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一位老八路的人生点滴～忆父亲何锐锋

何梦浩

山西热血青年组成的抗敌决死队。中央四台"国家记忆"栏目用图。

写在前面：

　 “每一个抗战老兵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精彩故事，他们的一生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创造了一个永远不应忘记的时代”。继清明前刊发回忆父亲的人生点滴一文后，7月7日抗战83周年之际，刊发了第二篇，忆父亲的战争岁月。现合二为一成梗概回忆父亲的一生，以此缅怀父亲，一位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走出的八路军老战士。可能肤浅，但是实感。

延安宜川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秋林旧址陈列馆展图。

　　1、在满目疮痍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旧中国，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是苟且偷生瞻前顾后默守田园还是舍生取义赴汤蹈火金戈铁马，无疑我的父亲选择了后者。

在那“烽火岁月山河飘摇，苍生蒙难家国难安”的年代，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宣誓三晋子弟决死沙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愤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用青春热血和无私奉献，为国家兴亡尽了匹夫之责。马上为国家，马下为百姓，虽历经多舛，含冤蒙垢，但矢志不移，初心不改，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无怨无悔。

　　2、1937年初父亲何锐锋离开家乡山西省安邑县，参加抗日自卫队（游击队），转战太岳山区、太行山区、晋察冀大地。

参加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大生产运动、两次入抗大学习、聆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讲课。历经“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八路军129师、延安炮校、延安抗大新四旅、晋察冀中央局政治部、华北军区、中央军委直属等部队。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战役、解放石家庄、解放太原等数十次战斗。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到地方工作后，为百姓服务竭心尽力甘心情愿群众称赞。

每每想起父辈们为民族解放抛洒热血生死度外，为国家建设夙兴夜寐鞠躬尽瘁，历经苦难沉浮却矢志不移的家国情怀时，我都感慨万千，怀念崇仰之情油然而生。

　　3、1926年4月17日父亲生于山西省运城“关公”故里解州关帝庙旁的一个破落盐商家庭，家境破败后回安邑县第五区张董村务农。

“贫困使一家七口生活难以为续”，出于“寻觅生路的想法”，大伯、父亲、三叔先后外出当兵，四叔去给地主当长工，五叔以两石麦子被卖出……。

解放后得知，大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百团大战的佛庙岭战役中？待考），三叔牺牲在解放战争中（解放洛阳或开封），他们部队整个建制都被打没有了。解放后奶奶去部队找人，三叔当时的团长想起确实有哥俩，他们是1937年“从安邑县参加的自卫队，大的（我的父亲）在212旅54团一大队当过几天警卫员，后在阎锡山‘十二月事变’时原做财务工作的人跑了，大的就做了财务工作(参加革命前读过小学)，小的（我的三叔）当团里的司号员，都是小孩子”。

因此人民政府授予奶奶为烈属，可谓满门忠烈。大伯和三叔的忠骨在哪里，具体什么情况，没有找到任何可追忆的线索，在部队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用年轻的生命为国家书写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忠诚。

山西热血青年组成的抗日自卫队。

　　4、记得奶奶曾讲过八路军东渡黄河自陕入晋开赴抗日战场路过时的情景。离家多年的大伯曾骑马匆忙到家看望爷爷奶奶，刚说了几句话就忙着要追赶部队，爷爷发火不让他走，可大伯必须得走啊，爷爷便拿起鞭子欲抽打他，牵马的警卫员极力阻挡被大伯制止，说：“我只有这一身军服打坏了我就出不了门了”，说完就脱光上衣坐在凳子上让爷爷打，爷爷能真打吗？没办法比划了两下就不打了，大伯说“你不打我就走了”，说完穿上衣服，给爷爷磕了头骑上马走了，从此再无音讯。

风萧萧兮易水寒，自古忠孝难两全，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时，我的脑海浮现出兵荒马乱年代的亲情，感知了“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悲壮和无奈。八十年代山西太原电视台曾播出一档“寻找家人”的节目，太原市一老兵在旧货市场发现一袋阵亡将士通知书，开启了一段帮助亡灵寻找家人的行程，可惜没有大伯和三叔的讯息。

