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机厂的回忆

散淡村人

一 １９７４年，因三线建设一时半时上不了马，我和其它四十个青工从曙光机械厂调到了昆明煤机厂。从此，我回到了昆明上班，再也不用去混火车，再也不用住在山沟里那空旷灰色的大车间里了。 昆明煤机厂是昆明近郊有名的工厂。它出名的原因是文革时期这里的工人武斗闹得最凶，不要命的二杆子最多。其次是这里的工人不安分，有杀人的、有贩毒的、有放火将恋人和自己活活烧死的、有被判刑甚至被枪毙的……说起煤机厂人人都知道。 刚来到昆明煤机厂时，我曾到铸钢车间去参观过。 我眼前的铸钢车间黑暗、炎热、粉尘密布、噪音喧嚣、纷乱得像战场一样……火红的钢水前鬼魅般的几个工人，穿戴得像中世纪的骑士，长手套、带面罩的帽子……他们都像着了魔一样在嘶吼着，在砂池里的砂型间跳来跳去，紧张地操作着……那场面非常惊悚。 铸钢车间横梁上的行车是炎热、粉尘的集中地。来回行走的行车吊运的是火红炽热的钢包。 这行车要将一包包滚热的钢水准确地倒进铸模。钢花飞溅固然好看，但却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工伤事故发生，甚至有生命危险。 那天，我曾以仰慕的眼神看着行车笼里的人。但里面的人看不清，只隐隐约约看到一张被钢水映红的脸。但我想，那一定是一位有着三头六臂，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细如发的老师傅。今天才知道，却是万曦这样一个美少女在操作这桀骜不驯的钢铁巨兽。 当时，我们曾呆过五年的曙光机械厂虽没有开工生产，但这期间我已经到过山西一家兵工厂和昆明的通用机械厂实习过两年多。这两个厂好像都没有大型的铸造和锻造车间，只有悄无声息而干净整洁的精密铸造车间。尤其是山西那家兵工厂，虽然生产的是苏联淘汰的产品，是那种十发九不中的武器，但工厂却修得像个大花园一样。 我所在的精密装配车间更是高踞于五层楼上，一尘不染，干活都要戴白手套。这里的工人全是一水的党员，政治学习时个个争相发言，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个个都像省委书记。 有一次，我们的产品将台湾蒋军那边过来偷袭的舰艇硬生生地砸出一个大洞，却没有爆炸。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最后原因找到了我们车间。师傅们连夜从思想上找毛病，深挖私字一闪念，硬是忙乎了好几天。 这家兵工厂和昆明的通用机械厂的工人都干干净净、讲话斯文、举止有度…… 曙光机械厂虽没有开工生产，但座落在山沟里的车间宽敞明亮。车间里有技术室、工具室、休息室、卫生间……车间里安装好的全是从德国、捷克、英国进口的、簇新的机床和设备。 昆明机床厂有个老师傅来到曙光机械厂，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机床设备，简直羡慕得要命。这摸摸，那瞧瞧，舍不得走。当他看到有些精密的数控机床因为长期放置在户外，木包装箱又被我们拆了去做了箱子，就这样风吹雨淋着，心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那天我到煤机厂铸钢车间，才算是开了眼，才算是真正见识了什么是产业工人？什么是煤矿机械厂？  其实，昆明煤机厂除了我参观的铸钢车间，还有锻造车间，还有铆焊车间，生产时那一个不是搞得惊天动地、山崩地裂的？那一个不是在热浪和灰尘中脱胎而出的？ 到食堂打饭时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穿得脏兮兮，手脸黑乎乎，行为举止大大咧咧的，充满了匪气，嘴里“小杂种”、“小狗日呢”不绝的工人，不是铸钢车间的，就是锻造车间的，再不就是铆焊车间的。 我在煤机厂仍然是当装配工。 煤机厂主要是生产矿山上用的矿车、电机车，后来还有液压支架。在这里，任何产品都需要用行车吊运，没有那一件是可以抱得动的。相比那家兵工厂和曙光机械厂，煤机厂就显得粗犷、厚重、黝黑些。 装配矿车和电机车，活计很苦很累。常常要将机油池烧滚，把里面煮膨胀了的大轴承，用行车吊起来，由我们站在高台上，用巨大的铁锤将这加热过的轴承打进矿车轴里。这是个力气活。我们几个小伙子轮番上阵，挥动这巨大的、短把的铁锤一百多下，才打得进一个大轴承。一个班要打几十个。下班后，手还在哆嗦发抖，吃饭时连碗都拿不住。 这巨大的、短把的铁锤有20多公斤重。看到那么大的铁锤有人好奇，就上去提提，要是力用不好，常常会挣伤了。 我们都变成了穿得脏兮兮，手脸黑乎乎，行为举止大大咧咧的，充满了匪气，嘴里“小杂种”、“小狗日呢”不绝的工人了。 我们盼望发工资的日子。我们渴望喝酒。是的，我们的工作繁重得要命。但不管我们是闲得难受还是累得疲惫不堪，都会有想喝酒，想喝醉的冲动。 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我和楼贤武、王策群、胡文等工友就会骑单车到马市口那里一家名叫“国营食堂”的餐厅，叫上一大桌子菜，用大碗畅饮散装啤酒。 那真是一个愉快的日子啊！ 尤其是当我到后所煤矿维修电瓶车呆了一个月，每天要钻两次矿硐，才能领到两毛钱的补助时，才真正见识了什么是煤矿？