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再教育——1968/1978上海水泥厂的工矿生涯

YU jing

十年再教育

—————1968/1978 上海水泥厂的工矿生涯

俞京

初到水泥厂

1968年八月，秋高气爽的一个星期一早上, 我搭上海水泥厂厂车，车站在宝庆路，靖江路口，离我太原路家很近，从小就知道这些车是发往水泥厂的, 天知道我的工矿就被分到了水泥厂。67届的高中生能够分配到工矿是值得珍惜的大好事。二十几分钟的车程，伴随着兴奋，一晃就到了偏于龙华飞机場一角，黄浦江边“龙水路l号”的水泥厂。蓝天白云下，近乎粉白色的大烟𠧧和水泥厂特有的浓浓白烟, 醒目又诗情。

那个时候这个厂叫“上海红卫水泥厂”, 全厂二千多职工都很兴奋地在“红卫”，吵得不可开交。新刷的大字报和覆盖着的厚层，告诉我这里正在发生的革命。和学校情况不同，这里还在红着脖子爭吵谁更革命！二派都顶着“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大帽子，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爭吵的。1949年后，公私合营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后，上海社会上一下消失的黄包车夫和三轮车夫 (俗称三老板) ，还有，曾在上海到处走街穿巷的“小皮匠”们，原来也都进了这个工厂，成了这个厂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与其他大型工厂的“产业工人”不一样，三老板和小皮匠的淳朴，智慧，狡佶和圆滑，似乎更贴近上海社会的底层。谁更革命的命题, 常常不是他们所热切关心的。事实上，走近后，我才渐渐的知道，这些派性也只是厂里那些有知识的“分子”才有兴趣，才是利益相关的爭吵。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如果不知道旧上海的”灯红酒緑”和十里洋埸下小人物的“甜酸苦辣”，那么，今后将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老师，算是找对了。

水泥厂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产业。因为他建立了水泥厂和上海火柴厂，所以在中国，他还拥有了“水泥大王”和“火柴大王”的美誉。他结束了中国只能用“洋灰”和“洋火”的时代。刘鸿生，刘吉生兄弟俩住在上海巨鹿路，陕西路上。现在上海作家协会的洋房是他们的房产，也是鄥达克的作品。兄弟俩为人正直，给旧上海留下了很多佳话美谈。刘鴻生解放初期是上海工商联的主席，也官拜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可惜，解放后不久就过世了。刘鴻生乐施好善，1949年后，“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留下很多旧政府，洋公司里的华人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和洋买办等高级职员，他们没了去处。找到刘鸿生，他二话没说，安排到他自己的公司，管高薪，不用上班。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后，这些人才天天挤着水泥厂厂车，在总工程师室，财务科，厂办……一个一个老老实实地“坐班子”。昔日三轮车的老板和主顾，也成了同事。

我1968年进厂时，，还在盛行向最高统帅，副统帅的“早请示，晚𢑥报”。厂里各班组上班前，要人人高举着语录小红书，“……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伟大的文化革命中，被刘鸿生照顾下来的前朝遗老们，无一例外的被揪了出来，关进“牛棚”。午饭前，四五十人的”牛鬼蛇神”，要面对着熙熙攘攘赶来吃饭的人群，老老实实的低着头，排着隊，走向食堂正门口的“石膏像”前, 躹躬请罪。这里有民国政府的的高级财务顾问，楊树浦发电厂的高级电气工程师，耳熟能详的洋公司大经理………老实说一句，他们当时都有“飞出去”的机会和能力。

水泥生产过程，我其实在中学物理课上已经简单学过。从黄浦江码头上驳起湖州山里开采来的石灰石，磨粉打浆，成料燒结，再混合了炼铁剩下的矿砂，最后再磨粉，就是水泥。厂里有三条工艺生产线，有二十年代建厂时的老窑和大跃进时代的新窑。分属一车间，二车间。然后就是运输，发电，化验, 包装和供销….以及圍绕这些生产流程的各个保障部门。水泥厂有我所见到过最漂亮的游泳池，长方形朝外的二条边，建在黄浦江一个大转弯的开阔处，龙华机場毫无遮拦视线的天幕，衬映在这个混天而成的游泳池背景上，白色的栏杆就是天际线……当初不知道是哪位高手设计的？引得我后来梦中对水泥厂的忆念，总是充满着超凡脱俗和归尘还世的矛盾。

