就给你拿出点好吃的就是证明。那时的外公也就60来岁，高高的个子，不胖不瘦的，留着一把长长的灰白的胡须，脾气虽不太温和，但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们。

在我看来，他有三大爱好，一是爱喝茶，二是爱抽烟，三是爱喝酒。

他喝的是所谓的砖茶，顾名思义，就是一块一块的，和砖头似的，但没有那么硬。茶叶放在烧水的壶里，底子里总是沉积着一层厚厚的茶叶，倒出来的茶水浓浓的，香香的，他爱喝，我也爱喝。炉子上总是放着一把茶壶，只换茶和水，不换壶，一年四季壶不离火，岁岁月月茶不离口。

他抽的烟，不是雪茄就是水烟袋。水烟袋是一种特殊结构的烟斗，把一小撮用手捻成一团的烟丝放进烟嘴里，用一根柴棒棒或是纸卷卷用火点着，吸一口，能听到“呼噜噜”的声音，烟气通过水的过滤后进到嘴里，因为烟雾里带有了水的分子，所以人不容易上火。只是抽起来麻烦，抽一口就得把燃过的烟丝吐出来，然后再装上新的烟丝，如此简单的动作反反复复，直到不愿意抽了为止。

我最喜欢外公喝酒了。他一般喝的是从供销社打来的散白酒，倒到酒壶里面加热以后再喝，加热后的酒不伤胃，加热的时候酒精也能挥发掉一些，所以喝到嘴里不至于太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他有时独斟独饮，自个喝上几盅，有时叫来几个老友同饮同乐，每当这个时候，总免不了要划拳行令，什么“六六六”啊，什么“五魁首”啊，互相盯着手，声音很足劲，我虽然经常看，但到现在也没弄清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谁输了谁喝，没人说，没人劝，输了的人会知趣地端起酒杯，仰着脖一饮而尽。他们用的都是白色的小杯，一杯能放一钱酒，勿以杯小而蔑之，常看到有的人被频频举起的不起眼的小杯子灌得面红耳赤，东倒西歪，慢慢地就趴在桌上睡去了。他也被喝倒过，但表现不同，他爱笑，话也更多，说的话让人听不懂。我盼望外公他们喝酒，是因为到时候总会弄上几个好菜，我不喝酒，但可以借机美美地吃上几口。

　　外公一生狭肝义胆，正直善良，仗义疏财，广交朋友。青壮年时善行乡里，惠及村民，人缘好，威望高，虽然富有，绝无劣迹，所以在土改时，没有人忍心斗争他，欺辱他，临了，定了一个上中农成份；老年后，仍频有朋友上门，交往不断，像“都管”、“华安”、“老满”等都是府上的常客，他的生活悠闲而充实。

　　和外公相比，外婆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简单和寂寞。由于行动不便，多数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待着，或坐在炕上，或搬个用麦杆编下的座片片坐在院里，或是面朝着大车门坐在场园里的捶棉石头上，或是坐在大门外马路北边的一排砖台台上，她总是抬着头静静地坐着，支愣着耳朵，像是若有所思，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我们知道她在等什么。

每当我们见到她，叫她一声“奶奶”的时候，那种兴奋足以使她木纳的脸侠立马活泛起来，如果在外面，她会和你马上回家。她总是拉着你的手问这问那，我们总是贴近她的耳朵说这说那，她总是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用“哦—”，“哇—”回应着你说的话，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是的，她希望有人陪伴她，跟她说说话儿，那会儿没有广播，没有收音机，她只能靠别人说才能了解一点外面的事情，借此排遣一下内心的孤寂。

　　我上小学的时候，由于家里的住处非常紧张，我便常常到外公家去住，那里离学校很近，出了门，斜对面就是。尤其是5、6年级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睡在外公家，和长江弟一起，睡在外婆的炕上。

时间过去了40多年，外婆慈祥的形象依然清晰闪现：要么是晚上，要么是第二天一早，外婆总是要拿出一块馍馍，要么是悄悄塞到我手里，要么趁我熟睡时揣摸着装到我的口袋里，尽管上面粘着棉花毛毛，或者干得爆起了皮皮，但我觉得很香甜，我的心里着实充满了感激，因为那不是一次两次偶尔为之，而是天天坚持始终如此。在我眼里，这不是一块简单的馍馍，也不是像馍馍那样简单，她给我的是一块馍馍，传递的是一片爱心。打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好好学习，长大后多挣钱孝敬她，努力工作，出成绩报答她老人家。

1969年春节前，我告别了众亲友，去到保定当了兵。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竟与外婆成了永别。72年的农历10月初1，当我还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外婆就溘然去世了，享年72岁。我不但没有机会孝敬她，反倒连她的最后一面也没见上。要怪就怪我的母亲，是她不让我知道这个噩耗，怕的是影响我的工作，为的是我在部队能够好好干，她也是好心啊，但她不知道，这却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内疚，甚至是悔恨！

