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掉的那些年…

萍水相逢

左起

我们

社员

青年

同学

女生

高家

塞外

男生

高粱

斗转星移，转瞬间就过去了五十多年。一个不能忘记的日子，永远刻在我们的心间。

1968年9月19日，我们的生活从这一天开始转变。我们告别了疼爱我们的父母，告别了生活多年的城市，也告别了美丽的实验园。

左起:林北北、叶勃力、方祖良老师、邓塞外

下乡插队落户的前一天，初二四班的几个同学来到学校，和老师告别，和同学们告别，在学校礼堂前，和班主任一起合影留念，每个人心中充满了仪式感。

左起:石磊、李向平、于天之老师、孙晓世、白小勇

不能说我们心里没有遗憾，临行前大班女生聚集在实验中学的教学楼前。和母校告别，真的依依不舍，我们最好的时光在这里度过，在这个校园里我们学习、生活了整整八年。

后左起:邹希文、王静慧、王凤梅、史俊珍、马凤芝

前左起:程晓颖、任彦彦、马湘湘、荆芷萍、鲁茗

那时候我们大班同学年方20岁，小班同学十七岁还不满。从小我们生活在大城市，没离开过家，也没有想到去农村会有多么艰难! “少年不识愁滋味”，想想马上要上山下乡，我们居然还觉得有些浪漫。

后左起:任彦彦、程晓颖、马湘湘、邱桂岩、王凤梅

前左起:荆芷萍、马凤芝、史俊珍、鲁茗

1966年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德智体全面发展。大班同学已把高中三年所有的课程全部修完，马上就要升入高校，走进心仪的大学校园。小班同学也即将升入初三…

1968年所有的中学生要去农村插队落户了，瘦弱的我们在带有时代痕迹的学校门前，排成一个整齐的队形拍照留念。

左起:任复君、邹希文、王凤梅、马湘湘、沈一中、程晓颖、康荣生

对于上山下乡，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疑议和反对意见。革委会一声号令，交户口，打行装，要去广阔天地的农村大干一番。9月19日的清晨，没有家长的送行，没有亲朋的陪伴。我们自已背着行李来到学校，按学校分配的去向把行李摆放在教学楼前。我们就从这里启程，全员插队落户到辽宁的粮仓昌图县。

乘火车，换汽车，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东嘎公社的小街前。那里停着很多大马车，各生产队接知青的人已经在这里等候半天!马儿打着响鼻靠近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来的有点晚。高三四班和初二四班的六十多个学生，按“以大带小”的方式分配到高家大队的五个小队（三队、五队、六队、七队、八队）。傍晚，同学们就在这里互相告别，大马车载着我们和行李沿着五个小队的方向，一会儿就消失在高高的青纱帐里面。

高家三队也叫后高家村，是一个只有19户人家，99口人的自然村落。它距离东嘎公社八里地，一条曲曲弯弯的土道通向公社那边。分到高家三队一共有8个同学，其中男生有高三四班的邓塞外、林北北，初三三班的金胜利、陈彬和金戈;女生有高三四班的袁化临，还有初二四的高志和与王淑琴。

陶小兵当年下乡去了盘锦， 这张照片是陶小兵先送大家到高家三队。

左起: 金胜利、金戈、陶小兵、邓塞外、陈彬

我们这几个同学在学校就比较要好，平时又很谈得来，我们自愿组合在一起，今后劳动和生活一定不会有麻烦。

左起:陈彬、金戈、林北北、邓塞外、金胜利

林北北回忆到:还记得刚下乡时正赶上秋收，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去了田间。今天要干的农活是割高粱，在东大排这块地我们要干上一整天。拿着生产队发给了我们的镰刀，也像个社员一样的跟在组长的身后边。在学校时每年我们都去农村参加劳动，虽然没有割过高粱，但这活对我们一定不会有困难。到了地头，生产组长李国臣先给我们做了示范，他告诉我们: 每个人脚下要骑一条垅，左边留三条，右边留三条，每人负责割七条垅。割倒的高粱要放在腿前，够梱了再用细高粱杆捆绕几圈。看完组长的示范动作后，我们五个男生一字排开，学着社员的样子挥起了镰刀，从学生到知识青年的身份就从这刻起发生转变。

干起来才知道割高粱可是个技术活，不是你有劲儿就能干好。看组长割高粱是那么的容易，头是头、尾是尾的揽在胸前。够一捆时马上打捆摆放在脚下，一会儿一梱梱的高粱就整齐地摆放在他的身后边。我们把握不好重心，高梁杆有的头朝上，有的头朝下乱作一团。当地社员称之为耍叉，我们只是觉得有点手忙脚乱。由于一个人要割七条垅，割着割着还会出现串行、割错垅的现象。开始我们还能看到、听到旁边社员的身影和说话的声音，过了一阵，我们五个人就被社员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从早上一直割到下午很晚很晚，中间休息几回后，我们才终于把那七条垅的高梁割完（后来才知道这里最长的垅有三里）。