　　 5、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山西军阀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走“联共抗日”道路。我党趁势依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整合晋南、晋西南地区各县自卫队，打起‘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大旗，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从此诞生”（用现在的话讲叫挂靠阎锡山，“戴阎锡山帽听共产党话”）。为我太行、太岳以及晋冀豫根据地的建立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例证”。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杨尚昆说“我们现在的军队有一部分是山西新军的底子，是通过统一战线搞起来的……”

宣传抗日，发动群众。

　　6、1937至1938年，“为迅速培养干部，为发展革命武装做准备，共产党利用‘牺盟会’在太原开办军政训练班，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参加自卫队不久，父亲被送去训练班干十三分校，系统学习了“论持久战”、“游击战”、“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理论知识。这期间，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彭德怀、左权等都亲自到班上授课。在这里，父亲第一次对中国革命的目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认识。

1938年3月各县自卫队升格为游击总队，并把稷王山周围地区作为游击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军史称稷山根据地），9月整合为晋绥教导第三总队（教三总队），12月整编为政治保卫第一支队（政保一支队），1939年7月改编为晋绥新军212旅。1940年2月经毛主席批准，与八路军129师刘邓大军386旅陈（赓）谢（富治）兵团等组成太岳军区，属晋冀鲁豫军区。

　　7、这一时期由于敌强我弱，部队主要采取麻雀战、伏击战、袭击等战术和坚壁清野等手段，打击进犯和驻守之敌，著名的“游击队之歌”即取材诞生于山西的抗日游击队。父亲作为部队文教参加了浮山左林三岔口、韩家岭、四十口家战斗，作为中队政治指导员兼文教参加了浮山四十岭、浮山山西凹村战斗。

1939年阎锡山发动反共“十二月事变”时，“在好多人（叛变、投降）逃跑的情况下，何锐锋没有动摇，思想纯洁，坚守岗位，直至与八路军会师太岳山区，（任出纳股长）保管了全团的经费（如果携款脱队，置地盖房娶姨太绰绰有余），政治坚定，人是可靠的”(时任二炮参谋长的老团长尚思光证)，印证了父亲参加革命时的坚定。沧海横流，行易知难，显出了英雄本色。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课堂。

　　8、1940年5月组织上选送父亲到太行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四团学习，重点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等内容。父亲说：“通过学习我渐渐知道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不仅要打倒日寇侵略者，更要推翻制造灾难的反动统治阶级，只有这样，广大的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才能求得解放，摆脱贫困。随着觉悟的不断提高，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就日益强烈起来，要终生献身给党的事业的决心，就在思想上树立起来了”。

　　9、父亲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斗，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战过肉搏，身上留有两处伤疤一块弹片，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和洗礼。“百团大战”中父亲参加了由邓小平薄一波指挥的“浮（山）冀（城）战役”的“茶房战斗”，任决死一纵队54团二中队文教。薄一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一纵队共有5个团一千九百人参战，回来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两条枪，剩下不到一千人……”(《薄一波回忆录》)。

1941年父亲在浮山县闫家庄战斗中经连支部书记晋登弟介绍，火线入党，但在随后的浮山赵城村战斗中晋登弟牺牲在父亲身旁。“上党战役”、解放石门（石家庄）、解放太原是父亲参加的几场著名战役。 当看到战斗总结中有检讨打扫战场中不该诸如留下一个日记本、一支手枪等情况时，不由让人感叹那个年代的人的崇高纯粹，唾弃现在那些“人后是鬼”的贪腐分子们的虚伪无耻。那真是一个言行合一的年代，一个台上台下一样的年代，一个没有假话的年代，一个官兵一致的年代。

　　10、在抗战最艰苦时期，中央为培养坚持长期抗战的军事、政治干部，为未来的祖国建设准备后备力量，于1942年至1945年间开办陆军中学，选调一些年轻的干部和少数优秀战士开始长期学习，学数理化、学军事、学政治、学理论。父亲又被选送到太岳陆军中学，后与太行陆军中学合编为延安抗大七分校三大队，“一支钢枪练军事，一支钢笔学文化，一把镢头搞生产”是父亲当时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

边打仗，边学习，边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边行军于1944年2月到达延安。父亲作为班长由于学习表现优秀，被奖励去延安城里参观地方中学，父亲在自传中写道：“这对从未见过正规学堂的学员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莫大的荣誉”。