水泥工段

厂里派来接新工人的孙雷同师傅，带着我们近十个由郊区中学分来的高中生，先清扫厂区垃圾，二个星期后，再和近二百多个卢湾区分来的初中生会合, 举办学习班后分配到全厂。我和一位高中的同学，因为个子高大，又听话，所以被分配到孙师傅自己所在的，也是体力劳动最强又最脏乱的一车间水泥工段。生产工人三班倒，每班八个小时。这时候再仔细观看这个水泥厂，到处是灰，层层重叠的大字报上，任何破损不平，面前翘上的突起，都堆积了厚厚的水泥。空气中也飘逸着刺鼻的泥浆粉尘味。进入水泥工段，输送火红熟料的厚铁板行车按装在地下。运料时，钢铁和滚石混成巨声，弥漫的粉尘中能见度不达一米。工友要发停止或者继续的指令，只能靠近，用简单手势交谈。除了粉尘之外，地道里还无比的潮湿，到处积满了水泥粉和水滴积成的鈡乳挂石，行走在内，像身处深深的矿井或者像是在原始的山洞里。

我的工作岗位是烘干窑燒大炉。将炼鉄剩下的水渣烘干，输送，混合到球磨机里磨成水泥。高大工房里的烘干窑，是一对近三十米长，四五米直径粗的鋼铁圆筒，轰隆隆地旋转。水泥工段最重要的设备是球磨机，每个是十来米长，三米多直径的大钢筒。钢筒里装了近三十多吨的钢铁滚球，三座球磨机以每分钟五六十转的气势和人耳所能承受的最大噪音分貝，展示着水泥工业的气势。烘干窑的工作强度在每个班满运作时，能吞吐二十多辆次八吨大卡车的矿渣和满满的一车八吨煤炭。大卡车装矿渣的翻斗一半倒在地坑的外面，需要用铁铲人力铲回地坑。而八吨煤则完全需要靠人力小推车运到炉膛口旁，再一铲一铲地喂入通红的烈熖中。头戴有披肩的工作帽，身著白色厚帆布工作服，脚蹬大头皮鞋，加煤的姿势和那时电影中炼钢工人骄健的身影差不多，这也许是我作为“工矿”工人挺得意的一件事。相比我那些去农村边彊“修地球”的同学们，我珍惜又自豪。作为炉前工的福利，我每个月的定粮增加到四十五斤。每年在这个岗位上还会发一件厚棉衣，但因为是三班合用，要不了几个星期就变得脏兮兮，油兮兮，破损露出棉絮。穿着时，还常常腰里系上根绳子。69年的春节大年夜，正好轮到做夜班，去厂食堂的路上，有点飘雪，我们班组的三位新工人，一溜儿这种又像工人又像是农民的装束，相视而笑：至少形式上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态度是多么诚恳！

接受再教育，更重要的是参加“革命”。厂里二大派，头头们互不买帐，可是沉在工人底层里，大家还是嘻嘻哈哈。批斗大会开不起来，上面派工人宣传隊，到水泥厂来领导革命。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其实大家都是工人阶级，凭什么你来领导？大会揪了这个又揪那个。揪出来的叫坏头头，而一旦被揪出,马上就下放到我们水泥工段来“劳动改造”。昨天神五狗六的样子，一到我们水泥工段，马上也披件破棉衣，腰里系根绳子，一副牛鬼蛇神腔！弄得我们几个新工人挺不好意思的，你要表示态度诚恳，学我们干嘛？

一二年里换了好几批工宣隊，揪了好多人，依靠的革命群众，也换了这批换那批，“派性”还是没有“克服”。那时候的工宣隊还要斜背个装小红书的小包包，在厂里走来走去，寻找和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现在的小朋友也许搞不懂，那十年里穿着打扮可是革命的大事情，这个大事情可以决定，是你革别人命，还是被别人革命。新到的工宣隊第一件事，总是开个全厂大会，揪几个人出来，抖抖威風。这次这个工宣隊发现我们这个水泥工段尽管有不少新揪出的坏头头，可大家却仍然乐哈哈，一团和气。你想,那些旧社会过来的三老板，小皮匠有什么世面没有见过？但是，这批工宣隊就是不愿看到大革命中的“一潭死水”。私下里和好几个新工人谈话，鼓动起来革命。终于,我的昔日同学奋起响应，答应写大字报，闹革命。而我呢，一有运动就少不了用毛筆抄抄写写，这些年，我的毛筆书法大有长进。记得我抄写了十几张纸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声嘶力竭地批判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的派性。抱歉，我也不知道，谁是水泥工段的杜聿明？虚张声势的春秋筆法。反正水泥工段的更衣室外，轰轰烈烈的又革命了一下。而在厂的另一端，机修车间，我们一起进厂的一位新工人，平日里很要求进步，不知道怎么和哪个工宣隊员拌了几句咀。全厂大会上，那个隊长没搞清楚，新工人没有派性，竟然也要点名揪出，还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那个趙胖当塲顶撞起来，差点大家都下不了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个“了”法？反正趙胖没有被揪到我们水泥工段来。我们水泥工段的革命，以班组会上一个四类分子低着头，大家圍着喊了一阵口号告一段落。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尊重人”啊，“脱帽子”一说，有了运动，现存的政治敌人总得运动运动。很可惜，我现在连他姓甚名甚都没有能记得，不然，也应该为当时在旁呼口号的瞎起哄，道一声歉。