汗水湿透了衣服，手上磨起了水泡，胳膊和腿都很沉，全身像散了架一般。当时我们每个人头脑里都很清楚，这仅仅是刚刚开始，接受“再教育”首先就要过好劳动关!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住，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再看看社员和我们已经割倒的这一大片高粱地，社员割后的高粱地留下的都是三寸长的茬，而我们五个人割过的35条垅的高梁茬高矮不齐。虽然两下对比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可我们心中却有一种秋收喜悦的成就感。

1969年2月17日是春节，上级号召知识青年要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我们这几个人早早就做了打算。在1968年9月份刚到高家三队那时，就请社员帮我们买了一口重85斤的半大猪，社员说养五个月到春节，正好可以杀了吃肉过年。但刚下乡时我们居无定所，开始住在社员家，以后又搬到生产队住。虽然每天也都喂猪，但是猪跟着我们四处转悠，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身体长大了，却瘦得像狗一般。杀猪时还没有买的时候大，85斤的猪养了5个月，杀的时候居然降到78斤。人家杀猪都能看到板油，我们的猪身上啥都没有，本来还想炼一点猪油的计划也完全落空了。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猪肉上发现了痘痘，杀猪的老乡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头痘猪，虽然我们那么馋，那么想吃肉，但还是把吃到嘴里的肉都吐了出来。这肉不能吃，要把它全部埋掉。但后来有个社员知道了，跑到我们的住地把锅里的肉都拿走了，可见当地的农民生活有多么困难。

左起:邓边疆、陈彬、金胜利、金戈、李建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没想到痘猪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转机。五保户老黄头去世了，队里把他的房子分给我们住。有猪圈、厕所、房前还有一大块自留地。房子虽然不大，但我们却有了一种家的归属感。

前左起:邓塞外、林北北丶陈彬、任大通、（?）李长白、李笑

后左起:李向平、吴卫平、高小平、金戈、孟宇、崔继明

大家都非常高兴，又买了一只小猪和一些小鸡，把房前自留地也做了精心的安排。我们种了西红柿、茄子、辣椒，胡萝卜、韭菜、小白菜、窝瓜，还架起了黄瓜架、豆角架，菜园子的篱笆墙种上晚豆角，我们很精心地打理自已的小园田。劳动之余大家都主动积极的进行施肥、浇水、除草，把我们的小园田侍弄得井井有条。四月初八还和社员学习自己做大酱，终于结束了我们一家一户要酱吃的尴尬局面。我们腌了一坛子咸鸡蛋，那时候的鸡蛋很便宜，5分钱就能买上一个。随时吃随时往里添。而老乡卖了鸡蛋，也就有了买油盐酱醋的富余钱。

下图:林北北在起猪圈沤肥

夏秋之际，我们的小园田获得了大丰收。上工前将采下的西红柿、黄瓜放在井水中的柳罐里，下工后和社员一起分享“冰镇”蔬果美餐。餐桌上，除了有小园田自产的蔬菜外，还能经常吃到用黄豆换的大豆腐、干豆腐，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了伙食的大大改善。这是青年点建好后，同学们前来祝贺的照片。

前左起:李向平、任大通、 邓塞外、邓边疆

后左起:林北北、陈彬、张明明、袁化临、黄羽

第二年的端午节，我们杀了自己养的第二口200多斤的大肥猪，还炼了一小坛猪油。这猪油是为冬季炖酸菜做的准备，猪油炖的酸菜吃起来很解馋。我们还清了以前赊欠社员的猪肉，同时也把肉赊给有猪的社员，这是为我们能持续吃到肉做好了铺垫。

前左起:叶勃力、邓边疆、金戈、孟宇

后左起:李笑、陈彬、金胜利、林北北、邓塞外、雷克勇

袁化临回忆当年建青年点住房的前后，清楚地记得三队是高家几个队最后一个要到青年点的建房款。后来又几经周折终于向公社要到了知识青年建房的木料，在社员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有了新住房四间。记得有一天，邓塞外去公社办事，正好收到同学家里寄来的汇款，他立即买了大粒盐带回了青年点。並马上把盐撒到青年点的房顶，及时解决了新房漏雨的问题。那时候同学们家里的汇款，都交给青年点统一使用，真是人齐心稳，和睦团结，共同努力，迎来了我们青年点的鼎盛之年。

这张照片是叶勃力来到了我们青年点。

林北北说: “1969年初，邓塞外被选为生产队长、我当了会计。春天播种时，队里大面积改种晋杂5号高粱和铁丰3号黄豆，同时加大了对农田和作物的有效管理，当年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年底秋收决算时，工分值由去年的四厘提高到七分钱。很多社员家领完队里分的口粮、烧柴、蔬菜还分得了现钱! 社员说:这是近几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像我们这样的穷队也过上了丰收年！”