什么是煤矿机械？什么是煤矿工人？  二 那天看到万曦写的开行车经历，写得十分精彩。 看了万曦的文章，想起了我的一段难忘的行车经历。确切地说，那是一次严重的事故。 昆明煤机厂有个特点，就是工人们的工具箱都特别大，特别气派，连拉手都精雕细刻的。有的工具箱甚至大到可以在里面换衣服，睡午觉。这些工具箱都是工人们用做矿车的钢板焊的。 我也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工具箱。 有一天，乘中午吃饭时间，我一个人溜到铆焊车间开动了“隆隆”作响的、巨大的剪板机，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地将钢板按尺寸剪切好。说是“心惊肉跳”一点也不过份。我虽当工人多年，因为是钳工，是装配钳工，从来没有开过什么机床。尤其是听说这庞大的剪板机弄不好会将人的手指切断。 然后我又爬上高高的行车，同样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地将行车开到铆焊车间，将剪好的钢板吊了一大叠，准备吊到我们加工车间。谁知，我正沉浸在开动了行车这样庞然大物的喜悦中，在越过铆焊车间与加工车间的那堵短墙时，只注意了行车横向行走，没有注意右手一直按着上升键，致使那行车葫芦一个劲地往上升，直到死死卡在行车架上，发出怪叫声了我才发觉，才松了手。 等我将行车开到我们加工车间，急忙爬上去看，才知道钢丝绳都要被拉断了，整整一百多米粗大的钢丝绳全部报废了。吓得我更是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小脚弹三弦啊，心里七上八下的…… 事后，我被车间主任一顿臭骂，倒也没有挨什么处分。只是掏钱请几个连夜加班换新钢丝绳的机修工，到饭馆里吃喝了一顿了事。 那天下午，行车不能用，影响了生产。有人问：“这个烂行车，杂个又烂得啦？”有人说：“是装配呢周文敏吊钢板整烂得啦。”“周文敏？”“就是曙光机械厂来呢那个周文敏晒。” 这个月15日，进厂五十周年的工友们在金殿后面的相府山庄聚会。四十多年了，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了。但我一说名字，他们都说：“哦，是周文敏！名字很熟，人却对不上号了。” 我估计，有人就是通过那次行车事故认识了我的名字。  三 1977年，我从曙光机械厂调到昆明煤矿机械厂三年了。当时，厂里文革硝烟未尽，这派那派的闹得不可开交，真正是“你刚唱罢我登台”。 因为厂里闹得乱烘烘的，上班不上班都没有人管。我就趁乱混火车到重庆、西安玩了十多天，回来后竟然没有人查觉。 我正在暗自高兴得意时，有人来叫我到车间办公室去。我头皮一紧，以为事要发。 谁知，是后来上来掌权的这一派的头头之一，我们加工车间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就是煤机厂有名的“子弟张福元”找我谈话。 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看中我这个吃粮不管闲事的人，竟然要让我当加工车间团支部书记。 　　我连忙说：“我连团员都不是，怎么就可以当团支部书记呢？你们还是找别人吧。”他说：“噢，你还不是团员？那好办。” 就这样，在某个星期五下班前的团支部生活会上，在全体团员刚刚举手通过同意我入团的仪程后，“子弟张福元”马上就宣布我为车间团支部书记。我心里自然是十分欣喜。心想，我申请入团许多年一直没人理睬，今日不但入了团还捞了个官当当。 没有想到“子弟张福元”又接着宣布：“下面，团组织生活由新任团支部书记周文敏主持。” 我一下子慌了。我是活了这么多年，可组织生活我还没有过过，也不知要怎样过？人说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嘛，可我是真没有见过这组织生活是咋过的啊。 当时在座的团员如楼贤武、王策群、汤平、高妹等，哪个不是资深团员？他们都大睁着眼睛看着我这个坐火箭上来的团支部书记怎样表演。 还好我这个人脸皮厚。马上正二八经地说了几句：“感谢组织培养，希望大家支持，本人有决心把团组织工作做好……”等等废话。说完，我从屁股下面找出一张报纸，请一个人给大家读报纸。 那些年政治学习是兴读报纸的。就算是报纸上没有社论，也可以读读新闻什么的。 报纸读完，我宣布散会。 大家走后，我才擦了擦额头上沁出的汗。 四 在这个厂里，我和汤平、许建辉、于坚、张福言等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玩。 我们在一起学画画。有时间我们就到工厂后面的金汁河边画油画写生，画完就评头论足，好像我们就是大艺术家，大评论家一样。其实，我们大家都画得很差，但我们没有人教，就自我陶醉，相互欣赏，以为自己画得很好了。 我们还在一起读书。大家轮流看完我的那本雨果的《九三年》后，就到张福言家的搁楼上讨论，人人纵情指点评论，好像我们就是大艺术家，大评论家一样。 “四人帮”登台时，我们画了巨幅漫画张贴在厂里。 