延安抗大根本谈不上办学条件，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没有黑板没有纸笔，夏天大树下、打谷场上，冬天羊圈里、破庙内，木棍当笔地当纸。抗大同学的回忆录中曾记载有“大生产运动中何锐锋因表现突出，受到表扬”。

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毛主席为延安抗大题词。（抗大是八路军的干部学校，它的精神，它的作风，都是八路军的。学习八路军的精神与作风，是抗大同志们应该清楚的。）

　　11、延安整风运动是父亲政治思想觉悟升华成熟的重要时期，他在自传里写道“学习我是努力的，特别是在延安的劳动和整风，对我在明确阶级立场、划清界限、思想意识的修养、劳动观念的加强上，均是严格的锻炼和提高”。

组织上给父亲的结论是：“参加革命后，历来大多数工作表现积极努力，执行任务表现认真，参加过战斗表现积极，政治上经得起考验，对敌斗争立场思想明确。”“思想纯洁，政治上坚定，在‘十二月事变’中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逃走后没有动摇……”。

12、1944年底，中央决定把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改编为延安炮兵学校，地址在南泥湾桃宝峪村，这是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是我军炮兵的摇篮，朱总司令发出号召“模范战士上炮来”。(炮兵团前身是以原有的一个炮兵连为基础，加之前129师从滹沱河打捞起来的晋绥军遗弃的8门山炮，于1938年1月28日，在临汾刘村镇正式成立) 。

父亲考试面试加选送又入当时的稀有技术兵种延安炮校（约等于今天的北大在读又考入清华，延安抗大已让人羡慕不已，偏偏又百尺竿头），1945年3月15日正式开学，首批1000名学员。

他们后来多成为我军炮兵部队的骨干，为我军二炮乃至现在的火箭军事业的奠定发展做出了贡献。毛主席曾为原延安炮校题词：“人民的炮兵万岁”。

　　13、由于在延安新四旅总会计和延安西北医专秘书岗位上表现干练，1946年父亲被选调到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前身，后为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做秘书工作。战时的军区机关一人多职拳打脚踢，此时的父亲，“风华正茂，充满朝气，头脑清利，做事有计划有条理，有文化有能力”，可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1947年派去晋察冀军区俘虏训练处任队长，负责教育国民党起义、投诚及俘虏过来的官兵，其中的“将校大队学员都是国民党旧军官，不好管制”，“刺头多难教育，管理颇费周折”。

1948年，聂荣臻司令员几经挑选最终钦点我父亲担任将校大队大队长兼政委，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面对反动而狡猾的蒋匪俘虏军官，在针锋相对的斗智过程中，他认真研究、掌握、贯彻党的政策，政策原则观念水平得到极大的锻炼提高，学会了动脑思考”，“工作中不断受到上级的鼓励表扬”，军区给他的评语是：“在俘虏思想复杂情况下，何锐锋作风雷厉风行，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1945年建延安炮兵学校大门。（六个字今藏军事博物馆）

　　14、解放初期，父亲在华北军区后勤任宣教科长，这一时期是父亲一生中“走麦城”的阶段。

由于从小参加革命资历深，有战功，进步早，作为部队中的“文化人”，又在大机关历练过，他骨子里有对周围的清高，有对后勤工作的不够安心。加上战火纷飞年代形成的雷厉风行、刚正不阿的性格，说话直不掖藏但缺少考虑别人感受的性格特质，这在战争年代是宝贵的，是革命英雄主义。

但和平时期了，“当时环境又存有极左观念，知识分子干部经受的各种考验批评远比工农干部多，必须要拜工农干部为师，脱胎换骨地改造等背景”，经历过延安整风，规矩意识强、思想纯粹、个性鲜明的父亲担任“打虎”队长，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响应“号召”直言了乡土观念宗派主义小团体表现及一些多吃多占现象，被个别“迎着解放的曙光”来到队伍里的上级认为“居功自傲，目无领导”，“英雄主义”前加上了“个人”两字。以致说过“凭本事吃饭”的话也被抓为是“映射领导无能”的“二话”，最后以“犯了严重的反领导行为”，受到了错误的对待。