左起:李向平、任大通、邓塞外、林北北、邓边疆、陈彬

邓塞外、陈彬送金戈经过宝力镇去当兵。金戈亲自赶车，还有其他几个同学送行。

林北北回忆到令他最难忘的事情是1971年，那年夏天开始对知青招工。他说: “那时我正在清原县医院照顾住院的母亲。邓塞外通知我马上回青年点。我回到青年点后，邓塞外告诉我，他在大队争取了一个高中男生的名额，让我赶快回来填写报名表。我当时内心十分纠结，自己想回城，但我知道这个名额是大队专门给邓塞外的，同时也担心自己的政审不合格。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内心想法就说，你家里实际困难太多，应该先回城。如果我先走你留下，将来你就不好走了。因为那时我已经因为照顾母亲离开青年点七、八个月了，他说，他是队长以后还有机会。我说，现在我的父母都没有解放，所以不符合招工条件。他让我不必太担心，是他负责我的政审外调工作，他会直接到我父母单位去了解情况。在这人生命运转折的重要时刻，他心里装着是如何帮助同学解决困难。外调回来后他向大队汇报说，我的父母问题清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招工回城。在他的鼎力帮助下，我结束了三年的知青生活，成为沈阳重型机器厂的一名工人。患难见真情，感恩在我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得到邓塞外忘我无私的帮助。这件事情刻骨铭心，这份情义永记心间！”

上图为农闲回城时，几个同学在沈阳合影留念。

左起:陶小兵、林北北、华强、印勇勇

高家五队也叫贾家窝棚，分配到贾家窝棚共有10名同学。5个男生都是大班的，他们是王建中、郑德中、梁传民、金铺东、贺玉贵。5个女生都是小班的，她们是康荣鸣、张瑛、唐岫云、许可、李梅娟。

前排女生:张瑛、李梅娟、许可、康荣鸣

后排男生:贺玉贵、王建中

9月19日是农历8月27，天是那么黑，夜是那么暗，伸手不见五指的说法，我们在新开河的农村有了亲身体验。男生和女生被队长分别带到两个老乡家的里屋:一铺大炕，就是给我们安排的房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昏暗的小油灯一闪一闪。窗户是用纸糊的，没有玻璃，我们谁也看不清对方的脸。入乡随俗，天黑了就得上炕，找不出任何事情可干。躺在硬硬的土炕上，睁着眼睛聊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想起了爸妈，想起了我们学习生活过的实验园…

虽然我们在学校时也下过乡，但那只是一年中的十几天。现在我们要务农了，我们的身份已经变为知识青年。贾家窝棚十几户人家，百十来口人，现在又多了我们十名新社员。掰玉米、收谷子，割高粱、刨茬子…，把收好的庄稼运到场院。秋天的活真不少，初到农村的我们，咬着牙学着干。

1969年春节我们就开始筹备盖房，建房款从公社支出，自已买木料，请技工，在老乡的支持下，我们硬是用建三间房的钱，盖出四间! 我们有了自已的家，这个家就是贾家窝棚的青年点。队里给了一块地，我们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菜。男生干重活，女生轮流做饭。还记得我们学习当地老乡的做法，自己做大酱，为加多少水，男生女生还争论了半天。秋天挖个菜窑，储备足够的大白菜准备过冬，小日子过得挺红火，我们靠自己解决了生活中所有的困难!

许可、郑德中、王建中、金辅东在青年点前学毛选

这是我们的菜地，自给自足，小日子过得挺舒坦。

许可、金辅东、王建中在菜地里

下乡当农民，就要和当地社员一样，不仅弄块园田种菜，也要养口猪，过年杀猪可是农村里的大事一件。那天我们青年点所有人都一起去集市买猪，挑来挑去挑了一个胖点的小猪，带回家后放进早就垒好的猪圈里。喂泔水喂剩饭，青年点规定，轮到谁做饭谁就得把猪管。天天盼，月月盼，盼着小猪快快长。就连晩上收工回来，我们还要围在猪圈旁边看个半天。谁知这猪真的辜负了我们，我们养了一年它也没长多大，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方面?

没等过年就准备杀猪了，我们没请社员帮忙，点里几个男生把猪按在条凳上，结果绳没绑紧，猪撒腿就跑，我们满村子地撵，闹得鸡飞狗跳、满头大汗。

经过一年的知青生活，我们从不适应到基本适应，从不了解农村到了解了大半。我们高家五队在册土地800余亩，1968年产粮6万余斤，亩产不够百斤，真的有点可怜。为改变这个现状，第二年我们几个知青搞了一块实验田。主要是搞玉米、高粱的杂交，想把产量搞上去，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就是要科学种田。

为解决土质问题，冬天农闲的时候我们集体回城，把淘粪的工具放在康荣鸣家，晩上就在康荣鸣家的地板上打地铺，这样半夜起来去淘公共厕所很方便。公共厕所白天不让随便淘大粪，到了晩上没人管。什么脏，什么臭，什么累，我们全都不在乎，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湊够了一火车皮，从沈阳直接发往八面城站。

从春到秋，我们在贾家窝棚呆了两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春种秋收的轮转，我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我们自己的家园。李梅娟当上了妇女主任，梁传民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大家准备在贾家窝棚扎根60年。

左起: 许可、王建中、郑德中、金辅东、贺玉贵

1969年末，下乡到沈阳郊区的刘清宁到青年点来看望大家，他们三个好朋友跑到东嘎公社照张像，狗皮帽子很显眼。

左起: 郑德中、梁传民、刘清宁

冬闲回城后，大家都要去照相馆照张像，戴着毛主席像章合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

前左起: 郑德中、梁传民

后左起: 贺玉贵、王建中

在北陵公园里，五队青年点的大、小班同学合影留念。

左起: 张瑛、贺玉贵、李梅娟、梁传民

1970年年末，梁传民的父母走五七到了昌图县大四公社，他归户回家。为欢送他，点里的同学赶到宝力公社集体去拍了一张合影，还赶着大车一路送行到大四公社梁传民的家里边。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们高家五队的集体照。

