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不相轻举才不避嫌

潘宏斌

自从5月31号的那个周末登古文游台后，我便更多地在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上关注起先贤秦观的人生际遇、宧海沉浮、情感世界。闲暇之余，便开始品读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踏莎行．郴州旅舍》《纳凉》《黄楼赋》等诗词佳作。这其中对苏轼向王安石举荐秦观的故事印象最深。 　　公元1084年，在秦观两次应试不中之后，苏轼便四处向好友推荐秦观。在真州还专致书信，向罢相闲居的王安石推荐秦观，信中曰: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众所周知，朋党之争历朝历代都有，尤以宋朝为甚。当年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一，互为政敌。在党同伐异、对垒攻讦的朝庭权斗中，苏轼仍致书信于王安石，推介秦观过人的经世之策，治事之论。王安石也赞许秦诗“清新似鲍（照）、谢（灵运）”，对秦的能力予以肯定。此后苏王两人相会于江宁，他们冰释前嫌，并惺惺相惜，其举才不避嫌的胸襟，秉公不挟私的气度，落井不下石的情怀，非常人可比，令后人景仰。 　　一是举才不避嫌。秦观作为苏门四学士，深得苏东坡的赏识，他们之间师生关系、兄弟相处的情谊朝野皆知。但苏轼举贤不避亲疏，不愿这样一位聪颖秀杰之士埋没草野，一方面，认为秦观乃朝庭不可多得的可用之才，于是在秦观两次名落孙山时，作诗勉励，并悉心指导。另一方面，唯才是举，通过各种关系，利用方方面面的人脉，举荐秦少游，甚至亲赴江宁向自己的政敌王安石请求帮助，希望利用王在政界和文坛的影响力，使今后走上政坛的秦少游能得以重用。要知道苏轼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文豪，又是朝野皆知的高官，而秦观只是一介尚未成名的书生。但苏轼礼贤下士，既激励又教导，且为之奔走相助，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才之心。 　　二是秉公不挟私。赴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拜访前宰相王安石，既为举荐秦观，也为当年“新旧两党”由于不同政见所导致的不和及误伤向王安石表达内疚之意。不曾想，已经下野七八年、时在病中的王安石听说苏轼到了江宁，竟风尘仆仆赶到渡口等候，从专程登门致歉与亲赴渡口来接，苏王的胸襟不言而喻。历经宦海浮沉的政治对手，而今捐弃前嫌，这是一种“放下”的境界。另外，苏轼把秦观托付给王安石，按寻常逻辑看，应属所托非人，毕竟秦观已列入自己的门墙，再则过去和王安石又有那么多的隔阂和互伤，但苏轼深知王安石的胸襟与气度，非常人可比。在我等看来，于公昔日作为政敌势同水火、寸步不让；于私之后却可以把酒言欢、肝胆相照。这种有公仇而不结私怨的格局，着实让人钦佩。 　　三是落井不下石。“乌台诗案”发生时，王安石已罢相三年，正在江宁隐居，当他知晓苏轼遭此劫难后，竟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呈神宗，信中有这么一句话，份量很重：“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决定放过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试想，当时苏轼已经被定罪，自忖凶多吉少，甚至给胞弟苏辙写信交代了后事。入狱后，在“天下之士痛之”却“环视而不敢救”时，没曾想赋闲在家、不问世事却声望犹在的昔日政敌王安石，振臂一呼跳出来解救苏轼，吁请神宗刀下留人，这是何等磊落的胸怀和高贵的人格啊！ 　　同属唐宋八大家，又为大宋朝高官的苏东坡与王安石，之所以千古流芳，我想不仅仅是他们的诗词歌赋、官声民望，更是得益于他们为文人而不相轻，举贤才而不避嫌，有公怨而无私仇的品性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