父亲出生入死十多年，心理不服，就一直申诉，结果陷入了越申诉越打击的循环中。时任北炮个别领导曾戏弄他：“小何你服不服啊？不服还整你”。

15、1958年父亲从中央军委直属某部转业至东北的一个县城里，此后，“抗上”的标签伴随了父亲半后生的政治生涯,在“文革”末期的1978年，地委调其回地区工作时，职能部门还有原一个班子的人有异议，提及其在部队有“问题”。不由想起胡耀邦曾说的：“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满妹《忆胡耀邦》）”。鲁迅曾说的 “村里的狗叫了，其他的狗也跟着叫但它们不知道为什么叫，当混沌成为一种常态，清白就是一种罪”。

　　16、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1980年末，即在父亲已离开部队22年后，中央军委纪委才下发撤销对其处分决定的文件批复。

当时父亲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在前去看望的二哥到炮兵大院取撤销处分决定的文件时，父亲的老领导，时任北炮副司令后来的司令李健，跟二哥说“给你父亲问好，你爸当年受委屈了，哪天我去看看他，给他道个歉”。当副司令去中央党校看望父亲时，父亲拒不下楼见面，或是因骨子里的那份倔强，或是因对自已出生入死十多年却受到不公的不平，也可能是22年对家国个人种种影响的心结，父亲拒不接受道歉。

时过境迁的七十年代后期北炮退休时任司令高存信曾说：“老何是好人，受了不少委屈”。父亲弥留之际的夜晚，我和妈妈在医院陪护，他突然清醒并不停地回忆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诉说当年对他的不公，可见那段历史对他的伤害之深。

　　其实，人和时代总是存有局限，我们的人性中还一直存在着“按圣人的标准衡量别人，用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面。父亲一辈子践行“公道、正派、不听邪”，“不信鬼神信马列，不为斗米折腰，冻死迎风站……”的人生信条，率真耿直如果有遗传，或可算做家风之一。披露还原这段历史有悖父亲一贯的不谈自己的低调行事风格，录此权当以史为鉴，性格是影响和决定命运的。

17、1977年末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短短的一年中组织平反了历次运动中的“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他常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能再搞了。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种窝里斗的惨痛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子子孙孙永远牢记的”。

一位亲历者曾说：“知道冤假错案并不难，平反冤假错案却很难；自己高谈实事求是并不难，要自己实事求是去做却很难；自古已然，于今仍是，耀邦同志力排众议，言行一致，坚持实事求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自然受到人们的拥戴”。

中央组织部的原部长安子文在一次和自己女儿的谈话中，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很有意思的比较：“我当了二十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央政治局”！这无疑是胡耀邦的工作和人品受到的极大肯定和充分认可，口碑即丰碑。

延安炮校课堂。

　　18、父亲把一生献给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虽然几经沉浮坎坷，但他一直信仰坚定，恪守宗旨；他性格率直磊落，刚毅严厉；他行事果敢担当亲近百姓，厌恶阿谀；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到地方后，尤其1962年至1978年在东丰县做副县长的那段，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父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体恤下情上，用在了为老百姓服务上，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所以群众一直喜欢他亲近他赞美他。一个官员为人民做了好事善事，从而赢得普通平民一声由衷的赞誉、一把滚烫的热泪、一生难忘的怀念，那么，这位官员必是一位难得的好官。任何官员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权力是把双刃剑，他是一个拥有权力又拥有善心的人。

19、我的这篇记忆父亲的文章发表后，东丰县的好多老人主动联系我，倾诉对那个年代领导的赞美和怀念。一位87岁的郑姓老校长跟我说他至今时常去庙上祭祀我老爸，捎些“贡品”。他总结自己：“我一生有三位恩人…；四位中央领导和我合影…；三位好领导：东丰县副县长何锐锋，教育局长付立广、张忠義；三位好朋友…；三位好同学…；一位对不起的人；一位最亲信的人”。离开县里40余年后的今天，那里还有人记得他传说他，令我一阵阵的动容。

20、父亲总说“自己是穷孩子苦出身，当初吃不上饭才参加革命，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骨子里对百姓的关爱亲近是他“初心”的自然流露，这是他人性的光芒之一。小学时我与同学打架，他也去人家里道歉，教育我不该“欺负”老百姓的孩子……（后来我确又与县委书记的儿子干了一架，实属不是一般地不懂事）。

