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办大学的点滴回忆》——，文：陈天生

姚东旭

我参与办大学的点滴回忆

文：陈天生

图：姚东旭

赤壁市长江经济绿色发展示范区，是一座以文创、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全社会功能的新城，必然包含教育。幼教、普教、职教、高教都必须具备，尤其是大学，不仅仅是必需，而且，也是赤壁人民最盼望的。但大家有点担心，谁对办大学有经验呢?为了鼓舞信心，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而毛遂自荐：我办过！

　　1984年6月3日晚，我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处长陶兴文，找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聊天，陈志龙教授也在。我们就在东湖边乘凉，大家突然谈到一个话题：现在年轻人上学很难，但只要进了大学，出去很容易，不管成绩如何，都可毕业。这样，一是把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挡在大学门外；二是考进了大学后，把四年宝贵时间给浪费了。我们能不能办一所新式大学，原则是宽进严出。大家一致为，那就办一所大学探索一下。于是，我们就进行分工：伍新木、陈志龙负责，落实师资，教学内容、教学场地等，陶兴文负责写办学章程，管理条例，我负责写招生广告和招生。大家最担心的，是怕没有生源，大家还定一个任务，每人负责招六十人，全校第一期按300人计划。我那时正担任一家杂志社和一家报社的社长，手下有八九十名编辑、记者。于是，我就下令，在报纸上登招生消息，另大量复印招生广告。所有的编辑记者到各机关、单位、厂矿散发。我还回到蒲圻（赤壁）招收家乡子弟兵。

　　没想到，不到一星期，负责接待新生的同志就告急，赶快停止，新生已达3500多人了。而且，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即教室怎么办?好在伍新木老师平日到处讲学，关系甚广。他提议，武汉锅炉厂有个可容纳三、四千人的礼堂。于是，我们几人就在伍新木带领下，到武锅去开会。会上确定学校上大课，礼堂作课堂。同时，还确定了校领导班子，由省社科院院长郝孚一任校长，伍新木任副校长、主管教学，陶兴文任副校长、主管校务，武锅的工会主席任副校长，负责后勤（保证礼堂的正常使用），我任副校长兼实业部主任，负责训练学生在经济领域的实践能力。学校的名称定为“湖北经济管理大学”。开学日期，与社会同步。九月一日，开学典礼在礼堂举行。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离我们四人提出办学到开学，三个月还差三天，湖北经济管理大开学典礼在武汉锅炉厂的大礼堂隆重举行。湖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王俊峰，副秘书长张西若参加会议并讲话。陶兴文主持会议。我也作了讲话。我在讲话中宣布，捐出五仟元作为学校的奖学基金。那时的五仟元是个大数字，我作为正处级干部，月薪只119元。我还讲，要把这所大学，办成实业界的黄埔军校，在座的就是黄埔一期生。学生们为我这句话热烈鼓掌。但没有想到，正是这句话，为我惹了不少麻烦，因为那时，“黄埔军校”是个犯忌的话题。

　　第二天，《湖北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我们学校开学的消息。这下麻烦了，湖北省教委找上门了，说谁叫你们办的?经过了谁批准?扬言要取缔！这下我们傻眼了，因为我们压根没想到，办个大学是作善事，还要经过谁批准！好在省政府秘书长王俊峰为此承担了责任。他对省教委讲，那怎么办?人家几千人已开学了，内中有六百多人是在职县团级干部，有的是部队中的军级干部，已是兵临城下，你要取缔，学生上街游行怎么办?你教委不批，我们省政府批。省教委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伍新木突然想到一招，湖北省电力学校的宣传科长计建中，是新任省委书记关广富的儿女亲家，可否请计担任校长，请关书记支持，学校由省教委收编?我们都表示同意，郝孚一同志也表示，只要能保住学校，他愿让出校长一职。计建中我也熟，因为我当记者时，他为我写过稿子，当天晚上，我就找到老计，老计满口答应，于是，老计当校长，学校改为官办，招生、分配由省教委负责，计建中一夜之间，由科长升为厅官。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而我，则为那句“黄埔军校”写了好几次检讨书！

九月十八日，《中国青年板》发表《陈天生效应》一文，我由此一夜成名。文中，就有我们办学的事，于是，湖北经济管理大学也影响到全国。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遍地崛起，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只是我们的大学改为官办，奈何！

随后，我所在的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又与武汉大学合办了“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又称“东湖大学”。我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这所大学。这所大学后又独立出去，改名“东湖学院”。

　　湖北经济管理大学早期的学员应该记得，他们的毕业证书上，有两个公章，一是学校的，一是“湖北省成人教育考试委员会”的。因为只有加盖后边的章子，文凭才算数，国家才承认学历。这里面也有个故事。在学校筹办期间，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你是陈天生同志吗?”我答是。女士说，“我爸爸要找你谈谈。”我问你爸是谁?她说，你别问了，请你下午两点到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高干病房XX房间来。我一下怔住了，住高干病房，肯定是个大官，是谁呢?找我干什么?当时，人民日报记者龚达发正好在，我就拉上他一起去。当我推开房门时，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白发苍苍慈眉善目的老者。他自我介绍，他是中央调整湖北省领导班子的工作组组长陈伯村，长期作组织工作。他说他在武汉期间，很多人向他反映你的事，所以请你谈谈。你从小时候谈起。他戴上眼镝，打开笔记本，不时提问，问的很细，整整谈了近四个小时。然后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吗?我说，如陈部长愿意帮忙，请帮我们杂志社要块地皮盖房子，钱我们自己出。陈部长笑了一下，拿起电话机：“知真同志吗?（黄知真，时任省长），我跟小陈同志谈了，很不错（看来，他找我谈，是与省委商量了的）。但他现在有点困难，能不能给他们搞块地盖办公、宿舍楼?”放下电话，陈部长说，你们黄省长要你明天上午去找他，在东湖北给一块地。这块地在东湖宾馆对面。那时要地，只要领导一句话，没现在那么复杂。消息传出后，省考试委员会主任周翔找到我，说他们也想要地，报告写了几次也没消息，你能不能匀点地给我，我们两家一起盖房子，我们俩本来就熟，也就答应了。我又适时提出我们正在筹办大学，你能不能在毕业证书上盖个章?周很爽快?“冒得问题。”我问多少个钱盖一个章?他说，六块钱。

　　《效应》一文发表后，全国各地很多单位邀我去演讲，我还有很多本职工作，整天忙的不亦乐乎。学校我很少去，事实上就辞职了。

　　1985年春节刚过，温元凯来电话，说河南正在与美国人筹办“黄河大学”，要请他去当校长，我去当党委书记，力邀我去郑州一趟。温当时红得发紫，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也是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的四人之一。于是，我就去了郑州。所谓黄河大学是河南省政府准备与美国大学联合办学，校址在省政府的黄河宾馆。当时，中美双方有个28人的筹备处。他们也是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办学事迹而邀我去的。在座谈会上，我介绍了我办学的前前后后，美籍华人箫教授大感兴趣，要我一定留下来办黄河大学。晚上，省委书记刘杰、省长何竹康宴请我们。刘杰（当过搞核弹的二机部部长），与何竹康专门来给我敬酒：“希望你这位武汉的年轻同志来河南。”我因太忙，第二天就走了，温文凯留下谈细节。过了几天，温来电话说谈的不理想，筹备组的老同志们办学理念很陈旧，美方不高兴，我不想来了，建议你也不要来，果然，黄河大学没办起来。

　　这就是我参与办大学的一点经历，但愿能为示范区办学提供一点借鉴。

　　手机照片拍摄于赤壁市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