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在古田  要学靳苏贤” 续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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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田溪水电站建设背后的移民万象

　　古田溪水电站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01"重点建设工程，使福建偏僻山区的古田县名扬全国，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风餐露宿、日夜苦干，国内外专家、省地市领导亲临现场指导、指挥，国家领导人也多有视察关怀。然而这一切如火如荼的背后，有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却是要古田县政府和人民自己来承担和面对的，那就是水淹县城之后库区移民的搬迁安置问题。

修水电站要淹没整座古田县城和县城周边52个村、良田37667亩、搬迁8019户、43154人，还要建一座新县城和35个库区后靠新村。适逢"大跃进"时期，上级下达"三年移民搬迁一年完成"的激进措施。而落实起来遇到的最大困难：一是移民补偿标准差距太大，按当时华东勘察设计院的测算标准，平均移民一人包括土地、房产等补偿要1500元左右，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所以下达的补偿标准从1500元压缩到每人218元，不及原来标准的15%；二是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减少古田的粮食征购任务，如安置区西洋村，增加移民525人，征购不减，反增15万斤干谷；非安置区黄田村，分摊淹没区产量24万斤，净增80％。加上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越发紧缺，引发了移民与安置点本地农民的种种矛盾；三是使用移民拆迁房屋的旧料，因陋就简，大量建造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这就使得许多移民安置点的住房不但面积小、质量低、缺少配套设施，也存在安全隐患，据说当年朱德委员长视察水库与地下电站。他登上高高的高头岭，回望芳草萋萋庄园里，矮小瓦房一排排，称赞道："你们的猪舍真整齐"。他哪里知道，这是新城万余居民的安置房。

上述的问题和矛盾很快就爆发出来，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移民和安置点本地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更加尖锐化，如平湖公社乔洋大队为此曾发生大规模群众械斗；鹤塘公社西洋大队移民张福飞为了家人活命，接连卖掉4个孩子；凤都公社凤都大队移民包赔成卖掉一个男孩，仅换来30斤大米；一些移民因水土不服、自然灾害等经常生病，在饥寒交迫中离世，仅古田凤都公社的凤都、双珠大队在1960、1961两年就因此死亡了51人，其中有3户人家绝户，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移民们不断上访，再三要求县委、县人委解决生活出路问题。1960年下半年，大桥公社横洋大队的400多移民围攻到该村检查工作的省领导，强烈要求解决困难；1962年，粮食越发紧张，移民上访问题日趋激化，每天到县移民委和县委情愿上访的移民成群结队，他们当中有孤儿寡母、甚至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婆。

县委书记靳苏贤经常出面接待上访群众，面对上访移民一张张渴求、绝望、甚至愤怒的面孔，他的心情无比沉重，作为父母官却不能满足群众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深感压力巨大，但解决移民问题古田县无能为力，它涉及地区、省里乃至中央许多部门、涉及多层面、多部门政策、措施的调整。他只能一次次地交代身边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为上访群众提供食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上访群众吃个馒头、喝碗稀饭，不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饿死人。

面对古田库区移民的严重问题，靳苏贤和县里一班人一次次向上级反映问题未果。眼看着移民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他心急如焚。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古田县多次以县委名义逐级向中共南平地委、福建省委反映古田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南平地委和省委也先后派调查组到古田调查处理移民问题，但由于所需资金缺口太大，一直没能解决问题。即使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靳苏贤也抽空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古田移民问题。

由于迟迟都得不到解决，问题更趋严峻。大桥公社横洋大队的一些移民向古田县移民委提出，既然政府不能帮他们解决困难，他们要求迁回原地。在核实了移民反映的问题后，靳苏贤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毅然同意横洋大队的部分移民迁回原地。为此事，他多次对县委班子成员和移民委干部说："总要给老百姓一条生路，怎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

为了及时掌握移民问题的最新动态，靳书贤要求县移民委要经常注意下乡调查，遍访移民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六、寄给张鼎丞的一封匿名信

　　1962年5月15日，情急之中的靳书贤突然想起解放后福建首任省委书记、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这位老领导最了解古田溪水电站建设和移民情况。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决定化名"周大方"给张鼎丞写信，反映古田移民问题。5月18日，县委办秘书陈戈根据靳苏贤的授意，草拟了一封反映古田溪水库移民问题的信。信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把移民问题归纳为"五多五少"，即：征购多，口粮少；平调多，补偿少；劳动多，收人少；移民多，住房少；死亡多，人口少。披露古田库区移民的种种遭遇，说明移民问题的严重性。

作为县委书记，靳苏贤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不会不知道写这封信的份量和由此可能给自已带来的后果。如果为了个人的前途，他完全可以不写这样的信，只要将报告再次上报，请求地委、省委帮助解决就可以了。也许那样，他个人可以平安无事，古田移民问题留着以后再解决。然而，为了古田库区四万移民的生活出路，他置个人一切于不顾。靳苏贤亲自修改了这封信，并定名为《请求紧急处理古田溪水库移民的严重问题》，分别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中央有关领导。