红宝像

我很幸运，同厂同车间有位新工人画家，夏予冰。那时候全厂十几张巨幅的领袖红宝像全是他画的。红宝像画在每张比门板还大的大铁皮拼就的巨框上，竖在厂里最醒目的地方，厂里最大的一张有四十来张铁皮大小。四五层楼高。夏予冰知道了我爸爸和妈妈是画家，坚持要调我出工段与他同画宝像。之前我没有画过大油画，脱产调出翻三班的重体力劳动工段，又有高大上的光荣政治任务光环顶挡在前面，所以我很兴奋，调出也顺利 。我爸爸妈妈并不希望我走他们的路，他认为艺术这个东西没有好坏标准可言，上海美协在1957年后批斗我爸爸最兇最理直气壮的几个理论家，都是不会画画的美术家。他们会把资产阶级艺术批判的头头是道。在这片大地上，做个“又红又专”的艺术家，本身会不会艺术不重要，关健要有敏感的政治嗅觉，闻得出艺术中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来。艺术的发言权，不在艺术家，而在政治家！一直以来，我会不会画画，父母从来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我在学校的“数理化”成绩。他们希望从我开始，远离上海美术界…谁知道绕了一大圈，还要回来拿起油画笔。从进水泥厂的第一天开始, 我还䐽着他们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在所有要填的表格上，“本人成份”一栏 ，我从此填“工人”。

画四五层樓高的“大招手”“小招手”的红宝像，需要搭好粗毛竹的手脚架。从防锈的糙白漆打底开始，打格子，放大样，爬上爬下，脚底下还要时时防滑，防跘。安全第一，大意不得。所以，二个人一起干这活是对的，无论是安全还是照应上，都无可挑沓。我说的幸运是他终于把我推上了画画，搞宣传的不归路。我这个人不笨之处，在于有很强的模仿能力。依样画胡芦。在打格放样，描红临帖的基础上，再加一点“立体造型”和“色彩关系”，终于一点点蹣栅学步，跟上画油画红宝像的工作。夏予冰画脸部，而我就乘他休息的时候画背景，画衣服。画面上的红太阳,一个眼睛就有一米多宽。衣服，背景少说也有二三十平方米。我们用铁筒调油画颜料，用二三吋宽的油画刷子作画。而要看看画得像不像？哪里形体对不对？颜色准不准？得从四五层楼高的竹架上，爬上爬下几十次，再往后退几十米才可以看全。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体力活。我很自豪，别人学艺术是从闺房楼阁，纤细慎密，淘怡情懆开始，而我，一上来就轰轰烈烈，不同凡响：手脚架的“天上”学油画。今天，每当我心定气静地在调色板上挤出一点点颜色，准备“艺术”的时候，就想起当年几十支特大号的油画颜料，撕掉尾巴，往筒里挤的壮举来。

画在金属鉄皮上的油画，风吹雨淋，夏天摄氏四十多度的阳光下，再加上水泥厂要命的碱性风尘，颜料大半年不到就会老化褪皮，于是全厂十几张大大小小的铁皮框够我们二人不停的巡环忙下去了。夏是个能人，油画，书法，插图，美术字样样出色。市里报社也借调他，所以他真心希望我能够独挡一面，顶下厂里的工作。从而让他能够在更高的社会舞台上锻练发挥。同时我又很希望能看着他一步步的示范，多学习一点。十几张的实践后，我也终于跃跃然，能够独自完成了好几幅红宝像的繪制。