后左起:李梅娟、康荣鸣、许可、张瑛

中左起:金辅东、梁传民、贺玉贵

前左起:王建中、郑德中

高家六队也叫新开河，有16名同学分到这个小队。大班高三四班分来7名女生，她们是:王凤梅、史俊珍、沈一中、张景文、马凤芝、荆芷萍、鲁茗。小班初二四班分来9名同学，其中女生5名，男生4名。他们是女生:于念先、王明珍、张铁敏、孙艳芝、刘小林。男生:田洪彬、石磊、阎忠林、魏仕连。

前左起:刘小林、孙艳芝、王明珍

后左起:马凤芝、于念先、王凤梅

还记得1968年9月19日晚，大马车把我们带进了生产队的队部，队里已给我们准备好了晚饭。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已记不清当时吃的是什么饭。只记得吃过饭后队长把男生、女生分别带到几个老乡家。大班的女生分到刘文家，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和房东刘大娘还聊了半天。这张照片是我们青年点大部分女生，中间坐的两位男士是公社的领导，可能是来青年点看看。

前左起:沈一中、两位领导、王凤梅

后左起:王明珍、马凤芝、张景文、刘小林、张铁敏

我们住过老乡家的大土炕，后又搬进生产队在队部为我们整理出来的暂住点。男生住在队部的西厢房里，女生住的这个暂住点虽然是正房，但它曾经是生产队的马圈。屋子里不光有马粪味，而且四处露风，冬天脸盆里的水结了冰，一夜的时间，毛巾冻得像冰棍一般。

从春种到秋收，所有的农活我们都干了一遍。早上一敲铧子，高家六队的打头薛万发一声大喊，16个小青年就跟着他去了田间。因为全村就12户人家，干活的主力就是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现在想起来，还是春天的活好干，刨坑、点种、覆土，再用石滚子压平。虽然鞋壳里都是土，但四人一个小组干得挺欢。

夏天顶着大太阳去铲地，碰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地块，一上午也铲不完一条垅，腰酸背痛腿发软，真是苦不堪言。

最难干的活是秋收，虽说割倒一片少一片。但割豆子、拔麦子的活真难干!从地里回青年点，只见大家的手上血泡一片。我们到了地头休息时，还不忘做几道趣味数学题打发时间。还记得那道题:有三只狼和三只羊要渡河,且只有一条船,船上只能坐一个人和两只动物,问怎样才能安全的把动物送过去?（注:狼在没人的情况下,不小于羊的数目下就会吃掉羊）我们就在地头画条线，用石子和树枝代表羊和狼，一遍一遍地试验…

农村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却想方设法把生活改善。刚下乡吃高粱米觉得难以下嚥，小班的田洪彬就想办法在淘米时用饭铲使劲地搓，用水冲了一遍又一遍。做好的高粱米饭变了样，白白的、圆圆的，居然像大米饭一般。我们盛饭时都抢着盛挨近锅底那块地方的饭:好吃!又软又弹!

干什么农活我们都不觉得难，但最怕的就是下雨天。虽然下雨天不用上工，但去厕所那真叫一个困难。当年的厕所特别简单，一般都是在住家的房山头，用秫秸围起一个圈，里边挖个坑，放一口破缸並在缸的上边搭两块板。当你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里边，真担心一脚把木板踩翻。那时我们所有人有个共同的心愿: 改变农村生活，改造厕所一定要放在最前边。

看起来我们的生活似乎有些苦，但没有任何人发牢骚抱怨。小班石磊那时候管伙食，为把青年点的伙食搞好，经常赶着车去集市上去买些酱醋油盐。我们青年点从来没有缺过粮，队里做豆腐分给我们，还不和我们要钱。如果没菜吃了，队里把黄豆送过来，炒盐豆也很下饭。还记得在这个马棚里的炕上，鲁茗住在炕梢，每天晚上，她都会在自带的木制肥皂箱上，点上自已的小煤油灯，坚持每天写上一篇。

沈一中说到当年的青年点，记得刘小林特别活泼，讲故事也很生动。她说，有一个雨天，大家不用出工，都窝在青年点，因无事可做，就提议让刘小林讲故事。刘小林当时正在补衣服，立马有人自愿帮她来补，以便她可以站在炕上边讲边演。印象比较深的是讲“陶维尔教授的头颅”，她讲得有声有色，大家也听的津津有味。尽管雨很大，房子也有点漏雨，但是屋子里欢乐的气氛丝毫不减。

沈一中说孙艳芝歌唱得很好，“第一次听她一边烧火一边唱歌（好像是洪湖水浪打浪）。当时我就被惊到了。不是因为她唱得好听，关键是她的唱法也不一般。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习惯大嗓门的唱进行曲，乍一听到她那种悠扬、空灵的歌声，顿时眼前一亮，被深深地打动，内心一下子变得很软很软”…

还记得小班石磊有一把吉他，收工后经常在青年点的小院子里弹上一弹。那歌曲是那样的悠扬，我们一边听一边感叹!那是一首苏联民歌，虽然从没听过，但因为好听，我就把旋律记在了心间。许多年后，无意中知道这曲子由孙维世填词，作为话剧保尔柯察金的插曲，成为了经典。

