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闪动的岁月

兰馨

关于附中高64-2班的记忆

我上高中所在的班是河北师大附中高64-2班。我们这个班产生在上个世纪的64年，距今已近60个年头。当时高一有两个班，我们和高64-1班。

据说两个班的学生是按升学考试的成绩分配的。第一名归一班，第二名归二班，第三名归一班，第四名归二班，以此类推。因此，一班的学习成绩应该略优于我们。我们的班主任先是个女的，叫曹桂华，华侨，长得漂亮，举止优雅，说话南方味儿，柔声细语，教数学。后来是林汉明，广东人，带个黑框眼镜，身强体壮，且不乏儒雅风度，教语文。科任老师有高景善，李凡，何风光，马殿荣，崔进美等。我们班的同学有，王毅风，赵桂兰，马惠珍，尚秀菊，周英巾，白青霞，柴滏阳，赵玉娥，王爱书，杨树惠，徐燕丽，何平，李玉环，李彦丛，杨雪辰，罗春绵，曹敬东，李书月，任进军，晨智敏，张春燕，李伟，王秀义，苏朋贵，谷国树，赵破城，单正春，胡建芳，刘瑞平，王燕平，郭英杰，张白小，彭小英，刘振海，任树光，王俊岭，韩立水，张连记，史法亭，马德良，陈立仁，金玉华，李胜利，王永华，周文成。这其中有个别几个同学曾经转入或转出。按正常情况，高中阶段学制三年，64年入学，应该67年毕业。但因“文革”，延长了几乎一年，到68年5.6月份我们才毕业分配工作。并且在后两年军训期间，取消了教学班建制，实行了部队班排建制。解放军担任排长，付排长。当时，63军的赵逊，卢宝岐是我们的排长。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有革命干部家庭，有军队干部家庭，有知识分子家庭，有城市职工家庭，有农村农民家庭。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成长道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处事风格。有的大方，有的小气，有的张扬，有的低调，有的活泼，有的拘谨。刚走到一起，形态各异，五光十色。后来由于统一教育，共同生活，相互渗透和影响，逐步趋同。那个时代是讲政治讲觉悟的时代，社会风气好，师德师风好，师生关系好。同学之间没有利益之争，关系融洽。几年间基本没有吵嘴，打架，閙意见的。分手之后的几十年里，全班还聚会了多次，和高64-1班相比，应该要好很多。当时我们处于青春期，暗恋的事肯定有，极个别的也有写情书的，但公开搞对象的还一个没有。我们的教室在教学楼三楼西头南面，从西数三个窗户都是我们的。离开附中后，从中山路过，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教室的这三扇窗户。看到窗户就好像又看到里面的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情景。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张张青春的面庞。温和大方的周英巾，处事老练的李彦丛，优雅开朗的徐燕丽，朴实正直的李玉环，俊俏腼腆的赵桂兰，踏实好学的何平，能歌善舞的晨智敏，天真活泼的王爱书，愣头愣脑的任进军，稳重老成的王燕平，文采飞扬的谷国树，心平气和的张白小，老实巴交的韩立水，友善和气的胡建芳，老谋深算的马德良，能言善辩的史法亭，精瘦干练的金玉华，蔫头巴脑的王俊岭，赤脚大仙陈立仁（爱光脚踢足球）……，那么清晰，好像就在眼前。也好像听到我们曾经熟悉的声音。排练节目，《洗衣歌》那欢快的曲调。课间，王秀义，苏朋贵震耳欲聋的竹板声。班长刘瑞平站在讲台颐指气使地大声宣布某些纪律。 张春燕的北京话，王毅风的天津话，马德良的束鹿腔，李书月的元氏调，刘震海的正定音儿和张连记的栾城味儿仍在教室里回荡。那时的我们学习紧张，生活艰苦，但是很快乐。上课，大家认真听讲，热烈讨论。下课，说说笑笑，侃大山。课外活动下象棋，打扑克，打篮球，踢足球，呈现一片现在学生不可能有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的景象。人们说，人是要讲缘分的。我相信这句话。几十个人能够在无数个因素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而且一聚就是几年，没有缘分可能吗？我退休后去市老年大学学手风琴，和王秀义又成了一个班的同学。1996年我调市建委工作，和柴滏阳成了同事，一起工作多年。这是更大的缘分！彭小英真诚，正义，开朗，和我脾气相投。我和他在联立小学是同班同学，上初中在附中同一年级，上高中又是同班同学。分配工作后，小英在铸锅厂，我在有色金属加工厂，一墙之隔，常来常往。我在市政府工作期间，曾给他的父亲当过两年秘书。我到市政协后，他父亲已从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逢年过节，我率队慰问，必去看他老人家。我和小英可以说是缘上加缘，真正的同学加兄弟。三扇窗户里面的教室只有几十平米大，但当时我们的感觉却是一个偌大的社会舞台。