文化大革命，战場和武器就是大字报，大批判。所以，各个单位里能够画画抄抄写写的年青人都是香饽饽。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工宣隊撤了，红宝像也不要画了。但是，一期一期的大批判还得有我来完成。完成了厂里的，还要保证完成自己一车间的。那位要把我调去厂部画画的工会干事，又要向车间领导陪笑脸，陪电影票，还要保证车间每月一期的大批判不能够被担误。久而久之，也让我练就一身“混”的本事，报头画，大标题“多快好省”。挑自己最熟悉拿手的方式方法，并且十分懂得掌握进程和时间，快了和慢了都不可以。文章好办，抄报刊，尤其是抄外地小报，不会被发现。杭州的工农兵画刊有很多文章和漫画，都可以对付。大标题，粗黑体，宋体，新魏碑体，隶书和抄文章的章草，都是那些年上班干革命时，拿着字帖，一边学一边用。

为了每次能够顺利让一车间领导放人，我在班组里干活很买力。挥鎯头敲大块（粘结的矿渣必须砸碎才能输进机器），空时帮忙搬大块石膏，从不偷懒，不希望被视为“表现不好”而调出受阻。每个月一次的水泥工段大检修，换球磨机内衬钢板，手胳膊粗的螺栓要二个壮汉压上全身的重量才可以被固定。十二公分直径，二三十砘重的钢球要从半米见方的机器口中搬进搬出。要不了干多久，马上大汗淋漓，湿透里外。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我和工友们一样， 帆布工作服上，总是厚厚一层白花花的盐。我还主动要求参加“扫库”，这是全厂公认的脏累活。从十几层楼高， 倒园锥密封体的顶部小洞孔进入，穿戴着防灰的全付武装，在几个工友们帮助下，用绳子绑着身体吊下水泥库，在凌空晃蕩的情况下，用长铲把粘在库壁的水泥一铲铲除下。每滑下一铲水泥，里面的粉尘马上就会膨然飞楊起来，朦住象潜水员一样的头罩和眼镜，只能等上五六分钟粉尘略散后，才再可以重新开始工作。扫库还存在塌方压身的安全威胁，要有勇气也需要经验和智慧。参加“扫库”的工作，让我拥有勇于冲向最艰苦工作岗位的荣誉和一次一张的食堂“营养卷”。

十年水泥厂劳动煅练，我也不小心出过二次工伤。一次是右手食指在一块滚动的石头和另一块相碰时没有来得急抽出，右手食指最末梢指骨骨折了。休息时间不长，一二个星期后就可以掤着固定夹板，翹着手指，上班做“轻工作”了。班组里一位“三老板”工友，私下对我说：“有福伤手，无福伤脚”！……大概是指伤了脚就不好出去玩了。还有一次是烘干窑的炉头煤粉堵塞。土办法技术革新改燒煤粉后，前级故障，后级仍在运行。煤粉管道堵塞的很严重。我们只好用压缩空气橡胶管塞进喷煤管吹。黑煤粉比水泥更脏。我和另一位工友光着上身干活，飞揚的煤粉伴着充足的压缩空气，进入烬热的炉膛，一下点着。顿时眼前一个火球……二个满脸滿身墨黒的工人，跑进水泥厂的医护室，吓得厂医马上叫来救护车……还好，煤粉爆燃，燒伤不深，除了用于挡脸的右臂有几平方厘米的二度燒伤，其他都是一度伤，开始时的样子很怕人，但我们脑子清楚。医疗的重点是不要让暴露的瘡口受菌感染。于是，我们一个多星期就从医院转到了厂里的疗养院。这时候厂里，车间里的领导都来关心和慰问我们。班组里另一位新工人好朋友被按排负责照顾我们的端茶倒水。我们也从五子棋一直杀到围棋……这次工伤有惊无险还有点“福”。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我们厂对接一个在安徽宁国，黄山山囇旁边的“小三线”的水泥厂。需要全厂动员一二百“精兵强将”去支援。好不容易，躲过去外地的上山下乡，又来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我们工伤的时候，正是全厂红纸复盖，表决心和张红榜最厉害的当口。我这时躲回了班组，不想出了这个意外。厂里和车间的领导看望我们时，握住我没有伤着的左手，说：“安心养伤，外面的事情（看着我，略微停顿）……不要去多想”。就这样，支援三线的“好人好马好刀枪”的名单里，没有我们二个伤員。