沈一中还说:记得下乡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队里放了一天假。张景文说她弟弟下乡也在昌图，位置在新开河的北面，距离我们新开河有四十里地远。他弟弟所在的公社在辽河边，那里是沙土地，盛产花生，现在正是收获季节，她想去看一看！我和荆芷萍决定陪她去，虽然没有地图，也只知道公社生产队的名字，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一路向北、说走就走的旅行团。一路上没费什么周折，很顺利到达了她弟弟的青年点。看到她们姐弟团聚，我和荆芷萍也动了念头，也想乘机去自已的弟弟妹妹那里去看一看。荆芷萍的妹妹在昌图平安公社，第二天她就乘火车去了平安。我从那儿走到八面城，搭火车去了开原。

这是我们班下乡到高家六队大小班的女同学，冬闲后回城在一起照一张照片。

前左起:沈一中、于念先、荆芷萍

后左起:王明珍、马凤芝、史俊珍

1970年高家六队的大班女生在沈阳合影留念。

前左起:马凤芝、沈一中、鲁茗

后左起:张景文、王凤梅、史俊珍

张景文、沈一中、鲁茗，年轻漂亮的新社员。

1969年国庆以后，建房款下拨到我们小队，每个人150元，我们16个人，在当时这个款额实在可观。1970年春耕后，生产队在队部的东面划出一块地给我们建青年点，我们一共要建新房五间。盖房子在农村是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青年点的同学全员出动，昌图的土质可能比较粘，房墙不用砖砌，干打垒的跺墙方式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那时候我们都特别能干，抡大锤跺墙我们女生和男生一样，轮番上阵，不叫苦不叫累。也许当年很年轻，也许是心中有个期盼，因为那是给我们自已建家园。下面的图就是我们六队的青年点，房子盖好后，几个女生在房前照像留念。

前左起:刘小林、王明珍、孙艳芝

后左起:马凤芝、王凤梅、于念先

在六队知青中，我们四个人是好朋友，回沈后在北市场的一个照像馆里拍照留念。

前左起: 于念先、荆芷萍

后左起: 王明珍、马凤芝

七队的4个女同学来六队串门，大家在青年点的菜园里照像。

蹲左起: 任复君、邹希文、马湘湘、沈一中、王凤梅、马凤芝

站左起: 高岱、史俊珍、张景文

生活环境和饮食的改变，辽北的知青生活把我们从瘦弱的身形变得有点发圆。这是1969年挂锄后，我们回到沈阳后在东陵拍的照片。

上面照片从左起:王凤梅、鲁茗、史俊珍、荆芷萍

高家七队在六队的西边，两队距离只有二里地远。分到七队共14个同学人，男生5人，女生9人。大班有周景杰、刘德明、王英; 小班有李向平、牟于奇。大班女生有邹希文、马湘湘、高岱、任彦彦、任复君，小班女生有王惟妤、牟徐舫、郑苏英、张燕。

从左起:马湘湘、邹希文、高岱、任复君、郭敏娴、袁化临

七队位于新开河村中段，有21户农民，124口人。拥有平坦的褐土地，计划内面积53晌8亩4分，还有20晌计划外的“黑地”不归上边管。由于生产管理粗放，1968年仅年产高粱、玉米3、4万斤，一个工分3.6厘，一个劳动力每天按8分计算，意味着干一天活就挣2分钱。

左起:王英、周景杰、李向平

面对如此困境，我们到队不久就投身到打翻身仗的拼搏里边。从1969年到1975年,由周景杰开始，李向平、牟徐舫、王惟妤接续担任生产队正付队长六年。郑淑英始终担任保管员，王英一直做“老更官”。我们出工干在前，收工走在后，热心扶困济贫，严格管理生产，开展科学种田。铁面严把财务关，初步调动起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粮食产量连年翻番。1974年粮食产量达到21万斤，是1968年的的6倍，分值也达到一毛多钱。

李向平和当地贫中农打成一片，右一是李向平。

王英、李向平与参加公社劳模会的代表合影。

后排左二为王英，左三为李向平。

说到当年插队落户到乡间，每个人想说的话就源源不断的涌到了嘴边。那些年有苦也有累，但也有篏入脑海中不能忘记的快乐片断。邹希文回忆起她在七队的那几年，青年点生产、劳动、生活中的点点小事就浮现在眼前…

下图:邹希文

邹希文回忆说:在青年点的房前，开始种我们的小菜园。䠙好垅，挖好坑，把弄来豆角籽撒在里边。我们在每个坑里都要施上一把自已沤的肥，覆好土还要用脚轻轻踩一遍。这不仅是在种豆角，我们把希望也种在了里边。豆角吃完，秧子拔掉，我们居然发现了新大陆，一片西红柿秧和极少的西瓜、香瓜秧出现在眼前!我们并没有种这些呀？忽然大家恍然大悟，大笑了半天。原来那是大家粪便里的种子，哈哈，这是多么神奇的一种循环!