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全市人民团结在市委，市政府周围，全班同学团结在班主任，团支部，班委会周围。军训后，团结在解放军周围。社会上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各种矛盾都会渗透到班里来，影响着每一个人，包括老师和同学。1968年上半年我们开始毕业分配，按照当时所谓"左中右"的顺序，一部分分到教育战线当老师，如白青霞，杨树惠，杨雪辰，罗春绵，马惠珍，郭英杰，单正春等。一部分分到工厂当工人，如彭小英，赵桂兰，尚秀菊，王俊岭等，我在其中。一部分分到财贸战线，如徐燕丽，何平，王毅风等。还有一部分回农村当农民。凭心而论，没有严格的考试考核和民主方法要确定一个学生的分配方向和工作起点，缺乏科学和公允，可能会对一些同学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但这是当时政策的偏颇，不是某个人的过错。两年以后，落实政策，老师王灵英(原校教导处主任)来我所在的工厂修改附中学生的档案，把我档案里的所有不实之词统统抹掉了。我们班先后有6位同学参军。最早是赵破城，大约在高二上学期春季征兵的时候。我们分配之前，王秀义，苏朋贵参军，晨智敏转北京参军。分配工作后，谷国树和刘振海从工作单位参军。高中阶段，我们基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单纯稚气，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也有满腔热血和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的精神。1966年8月24日，我们高二年级两个班的七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成立了河北师大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八.二四”红卫兵。这天早晨，成百上千的师生围观贴在学生宿舍楼的《红卫兵宣言》，震动了整个校园。世界上除了亲情，爱情以外，同学情当属最宝贵的。离开学校时间不长，我和彭小英骑自行车跑70多里到元氏县毛遗公社北白楼村看望史法亭。法亭一家热请款待，中午饭是饺子，炒菜和白酒。我和小英钟情那盘好吃的炒鸡蛋，不怎么喝酒。于是法亭以东道主的身份宣布了一项纪律，不喝酒不能吃鸡蛋。随后喝酒的速度加快，三个人都醉了。睡了一觉，我和小英才懵懵懂懂地骑车回家。退休前，同学们忙工作，忙家务，伺候老人，照顾孩子，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退休后，清闲了，我和彭小英，陈立仁，刘瑞平，王秀义，刘振海，谷国树等来往增多，一起喝茶，吃饭，聊天，谈国事，家事，当然也少不了谈同学，谈过去班里的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同学情温暖了我们每一个人。高64-2班和高64-1班是两个兄弟班，除了在学习上是楚汉争锋的对手以外，其它方面都相处的很好。他们班的陈建新，张惠民，王志，阴立然，冯桂荣等是我在联立小学上学的同班同学。在附中初中的同班同学就更多了。孙汴生和我就是初中一个班的同学，他还曾是我们的班长。汴生聪明好学，真诚正义，有见识，有理想，是一个绝对的好人。受“站队”的影响，他是我们年级分配最晚的一个同学，到市搪瓷厂当了工人。但是由于他的努力，不久就当上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后又提拔为厂团委书记，再后被选拔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唐山矿院学习。可惜的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我一直在想，如果他还活着，凭他的人品和才学，一定会比我和其他同学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文革”串联，我和他在重庆第十一中学住过几天。前两年我去重庆，专门从江北到南岸的十一中学故地重游，缅怀我的这位英年早逝同学和朋友。光阴荏苒，转眼离开附中高64-2班已50多个春秋了。参加工作后，我转换了多个工作岗位，经历了多个集体生活，但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都没有高64-2班给我的印象深刻。那时的我们太年轻了。我感恩那个时代，感恩各位老师，感恩解放军的两位排长，感恩各位同学，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

昔日的校园

校园新貌

撰文: 太山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