21、从小部队教育的“官兵平等”思想，战争年代部队饿肚子也要支起大锅为百姓派粥的经历…...,使他对平民百姓总是和蔼体恤，这是他人性中的又一个闪光点。记忆中父亲在县里仅有一次对一个裁缝发火，南征北战留给他的唯一纪念品“马褡”（搭在马背上的口袋，下垂的两头可以装行李等物品），拿去铺子修补时，被裁缝错给改变了形状，生气说了裁缝“乱弹琴”，这句延安时期的口头语，事后他向裁缝道歉不该发火，1977年我参军时还带着用呢。

　　 22、记得“文革”期间，县领导大多“靠边站”、关“牛棚”、被“游街”、受“批斗”，可父亲却始终受到群众保护，没挨过一手指头。就连“看管”父亲的“红卫兵”和“群专”队员都因为敬佩而自发地保护他,父亲在战争年代落下胃不好的毛病，看守就偷偷地给他送小米饭偶尔里面还埋着鸡蛋。

记忆中的一个瘦瘦的刀条脸的瞪着一双凸出的大眼睛的看守，每当我和母亲去送饭时，他马上收起对其他人冷酷无情的臭脸，挤眉弄眼递眼色，意即让我娘俩稍等，待人少时给些方便可以与父亲暂短见面交流，有时嘱咐我有谁要是欺负你就来找我等等……连这哥们叫啥名字我们都不知道。

父亲唯一的一张着军装照片。

　　23、由于从小出来参军，父亲文化基础很薄。参加革命后，他就在部队里自觉学习文化知识。其中，在延安窑洞的抗日军政大学，在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陆军中学，迎着隆隆的炮声，父亲一路战斗一路学习。为了学习文化，行军途中父亲把生字写在前一个人的背上边走边记。

由于父亲孜孜不倦、学习刻苦，到解放初期他已经完全胜任华北军区教导队教导员、军委第二政治学校教员等文化工作了，甚至有传言他可以背下全卷的“资本论”。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工作实践，在1949年7月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党委对他的评语就是“有工作能力、聪明、敢干、果断、迅速、清利”。

父亲在礼堂给县机关干部无论是宣讲时事、阐述理论、作报告等都深受干部群众欢迎，他可以脱稿深入浅出地一讲几个小时。为此，干部群众津津乐道于县里来了个“何马列”、“理论家”。记得那时我家藏书很多，“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就搬走了好几麻袋，每每说起此事父亲都叹息不止。

从记事时起，我就知道：父亲的闲暇时间就是手不释卷地看书学习，笔耕不缀地坚持记笔记、写心得，留下的五十余本学习笔记就是他热爱学习的最好证明。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书柜时发现大多是泛黄的理论书籍，马恩列斯理论、毛泽东等伟人著作，好多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黑格尔、资本论等晦涩的经典书籍等。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大多习惯于使用毛笔，父亲也是如此，他的读书笔记全都是毛笔字，以致今天我看他的笔记仍然很吃力。

　　我和弟弟上小学前，父亲常教育我们要从小立大志，多多学习知识，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印象最深的是教我俩背诵古诗词，比如“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为了让我俩背熟记住，甚至早上刚刚醒来在被窝里也考我俩背诵。如此等等，少小努力好好学习的思想，从小就深植在我们哥俩的血液里，恢复高考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我俩双双考上了大学。

中央军委颁发的立功授勋证书。

　　24、1970年2月父亲在东丰县受迫害，被打成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靠边站”期间，被安排抓筹建县里一硅材料工业项目。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的县域工业少有规模企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父亲不计个人荣辱，拿出战争年代敢打敢冲精神，全身心投入创建当中。他抽调组织带领各路优秀人员吃住在工地，以大会战的气势和干劲，硬是仅用27天就在北郊十二间废弃的“娘娘庙”里建起一座工厂，即东丰铁合金厂，第一台350千伏安电弧炉投产达效，填补了东丰县重工业生产的一项空白。