左起:高岱、邹希文、郑苏英

待西红柿成熟了，无论是其它队的知青还是本队老乡，只要来到院里，都会进到地里去摘，什么时候摘都不会失望，这意外地惊喜延续了好一段时间。下图:我们村子的后边就是新开河，收工后几个同学来到了河边。

右起:邹希文、王惟妤、马湘湘

农村的很多事对于我们都很新鲜，生产队每年都要种些糜子（大黄米）、红小豆分给社员。辽北的习惯过年要做粘豆包，一做就做好多，放在缸里冻起来，一吃就能吃上好多天。那时我们学着去磨面，做豆包，也学着社员那样冻在屋外的大缸里边。

左起: 马湘湘、邹希文、高岱、

每年春天，农村家家户户都要“抱”小鸡，春天“抱”出一窝，到了夏天公鸡能打鸣，母鸡能下蛋。头一次看孵小鸡，是在社员的炕头上。老母鸡趴在好多鸡蛋上，不让任何人靠近它的身边，有人从它身边走过，老母鸡的毛就立马竖起，嗓子发出闷闷的哀怨。21天的时间，小鸡一个个啄开蛋壳，毛绒绒的特别好看。慢慢地长成了大鸡，红着脸儿争抢鸡咕噜 ，咯咯嗒地叫个没完。记不得是谁的主意，要给每只鸡起名登记，还要记录每只鸡能下多少蛋! 终于发现这是个愚蠢的决定，因为它们下蛋的地点不确定，青年点的院子里到处可以找到鸡蛋。不是一个，而是一堆。米屯子上、厕所纸篓里、玉米地里……到处都有，那捡鸡蛋的感觉真是开心无限。

公鸡就比较可怜，它不能下蛋，打架斗殴，无时不在。当我们馋了，就把公鸡杀了，放在柴火烧的大铁锅里，燉了一会儿，鸡肉的香味就飘得好远好远。

最后只剩一只最漂亮的幸运大公鸡，它最大的本事就是看家护院。这只公鸡很灵性，对于知青无论来自哪的一律不撵。对于老乡就连孩子都不行，追着撵着没个完。邹希文说:“记得一次我做饭，挑完水，打扫完卫生，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在院子里走过，它就从后面飞到我肩膀上，我一回头它就又跳了下去，好像要和我逗着玩。”这张照片是在七队青年点门前拍的，因为有外队的女生来串门。

左起: 郭敏娴、任复君、高岱、邹希文、程晓颖、 马湘湘、袁化临

北方人每家每户都要下大酱，但下大酱可不简单。从煮黄豆、做醬块、包好放在房粱上荫干。等到阴历四月初八，刷酱块，再敲成小块，放在缸里用水浇满。下到缸里还要闷晒一个月，做酱的全过程才算完。我们学会了所有程序，也完成了做酱的所有过程，于是我们青年点的酱缸也摆在了窗前。

下雨天房子漏是我们最大的麻烦。屋地完全是烂泥，不穿雨衣、雨靴根本玩不转。房薄顶上用塑料布吊好，让雨水从塑料布流到盆里边。如果不在下雨前把柴火搬进来，那饭就不好做了，湿漉漉的柴火根本点不着，弄得屋里屋外都是烟。有一次不知是谁把煤油撒在了装米的大缸里，等做饭时我们才发现。那时口粮是有数的，一缸的粮食要吃上好多天!当然这粮食不能丢掉，再难吃再有味道也要往下嚥。

一定猜不出她们三个人在干什么!三个女生牟徐舫、王惟妤和郑苏英在青年点的屋顶上撒盐。让屋顶的泥顶板结，这样下雨天大家再也不会因为屋里漏雨而心烦。

一天劳累后，我们依然不改晚上围着那如豆的煤油灯看书学习的习惯。王惟妤回忆说，在高家七队我读完了四卷毛泽东选集，都是在这昏暗的油灯前。还记得学习结束时，我们互相对望，只见每个人都收获两个大黑鼻孔，因为煤油灯的油烟都贴到了我们的鼻子上边。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们忘记了农活的劳累、环境的恶劣、前途的迷茫，取而代之的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

邹希文在试验田边

看我们身后的高粱穗又大又散，这种高粱的产量有点低，但它磨出的高梁米最好吃，这米的昵称叫“大蛇眼”。

下图为王惟妤和马湘湘

我们搞的实验田是“晋杂五”，它的棵杆很低，高粱穗抱得很紧，不好吃，但是高产。

到了秋收季节，地里的庄稼都要往场院里运，那时没有汽车，牛车在生产队也是好的运输工具，马湘湘、邹希文和队里的孩子们坐在上边。不知道去运什么，坐在车辕上的孩子那么小，居然甩着鞭子当上了车老板。

坐在车尾的是马湘湘和邹希文。

春天，一辆拖拉机来我们队里翻地，我们都很兴奋。要知道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尤其在广阔的松辽大平原上，能改变牛耕人做的现状是多么让人想往。几个女生爬上了拖拉机，先过过瘾，再试着当一把拖拉机驾驶员。