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班

日子过得很快，在水泥厂一晃四五年。我出大批判的本领大为提高。常来车间借调我的工会干事，帮我争取来一个“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班”的名额。简单的考核和面试后就录取了。学员都象我一样，上海工人中画红宝像，画写“大批判”的美术活跃分子。这是我第一个正式的美术“科班”。每个周末去市工人文化宫，画素描，画人物写生，有画得很好的画家来辅导，也有请专业教师讲美术欣赏和美术理论。以前，我没有正儿巴经的上过美术课，所以，我很认真的对待这个美术班的学习。每到周未，人民广場边，西藏路上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里，除了美术班，还有话剧，舞蹈，唱歌，乐器等各种科班。各个科班都请专业院校的老师来辅导。教室里人声鼎沸，充满了活力和笑声。我们美术班画人物写生时，常常会去话剧班，舞蹈班拖人做模特。那时候没有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所以市工人文化宫加上各个区县中的工人文化宫里聚集着的，也就是上海最活跃的一批 文艺“精英”。

当时上海的年青人也有“酷”的装扮，那就是走路骑车常常像我们去工人文化宫上课活动一样，要斜背一个军绿色的素描速写夹子。学琴乐器的，背一个琴盒子。不同于大革命初期时表明“阶级”的军帽，军装……这些配在蓝布制服上的“道具”，无意中，表白了另一种平民的人生和价值的观念。因为“酷”和廉价，所以在不小的区域，也成了一种时尚的追风，有样学样的模仿，和各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有的，青春萌动的追求。

以后恢复高考，这批“精英”又各自成了新三届的同学和各种文艺专业单位中的业务骨干。通过学习，我除了提高了绘画本领，也认识了很多上海工人画家。后来市里有什么展览会，专题活动等需要美工，都互相介绍，借调。我的活动舞台也从厂里扩大到市里，区里。最后还借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了一阵。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约稿下，我完成了当时全国中学教科书中的《水泥》挂图。分“旋转窑”和“竖窑”二大张。拿到我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好像是人民币160元。

工人文化宫还组织創作“全国工人版画展览会”所需要的展品画。大家互帮互助，我創作了“雨夜送暖”。画了一个工人医生，给雨夜中的建筑工地送热水。还评了个“优秀作品”送全国工人展览。现在看看自己的“作品”有点好笑。但这是一次从构思，草图，反复修改到最后完成的全过程训练。社会是个大学校，我在这个学校里，不停地能够学到专业学校的本领。今天，身处国外，常常在回答洋人朋友的问题时，自己觉得有点自豪又好笑，“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美术？”少年宫？工人文化宫？需要解释半天，这好像的确是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中国时代特色。

“脱产干部”

再没有多久。厂里干脆把我直接调用到厂部宣传组。还是工人编制，叫“以工代员”。不同于工会，我属于只有三个人的党委宣传组。为了我这个非党员，又掛了一块“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的牌号。每年一次“工业学大庆”的先进模范表彰活动。从整理事迹材料开始，到拍照，出光荣榜，事务上的事情，我一个人担当。那个时候，社会上和厂里，有忙不完的“宣传”事情。尽管现在看来十分无聊，但是很多事情又是不可不做的政治大事。无论哪一级领导都担当不起运动“冷冷清清”的政治帽子。所以水泥厂，养了我这么个“混混”，舵手的每次转舵，我们厂都还能“风生水起”，不致落在全国政治形势的后面。我调到厂部了，也要常常想想全厂和全国的“形势”问题，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跟着“形势”刷标语……

适逢邓小平二次复出，整顿社会，整顿工业。全国“抓革命，捉生产”。水泥变得非常紧缺。可又逢重要的水泥原材料矿渣短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水泥厂的张书记提出了非常豪气的宣传口号。“向天上要原料，向地下要产量”，全厂科室人员齐下放车间，把各个屋顶上尺把厚的“百年老灰”和厂区所有角落像石雕一样的灰粉清除出来做原料。“人民战争”轰轰烈烈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之前，我还从未见到水泥厂全厂职工生产上有如此振奋的精神。但是，既然我们仍处于不断更新的“继续革命”中，那么总会有人用更革命的姿态和面貌，站到你的前面，让你永远也不会弄懂。这些和“民意”相左的运动和政策口号倒底说了些什么！天才的批判总会以出乎意外的言辞来欺凌人们的智商。“上天入地”的行为，变成“唯生产力论”，“拼设备”，“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成为那总是有理的挠舌。在宣传组，像我这样的工作，要是“没心没肺，”也真是很好混。但是如果一直不停地让你变来变去的，抄诵报刊上，远开八只脚的政治混帐话， 如果心存真心，那么，总有一天！会反胃呕吐，恶心不已！