这家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县里的四大支柱企业之一，利税大户，职工最多达两千人，是全国中小铁合金厂中规模最大的企业，直至今天还有许多人对此称誉不已，怀念建厂初期的往事。老厂长回忆说“在筹建铁合金厂中，老县长是我们工人的朋友，然后才是领导。他是我们工人的亲人，就象大家庭中的长辈时刻关心着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创造了奇迹。当时在我们工人心中，他就是老父亲。感人事太多了”。1978年父亲离开东丰时，厂里好多职工自发前去为他送行。

25、在主管县文教卫生工作期间，父亲送走大批工农子弟上大学，这其中也包括“文革”中抄我家的那个“红卫兵”。审查时，有人曾提起那个“红卫兵”，可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他还是个孩子”。再后来，那个“红卫兵”还一度身居要职，我和他相互认识，可他不知道我知道他抄我家的事，更不知道是一个坦荡的老八路曾经改变了他的人生。

父亲识才爱才惜才，发现人才即时予以关爱。一位中学老师，能力强水平高，因历史问题被错定为“反革命”开除留用，生活拮据。父亲知道后力主为其平反，在有人忌惮其学生时代与县委书记亲属存有嫌隙的情况下，父亲亲自与书记沟通，力排众议使其得已平反并安排为副校长。一知名书法老师走“五七”道路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在有关“政策”关门的情况下，担当解决了他全家返城的问题，他执意送父亲对联“清风临水朝磨剑，皎月当楼夜读书”,实实的“秀才之交半张纸”。

　　26、父亲在东丰县有着极佳的“口碑”，他体恤平民百姓，深受群众拥护。至今县里有人提起他时，还有许多人交口称赞，“何马列”可是个好人。

1978年我家离开东丰，197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准备参加高考，由于和县里老师熟悉，我就回到东丰补习文化课。在我去招待所窗口办理入住手续时，接待的人看我是从四平市来的，就盯着我的名字问，你爸爸是不是何县长？得到确切答复后，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的住宿费，称这个钱一定由她出，以报答当年父亲为她家解决的什么困难。我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母，爸爸只是笑笑说他不记得了。

其实，这种为民请命、为百姓解难题的事，在父亲工作期间实在是做的太多太多了。为此，好多工人、农民甚至小商小贩都成了父亲的朋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冬天很是寒冷，适逢父亲又被送去敦化青沟干校“改造”，妈妈带着我和尚未上小学的弟弟在家。那时烧煤烧柴都是计划供应，由于家住平房、煤柴有限，一到冬天屋内很冷。一天，一个徐姓工人师傅带着安装土暖气的各种材料来到家里，开始帮我家安装土暖气。妈妈小心翼翼地问，你就不害怕受“连累”？徐师傅说，我一个臭工人，谁能把我怎地，何县长是好人我就帮他。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那时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时常拉“警报”疏散人口，一度搞得人心惶惶。记得妈妈带我和弟弟还曾被一个菜农拉到郊区“城壕”下的家里躲了几天。

山西籍的父亲喜欢吃东北的豆腐，一来二去他与一个推着手推车沿街串巷吆喝的“豆腐倌”老头熟悉起来。闲聊中父亲知道了他家孩子多、老伴没收入的实际困难。没过多久，一贯同情百姓，按我母亲的话讲“见不得眼泪”的父亲就为“豆腐倌”解决了家庭困难。对此，“豆腐倌”念念不忘，隔三差五地来到我家门外，送些时令樱桃沙果啥的。

县里有一个综合商店经理，略懂天文地理，常常与人论理，但他很敬重父亲，时常把好茶好酒给父亲留着。每当看到我时，总是眯着惺忪的眼睛笑眯眯地竖着大拇指说“你爸可是好人，何马列！”此事至今想起，虽时隔五十余年，可场景却刀刻般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今天的东丰铁合金厂。

读书笔记。

“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间隙。

　　27、搞“社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一项政治运动，父亲去现在的辽源辽河源乡下蹲点，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我母亲带我去乡下看他还跟着他三餐轮流去农民家里吃“派饭”，晚上睡七八个人挤在一起的大炕。 那时，年幼无知的我还觉得这是很大的乐趣。

一位老社教队员跟我说，1966年“社教”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提前结束，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导致全国到处都在打砸烧破坏所谓“四旧”的东西。