上边站着的是高岱，下边两人是马湘湘和邹希文。/

王惟妤站在我们的小园田里，园田的后边就是我们的青年点。

马湘湘和王惟妤去队部办事，王惟妤扛着铁锹，乍一看像是在挑着土篮。

青年点的四个女生坐在土围墙上，劳动之余嘻嘻哈哈地聊着天。

左起:郑苏英、牟徐舫、马湘湘、高岱

这是1968年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没和班里一起走的罗小燕，与高家七队的女生在辽宁工业展览馆见面。短短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变得那么“丰满”。

上图左起:马湘湘、邹希文、任复君、任彦彦、罗小燕

新开河水流淌在高家六、七、八队的北面，从东向西往前盘旋。也许是河水的不丰盈，造成了这个村庄的贫穷和困难?我们两个班17名同学被分配到高家八队，其中五个男生，他们是大班温新新、吴念秋，小班赵沙沙、马学林、赵辛夫;12个女生是大班康荣生、徐笑鲁、程晓颖，小班是康荣宁、杨松青，徐晓锦，鲁小江，李连华，李非非，朱鲜丽，黄羽，刘翔伟。

东嘎公社高家八队人少地多，马队长虽然是老党员，但不爱管事儿，旁落大权。大抹头、吃大锅饭的现象比较严重，让好多人都有意见。什么是大抹头?就是干不干一样领口粮，干不干都一样拿不到钱! 忙的时候就不出工，挂锄和冬闲时出来混饭。队里的二流子吴坤就是这样，挂锄时来队里上班。还说，你们知识青年太傻！农忙农闲都是一样的工分，你们忙累的时候干活，不累的时候回沈阳了。他冬闲时在小队部里，唱起二人转像喝醉酒一样投入，不知道疲倦。今天大家回忆起来，说这个二流子有点像赵本山。大班的温新新，在学校时就比较有主见，为让知青的利益不受损害，刚下乡不久就从小队里要回了知青的财务权。

前左起: 徐晓锦、李非非 、黄羽、李莲华、徐笑鲁

后左起: 刘翔伟、程小颖。

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后续，同学们的思维还保留有“左”的观念。程晓颖回忆说:一开始我们也很左，为了卡住大抹头，我们带头不占用队里的便宜。磨石豆是牲口料，一般都是换豆饼喂牲口，换回的油分给社员。为了表示革命，我们坚决不要，可没有油怎么炒菜呀?这事儿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周全。最后只好清水煮菜，弄得大家肚子里没油水，大便都很困难。

前左起:李莲华、李非非、黄羽

后左起:王淑琴、康荣鸣、许可

八队的农民生活得真困难，困难的程度超出了我们下乡前的预见。有一次去一个社员家，忘了叫那家姓什么了，只见他家的四个小孩没有穿衣服，一顺儿光溜溜地躺在炕蓆上，一床被子四个孩子裹在里边。妈妈可能怕孩子冷，一个劲儿地给孩子掖被角，但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被子有点小，想掖也掖不严。

左起:程晓颖和黄羽在新开河边

高家八队的分值是2分3厘4，那是最低一年，按一个壮劳力一天10个工分，干一天活，挣一盒火柴钱。如果不出工，一天少吃一顿饭，都比一盒火柴值，所以还不如不干活，就是这种恶性循环！

前左起:黄羽、李莲华、老董家小香

后左起:葛洪英（社员)、李非非、尹立春（社员）

生产队由于领导班子不行，社员穷的一塌糊涂，不久我们知识青年就夺了权。队长、财会、保管全接手，先是温新新当了队长，后又是赵辛夫当的队长，终于拿掉了队里的大抹头的坏习惯。八队是全大队里最穷的小队，不是自然条件不好，是因为社员太懒。当时下地的只有共产党员马队长，他只能领着富农子弟和知识青年劳动在田间。在农村的这三年，我们真心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想尽办法在广阔天地里大干一番。可谓与天斗与地斗又与人斗，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精彩不断。

后左起: 黃羽、肖桂华

前左起:王维妤、余栗

她们是最后走出东嘎的四个知识青年

高家八队的知青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当年就把八队的历史改变。高家八队从农业合作社开始，从来没有交过公粮，年年拖，年年欠。而我们改变了这些，当年不仅交齐了公粮，还卖了一部分商品粮，这引起周边地区的震撼！

程晓颖回忆到当年高家八队有一块地叫八垧地，好像离村子很远很远。春天，拖拉机把地翻完以后，为了保墒，由我们知识青年半夜三更赶着马拉着辊子去压地。一个人赶着一匹马，大家相隔得很远。心里也发毛也害怕，但我们不干就没有人干。我赶的那匹马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慢慢的踏着步，有时还回个头，似乎在告诉我，不要怕，还有我和你做伴。

温新新当时是青年点的点长，他领着我们干打垒的盖起了新房五间。一米多高的鸡舍我们垒，厚厚的围墙都是我们自已建。只可惜后来干不动了，院墙只建了一半儿就停工停产。我们在园子里种了很多大白菜，辽北的冬天很长，大白菜是农村餐桌上的主角，挖个菜窖储存过冬的白菜刻不容缓。

左起:李非非、刘翔伟、李莲华、康荣宁、徐笑鲁、徐晓锦

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到了农村，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已干。我们没有住过火炕，更不懂这火炕该怎样盘?问过老乡后，知道了盘炕的要点，但没注意把炕洞留得太高，炕怎么烧也不热，要知道辽北的冬天就靠这火炕的散热来取喛。我们渍了一缸酸菜就放在屋里，因为屋里太冷，缸里的酸菜结结实实地被冻在缸里面。