周恩来逝世时，我们用了一个通霄，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花圈送到广场上…… 我们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吧。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报考了美术学校，以为自己只有这一点技能。 谁知，那一年报考美术的人太多了。我交的画卷竟然没有被打开，就被退了回来。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 第二年，我开始准备考文科。这对我来说真是不容易。我没有上过一天中学，那里会什么语文、英语、数学、地理、历史？我就开始硬着头皮读那些生涩的书，硬背历史地理，硬背英语字母和单词。 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还有高考补习班可以上，全靠硬背。 每天我骑单车去上班时，就抽出小纸条来背一两条，记住了再背上一条。可以说，历史、地理的大部分内容全是我在上班路上背熟的。 那时，要是有人在穿金路上看见一个，嘴里叽哩咕噜地自言自语念念有词地骑着单车的人，那就是我了。 那时的我，已经进入了一种半疯癫的状态。 干活时，我加紧时间地干。干完了活也不敢聊天休息，就急忙跑出厂门去坐在金汁河边的田埂上看书。 我硬是就这样不问世事地弄了整整一年。 1978年高考时我考了一百多分，达不到本科线，且数学是零分。本来在当时，我这样的成绩可以上师范之类的专科，但我心气高，非本科不读。于是准备来年再考。这次有了一点考试经验，就专攻重点难点。 我请三姐夫教，请老高中生教……晚上，他们边教我边打瞌睡。醒过来后，非常的不好意思。白天干活太累了啊。这么多年都没有学习的习惯，听着这些生涩枯燥的东西怎么能不睡着？ 终于到了1979年高考的日子，我第二次进了考场。那时参加高考家里也不当回事。父母认为我这样的小学生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就让我弄弄玩玩，反正多看点书也不是什么坏事。那时也没有今天送考啦，做营养餐啦什么的。考试当天清晨，我一个人饿着肚子骑单车到了十一中的考场，考完了出来在路边买个烧饵块当早点和中饭吃了，再进去参加下午的考试。考完试后，接着去上班，也没有太当回事。 有一天，我到云南大学去看高考批卷。那时的高考批卷也不像现在武警站岗，全封闭进行。就是弄两间教室一大伙人乱哄哄地批改考卷。我看到数学第一题的正确答案是“1/2”。我惊喜极了，我的答案也是这个啊。这一题的做法还是头天晚上三姐夫教的，我似懂非懂地学会的。没有想到竟做对了，我终于告别了数学零分的历史！ 十多天后考试结果出来了，我考了１８９分。数学竟然考了１５分，不但告别了数学零分的历史，还小有成就呢。英语被我瞎蒙也考了２５分，我高兴极了。填报志愿时，我全都填写的是云南大学。我也想到外面去读更好的、更名牌的大学，但没有钱啊，家里根本不可能拿得出钱来让我出去读书。 接着就是心情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录取通知书》。放榜的那几天，我每天都忐忑不安地到厂门口去等邮递员。这时，厂里已经有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而邮递员找了半天也没有我的。在一旁的车间书记老张说：“小周，人家冯景雯都考上了，你这次又没有考上？” 我知道这次又完了。不但心凉了，连手脚都发冷了。但我不死心。就一个人骑了单车到五公里外的关上官渡区招生办去查。结果在官渡区招生办的一大堆信封里看到了我的名字。我惊喜极了，急忙打开一看，原来我已经被云南大学经济系录取了！ 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啊。 要拿到《录取通知书》，还需要出示我的《准考证》。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又骑着单车飞奔回家去取《准考证》。十多公里的路被我一个多小时跑了个来回。 我原来以为我入学的考分恐怕是全班最低的，可能属于漏网之鱼，属于侥幸溜进大学的。进校后，对谁都不敢讲我的考分。后来才知道，班上还有比我考分低得多的，还有英语和数学成绩大不如我的。有的同学分数虽高，但科目分数太悬殊。而我的得分很平均，是个可塑性人才呢。 那是刚刚结束文化革命的时候，人才青黄不接。文化大革命对于整个国家和个人的影响太大，太深刻了。全国人民都只会讲假话，讲套话，只会浑浑噩噩地活着了，连基本的文化知识都荒废了。像我们这样稍微恶补了点基础知识的人，就已经算是可用之才了，就可以进大学深造了。 张福言聪明，他1978年就考进了云南大学。我则是1979年进的大学。那一年煤机厂和我一起考进云南大学的还有冯景雯、庞玉琨、张春生。 又过了一年，李维亚和于坚也考了进来。于坚的耳朵不灵。体检那天我们站在他对面，看医生检验听力的音叉放在那边，我们就悄悄对他示意，就这样过了关。 后来，于坚成了著名的大诗人。                                                     周文敏  于2020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