突如其来的运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父亲时时事事想着老百姓的品德彰显出来。他很有预见性的给予社教工作队员明确指示，告诉他们回到原单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场运动，使这些人在文革期间没受到冲击，较好地保护了自己。二是力所能及地保护比如剧团的戏服装不要烧，哪怕是留给农民补衣服也好。听说渭津镇供销社受到冲击后，明确指示工作队把“四旧”商品下架保管起来，避免了国家财产的损失。

28、“文革”后期父亲靠边站，被送去县里的拉拉河公社“五七”干校，美其名曰劳动改造。白天劳动刨粪，晚上罚站批斗，但这些都没有摧毁和消磨父亲的革命斗志。

他是乐观派，常说现在的苦与战争年代比根本不值一谈，战争年代风餐露宿饥饱不说随时还会掉脑袋，就是能躺下睡一觉都是莫大的幸福，常常是边行军边睡觉。所以，往往一批斗他就与造反派讲革命史，纠正他们的无知。比如，造反派诬陷他是国民党，父亲就说你们不懂，八路军就是从国民党那统编来的番号，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搞得造反派头头奈何不了他，而那些喽啰们则缠着父亲再多讲讲。

29、父亲又是一个严于律己，严管子女和不媚权势的人。文革时期他对我和弟弟的日常言行举止作息时间都有严格的要求，轻易不让外出疯跑，晚上要求几点前必须回家等，记得初中时一次晚上出去玩回来稍晚还挨了打。

受父亲影响闲暇时间家里多是人手一册在阅读书籍，现在想来还就是在中学阶段自己看的书籍最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没有学坏多是源于父亲的严教。记得中学数学课堂上偷读《东条英机传》还被班主任胡立福老师罚站批评。

1980年我的高考成绩出来后，当时的录取政策打差边球进入部属院校是可以操作的，但主管招生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由于从小跟随父母“沉浮”耳濡目染惯看荣辱人情，我和弟弟早早就懂得要“夹着尾巴”低调做人，懂得并践行自强不息的道理，没有任何优越张扬纨绔子弟的舆论。

30、“文革”中，上级有位军代表，执行路线政策极左，为使工作少受损失，他公开抵制军代表，称他们为“兵芽子懂个屁”；有人提醒他别太直了，但他固执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七十年代后期回到地区工作后，由于直言批评不正之风和领导干部特殊化，以致酝酿中的个人进步问题被一再地搁置起来。

礼堂作报告。

在东丰县工作。

在东丰县工作。

　　35、八十年代，国家出台政策对干部的离退休待遇按参加革命的时间进行了明确划分。我们觉得父亲受到很多不公，北京的老战友为其鸣不平，要拉他去找时任副总理的老首长，父亲坚决不去，说“我是为了活命参加队伍的，我现在又没有要了饭，我很知足”。记得他总说“战争年代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能活下来就是造化"。

36、他总是以战争的“幸存者”心态满足一切，知足乐观是他人性中的一个亮点。他参加革命的时间点有1937年2、4、7、9月等等记载，由于战争年代年纪小、行军打仗居无固定、人员流动、战友牺牲，加之不停地整编变换番号等原因，具体入伍时间也包括经历问题等多是后期靠回忆来证明，各种因素导致不能准确地还原历史。

但早在延安整风时组织通过审查认定的其个人“自传”里明确记载部队叫自卫队时他就已经在队伍里了（1937年前成立，8月后叫决死队），但当时部队为了方便记忆，就把他参加革命时间写为1938年1月。不同的时间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可父亲却毫不在意，不以为然，名利待遇在他如“浮云”，淡看风云，“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离开东丰县时干部群众欢送照。

送行的机关干部。

送行的铁合金厂职工。

　　37、晚年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时常需要住院治疗。一天晚上，我接父亲回家休息，走在昏暗的居民区路上我一直想搀扶他，可父亲长期的严厉形象，使我做不出亲昵动作，只能若即若离地陪着他。但实在是担心他走路有啥闪失，我就试探着去搀扶他，就在扶住他胳臂的瞬间，我感到父亲是那样的依赖我，我赶紧紧紧地把住父亲的胳臂。这一刻，我的喉咙发紧、内心满是愧疚却又十分温暖。