工业学大庆运动，为了对付上级领导视察。几天之内要在厂门口主干道墙上刷上，一块墙一个字大小的“厂举大庆旗，人学王进喜”大红标语。我先用小笔勾勒出字样，然后厂部三四十个科室干部一人一个饭碗装红漆来帮忙塗满。这样的政治突击行动谁也不知道多久又会来一次。厂里的“厂史”展览会，也随着形势，一会变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一会变成歌颂新生事物的展览会。还有那不伦不类地“儒法斗争”和批水浒宋江投降派……水泥厂我们一批之后又进了三四批年青人，有农場散了的，还有技校四个班级。年轻人多，能人也多。我把各个车间和技校中会抄抄画画的联合起来，成立“美术组”，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可以调出，对付各种各样的“紧急政治任务”。逢到重要的时候，厂里还是要把夏予冰找回来。这种时候，我总是特别高兴，从排版，水粉宣传画，美术字，到怎样对付领导的审查。他总是“技高一筹”，让我有那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水泥厂的厂名终于需要从“红卫水泥厂”，改回“上海水泥厂”。宣传组的领导要我动用父亲单位“上海画院”的关系，请老书法家胡问遂书写。老先生一改“凤飞龙舞”弯弯绕绕的草书，恭恭敬敬地写下端庄大气的五个大字：上海水泥厂。胡老先生谦虚地说，“不滿意可以再写”。而我，一下有点不知所措，竟然回答，“带回去让领导看看……”。“宣传组”的工作，竟让我这个不是“官”的工人，练就了脱口而出的“官腔”。“上海水泥厂”的厂牌，一直掛在厂门口，一直到我78年高考离开厂，一直到2010年后水泥厂拆平变成“南黄浦”，变成上海市的梦工厂“創意中心”。

七十年代中期，是特别荒谬的年代。反反复复，层出不穷。“厂史”“阶级斗争展览会”因为建厂的老板是民族资本家，统战对象的“红顶商人”。所以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文稿内容改了又改。我精制木架装饰的展览会也拆了又拆。常常只是抄抄报纸，把二千多年前“儒家，法家，孔老二”的漫画拿来“开销”，当然还会有水浒招安了的宋江漫画。为配合阶级斗争，不受二茬罪，不知道是谁又祭出了吃忆苦飯的昏招。宣传组，工会，食堂，好不容易做出二千多份，想象中的色香味恰到好处的忆苦飯，再分发到各个班组。所有这些政治胡闹，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却又全认真地在做！甚至那些翻来复去的展览，也不见厂部的领导认真地来“审稿”。

档案组拿出很多解放前的老照片，还拿出了刘鸿生的德国单镜反光照相机。照相机和大量旧档案放在一起，已经腐銹不堪，放到我手中时，铝合金机体已经像陈年橱房中取出的钢精锅底。那布质的帘布快门霉花花的严重损坏，再说机器型号老旧，所以基本上不能用了。但是，保卫科的同事再三关照，这是一架公安部门登记备案的照相机，注意不要外传和丢失。竟管如此。展览会的大量照片还是从我借来的各种照相机拍出，我成了一个不错的摄影师。老工人在二十年代旧机器旁的“传邦带”也成了可以歌颂的新生事物。子弟小学”，职工“七．二一工大”……当然，都是工人当家作主人的“新生事物”。为了拍照，我特地挑黑板上“有字”的时候去拍，黑板上画有方块，圆圈和圆弧，大学招牌下的初中几何。这个时候的“大批判”难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老百姓都象被牵着的玩偶，跟着那“二报一刊”，左左右右起舞。严肃的政治，变成一場場荒诞剧！……

我在私底下早就看过描写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禁书，“维克特．雨果”的《九三年》。屈从权力，势利，无耻的翻脸变态，争相出卖灵魂和无知愚蠢的盲从，古今中外都不能幸免，眼下就发生在身边！偏偏我的工作又是“宣传”！

我们厂的“上海民兵”也是市里编内的基干民兵，厂门外的一块空地上停放着四门高射炮。还好，水泥厂从上到下职工，都还没有政治敏感到把每一次的荒唐运动，和中央的生死路线斗争联系起来，不然的话………这槍啊，炮啊，不是找死吗！