我当兵的那几年，曾经给家里寄过100多斤全国粮票。母亲告诉我，这些粮票可顶了大事了，她常在外婆感到胃里“困”的时候，用这些粮票到街上的食堂买几个火烧或者白面馍馍，再端上一碗热菜，给她送去改善改善。外婆也知道这是我捎的粮票，她常说，她总算享到外孙们的福了！每每想到此，我那五味杂陈的心情或许才能得到些许的平复。

　　如果说，我们去外公家是“混饭”的成份大一些，或者说，是为了吃饭，为了玩耍，去套近乎干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的话，而母亲则完全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和强烈的使命感穿梭于两家之间的。她无所求，无所图，求的是尽责任，图的是尽义务，为了这，她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为了这，她吃苦受累、心力交瘁。

　　外婆是一个心强命不强的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了，尽管没有人嫌弃她的“无所作为”，尽管没有人指派她干这做那，但她不甘命运的摆布，不愿成为一个吃“闲饭”的人。自小瞎，不算啥，半路瞎，才可怕。从光明到黑暗，一切是熟悉的，一切又是陌生的。她开始在黑暗中摸索着学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和面、擀饭，剥葱、捣蒜，烧火、点炕，洗衣、纺线，听到鸡叫，她还能摸揣着把鸡窝里面的蛋收回来……

是的，她已经做得不错了，也做得不少了，然而，生活绝不仅仅是这些，生活是杂乱无章、包罗万象的，何况，生活中又充满着无限的变数，明眼人还经常有个三长两短哩，一个盲人怎会没有个闪失呢？那头放着一个瞎眼老妈，我的母亲她怎能歇心？她担心：外婆会不会被开水烫着？她害怕：烧火时锅灶里的柴火会不会跑出来引起火灾？她顾虑：外婆切菜切饭时会不会伤了手……

所有这些，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时刻揪动着她的身心。她常常是先一步把饭做好，搭在锅里头，或者时间紧了，她把菜炒好，把饭擀好，等父亲回来了，再照护孩子们吃，自己则风风火火地跑到外公家，看看老人有没有啥事，帮助外婆做这弄那，为的是二位老人安安全全，为的是让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妗子能够吃上一口现成饭。做好了，自己也不在那里吃，而是又急急忙忙颠回到自己家里，喝上几口面汤或是一碗滚水，咬一块馍馍，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我们家也是一大家子的人，人多，事情就多，人多，拖累就大，人多，负担就重。60年代和70年代初，弟妹们都还小，上学得花钱，回家得吃饭，平时得穿衣，今天这个裤子烂了，明天那个鞋子破了，光做这些衣服就能把人忙得四脚朝天。父亲在队里忙，就算有闲暇时间，也多是在外面聊踅，根本就指靠不上，家里的大事小情他从来不怎么过问，更不会去帮助母亲干点家务活。母亲只好里里外外一把手了，寻粮借钱，磨面买炭，洗衣做饭，纺线织棉，整理庭院……统统都是母亲的事情，即便如此，还常常受到父亲的责骂。

不管她心里有多苦，身体有多累，时间有多忙，困难有多大，总要经常抽出工夫到外公家看一看，帮助两位老人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收拾收拾，检点检点，尽一尽女儿是父母小棉袄的责任。光明胆自壮，黑暗畏自来。母亲挂念着外婆，处在黑暗世界中的外婆也在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待着母亲的到来，说说话，唠唠嗑，拉拉长，道道短，缓解孤独和焦虑的心理，释放无聊和烦闷的情绪，丰富外婆的精神生活，慰藉她的情感需求。

有时白天忙得去不了，她就晚上去。有一天晚上她去了以后，外公不无抱怨地说，你今天晚上要是不来，你妈就活不成了。结果在母亲为外婆铺被子的时候，在被窝里发现了一条大蚰蜒，可把人吓坏了。试想，如果不是母亲发现并消灭这条害虫，当天晚上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这种情形恐怕只能用心灵感应来作解吧！

外婆从72年的4月起就渐渐地吃不进东西了，日见消瘦，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虽然也到医院看过，但一直没有得到好转。这时的外婆更加需要有人照顾，母亲就像丢了魂似的成天价往那里跑，和舅母一起承担着服侍外婆的责任，直到10月1日外婆去世。75年，外公得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不会说话，精神也有点变态，一点也离不开人了。从75年上半年到81年的腊月，外公在炕上躺了5年半，母亲几乎天天都去，晚上脱衣服，早上穿衣服，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清理拉在被窝或裤子里的粪便，擦洗身子保持清洁。