值此，我不由想起我报名参军后的一件事，那是入伍的前夜，我和弟弟过分的打闹惹恼了父亲，可就在父亲训斥我的瞬间他突然泣不成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厉刚毅的父亲流泪。慌乱中的我，虽有些不知所措，但感受到了父亲深埋在心底对儿子不舍的爱。

我参军也是父亲唯一的一次动用“权力”，其实当时他已被整“靠边站”赋闲在家，1976年底我中学毕业前夕，县里征兵18岁适龄，当时我16岁，在确认名单中没有我后，父亲拿着拐杖去找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东丰县委书记的“造反派”，大发雷霆骂道老子当年为革命掉脑袋参加八路，哪里有什么年龄限制，队伍还求之不得呢，吓得“造反派”连夜召开会议，特批我入伍。

　　 38、题外赘述，人生难免遇窦娥。抗战初期我们的部队好多事都不大正规，比如番号问题1948年底军委才有统一规定；干部经历级别问题有些要靠人的回忆证明来明确。

父亲履历中显示1938年任团出纳股长，1945年延安时期是旅的总会计，军区政治部秘书，1948年已是军区训练处大队长兼政委等；解放后晋察冀军区时的老同志都是叫他处长；他荣获三级自由独立勋章和解放勋章各一枚，那时团职以上的干部才会被授予三级勋章；他的警卫员，解放后转业在吉林省蛟河的一个林区，到县里看望过他，部队只有团职以上才可以配警卫员；奶奶曾说太原解放后父亲骑马回乡，那个年代团职以上的干部才可以骑马（等同于今天的领导配车，毛主席说过“长官骑马工作需要”。父亲唯一的战争纪念品“马褡”也佐证了这点），等等这些都说明父亲解放前已是正团职干部。

但源于前述的几个因素外，我们的文化缺少对个性的包容，当然个性直烈伤人己不觉也需修正，过早地木秀于林，证人恰又怀凡人的羡慕嫉妒“爱”心态，三差两错，这段历史没被客观地还原。以致由此等等，人生遭拐点轨迹被改写。

39、父亲生前从不与我们讲自己过去的经历，我是在研读他的履历中豁然对父亲有了更多地理解然又愤愤不平，一生家国情怀却衔冤负屈仍忍辱负重该是什么样的境界和胸怀。唏嘘感叹，见贤思齐虚怀若谷是愿景，妒贤嫉能好谀恶直是存在。人生多少事，弹指一挥间，韶华转逝珍惜当下，抱诚守真抑恶扬善成人之美应是我们恪守的常态人性。

童年记忆中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40、父亲他们这代人，从小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淬炼，战火中形成了坚定的信仰，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成为他们最大的愿望；为劳苦大众得解放、摆脱贫困是他们不变的追求；建设强大国家、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是他们毕生的奋斗目标。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从而始终胸怀天下、无怨无悔地为党和国家工作。不管人生怎样起伏，初心使命始终不改，这个初心不是喊喊口号，写写文章，搞搞活动，而是融化在血液中深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

41、大江东去千古江山，“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老爸终其一生成也性格亏也性格，县里一位教育界老人这样概括他，这人光明磊落善良宽厚直率豪放，但也桀骜不恭不拘小节天下无贼。父亲延安“抗大”时期的战友，吉林省委原宣传部长、中央党校原教育长宋振庭，曾为他题写“ 频洗肝胆鑑日月，常摖两眼辩风云，身如老松冬也绿，头似秋水冷还清”条幅。

42、我搁笔扪心是什么支撑父辈们“忍饥挨饿撕拼沙场，笑洒热血抛头颅，历经多舛初心不改”，是“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的品德；是“为国家生死度外，得失荣辱贵贱，全不在乎；守初心爱护百姓，关牛棚靠边站，何足道哉”的风格；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多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好事，才会活的充实、活的快活、活的有价值、活的有意义”的信念，这应该就是一个八路军老战士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吧。

　　撷取生活点滴，缅怀父辈的人生，让我们初心不忘，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为国家强大，奋斗不息！

（县里有人发我其读后感：三晋子弟好儿郎，保家卫国战疆场。抗大教育思想纯，坚定方向意志强。铮铮铁骨何马列，恪守宗旨为百姓。严于律己育后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