一九七六年，整年的宣传工作好像就是围绕着佈置灵堂，三位领䄂撒手西环，闷沉的气氛，想哭却是无泪。“世世代代铭记恩情”的大标语，是我在回家的厂车上听到广播，又自觉地原车返回，我知道厂里有很多朴实的老工人在等着帮我刷标语，做点什么，以表达简单的情感。做白色掛球，做小白花。很多职工不管是下班还是上班都要来围着这白色的礼堂，默默地“做点什么”。人们不知道，国家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

打倒四人帮

厂部和每个车间，甚至大一点的科室都设有黑白色的灵堂。十月六日后，“大地一声春雷”，变了！白事变红事，我和厂里的同事们“創意”的用红喷漆把这些白色掛球喷成红色球。水泥厂瞬间变成红海洋。这时全厂职工才真正呼出了压抑在心里长久的心里话：打倒四人帮！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是一条好久以来，没有上级领导统一指示，统一规定的大标语，也是我做“宣传”那么多年来，我发自内心的宣泄！现在，微信群上，时不时冒出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些荒唐无知的“青春无悔”！我希望他们再尝尝，那些刻意做出的，色香味俱全的糠团子“忆苦飯”，也许食堂的角落里，还真的会剩下一些。

现在，我们都事后聪明又轻松地谈论那十年，那人人有份的，社会群体的施暴和疯狂愚蠢的恐怖！但在这巨大的旋渦中，仍然能够保持沉默和心底存留有一点良知，将会显得多么珍贵和多么的不容易！我在“宣传组”的这十年，那么多的胡言乱语和胡作非为，尽管不会有人来追究，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感到有逃脱后的侥幸。早在1966年中央文件就指出：这是一埸人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一場自己教育自己的大革命。灵魂也触及了，自己也已经教育了自己，但这一切都不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的定性说的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

这十年的“再教育”, 尽管只是我生命中的七分之一，但却是一生中不宜翻过去的恶梦。怎样才算能交出这份再教育的合格考卷呢？荒唐的文革，把我从想法天真的学生，变成蹰步社会浪涛中的弄潮冲浪者。兇险中，我不想被人害，也不想害別人。说是大浪淘沙，我只是大浪中越磨越没有棱角的石头，或是那，颗颗既不闪光又无生气的沙砾。

粉碎四人帮后，“上面”又派了工作组，要清查四人帮的余毒。逼着厂领导表态，参加自我讲清问题的“三大讲” 运动。我一无官票，二无党票。 一身轻，运动来了天地不怕。可是，我倒突然同情起保有一点正直心的厂领导来。厂里张书记倒也爽气的回答，“要我讲可以，但局领导先讲……”“参与领导“厂史”展览的团支书顶不住压力，要我交出文稿，从而找出曾经参与荒谬的书证。这下子，我真的发火了！“哪有你这样不会玩政治的团书记！”我又说，你可以这样去讨功: “我们上海水泥厂的全体职工早就自觉地抵制着“批邓”。我们厂“批邓”的大字报，给文盲居多的“老弱病残”组，倒贴在食堂门前的墙面上几个月，二千多人的大厂，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举报这个“反革命事件”——說明我们厂有多么抵制！……”

这个我厂自觉反对四人帮的事例，不仅刋登在上海工人的通讯上，刋登在上海的大报上。我读大学的时候，竟然见到，刋登在全国性的人民日报上。这个批邓大字报倒贴的壮举，已经是上海人民自觉抵制四人帮倒行逆驶的例证！宣传领域，永远不缺更高的智慧……光荣啊！ 上海人民！光荣啊，上海水泥厂的工人！……壮哉！悲哉！

高考离厂

恢复高考了，终于，一条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可以摆脱命运的道路展示在眼前。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为我写了推荐信，我借读了很多剧本改编和导演阐述的书，我信心满滿地相信，只要能够报名给我考试的机会，美术，摄影，文学我都可以拼一拼。但是也许命运这扇门，那时候就是不肯朝我开一条缝。导演系报考的年龄限制二十七岁，摄影系二十三岁，而我，那年二十九岁。我拼命地挣取，写信到高教部，教育部……..最后北京电影学院上海考点的負责人，美术系主任上门到我家，小俞，尽我的权力，请你看場电影吧。这扇门在七年以后才向我开，八四年同样用了这些知识，我考入上海电视台当了编导，记者。