舅舅和妗子也都分工不分家，共同尽着各自的孝心，尽量延续着外公的生命并维持着他的生存质量。外公于81年12月初8去世，享年83岁，去世时，身上没有破溃，没有褥疮，他是干干净净走的。

　　母亲用爱心和孝心履行着她的责任，用执着和坚强谱写出爱的篇章，用言传和身教给她的子女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我们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亲情高于天，知恩要图报。天下什么事情都可以等，惟有孝敬父母不能等，等待会错失很多机会，等待会铸成很多遗憾，因为生命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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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长辈中，舅舅妗子还健在，一个95岁，一个94岁，老俩口同时拥有如此的高龄，这在我国家庭中是不多见的，我们为此自豪；在感情生活中增加了几份牵挂的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

在先前的几个美篇中多次提到我们这些外甥们和舅舅妗子的来往，多少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尤其是在运城生活的二哥二嫂，俊芳妹和妹夫伟伟，每逢年节，都要上门看望二老，平时也时常不忘打个电话问长问短，聊聊家常，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关爱。

二老是我们唯一的长辈亲人，是家宝，我们一定会更加善待和关爱，也衷心祝愿二老生活幸福每一天，健康长寿奔期颐。

还要感谢来访者，文章较长，约1.6万字，信息量也大，感谢大家的耐心和鼓励！

下面是看望舅舅妗子时的部分照片和视频：

　　这是我们95岁高龄的舅舅，在看过美篇之后给出的评论：

晋和：您好！

您写再忆母亲，

阅后深感美篇：

内容丰富真实，

语言情意深长，

结构层次分明，

叙事有情有义。

衷心祝愿你们：

牢记父母恩爱，

爱心永裕后昆！

　　这也是我的一位舅舅，名叫杨秉祯，今年83岁了，是我舅舅的堂弟。这是他写的读后感：

我们都好，谢谢！

你的大作我读了两遍，倍感亲切。文章中的人和事很多我都熟悉，很多都亲历过。你的妈妈是我姐，小时候常见常叫姐的。你外公是我二叔，两家是自家屋，原是走动的，记得过年早上天不亮就去拜年！在二叔和我父亲去世前两家约定因为出了五服就不走了，你外公去世时我正好在家也参加了葬礼。

二叔对我很好，还牵线说合给我办过大事，伤心事就不说了！你秉昆舅更是对我有恩，五七年我初中毕业后有病，从闫景去运城看病，秉昆哥帮了大忙，至今难忘！看到他身体好，今已高寿，很是高兴，回去时一定再去看望，你若回去，一定替我问好！

看了你的文章，也有很多回忆，看到他们的照片很高兴！！就先说这些吧，总之十分高兴！

　　我回复秉祯舅舅：

舅舅妗子晚上好！两家的事情，听我妈和我舅都说过，虽然出了五服，但同根同祖不能变，走动少了些，但亲情永驻，感觉总是很亲切的。我小的时候也常跟秉伍舅玩，去过家里，高门圪台，四合院，宽畅的场院，大门外的槐树等记忆犹新，对爷爷奶奶也有印象，还记得爷爷是79年谢世的。好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帮忙也好，提携也好，都是相互的，秉录舅在大队任职时对我们家也很照顾，秉祥、秉伍舅见了面也是傻热闹，我们同在晋机工作，您对我、对侄女春玲的关照，我们不会忘记。不说了，祝二老健康长寿！还有，我是随便写的，说清了事就行，水平有限，称其为“大作”不敢当。

　　秉祯舅看了我秉琨舅写的评论后说：

看到了。看见你舅写的评论十分高兴，说明他思维敏捷精神很好。衷心祝福哥哥健康长寿！

　　读丁丁《再忆母亲》读后感的读后感：

　　我在“按语”中说过，希望年轻人“有所领悟，有所补益”，悟什么、补什么，我没说，而丁丁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孝”。丁丁抓住了做人的根本，我们的年轻人如都能像他一样，有这样的认识，并付诸行动，乃为国之幸、民之幸、天下父母之幸。

就事论事，我想，看这个美篇的年轻人也有一些，但像丁丁一样看后能写感想的人，恐无第二，这固然与其父母的引导有关，但无疑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且丁丁的逻辑思维和文字驾驭能力都是很强的，态度之认真，字迹之恭整，可圈可点，可喜可贺，后生可畏，丁丁可期！

一个家庭最大的幸福，是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所以我要说：小郭夫妇的教育是成功的。祝贺了！

注：小郭是我的忘年交，好上20多年了。此人聪明伶俐、多才多艺，是个能工巧匠、生活达人，我常常为得益于他的帮助而心存感激。儿子小丁则生于“非典”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