　　果然，张鼎丞检察长收到信后，想起当年曾连夜视察古田溪水电站工地，这里农民的无私奉献给他的印像太深刻了。6月18日张鼎丞做出批示，并交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给古田移民委"周大方"回信，告知已将来信及反映的移民问题材料转交水电部和福建省委，要求有关部门积极调查处理。很快，省委调查组根据信中反映的具体问题和古田县历次上报材料中所反映的情况，深入各移民安置点认真调查核实，发现移民问题确实相当严重，其直接原因就是移民补偿标准太低。福建省委根据调查组的意见，制定了解决古田移民问题的方案，主要有三条措施：一是古田移民再移一部分去闽北；二是适当增加移民补偿；三是按土地淹没面积适当减少古田县粮食征购任务。

有了省委的支持，南平地委迅速做出相应安排，主要有：将5000多古田移民迁到闽北的建瓯、建阳等五县安排，1962年9月，将收回的古田库区移民补偿款结余部分的1700万拨还给古田移民，县委还根据移民原住房情况制定"六二补偿方案"，即多房多补、少房少补、无房不补。移民在原有补偿的基础上，增加了2.4倍的补偿。至此，在靳书贤的多方努力下，古田移民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1962年10月靳苏贤调任南平地委农工部副部长。

七、他把党来比母亲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有个别人不相信这批干部面对大笔资金运转是清廉的，向省里状告古田县移民三个问题：一是移民问题有虚报；二是移民款被私设"小金库"；三是移民补偿不讲阶级路线。省监委书记魏荫南带领200人的"四清"工作队进驻古田，当即宣布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义科、县长牛进才、移民办副主任许天保三人停职检查，其他四中队队员虽然没有宣布停职检查，但都处于被询问和不工作状态。又将早已调离古田，时任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的靳苏贤带回古田接受审查。工作队经过8个月的调查后，确认县委班子没有任何经济问题，他们在这么大的移民工程面前清清白白没有贪污浪费国家一分钱，连告状者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王义科、牛进才、许天保三人恢复职务，而靳书贤则因移民"六二补偿方案"不讲阶级路线（即多房多补、少房少补、无房不补）及越级上访问题，他遭受不公正处理，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一级，下放建瓯茶厂担任仓管员。历史再现了一个古老的文化现象："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一个为民请命的清官，在蒙受不白之冤的17年里，其实也并没有就此沉沦，1971年春节过后，老战友、老搭档王义科的儿子王孝中专程到建瓯茶厂去看望已蒙难七年的靳叔叔。这时，他已不是刚下放时的茶厂勤杂工了，虽然上级还没给他平反，但他凭工作能力，已赢得一个副厂长职位。这个从八路军战士，到县委书记，而后又蒙难当勤杂工的长江支队队员的精神面貌让这个大侄儿大感惊奇，他的靳叔叔仍然是那么笑容满面，谈笑风声。没有因为党对他的不公而牢骚满腹，他出乎预料地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是党教育和培养起来的干部，党就和我的母亲一样。母亲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表扬，还有许多批评、责怪、甚至打骂，有时后确实是母亲错怪儿子了，但是，儿子是不会怪罪母亲的。党给我处分，不能怪党，相信党最终会给我个正确结论的。"多么深刻的比喻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对党热血忠诚的好男儿。

1981年省委为他落实政策，当组织上找他谈话，告诉他原本要补发的工资，因国家暂时还有困难，想分批次逐步给他补发时，靳苏贤却表态，他体谅国家的困难，补发的工资都交出来，用于国家建设。虽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坦荡的胸襟和一心为公的高尚情怀。1983年，靳苏贤调任省供销社纪检组副组长，1985年离休，享受厅级待遇。2002年，靳苏贤在福州病逝，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

　　"出太行，风华正茂。留八闽，万般辛劳。你什么都不要，只要百姓的安康，孩子的微笑，你坚守了开拓者的高尚情操，留下了长江支队光荣的名号！"回溯历史，总有一种力量能够穿透时空、照亮未来，这是理想的光芒、信仰的力量。

一个人，一座共产党员的丰碑。

后记：

文章写作整理的过程中，时常被前辈们的高风亮节深深的感动，写作过程得到靳苏贤的儿子靳小雷，王义科的儿子王孝中大哥很多的帮助。还要特别感谢当年古田县委办的秘书陈戈，由于他抄录保存了《请求紧急处理古田溪水库移民的严重问题》这篇报告才使得今天的我们更快、更好的了解一个殚精竭虑为国为民的好书记，还要感谢那位写出"为官在古田  要学靳苏贤"的文章作者，您让这批长江支队南下干部觉得他们的辛苦和奉献都是值得的。

作者：秦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