绝望之余，我必须抓住这最后不到半年的时候，温功课，复习数理化。我67届高中，高中读书时功课成绩不差，我想，文科怕来不及背，理工科可以通过做题来理介，帮助记忆。赶紧到技校去借书，十年荒废，那些函数和化学的符号已经那么地生疏。当我最后要离厂去还书的时候，那几个技校老师朋友笑着问我，如今，你如愿大学化学类专业，可你还记得你刚拿到书的时候，你问了二个什么傻问题？什么是“斜率”？什么是“卤素”……

这时候我还要感谢“宣传组”的工作，给了我最大最后的福利，那就是复习功课的时间。我睡在厂里，早起晚睡。熟读做通习题，还到徐汇区业余工大去听解析几何的课。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上海交大，为教职院工子女参加高考而举办的补习班里，都有我蹭课的身影。走路，睡觉脑子里都是功课，都是题。水泥厂有六七位志同道合，下功夫准备考大学的年青工友，互相帮助，互相测试。那年一道二十分的政治题目: “为什么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更危险的敌人”，就是我们午飯时，端着飯碗拖过报纸议出来的。那是一次可以努力解救我们自己命运的拼博，我清醒的知道，这也是我能否最后摆脱这些年，荒唐羁绊的最后机会。我很努力，自觉地努力！

我67届高中，高中只读到高二，解析几何和电磁学是高三的课程。我在水泥厂里拜能者为师。电工班有位同济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的原高中生，他是我电磁学的老师。他分配来水泥厂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得了好几个市里，局里技术革新发明奖。我为他骄傲。交谈之中，他告诉我，水泥厂太落后了，他得的那个奖，就是个在水泥包装车间用来统计水泥出厂包数的自动计数器。他说他仅仅按装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在传送带上。而原来这份工作，是由一位老工人用手里一把竹签，一根一包数着完成，还会常常出错。我当时笑答，你等等我，等我学成回来，你不要把问题都解决了我回来无事可做……他告诉我，这个厂整体工艺技术太落后，恐怕不是小䃼小弄能够解决的。

听说德国西门子公司根据挡案，找到刘鸿生建厂时，向西门子订购了球磨机啟动开关的记录，这个用于高压大电流的变速开关，因为防电弧火花必须放在大容器内浸油操作，而操作时就像解放前驾驰有轨电车一样，用巨大的手把摇动。当德国佬看到那仍然錚光上亮，保养良好的古董设备还在带电工作，他们瞪圆了不敢相信的大眼，提出西门子愿意高价买回，作为他们高质量的口碑广告………我被告知，1975年时，半导体，可控硅元件的大功率，大电流啟动开关已经很普及了，只是我们厂还很依赖这些老古董。

当时厂里还发生另一件事，有来自日本的投资家， 带着全套最新的水泥厂的改建方案, 满怀激情地来要求合作。这应该是后来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引进外来先进技术的好机会。参加合作谈判，文化程度不高，工人出身的老厂长，云里雾里听到最后，提了一个问题，那么原来的一二号窑怎么办？日本投资方和工程师竟一下被问倒。几十年高温下运作的钢铁筒体，内部含炭结构成份早就起了变化，从而变形运作…….“扔了啊”。这下惹怒了这位工人老厂长。于是旧厂改建是“自力更生，土洋结合”？还是“全盘西化，洋奴哲学”。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早期面临”姓社姓资的”政治问题，提早五年放到了上海水泥厂的面前。……

今天, 我在海外看着中央电视台的“超级工程”“大国重器”，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的制造工业一路走来，在思想上，观念上，曾经割去了多少保守遗旧的辫子，才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才能放开脚步，挺胸迈步，走到了世界先进的前列！还好，当初的改建方案没有通过。如今的上海水泥厂已经拆平，成为上海风景美丽的南黄浦，成为創新中心的一点点亮光。我曾经奋勇而往”扫库”的水泥库房，还保留着一撇，装饰点缀着人们忆旧的思绪屏幕。

上海水泥厂七七年参加恢复了高考的同仁们，在漕河泾中学苦奋三天，梦境一般，一直到最后拿到录取通知书。和共处十年的工友师傅，同事们，握手言别；和略微刺鼻的水泥厂气味; 轻轻的，恋恋不舍的，再会！

(感谢上海水泥厂工友 蒋金琪，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拍摄上海水泥厂全部被拆前的彩色照片。也感谢水泥工段工友 刘思清提供的水泥窑和府视厂景照片，给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念。） 2020年7月 于澳大利亚 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