左起:李非非，黄羽，李莲华

有了自已的住房就有了我们自已的家，17个人的大家庭要把自已的日子规划周全。我们养了100多只小鸡，和社员家一样，散养在地头、田间，谁知道每天早上放出去，晩上回来的数数看，居然会少一大半。最后100多只鸡都丢了，还是我们过日子没有经验。

当时高家八队的青年点实行共产主义分配，大家的钱都放在点里一起花，对于家庭困难的同学一定给予照顾。1971年开始招工时，一致同意让家庭经济困难的和年纪大的同学先回城，年纪小的同学在招工时刻都不上前。

黄羽和徐笑鲁在青年点的照片。

白天干活再累，晚上都在小油灯下看书学习 ，开会讨论生产队大大小小的事。花钱最多的买煤油的钱，我们宁可不打酱油，买灯油的钱从来不断。

下雪了，结冰了，新开河向我们展开它丰姿绰约的另一面。马学林站在新开河畔，迎着风雪向前看!

这张照片好像在公路边，年轻漂亮的女知青们，每个人都是一张笑脸。

前左起:许 可、李莲华、黄 羽

中左起:王维妤、牟徐舫、康荣鸣

后左起:王淑琴

前左起:小香(社员)、李莲华、老丑(社员)

后左起 :立春、洪英

康荣宁、康荣生、杨松青

康荣生和袁化临在高家八队，那时候多年轻，多么好看!

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1974年，高家大队青年点的人员开始改变。有的人离开了青年点，随五七战士的父母去了另外的乡间; 有的人参了军，保家卫国上了前线;有的人去了军马场，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跃马扬鞭; 还有的人被招工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有的人上了大学，成为了第一批的工农兵学员…

高家大队的知识青年返城后的集体合影，背景是实验校园内大家捐款建成的塑像前。

黃羽回忆说，大批招工以后，大队决定将青年点並点。三队、五队、六队剩下的同学都到了八队。他们是邓塞外、袁化临、陈彬 、康荣鸣、许可、 王明珍、刘小林。并点后，王明珍当会计，许可当保管员。邓塞外担任点长、生产队长，带着大家在农村继续干。

前左起:王淑琴、李莲华、黄羽

后左起:许可、牟徐舫、康荣鸣、王维妤

尽管我们离开了这片土地，每个人的身份又一次发生了转变。但无论过了多少年，即或我们已经从青年到了老年。我们会三三两两，或班级或青年点组团，我们都会回到这里，看望乡亲们，寻觅我们自己的当年…

1994年，高家三队老知青在当年房东门前合影留念

2008年，高家三队老知青看望当年的老乡，和当年乡亲合影留念

2018年9月，是我们插队五十周年纪念日，高家三队老知青返乡，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和乡亲们合影留念。

高家五队老知青返乡

当年五队的老知青坐在老乡家的炕边，大家开心的聊起了当年…

五队村口有我们的记忆，花白了头发的我们还记得我们当年是这里的新社员。

看看，这院子太大、太漂亮，哪里还是我们当年住的房东家的土屋小院。

当年的小伙伴，今天又相见，拉着您的手，搭着您的肩。

2019年7月，陶小兵、袁化临、荆芷萍、梁传民从北京回到沈阳，周景杰从沈阳一路开车，专程陪伴我们回到高家大队的五个青年点。我们在东嘎乡政府门前合影留念。

左起:周景杰、袁化临、乡干部、荆芷萍、梁传民

我们在高家五队当年房东家的门前合影留念

我们来到高家六队老房东刘文的家里，过去低矮的干打垒土房和小小的院子，如今已经大变样。红瓦白墙，窗户透明锃亮，院子的地面铺了红砖!

左起:荆芷萍、刘文、袁生林、梁传民

荆芷萍和当年高家六队的社员在大树下聊起了当年。

左起:袁生林（社员）、荆芷萍、刘文（房东）、社员

袁化临和荆芷萍在通往五队的玉米地前合影留念。

1988年9月19日，高家七队的老知青们又回到了这里，站在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上合影留念。

1998年9月19日，高家七队的老知青又回到了他们的第二家园。

2008年9月19日，是我们下乡40周年纪念日，高家七队的老知青和乡亲们又欢庆了一番。

2018年9月19日，高家七队的老知青们在上山下乡50周年的时候，在东嘎乡镇大门前。

高家八队的老知青们几次回到了这里，看着农村的变化，他们要说的话说也说不完。

我们记住了那几年，因为那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会忘记青春年少的我们，在辽北大地创建了我们的第二家园!我们不能忘记刚刚踏入社会就上了山、下了乡，更不能忘记那几年朴实的乡亲给予我们的陪伴!

让我们永远记住插队落户的那个难忘岁月!我们吃过的苦，流过的汗，磨炼了我们的意志，铸造了我们的灵魂，也成就了我们永不服输的今天。

文字、图片供稿:

林北北、袁化临、王建中、梁传民、沈一中、王凤梅、邹希文、王惟妤、李向平、程小颖、黄羽

编辑制作: 荆芷萍

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